本帖最后由 无度不丈夫 于 2021-6-16 16:27 编辑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29 11:02
齐天大圣
孙悟空离开天宫，回到了花果山。御马监的官员立刻向玉皇大帝报告：“新任的‘弼马温’孙悟空 ...
小学生课外阅读
连环画《齐天大圣》（《西游记》之三；河北美术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https://yiyouliao.com/api-server ... _bottom_bar=comment
上述链接已失效。为了不使大家失望，现上传一篇与神话小说《西游记》关联的文章。
༺༻༺༻༺༻༺༻༺༻༺༻༺༻༺༻༺༻༺༻༺༻༺༻༺༻༺༻༺༻༺༻
二郎神和赵昱作者：常明
与李靖和毘沙门天王的形象糅合相同，二郎神也是由中国本土的二郎神故事与外来神祗的故事杂糅来的。
二郎神的事迹本自唐时托名柳宗元的《龙城录》“赵昱斩蛟”的故事，而其为李冰或其子则出自宋朝赵朴的《成都古今集记》。
而《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所引《浙江通志》则说二郎神为邓遐。黄芝岗先生说：“二郎神的成因：第一是入水斩蛟，替地方平定水患；第二是这地方的太守，或者是太守的儿子。”这是不错的。
《朱子语类》卷三则坐实了二郎神为李冰：“蜀中灌口二郎庙，当初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
不过，《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及元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仍称二郎神为赵昱，《二郎神锁齐天大圣》则称其为赵煜，朱熹之说影响不大。
从时间上看，二郎神的信仰成于唐代，魏晋之际川蜀地区割据，特别是蜀汉建立时以“汉”为国号，需要神灵强化其正统，因而蜀地的神灵文化便兴盛起来。
隋唐一统后，不得不承认蜀地神祗的地位，但其神权又不能高于皇权，所以需要将水神异化为蜀地的太守，赵昱的信最便由此而生。
而蜀地固有李冰的传说，东汉应劭《风俗通》已有李冰斗江神的故事，李冰一样是太守，和赵昱的身份容易混淆，故而又有了李冰为二郎神的传说。
但李冰和赵昱终究有官僚身份，其佚事不如李冰次子的故事更容易衍说，这便是有了二郎神为其次子的说法，灌口二郎文化的演变无非如此。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演变中：第一、二郎神并不姓杨，更非杨戬；第二、这时二郎神的相貌尚是文官形象，并非武将，没有“三尖两刃刀”，更不是三眼。
关于二郎神的姓名，张政烺先生在《封神演义漫谈》一文中认为二郎神与杨戬的关系起源于《夷坚支乙·杨戬馆客》，而后世小说则将之落实，此可聊备一说。
但《夷坚支乙·杨戬馆客》并没有将二郎神和杨戬混淆，而所谓“后世小说”即《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出于天启年间，但嘉靖年间刊印的《二郎神开山宝卷》已经称二郎神为“杨二郎”。
此书上卷称：二郎神生于确州杨天佑家，母亲是云花仙子，由于参禅没有名师指引，生出了心猿孙悟空。孙悟空大闹天宫，并将云花仙女压在太行山下。二郎神长大后，在王母的指引下，劈山救母，并将孙悟空镇压在泰山根下。
其中二郎神的装备为“开山斧、两刃刀、银弹金弓，升天帽、登云履、腾云驾雾，缚妖索、斩魔剑、八宝俱全”，此外尚有照妖镜、三山帽等法器，已与明刻本《封神演义》中二郎神的形象较为接近。
此书题名为“嘉靖壬戌三十四年造”，其事迹当出于嘉靖时。或认为壬戌为四十一年不当为三十四年，疑此书时间为伪造。
然则此书本为说唱本，文字因听说而致误，另一个显著的证据是在《目前显化品第十六》中有“景太崩、天顺爷、又登宝位，封吕祖、御皇姑、送上黄村”之句，“景太”即“景泰”之误。即便此书刊刻时间并非嘉靖时，其故事说唱蓝本亦在嘉靖，并非受《醒世恒言》的影响可知。
今日二郎神的形象则出自毘沙门天王的次子独健。《法华经·观音菩萨普门品》言：“此一天王有五位太子，名称分别是最胜、独健、那吒、常见、禅只”，而《大方等大集月藏分经·毘沙门天王品第十四》竟说天王有九十一子，不过唐代吴道子有《送子天王图》，本是护世的天王竟然转到有送子的能力，或许便与他有九十一子的传说有关。
张政烺先生以为，不空译《毗沙门仪轨》尾题后有唐天宝元年安西被围，独健带神兵援救一事，二郎神的传说由此大盛。但康保成先生却考证崔令钦《教坊记》记载开元时期的旧事，此间已有了“二郎神”曲名，可见并非天宝之后二郎神的信仰才兴盛，其说考证甚详。
而《十国春秋》则记：“帝（指前蜀帝王衍）被金甲，冠珠帽，执戈而行，旌旗戈甲，连亘百余里不绝。百姓望之，谓为灌口祅神。”
又《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引《贤奕》：宋艺祖平蜀，得花蕊夫人，奉昶小象于宫中。艺祖怪问，对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灵者辄应。”足见二郎神即祅教神祗，而且已经与灌口发生了联系。
而其“三尖两刃刀”即来源于祅教的山形叉或三叉戟，哮天犬即出自祅教的“犬视”仪式，祅教认为人死后会产生尸魔，尸魔以苍蝇的形式存在，故需要携带犬类以驱尸魔。
至于其第三只眼，非但宋代《灌口搜山图》没有其第三只眼，《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及《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的明代刻本中亦不见其第三只眼，到了清代的《封神演义》刻本中才有三眼二郎神的形象，这或许与鼓词本封神故事的出现有关。
车王府曲本《封神榜》即言：“只见他：头戴卧龙冠一顶，水合道袍身上穿。黄绒丝条腰中缚，足登云履颜色鲜。背后斜横雄龙剑，人品相貌正又端。面刀敷粉牙似玉，鼻梁高正似胆悬。立生一目三只眼，额下风飘三绺髯。凛凛身材有一丈，仙风道骨不非凡。”
这里虽然有了“立生一目三只眼”，但却也有“额下风飘三绺髯”，与宋朝以来的少年形象不符。
洪迈《夷坚丙志》卷九“二郎庙”：“政和七年，京师市中一小儿骑猎犬扬言于众曰：‘哥哥遣我来，昨日申时，灌口庙为火所焚，欲于此地建立。’儿方七岁，问其乡里及姓名，皆不答。”
吴承恩《二郎搜山图歌》称其为“少年都美清源公”，《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及《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的明代刻本中的二郎神形象皆无胡须，可见车王府曲本《封神榜》中二郎神的形象借鉴了有胡须的三眼神的形象，如从《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的灵官马元帅演变出来的马王爷等。
༺༻༺༻༺༻༺༻༺༻༺༻༺༻༺༻༺༻༺༻༺༻༺༻༺༻༺༻༺༻༺༻
注释
黄芝岗：《中国的水神》，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6月版，第41页。
张政烺：《文史丛考》，中华书局，2012年4月版，第358—370页。
《二郎开山宝卷·求签进造品第十》。
鸠摩罗什译：《法华经》卷七，见于《大正藏》第九册，第57页。
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300页。
程方毅：《海妖之歌——横跨欧亚的奇幻之旅》，商务印书馆，2015年9月版，第172页及182页。
车王府曲本《封神榜》第一百五十一回。
本帖最后由 无度不丈夫 于 2022-7-22 14:17 编辑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0-26 21:19
西门豹
战国时候，魏王派西门豹去管理邺这个地方。西门豹到了那里，看到田地荒芜，人烟稀少，就找了位 ...
小学生课外阅读
《河伯娶妇》：https://renderh5ui.inveno.com/de ... =%E6%96%87%E5%8C%96
༺༻༺༻༺༻༺༻༺༻༺༻༺༻༺༻༺༻༺༻༺༻༺༻༺༻༺༻༺༻༺༻
很遗憾，上述链接已失效。为了不使大家失望，现上传一篇与课文《西门豹》相关联的文章。
༺༻༺༻༺༻༺༻༺༻༺༻༺༻༺༻༺༻༺༻༺༻༺༻༺༻༺༻༺༻༺༻
拓展阅读
今日呼唤西门豹作者：金炼
西门豹在中国，也是颇有知名度的人物。《西门豹治邺》，解放后截止“文革”前，小学语文教材中，曾予采用。西门豹其人其事，载于《史记·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既列入《滑稽列传》，可见是以机智见长的人物。顺带说一句，这里的“滑”本读“古（gǔ）”音，但今天人们已习惯读“华（huá）”音了，约定俗成，除专事古文字研究及训诂学者外，对这个字的读音倒也无“叫真”之必要。
值得叫真的倒是西门豹治邺这个故事。
魏文侯时，邺地民不堪其苦，原因是百姓“为河伯娶妇，以故贫。”河伯就是河神。当地官员认为河伯虽是神，但也和人一样，需要娶妻。这就得为其操办娶妻大事，操办除需大费资财外，还有一套隆重的程序：“洗沐之，为治新缯绮觳衣，间居斋戒；为治斋宫河上，张缇绛帷，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饭食，十余日。”
河伯娶妇，妇从何来？河伯虽为神，不在神族中娶妇（按理神不是人，不该娶妇，姑且不论），却要在凡人中娶妇，这是极容易引起质疑的。但这十分浅显的道理却没能成为邺地百姓用以自卫的理论武器，政权的力量在邺地大于客观真理。在相当一段时期中，地方官员竟以“为河伯娶妇”为由，“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
应当感谢《史记》的作者（本节的作者并非司马迁，而是褚少孙）。在这里他记得明确无误：官吏以河伯的名义，每年都从邺地百姓身上敛财。数百万是几百万？只作五百万计算，就是说，用于河伯的，至多只占百分之五六，其余的，《史记》也写得明白：“（三老、廷掾）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 落进自己腰包中去了。如这“数百万”其实是八九百万，那么落进私人腰包中的就更可观了。
“为河伯娶妇”，是地方官吏（三老、廷掾）与江湖神医（祝巫）狼狈为奸，上下其手设计的骗局，深受其害的是地方民众。所谓娶妇，是把年轻美貌的女子漂沉河中，夺其性命。
夺命谋财，私饱中囊，三老、廷掾罪责难逃。问题是社会机制不能将这种蒙昧与犯罪遏制于初始，使病垢延续，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而中华民族毕竞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捍卫正义、逆流而上、解民倒悬的民族脊梁人物代不乏人。西门豹治邺，“问（之）民所疾苦”，知民之所以贫。欲取之，先与之，西门豹也“热心”为河伯娶妇，且亲临现场，调度指挥。
西门豹令人叫绝，他以河伯妇不美为由，救下了本该葬身鱼腹的民间女子，又以向河伯禀报、请示为由，把老巫婆及其女弟子三人不容分辩地投入河中，何其痛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铁的事实说话，不以权势代替真理，只需简单地实践一把，将神的谎言与人的骗局揭露无遗。西门豹乘胜追击，要将廷掾等官吏投入河中，以剥下骗子的面具，这些为非作歹、丧心病狂的官吏顿时原形毕露：“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历时久长、以神的名义而官、痞勾结所设的骗局，就这样结束了。封建时代讲究天授人权，统治阶级信奉神是政治的需要；西门豹信不信神不得而知，但他显然具有“民为贵”的意识，他用实践戳穿骗局实在智慧过人。
这个故事值得回味。真与假，水火不容。一些凭常识就能判定的骗局能否持续，一是要看常识是否为社会所尊重，二是社会是否具备包括法制、科学精神在内的运行机制。理论的力量是不可蔑视的，邺地之民久受其苦而无人初始就从理论上论证河伯娶妇的荒谬性，这一点我们不必苛求于古人。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类的历史便是不断推翻神权、解放自我的历史。我们今天应该比古人做得好。
今天我们需要西门豹和西门豹精神。我们呼唤西门豹。
——《科学与无神论》（双月刊）2000年第3期（总第5期）第19页～第20页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8-4 11:04
手术台就是阵地
一九三九年春，著名的齐会战斗打响了。气势汹汹的日寇刚到齐会镇，就挨了当头一棒， ...
拓展阅读
国际友人与中共携手百年命运与共作者：（参考消息报社记者）吕梦琦、王学涛、洪慕瑄
5月11日，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共同举办“携手百年·命运与共——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友人”座谈会。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超过200名友人现场或线上出席，其中包括加拿大友人诺尔曼·白求恩的外甥女琼恩·林莉，白求恩家族代表、加拿大-中国友好协会多伦多分会主席沃伦·白求恩，英国友人林迈可之子林德赛等。他们分享了其父辈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感人故事，表示要传承先辈开创的友好事业，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促进国家和民众间的理解与友谊。
“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友人主题展”在线上同步启动，讲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88位外国友人与中国共产党人携手合作、并肩战斗的生动历史。外国友人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友谊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更是我们的事业“得道多助”最好的注脚。
白求恩为中国革命献出生命“我家乡是红老区，特种医院显神威，动人故事传天下，白求恩精神放光辉……”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杨庄村65岁的退休教师李向明动情地唱着自己创作的山歌。
不远处的小山坡上坐落着一个小四合院，是抗战时期白求恩建立的特种外科医院旧址。屋内陈列着手术刀、担架、拐杖、听诊器等，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当年战火纷飞中那段救死扶伤的光辉过往与舍己为人的伟大精神。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身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也密切关注着中国。他阅读了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还得知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一个大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一年后，白求恩率领加美医疗队远渡重洋支援中国抗战。在前线作战的八路军缺医少药，白求恩来得正当其时。
特种外科医院四合院原来的主人李继元说，白求恩是在1938年11月率领医疗队来到杨庄村，虽然只在这里待了三个多月，但他竭力救治八路军伤员，还义务给十里八乡的乡亲看病，深受当地老百姓爱戴。
“村里人都很喜欢白求恩，他看病不要钱。”村民李志孝佝偻着身体说。他今年已经96岁了，是现在村里唯一见过白求恩的人。“他个子高高的，穿的靴子特别大，来的时候带着器材。”白求恩进村时候的样子，至今仍印在李志孝的脑海中。在杨庄村，白求恩筹建了特种外科医院，将伤员集中在一起提高救治率。他还创办卫生学校，编写多种战地医疗教材，举办实习周，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医疗骨干。在中国的600多天中，白求恩几乎踏遍了晋察冀军区，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抢救受伤士兵。据不完全统计，他曾亲手为1200余名伤员实施手术和医疗救治，为2000多名伤员做过伤情检查。
1939年10月，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不慎割破左手中指引发败血症，11月12日凌晨不幸去世。即使是在手指严重感染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抢救了13名危重伤员。
山西省五台县专门建立了一座白求恩纪念馆，供后人参观。“我受到的最深刻的教育，就是奉献。”游客王艳青说。
在抗战时期，包括白求恩、柯棣华、汉斯·希伯、格里戈里·库里申科等人在内，多位国际友人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中国人民永远缅怀他们！
马海德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一大批国际友人毅然选择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30多位国际友人长眠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淬炼出深情厚谊，又共同走向成功。马海德就是其中之一。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一个炼钢工人家庭 。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1933年秋天，刚从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马海德和两个美国同学乘船到上海行医。在上海期间，马海德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帮革命根据地购买医疗器材和药品，掩护中共地下党在自己的诊所秘密联络和开会。1936年，马海德怀揣半张5英镑钞票坐上了北上的火车。那是宋庆龄交给他的接头暗号，只有与另外半张合准才能相信对方。在郑州火车站，他与斯诺会合，一起前往陕北。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访问了红军部队，详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三个多月后，斯诺离开保安，马海德则选择了留下。他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随红一方面军南下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路过一个回民区时，他将名字改成马海德。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决定，意味着将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
行军途中，马海德和红军战士一起参加战斗，经受了各种考验。1937年2月10日，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6个月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马海德随部队前往五台山，参加建立健全战地医疗组织，积极救治伤员。
战争年代，马海德身兼数职，既是医生，又是外交家，还是新华社的英文播音员。他筹建了陕甘宁边区医院，接待美军观察团，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和北平军调部，亲身经历了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走进北京城的一个个关键历史时刻。
马海德去世后，他的骨灰三分之一被安葬在美国故乡，三分之一安葬在延安，三分之一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曾说:“马海德是在根据地中共党员、红军战士损失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爱泼斯坦为新中国外宣事业呐喊八宝山革命公墓是为纪念因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兴建的陵园。在马海德墓地不远处，安葬着为新中国外宣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33年，当23岁的马海德到达上海时，18岁的爱泼斯坦已经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他1915年出生在波兰华沙，后随父母来到中国，先是在哈尔滨住了23年多，后来又移居到天津，一直居住到1937年。在那里，爱泼斯坦亲眼看到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难民涌进天津。一幕幕悲剧冲击着爱泼斯坦的内心；加上父母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从小就对中国充满同情。长大后，他成为一名英文记者，用手中的笔为中国战斗。
他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把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真实报道中国的事件和发展趋势，传递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声音。即便在后来旅居美国的5年中，爱泼斯坦仍坚持为阻止美国干预解放战争而呐喊。
多年辗转各地采访，爱泼斯坦清晰地看到了国统区和边区的截然不同。他兴奋地写信给妻子邱茉莉，讲述边区完全不同的景象，并在信中断言:“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共产党只用5年时间就证实了爱泼斯坦的判断。与马海德登上天安门不同，1949年10月1日，爱泼斯坦和妻子邱茉莉正旅居美国。
在经历了49天航程后，爱泼斯坦1951年回到并永远留在了中国。爱泼斯坦将余生都献给了新中国的外宣事业。《今日中国》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张彦曾和爱泼斯坦在一间办公室工作数年。他说，自己这位老搭档的脑子里装的主要就是如何在世界范围树立起新中国的正面形象。
林迈可让中共声音传到大洋彼岸英国人林迈可，中国人民同样不会忘记他。正是在他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大洋彼岸。他出生于英国一个书香世家，毕业于牛津大学。1937年12月，他前往燕京大学任教，在从温哥华坐船到横滨的轮船上遇到了白求恩，并成为朋友。此时，北平已经被日军占领。林迈可勇敢地站出来支持中国，为游击队购买医药物品、无线电零件和制造炸弹方面的书籍。他还拿出个人积蓄营救被日军宪兵队逮捕的抗日地下工作者。
1942年，林迈可参加了八路军。除了给技术人员讲授无线电课程，他还帮助改装电台。7年后，他访问新中国，当年他教的那批晋察冀学生已经成为新中国电讯工作的骨干。
在性命攸关的转移途中，林迈可宁可丢掉自备的大米，也不丢掉电仪表和计算尺。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还处在一种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这不利于中国抗战。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44年他和妻子李效黎去了延安。
在那里，林迈可成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通讯顾问”，利用延安通讯部三局材料建立了一台功率大约600瓦的发报机，制作了一根灵敏度高的定向天线。1944年8月，当他们开始发射无线电信号时，美国旧金山和印度均能接收到。
发报机一投入使用，林迈可就被分配到新华社英语部做顾问和英文改稿专家，成为参与创建新华社英文广播部的功臣之一，让世界听到了延安的声音。如今，在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高家沟村的西面，林迈可李效黎纪念馆静静地矗立在半山腰上。当地人用这种方式，感谢他们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
福斯特为中国教育贡献力量如今，越来越多国际友人正参与到中国的发展中，和中国人民一起书写新时代的华章。
德国人史蒂文·福斯特在山西太原已经居住了11年。他在当地一家培训机构担任外教，主要教授英语和德语。虽然名气不大，但福斯特依然默默地为中国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为了不影响教学，他甚至选择在2020年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依然严重的时候返回太原。对于这个“第二故乡”，福斯特充满了热爱。
福斯特与太原的故事，源于他的姨妈劳伦20世纪90年代曾在此任教。那时候，福斯特除了喜欢吃德国中餐馆做的糖醋里脊外，对中国知之甚少，直到2010年到太原任教才开始改变。那一年，中国开展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境内居住三个月以上或确定将居住三个月以上的外籍人员达59万余人。
此前，福斯特的姨妈和妈妈曾先后在太原任教。他的姨妈劳伦在太原待了9年，他的妈妈在太原断断续续待了10余年。但他现在居住的太原已与那个时候大不相同。
“它就是太原。”福斯特对劳伦姨妈说，太原跟欧洲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城市里的绿化带、公园比以前多了很多。福斯特的姨妈和母亲为太原带来了通过游戏、活动激励学生开口说英语的教学模式，他则更多是帮助这里的学生全面提高成绩，顺利通过托福、雅思考试。福斯特说:“我希望能继续在太原生活，帮助这里的年轻学生。国家间年轻一代的交流非常重要，因为友好关系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2021年5月13日一期（第22734期）《参考消息》第8版报道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0-31 00:19
劳动的开端
记得我十二岁那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看着一家人挨饿，我心里象油煎一样。我要用劳动来解 ...
拓展阅读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
【新华社武汉2021年5月30日电】题：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记者：潘志伟）
“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今年“五一”前夕，在“学习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精神火炬接力”主题阅读实践活动上，数十位参与者齐诵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作品选段，铿锵有力的朗诵声在武汉野战国防园的国防教育馆广场上久久回荡。
“要继续脚踏实地、勤奋工作，把劳模精神传承下去。”活动现场，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建科工华中钢结构公司焊工李荣清接过火炬，目光坚毅。
2017年开馆的吴运铎纪念馆坐落于武汉市蔡甸区野战国防园内，面积约500平方米，共陈列文献、报刊、图片、实物、画作、模型和影视作品等数千件。展厅里，一张泛黄的报纸引得不少参观者驻足。那是1951年10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发了一篇专题报道《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彼时，吴运铎刚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特邀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之名，传遍祖国大地。
吴运铎，祖籍湖北武汉，1917年生于江西萍乡，早年曾在安源煤矿当工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抗日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引信厂厂长，株洲兵工厂厂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奉命转移至淮南抗日根据地。敌人层层封锁，军工生产困难重重，他想方设法带领同志们自制土原料、土设备，为前方部队制造急需的枪炮弹药。一次在修复前方急需的炮弹时，雷管发生爆炸，他左手被炸掉4个指头，左腿膝盖被炸开，左眼晶体被炸破，几近失明，昏迷不醒十余天。他带领技术工人研究改良武器装备，成功研制出射程达540余米的枪榴弹和攻打碉堡的平射炮，以及定时、踏火等各种地雷，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重要贡献。
“心中没底，不敢动手。”面对凶险的枪炮研制工作，吴运铎也曾有过害怕。他在自传中回忆，一次面对摸不清底细的炸弹时，两条腿不知不觉地从弹坑里往外走，这种举动让他感到十分羞愧。“临阵脱逃不仅是怯懦而且卑鄙，死又有什么可怕，任何工作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字里行间是舍生忘死的信念与决心。
在战争年代，他始终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坚持战斗在生产、科研第一线。他说：“活着就要完成任务，死了就算革命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送他到苏联去治疗。经过精心治疗，他的左眼重见光明。根据自己的成长、战斗经历，吴运铎写成的自述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广为流传。
吴运铎曾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主持多项兵器科研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军工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部队装备作出重要贡献。离休后，他应邀担任京、津、沪好几所工读学校的名誉校长和许多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并担任一些刊物、群众团体的顾问，为教育事业、残疾人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民政部、人事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授予他“全国自强模范”的光荣称号。1991年5月2日，吴运铎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2009年，吴运铎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9年，他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吴运铎同志‘把一切献给党’的精神力量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武汉市蔡甸区生态集团野战国防园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王文贵说，现在每年都有数万名干部群众来吴运铎纪念馆参观，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以吴运铎名字命名的运铎公园也成了蔡甸孩子们的一处乐园，绿意盎然的园区内，时时传出欢声笑语。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2-15 10:53
南湖
“微雨欲来，轻烟满湖，登楼远眺，苍茫迷濛。”说的就是南湖的景色。湖心的小岛上有一座“烟雨楼 ...
拓展阅读
三处“一大”纪念地作者：陆米强
01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宿舍，旧址坐落在上海市卢湾区太仓路127号（原白尔路389号），是一幢三楼三底砖木结构坐南朝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这里原为五四运动后成立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会址。1920年学联机关搬迁后，就成为博文女校的校舍。
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是黄绍兰。博文女校校址原设于贝勒路弄堂里，后迁到蒲石路（今长乐路）。1920年初才搬迁到太仓路。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声》的编辑，与徐宗汉、黄绍兰关系很好，她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校长租借教室，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黄绍兰校长一口答应下来。
当时居住在博文女校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9人，他们全部住在该校楼上。其中，毛泽东住在西厢房的前半间，与他同住的有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同住东厢房前半间；王尽美、邓恩铭住西面沿街小间，另几位代表分住沿街中间及东面小间。
当时环境险恶，代表们都是秘密到上海来开会的，这9位代表住进博文女校的时间也先后不同。
众所周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是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而鲜为人知的是，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期间，除去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家举行正式会议及最后一天在嘉兴南湖举行闭幕，大部分与会代表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博文女校度过的。
博文女子学校创办于1916年，它坐落在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三八九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一二七号)，是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二层房子，典雅大方，屋里红漆地板。
长沙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由于当时湖南政治环境比其他地区更为恶劣，人身安全更加没有保证，他们接到开会通知后，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谢觉哉当时与何叔衡在湖南通俗教育馆编《通俗报》，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00000之招。”（“00000”表示“共产主义者”——笔者注）。1952年谢觉哉又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毛泽东和何叔衡是在7月4日前后到达上海住进博文女校的。
武汉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他俩到达上海住进博文女校的时间是在7月20日左右。
济南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他俩于6月底以前到达上海住进博文女校。
北京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张国焘因为要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最先到达上海。刘仁静是于7月上旬到达上海住进博文女校的。
广州代表是陈公博、陈独秀。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因为要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不能离开广州。于是，陈独秀就委派包惠僧参加大会。陈公博到达上海的时间约是7月22日前后，包惠僧大约于7月20日到达上海住进博文女校。
旅日代表是周佛海。因当时施存统刚到日本，学习较紧张，故由周佛海乘暑假之机回国到上海参加大会。周佛海到达上海住进博文女校已是7月下半月了。
代表们住进博文女校时，正值学校放暑假，博文女校的学生和教师都回家去了，所以校内相当安静。只有一名兼看校门的厨师，他每天给代表们做饭，并事先已接到嘱咐，不许闲人进入校内。
当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住宿在博文女校的代表们经常在校内讨论交流工作，起草文件。据中共“一大”代表、住宿在博文女校的陈潭秋等人回忆，当年中共“一大”会议的开幕式就是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的，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里进行的。另据参加“一大”会议的包惠僧回忆，第一天在博文女校召开的是中共“一大”会议的预备会，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总之，博文女校作为中共“一大”会议的临时会场，开过会议，这是事实。
据黄校长的女儿黄允中后来回忆：毛泽东来的时候我只有7岁，那时我和母亲都搬到楼底下住……我母亲不许我上楼去打扰他们的，但那时我还不懂事，有时还偷偷上楼玩。记得我有一次走到毛泽东住的房间里，毛泽东叫我小妹妹，摸摸我的头，还给我糖吃。
博文女校是中共“一大”会议的一处重要场所，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包惠僧等都实地勘察和参观了该处旧址。195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查实该旧址后，就由房管部门安排住户迁出，并把旧址修缮复原，历年来国家还专门拨出经费加以整修。1959年5月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负责保护和管理。
02望志路106号
中共“一大”会议的正式会场是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李汉俊家里。
当年，李汉俊与他哥哥李书城一起住在望志路106号、108号，这是沿马路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屋中并排的两幢，与后排四幢房屋通过过街楼相连一起，成为一条弄堂，人称树德里（即原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
李书城早年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李书城对其弟李汉俊进行革命活动是同情与支持的。中共“一大”开会期间，李书城正在长沙参加反对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斗争。当时李家周围环境比较僻静，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若遇不测有前后门可走。
1950年9月，经上海市市长陈毅提议以及会议讨论决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负责寻找“一大”会址。尔后，姚溱指派沈之瑜、杨重光等走访勘察，历时半年，于1951年4月找到并确定现在这个地方，即原望志路106、108号，现兴业路76号、78号。
当时房屋的建筑状况已面目全非，沿街的底层房屋已成为一家制作切面的“恒昌福面坊”。外墙是涂满了石灰的混水墙，楼上设有厢房，都住着居民，内部结构也完全改变了。
1951年9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委托市公共房屋管理处与当时的房主——“戴瑞记经租处”的私营大房东陈老太联系，承租下兴业路76号、78号。同年12月10日，上海市委又委托上海市营建筑工程公司修理和加固“一大”会址。与此同时，市委宣传部也马上邀请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前来确定核实。根据李达回忆，当时将“一大”会议室布置在兴业路78号（原望志路108号）楼上，房间中间是一张会议桌，桌上放着花瓶和烟灰缸，四周有几把椅子和圆凳，墙上悬挂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还有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手迹。
1952年6月3日，“一大”会址即将修缮完毕，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闻讯前来，成为“一大”会址的第一位参观者。7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有关“一大”会址修复的消息。次日，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陈毅、潘汉年、陈丕显、方毅、刘长胜、王尧山等来纪念馆参观视察。9月，经市委宣传部审查同意，作有限制的内部开放。同年12月，为了保护“一大”会址，恢复环境原状，又订租下东邻的兴业路70号至74号房屋，这样使沿马路的一排房屋连在一起，成为现在的状况。
1952年12月，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前来参观视察，他指出“一大”会场内部布置不符合原来的状况，因为当年开会是秘密进行的，代表们不可能在墙上悬挂革命领袖的肖像和手迹。接着他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郑重其事地提出：“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瞻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而生肃然起敬之感。”此时，会址附近的老居民也纷纷反映，“一大”建筑在解放前曾改建过，原来是可见砖缝的清水墙，而不是混水墙，都是一上一下没有厢房的石库门建筑，而不是两上两下有厢房的。
不久，杨淑慧（周佛海的妻子）从北京来到上海，告诉纪念馆工作人员说：她曾访问了包惠僧、李书城等人，谈到“一大”会址的布置情况，大家都认为现在的布置与当年的原状不尽相符。1953年初，中央文化部也在有关通知中指出：修缮和布置革命纪念馆应以恢复原状为原则。
1953年6月在进一步复原中把墙上的肖像和手迹取下，把会址外墙由混水墙复原为清水墙，并制成会址模型，派人送到北京，请中央领导同志审阅。王冶秋、胡乔木把模型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董必武看了后说：“是这座房子。”毛泽东观察模型后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此时，上海市委领导再次指示要做深入调查。于是纪念馆工作人员查访了出资建造树德里房屋的陈老太和老居民董老太，以及后来出资改建该屋的董正昌等人。同年12月，纪念馆还特意邀请老居民一起座谈回忆，从而对会址建筑原状及其变迁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
原树德里石库门房屋建筑于1920年夏秋之间，当时马路对面还未盖上房子，是一片菜地，在菜地旁边仅有一所庵堂，西邻今兴业路82号至92号也未建造，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沿马路一排五幢房屋，即望志路100号至108号（今兴业路70号至78号）都是一上一下的石库门建筑，清水砖墙，没有厢房。望志路106号、108号开始由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等人居住，他们搬走后，于1924年由董正昌将沿马路一排五幢房屋全部租下，并将100号、102号、104号三幢改为三上三下有厢房的房屋结构，开了一间酱园店，又将106号、108号两幢改建为二上二下有厢房的房屋，墙面也砌高了，由清水墙改为混水墙，再租给亲戚居住，后来106号楼下又开了一家米店，代卖切面。
抗日战争期间，望志路改名为兴业路，门牌号码亦作重新安排，102号改为72号，108号改为78号，100号、104号、106号均改作厢房，不再编号。
1954年3月，纪念馆又邀请薛文淑（李书城的妻子，李汉俊的嫂嫂，“一大”会址的房屋主人）、包惠僧前来上海，核查“一大”会址内部建筑结构，他们均做了详细的回忆，与纪念馆调查访问所得的情况基本一致，这样就为旧址的复原和修缮工作提供了比较准确的依据。
“一大”会议室最初布置在108号（今78号）楼上，这是根据李达、包惠僧的回忆布置的。1953年董必武在北京审查“一大”会址模型时，提出疑问，他肯定地说：“一大”会议室在楼下。薛文淑也回忆道：106号楼上是李汉俊的卧室，108号楼上是薛文淑的书房，106号楼下是客厅，“一大”会议是在楼下客厅里举行的，客厅里放有餐桌（可作会议桌），餐桌从来没有放在楼上过。
1956年2月，董必武亲自前来“一大”会址视察，又一次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接着他还分析道：“当时不像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又有外国人参加。”
1957年6月，“一大”会址纪念馆负责人前往北京再次访问了李达、包惠僧、薛文淑和刘仁静等人，并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作了汇报，最后决定根据董必武的意见，将会议室布置在楼下。同年10月，对会址建筑做了全面的修缮复原，拆除厢房，恢复了5个石库门，将会议室布置在106号楼下客厅。
为了对会议室内外各种家具摆设做进一步考证复原，1958年12月25日，“一大”会址纪念馆专门邀请家具业老工人前来参加座谈，根据薛文淑的回忆，请老工人提出合理建议，确证1921年期间的家具样式。同时又个别访问其他制作各种生活用品的老工人，请他们逐一对会议室内放置的茶具、烟灰缸、花瓶等作核实考证。以后又特意邀请民用设计院的专家前来对建筑复原方面进行复查。
经过多次走访、调查、考证等，终于将中共“一大”会址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03嘉兴红船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更好地纪念建党时期的光辉历史，党和政府决定在浙江嘉兴筹建南湖“一大”会址纪念馆，并明确指示：南湖建馆的中心是“船”的问题。1959年3月，中共嘉兴县（今嘉兴市）委宣传部特邀请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美术模型厂、上海美术家协会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多人前往嘉兴南湖协助核实和复原制作游船的工作。同时，还专门召集20年代在南湖岸边的小贩、摇船工、造船工以及附近地区的老居民等进行座谈。
根据众人回忆，20世纪20年代的南湖游船有双夹弄大型丝网船和单夹弄中型丝网船两种，代表们当年乘的是何种游船，无法最后确定。这样，嘉兴县委宣传部就请人绘出单夹弄游船详图和双夹弄游船详图，并制成木船模型报送中央有关领导审定。
董必武仔细看了船模后指出：船模式样是对的，只是大了些，新了些，漂亮了些，船模做得很精细，只是按“新工旧做，整旧如旧”的原则要求看，还不够逼真。
与此同时，当年随代表们到南湖并负责订租游船等工作的李达夫人王会悟也来信回忆道：当年代表们到嘉兴后，先到城内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请旅馆账房雇船。本想租大号船，因雇大船要提前一天预订，便雇了中号船，长约14米。船中央有个大舱，舱后有个小间，放有漂亮的席枕和床榻。船艄处是船老大夫妇的住房，船右边有个夹道，中舱设有烟榻、大八仙桌以及多只凳子。
接着，包惠僧也来信介绍了游船的一些布置情况。他们来信回忆的情况与董老的审定结果是相吻合的。据此，嘉兴县委宣传部就复制了一艘单夹弄中型丝网游船，作为中共“一大”会议纪念船。为了制造纪念船，当时中央有关部门还专门拨出了万元人民币，并拨出黄金2两，供舱内装饰用。1959年纪念船在南湖“一大”会址正式陈列。
1964年4月5日，董老又来南湖视察，他登上纪念船，仔细地察看船舱内外后说：“这只船，我回忆是造得对的，造得成功的。”接着，董老又回忆道：“当时开会好像雇了两艘船，不是一艘船。”以后，嘉兴县委宣传部又经过进一步调查得悉，丝网船由于船体较大，停靠不便，因此都备有一只小篷船，俗称“拖梢船”，为接送客人和进城购物用。不久，嘉兴县委宣传部就在“一大”会议纪念船的后面制作了一艘拖梢船。
在这次视察南湖时，董老回忆起当年天下大雨，湖中波涛翻滚，代表们在游船内秘密聚会，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景，不禁心潮起伏，于是挥笔为南湖纪念馆题诗一首：
革命声传画舫中，
诞生共党庆工农。
重来正值清明节，
烟雨迷蒙访旧踪。
——摘自2021年7月8日一期《人民政协报》第9版
本帖最后由 无度不丈夫 于 2021-9-25 21:59 编辑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4 13:02
狼牙山五壮士
一九四一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的狼牙山区大举进犯。当时，七连奉命在这 ...
拓展阅读
“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后的故事中央电视台纪录片《不朽的英雄——狼牙山五壮士》（“国家记忆”栏目）解说词
80年前的今天——1941年9月25日，曾有五位八路军战士与500多名日伪军展开殊死搏斗。为了不让武器落到敌人手里，他们毁掉枪支。敌人喊着“要抓活的”，他们就毅然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
他们就是“狼牙山五壮士”。
“狼牙山五壮士”誓死抗日的壮举，至今仍然为人们所铭记。
今天，《国家记忆》带您追忆“狼牙山五壮士”，一起向英雄致敬！
1941年8月，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大扫荡”，屠杀村民、抢劫粮食、烧毁房舍，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
9月23日，日军将进攻的矛头突然指向了狼牙山区。在飞机、大炮的轰鸣声中，日伪军约3500人快速向狼牙山地区扑来。
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党政机关和当地群众约4万人被围困在狼牙山区，形势十分严峻。一场关系到数万群众生死存亡的战斗在狼牙山打响了。
在当地民兵游击队配合下，七连战士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好地雷。连长刘福山指挥三个排的战士轮番射击，交替掩护。之后日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崇山峻岭之中，地雷不断爆炸，枪声四处响起。
9月25日上午，激战数小时后，七连伤亡过半。
上午十点，七连按照作战计划分组撤退。然而追击的敌人就紧随在后面。要想摆脱敌人，必须有人断后，而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七连六班。
为转移群众和掩护主力部队，七连六班5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葛振林、宋学义手持简易步枪和敌人展开生死搏斗，打退了日军四次猛攻。
此时，机枪组的子弹快要打光了，但敌人进攻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面对紧逼的敌人，在他们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通往大部队撤离的方向，另一条通往三面悬崖的山顶。
五位战士们深知群众还没有走远。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他们毅然决然地向山顶走去。
狼牙山上地势险峻，通往山上的路只有狭窄的羊肠小道，到处都是悬崖绝壁。
太阳偏西的时候，敌人的攻势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疯狂。
班长马宝玉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抛向了敌群。这时，五位战士已经弹尽粮绝了。他们搬起身边的石头砸向敌人，然而，石头很快就用完了。敌人高喊着“要抓活的”。
面对日军一步步逼近山顶，五位战士已经无路可走。前方只有悬崖峭壁，下方是数十丈深的山谷。
看着紧逼的日军，他们毅然砸毁手中的武器，纵身跳下悬崖。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两人因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宋福保（宋学义之子） 他是被山半腰长的那个树的树枝挂住的。掉到树上，他的腰摔断了，一个眼睛受伤了。
葛长生（葛振林之子） 我父亲讲是突出来有个石头，有棵树，宋学义在上头，我父亲在下头，傍晚没有声音了，估计敌人撤走了，我父亲爬到（宋学义）跟前，两个人一起就爬上去了。
宋学义和葛振林互相搀扶着，沿着高低不平的山路，往主力部队撤退的方向走去。他们在路上遇到了易县青救会干部余药夫，搀扶二人到山上古庙休息。
第二天，古庙里的一个道士送他们去往部队主力前行的方向。
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率先报道了五位战士的英勇事迹。
1941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签署训令，将五人命名为“狼牙山五壮士”。
当几百个日军冲上山崖发现和他们激战一天的竟只有五个战士，他们整整齐齐地排好队，面对着五位战士跳崖的地方，深深地三鞠躬。
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的身影，从此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让我们在此一一铭记他们。
班长马宝玉，21岁，河北蔚县人。
副班长葛振林，24岁，河北曲阳县人。
胡福才，28岁，河北保定容城县人。
胡德林，24岁，河北保定容城县人。
宋学义，23岁，河南沁阳县人。
幸存者宋学义因伤势过重，1947年返回家乡，担任河南省沁阳北孔村党支部书记。平时，他极少提起自己的英勇事迹，只是拖着伤残的腰，带领乡亲们艰苦创业，把北孔村从原来最穷的要饭村，变成了全县最好的村。1971年，宋学义因病逝世。
幸存者葛振林的儿子葛长生说过的一段话，让所有人震惊了：
我打小就在父亲身边，当年看《狼牙山五壮士》电影时，我都不知道父亲是其中原型。他在家里没有跟我们谈过一次这件事。
当年，幸存回归部队后，葛振林继续跟随部队征战南北，晚年的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关心青少年成长上，曾担任衡阳市20多所中小学校以及全国近200家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2005年3月21日，葛振林在衡阳病逝，享年88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要投降，不要当亡国奴。”
葛振林生前曾这样说道。
这是真正的英雄。心怀天下，忘了自己。
向“狼牙山五壮士”致敬！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24 10:25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作者：周晔
伯父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我年纪还小，根本不知道鲁迅是谁，以为伯父就是 ...
拓展阅读
鲁迅有哪些外号
鲁迅一生的名字很多，原名周樟寿，后改为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笔名尤多，“鲁迅”是影响最广泛的笔名。此外，鲁迅还有一些外号，这算是一种别名。
鲁迅最早的外号是“胡羊尾巴”。这是他幼年时邻居给起的，意思是矮小灵活，聪明调皮。 “胡羊”就是绵羊，绵羊的尾巴短而圆，晃起来很有趣，“胡羊尾巴”是绍兴方言，比喻小孩子聪明、调皮、活泼。有篇回忆文章说，一次大人打牌，拿樟寿逗趣，问他：“你愿意谁输谁赢呀？”樟寿应声答道：“我希望大伙一起赢！”引得众人夸赞：“这孩子真是个‘胡羊尾巴’，又聪明又善良。”俗话说，从小看大，从鲁迅小时候这个“胡羊尾巴”外号，就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具备善良、智慧和机警等特点。
鲁迅曾被小伙伴取过一个“雨伞”的外号。鲁迅原本字“豫山”，后改为“豫才”，为什么改？就因为“豫山”被叫成了谐音的“雨伞”。小鲁迅的自尊心很强，不喜欢让人“雨伞”“雨伞”地叫，便向父亲提议将“豫山”改为“豫才”，父亲觉得不错，就改叫“豫才”了。
鲁迅有个笔名叫“何家干”，他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首次发表的杂文《“逃”的合理化》和《观斗》，用的就是这个笔名。“何家干”大抵脱胎于他小时候的一个外号。十二三岁的时候，鲁迅在三味书屋随寿镜吾先生读书，同时帮助家里干活，不仅干农活，还去当铺典当物品，帮助病重的父亲买药，同学们见他很顾家、很能干，就给他起了个“家干”的外号。这个外号虽是调侃，却以夸赞的成分为多。后来鲁迅成了作家，便取了笔名“何家干”。这是个由外号演变而来的笔名，可能是为了纪念少年时的经历。
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上学时，同学钱玄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猫头鹰”。钱玄同觉得鲁迅平时不修边幅，不爱说笑，常凝寂静坐，像个兀立枝头的猫头鹰，便送了他这个外号。当过北平大学校长的沈尹默在《忆鲁迅》一文中对这个外号解释说：“豫才的话不甚多，但是每句都有力量，有时候要笑一两声，他的笑声是很够引人注意的。玄同形容他神似‘猫头鹰’，这正是他不言不笑时凝寂的写真。”看来沈尹默认为“猫头鹰”这个外号对描摹鲁迅的神态还是挺贴切的。猫头鹰在西方文化里象征智慧，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爱鸟就是一只小猫头鹰，然中国民间却因猫头鹰叫声不好听，且喜夜间活动，将其视为不祥之鸟。但钱玄同起这个外号，绝不是将鲁迅视为不祥之人，主要是调侃鲁迅的外表不大合群，有点怪异，或许也夹杂了一点欣赏鲁迅爱思考有智慧的成分。总之这个外号不是嘲讽鲁迅的。
五四运动前，钱玄同、马裕藻等一些文坛朋友给鲁迅起过一个“方老五”的外号。起因是刘半农常爱说“见到了鲁迅”云云，朋友们便嘲讽他有点像《儒林外史》里那个有点势利的成老爹总爱说“见到了安徽盐商方老五”云云，于是“方老五”便顺势成了鲁迅的外号，周作人、周建人也被连及称为“方老六”“方老七”。从“方老五”这个外号，颇可想见鲁迅当时在文坛上的声望。
“白象”，是作家林语堂给鲁迅起的一个外号。许广平说，鲁迅的老朋友林语堂说鲁迅是“一头令人担忧的白象”，又解释说，大象一般都是灰色的，白象很少见、很特别，所以很可贵，也就令人担忧。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然而林语堂本人并没有对这个外号作过什么解释。林语堂精通英文，在英文里，“白象”是形容一种昂贵却没有大用途，不能丢弃，保养又很费劲的物品，这种物品当然是令人担忧的。林语堂起“白象”这个外号，似有一点英文里的意思，但林的用意肯定不是讥讽，而是暗含着一点替鲁迅担忧的意味。
鲁迅还有个外号叫“鲁疯子”。这是鲁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时，许广平给起的。这在鲁许两人的通信集《两地书》中有记载。表面看，这是一个不雅的外号，但实则是许广平对鲁迅的昵称。
——《扬子晚报》2021年11月29日报道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4 13:02
狼牙山五壮士
一九四一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的狼牙山区大举进犯。当时，七连奉命在这 ...
拓展阅读
宋学义的最后一段旅程作者：刘荣荣朱艳冰许彦灵
人物小传生命在你22岁的时候，有过一次急转弯，狼牙山上，五壮士纵身一跃，壮怀激烈。
你死里逃生，成为活着的勇士，却也因跳崖落下残疾，最终脱下军装回乡种田。
你的战友和抗大同学，很多后来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可你却拾了大半辈子粪，总说自己“就是一个土农民”。
其实，你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完全知道自己的名气意味着什么，可以带来些什么，可回乡的头几年，你甚至隐姓埋名，绝口不提自己的经历。
拉扯着一大家子人，你却拿伤残补助周济乡亲，自己拖着伤残之躯爬树，揪树叶补充自家口粮；你也听过闲话，受过不少委屈，却从来没有人听过你的抱怨，任何时候，只看到你默默的努力。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你悄然离去，时光荏苒，你却依然为人们所铭记。
宋学义，一生辉煌，不仅成就在狼牙山。
阅读提示1970年，52岁的宋学义悄悄地踏上了最后的旅程，时隔多年，他再次来到易县的狼牙山。
此时，距离狼牙山上慷慨一跳，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只是，那一年，他“胃疼”得越来越厉害了。
他一路默默地走过，登狼牙山，访老乡亲；离开狼牙山，他又去探望了老部队和在祖国边陲执行保密国防任务的儿子，甚至还去了一趟洛阳，破天荒地用自己的名义要了一台拖拉机。他用这样一段旅程给自己早已向死神透支了30年的生命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1971年6月，“狼牙山五壮士”的两名幸存者中的宋学义因肝癌去世。8年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成为河南沁阳烈士陵园中唯一不是牺牲在战斗中的烈士。
他是寻找回来的英雄“按村里的辈分，宋学义得叫我叔；事实上，是我一直管他叫叔。”
在河北易县，狼牙山下的北管头村，如今71岁的杨成海这样解说自己与宋学义的关系。
1970年4月，春寒料峭中，陪宋学义度过在狼牙山最后一段时光的，就是他。
“那年离宋学义他们五个跳崖也差不多快30年了。”杨成海说。
1941年9月，在侵华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扫荡中，作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七连六班的战士，宋学义与战友马宝玉、葛振林、胡德林、胡福才四位战友一起，在弹尽粮绝之际，宁死不屈，从狼牙山纵身跳下，由此，他们被称为“狼牙山五壮士”。
五壮士中，宋学义与葛振林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北管头就成为因跳崖致残的宋学义复员后的安置地，他在那里生活了三年，还娶了当地姑娘李桂荣为妻。
“很瘦，佝偻着背，老是用右手按着肚子。”杨成海这样回忆那时的宋学义，“看他脸色不好，劝他去看看，他总说是老胃病不要紧。”
如今杨成海回想起来，也许宋学义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才再访狼牙山。
但是这一次，他爬不上去了，他“只能在山脚下久久地仰望，小声地叹息，转身抹去眼角涌出的泪水”。
杨成海陪着宋学义在村里转了个遍，“他基本上没有停过脚，走西家串东家……”
宋学义一路有说有笑，但不说话时，他总是紧锁着眉头。
杨成海当时并不知道，眼前这位让他深深景仰的“大英雄”，心里怀着怎样的忧虑。
“文革”开始，宋学义因为20多年前狼牙山的那一跳，遭到从未有过的冲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他说成“假英雄”、“假模范”，甚至在批斗会上当众质问他：“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你再到狼牙山跳跳，跌不死，就承认你是英雄。你从房顶跳下来也行，房顶还没狼牙山高，跌不死也算……”
“关于宋学义的闲话和议论一直都有，说他没本事，要不立那么大功劳，咋还是个农民。”李成杰告诉笔者。
79岁的李成杰曾在河南沁阳宣传部长期任职，与宋学义打了几十年交道，最终成为他的传记作者。
“那些人如果了解宋学义是被寻找回来的英雄，就不会说出那种闲话了。”宋学义的老友、曾长期在沁阳任职的老干部张贺兆说，“要不是1951年的全国寻访英雄活动，人们或许就永远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60年前，第一个找到宋学义、并代表组织确认了其身份的，正是张贺兆。
1951年10月下旬，当时正在沁阳县政府民政科工作的张贺兆接到一项紧急任务——中央要召开全国老军人、老烈属代表大会，要在全国开展一次寻访英雄活动。根据线索，“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就在沁阳，要尽快找到他。
从部队复员到易县当地，再到解放初回故乡河南沁阳北孔村务农，宋学义的党组织关系并没有断，他只是从来没有提过自己负伤转业的具体原因。加上长途迁徙和战争年代档案资料不够健全，从1947年到1951年的几年间，复员回乡的宋学义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张贺兆通过查找伤残军人花名册，在北孔村找到了宋学义。时至今日，他仍然记得那个深秋天气里，自己第一次见到的宋学义：夹衣，单裤，穿着露脚趾头的鞋子，拦腰扎一条草绳，腰驼得厉害。
张贺兆上前套话，宋学义随口道来，参军打仗的重要经历都对上了，可张贺兆一提及1941年反扫荡，宋学义就把话题往别处岔。
最终，还是宋学义的妻子李桂荣趁他被村里叫出去办事时，拿出了一枚奖章，上面刻有“坚决顽强”4个大字，这才使张贺兆对宋学义的身份确定无疑。
这正是杨成武将军代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颁给宋学义的。而杨成武亲手为宋学义佩戴奖章时的照片，也保存了下来。照片上，年轻的宋学义紧抿着嘴唇努力挺直着腰板，只是他的身后，必须有人搀扶。如今，这枚奖章正静静躺在国家博物馆中。
他把伤残补助都拿给贫困户“父亲从狼牙山回来后又去了他的老部队，还去了我当兵的地方。”
5月24日，河南沁阳。宋福保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成一团的卫生纸，掩饰着在鼻尖上按了按，然后飞快地擦了擦泛红的眼圈。“那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父亲作报告。”宋福保说。
平时很少主动出远门的宋学义不仅回了狼牙山，还去了一趟远在广州的老部队。其后，宋学义又从广州来到了儿子当兵的昆明，却因为宋福保所在的部队是执行特殊国防任务的保密单位，怎么也找不到驻地。
情急之下，一生中很少主动提到自己名字的宋学义，给昆明军区政治部打了一个电话。就这样，在短短三天的相聚日子里，20岁的宋福保没能跟父亲聊上几句，更多的是坐在台下，倾听父亲讲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次战斗。
那是一个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故事，可震撼宋福保的，不是舍身一跳，却是父亲生还后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跳崖当晚，死里逃生的宋学义、葛振林连夜带伤下山寻找大部队。路遇险情，腰部已经受了重伤、还在吐血的宋学义毅然决定，由自己在前头探路，为的是万一碰上敌人回不来了，伤势较轻的葛振林能逃离险境，继续打鬼子。
千古艰难唯一死。“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一般人可能后怕还来不及，他却又一次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父亲的形象在宋福保心目中骤然高大了起来，他终于信服，自己那瘦削的、总也直不起腰来的父亲，原本就像电影里那五个舍生取义的英雄一样顶天立地。
跳崖之后，宋学义的腰就再没能直起来。
5月25日，在沁阳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打开保险柜，轻轻捧出一个粉色的绸包。摊开粉色绸布，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所珍藏的头号文物——一个早已明显磨损的、形状独特的皮质腰带出现在笔者眼前。这就是宋学义生前很少离身的“腰卡”。为的是让这条腰卡里层叠的钢板替代他伤残的腰椎，承受上半身大部分重量。
“有点像电影里的子弹带。”笔者轻声说。而博物馆工作人员马上告诉笔者，眼前这条腰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当地政府为宋学义重新定制的，在那之前的十余年间，宋学义佩戴的第一条腰卡，就是用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制成。“只有夏天极热的时候，父亲才会摘下它来。”宋福保告诉笔者，宋学义的左眼也在跳崖时被树枝刮伤了，人走到近处才能看清楚。身体上的伤残，正是宋学义当年早早离开部队解甲归田的最直接原因。
可在宋福保的记忆里，一直当村干部的父亲虽有伤残补助，却很少拿回家里，“他都拿给村里的贫困户了”。
由于家里人口多，缺少壮劳力，在村里，宋学义家的生活水平一直算中下等。
他想得最多的是乡亲“他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开封介绍信。”
6月10日，笔者几经辗转，终于与在河南新乡的张贺兆通了话。
1970年10月，张贺兆下村办事，在北孔村见到宋学义时不由吃了一惊———几个月不见，老宋瘦了好多，脸色发黑，目光倦怠，“说肚子疼，老用手捂着。”“疼得厉害，他就掏出两片止痛药吃。就是这时候他要求我给他开个介绍信，因为他思前想后，想去洛阳拖拉机厂给村里要台拖拉机。”张贺兆回忆。
宋学义在洛阳受到了热情接待，4场报告“换”回了一台在当时还颇为珍贵的拖拉机。“但是他为个人的事，从来没向组织上伸过手。”电话那头传来张贺兆感慨的声音。
“葛振林生前给我讲过一段往事。”宋学义的女婿田元才说，那是1958年，电影《狼牙山五壮士》正在北京门头沟拍摄。剧组把五壮士中得以生还的两位——葛振林和宋学义都请到了拍摄现场。“有一天吃完晚饭没事儿，葛振林对我岳父说，走，咱们洗澡去，放松放松。”但是一向开朗爱玩的宋学义没有响应，他皱着眉头说，惦记着家里，“家里没有一个壮劳力，大女儿还体弱多病”。“葛振林当时听了很吃惊，说你们当地对你没有照顾吗？又说，你实在困难，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啊……”
可是，宋学义从来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即使后来一个女儿患上小儿麻痹四处求医时也没有，最终女儿下肢致残。
被“寻找回来”之后，宋学义也曾参加全国劳模大会、全国民兵大会，担任过公社委员、县委委员等职务，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大场面，也遇到过不少老战友、大人物，甚至还被毛泽东主席请进中南海自己家吃过一顿饭。
“他不是没机会进一步。”沁阳的老干部们这样说，跳出农村、当官提干意味着啥，宋学义自己心里清楚，但他就是一直在家乡北孔村担任村支书。
“在他的带领下，北孔村实行了盐碱改造，从原来最穷的要饭村，变成了全县最好的村。”张贺兆如是说。
“那时候，干部不计工分，可他也下地，腰不行，干不动重农活，就整天拾粪。”在宋福保印象里，父亲几乎总是背着粪筐到处走，天热时到哪儿都戴个草帽。
“早先为防失落，草帽檐上拿红色儿写上他的名儿，后来改了，只写一个宋字。”宋福保觉得奇怪，为这事问过父亲。宋学义的回答是，不能让人家一看见这名字就想起课本上写的、电影里演的狼牙山那些事来，“咱就是个农民，得讲本分”。
“他就是这样，洁身自好到了刻意回避自己名字的程度。可是他也有喊着说自己是‘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李成杰回忆说。
1959年宋学义到河南滑县开会，适逢河堤决口，在场的群众手足无措。宋学义当场跳进水里大喊：“我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大家听我指挥，没带工具的下水，挨个坐在决口处筑成人墙。”人们顿时跟着扑通扑通都跳了下去，用身体堵住决口。
“宋学义”仨字好使，他自己清楚。该啥时候提，他心里更清楚。
1971年6月26日，宋学义因肝癌在郑州去世。
1979年6月25日，宋学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2011年5月25日，清早淡淡的阳光洒落在沁阳烈士陵园。在这里，安葬着158名革命烈士，其中，157位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英勇牺牲在战场上或敌人屠刀之下，只有一位不同，那就是宋学义。
从战场到家乡，从壮士到农民，无论是战时的悲壮，还是和平年代的“默默无闻”，宋学义，都以同样对党的忠诚，成为后人楷模。
力量之源这是一次寻找的过程。为了写好这位死里逃生、被寻找回来的英雄，从易县到沁阳，从郑州到衡阳，记者一路追随着宋学义留下的线索，也在试图寻找一个答案。
沁阳博物馆里一顶破了几个窟窿的帽子，衡阳黄茶岭小院里一张有点散架的旧藤椅，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主人，诉说的却是一个相同的真谛——虽然头上拥有“狼牙山五壮士”这个英雄的光环，虽然一位因伤返乡变成普通农民，一位留在部队最后享受师级待遇，但是宋学义和葛振林的日子过得比普通人还清苦，他们当年舍身一跳绝不是为了让自己过上好日子，幸存之后也并没有把个人享受当做人生目标。出门开会不吃请，能走路去的不坐车，宋学义甚至拒绝了“进城”的机会，而葛振林则曾为学校感谢他作报告送来的“劳务费”摔门震怒，他们周围的人都说他们最大的优点是“认真”，最大的特点是“较真”。
或许，在有的人看来，有时他们古板、固执得“不近人情”，可在另外一些人眼里，他们自有和顺、可爱的另一面。
黄茶岭的菜贩至今仍怀念衡阳干休所里那个拄着拐杖、讲一口河北乡音的干瘦老汉，因为这个“大干部”见谁都笑着打个招呼，还时常对他们这些外乡人嘘寒问暖；而宋学义在泥土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本地人对他最深的印象是跟谁都爱开个玩笑，谁家有什么难事他都悄悄记在心上。
在人们眼里，出生入死的幸存者，应该理直气壮享受拿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可他们却总是满足于自己的活着，总是愿意站得低点、再低点，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踏实。
这世上仅有一个宋学义、葛振林吗？自然，作为“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这世上只有一个宋学义、葛振林，可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共产党员队伍中，一定还有千千万万个宋学义和葛振林。他们因为不同的机缘投身革命的洪流。他们身份不同，经历不同，岗位不同，个人修养和学识不同，能力不同，贡献也不尽相同。他们经历过最残酷的战争，死去，或者活了下来。
虽然有无数的不同，可背后却有着一点共同：那就是，在他们心中，对党的忠诚，体现在时时不忘自己是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党员，永远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才能成就一个政党不可被战胜的伟力。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巨人安泰，只要他的双脚保持与大地的接触，就可以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取无限的力量。但他们从来不会从人民身边走开。
——摘自2011年6月29日一期《河北日报》第5版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4 13:02
狼牙山五壮士
一九四一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的狼牙山区大举进犯。当时，七连奉命在这 ...
拓展阅读
探访壮士葛振林作者：黄永权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日子。为了寻找和铭记那烽火岁月的战争痕迹和历史丰碑，前不久，笔者再次探访了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抗日英雄葛振林。
我进入葛老家时，葛老的老伴王贵柱一看便迎了上来，并朝屋内叫唤：“老葛，你看谁来了！”葛老拄着拐杖，迈着沉实的步子走出门来，说：“原来是小黄，你真有心，又来看望我们了。”他伸手和我紧紧相握，互致问候。我笑着对他说：“我都60出头了，你还叫我小黄？”葛老却用坚定的语气说：“我今年88了，还不服老呢！”
葛老夫妇把我迎进小客厅，只见书柜摆满了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杨成武等领导人的著作和回忆录，还有他和中央首长的合照、各种荣誉证书、奖章等。他拉我坐在半旧的沙发上，说起近来的开心事。一是他老年性气管炎得到控制，每天可散散步，看看报，接见来访者，还和老伴种些瓜菜、桔子、葡萄及花草盆景。二是在广州工作的大儿子花了800多元钱给他买了一部新轮椅，他散步走累时，可以改坐轮椅继续溜转，也可以更多地接近群众，了解民情、社情。他指着新轮椅幽默地说：“这是我的专车。” 葛老的老伴插话说，老葛早在1981年7月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近年有关部门给他调升了工资福利，现在每月有2000多元了。葛老接过话题大声说：“丰衣足食，很不错了，我看到了革命的胜利，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比起当年牺牲的战友，我幸福多了，可惜我的老首长杨成武同志去年2月病逝了……”说到此，葛老声调明显低沉下来，他的思绪好像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1941年9月25日，对葛振林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当时，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展开大“扫荡”，妄图消灭八路军的主力，狼牙山阻击战就是在日寇的疯狂进攻中打响的。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1团7连6班的12名战士（另有20多名民兵）为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的转移，在狼牙山和3500多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战斗打了一整天，日军死伤100多人，而6班战士也牺牲了7人，剩下的有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人。他们没吃没喝，子弹也打光了，最后用石头砸。五名战士被迫退到了狼牙山棋盘坨海拔1105米高的顶峰。日军越迫越近，这才发现和他们打了一整天的八路军只有几个人，这使他们惊骇不已。日军大叫：“五个的！五个的！”“抓活的！”“八路的投降！”面对日寇，五名战士毫无惧色。葛振林回忆说：“当时都打红眼了，豁出去了！”他们五人靠拢在一起，把心爱的枪支砸毁扔下山崖，不留给敌人，然后在班长带领下，高呼着“打倒日本侵略者！”，纵身跳下悬崖。这一惊天动地的英勇行动，使日军目瞪口呆。日军宣扬武士道精神，崇尚勇武，尊重不屈，鄙视背叛，他们面对真正的英雄，也不得不低下了骄横的头，在指挥官的口令下，恭敬地向五壮士跳崖处行军礼致敬。目睹这一幕的是隐藏在岩缝中的老道士李元忠和中年农民冉元同。李老道当时还双手合十，向上苍祈祷：“保佑正义，惩治邪恶。”
五壮士跳崖后，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跌下崖底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悬崖上的小树挡住受了重伤，后被援救脱险。《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记者沈承写的通讯，题为《棋盘坨上的五个“神兵”》，后有报刊转载改为《棋盘坨上五壮士》，自此，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传遍中华大地。1958年，八一厂摄制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使五壮士的英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银幕上，记得在2000年8月，葛振林在老伴和长子长孙陪同下，专程来珠海参观，并到我家探访。老英雄到来，门庭生辉，我当即播故《狼牙山五壮士》的VCD给他看，葛老指着屏幕的影像说，电影的主要情节是真实的，但在棋盘坨顶峰下棋的那组镜头属虚构，是艺术化了，他说他平时虽然喜爱下棋，但当时已到弹尽粮绝、生死关头的境地，也就没有那种棋瘾了。葛老说饰演他的演员高保成，倒有几分像他年轻时那样英武呢！还说，和他一起跳崖的宋学义，解放后回到河南家乡，曾当过大队支书，可惜1971年病逝了。
抗战胜利后，葛振林率领连队转战华北，继而随大军南下，过长江，攻湘西，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后，葛振林最高的官阶为中校，职务为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他坦言，自己文化不高，又负过12次伤，身体不好，做官当领导不是他的意愿，他最喜欢的事是为战士、为老百姓办点实事。葛振林在80年代初离休后，曾担任衡阳市关工委主任，并在10所中小学当校外辅导员。葛老说，要让青少年们知道，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前辈和先烈经过千辛万苦，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珍惜，要知足，要饮水思源。他语重深长地说：“咱们可不能忘本啊！”葛老说着情不自禁地脱下了旧军帽，指着后脑勺说：“这是跳崖时留下的伤疤，里面的头骨少了一块，现只有一层皮了。”我伸手轻轻摸了摸他的伤疤，感觉到头皮下有一个凹陷下去的小窝，像是婴儿的囟门，软软的，葛老的老伴说，因为缺少块头骨，每逢天气变化，伤患处就隐隐作痛。至此我才恍然大悟，难怪他常常戴顶旧军帽，主要是防风寒侵人脑子。
趁着晚霞的余辉，我为葛老和他爱人拍照留念。葛老幽默地说：“我又黑又瘦，没有歌星影星好看，不要多照了！”我说，你永远是我们心目中的大明星、大英雄。他喃喃地说："那是过去的事了！”葛老和老伴盛情留我吃晚饭。王阿姨亲自下厨，没多久就把馒头、花卷、米饭、玉米端了上来，还有西红柿炒鸡蛋、葱花豆腐、青菜、花生米。葛老喝着小米粥，用假牙啃着馒头，吃着花生米，自言自语地说：“粗茶淡饭，满足了……”
【编后】
正当本期编校大样送给印刷厂出蓝本之时，电台广播传来葛振林老人因病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的噩耗，本社全体同仁深感悲哀。谨以本文含泪送别葛振林这位名震中外的抗日英雄。安息吧！葛振林壮士！
（2005年）3月23日上午
——摘自《源流》月刊2005年第4期第22页～第23页
本帖最后由 无度不丈夫 于 2022-3-1 16:35 编辑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4 13:02
狼牙山五壮士
一九四一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的狼牙山区大举进犯。当时，七连奉命在这 ...
拓展阅读
壮士轶事作者：黄文霞赵倡文
狼牙山五壮士生还者之一宋学义自1947年回到家乡河南省沁阳市王曲乡北孔村后，虽先后担任过河南省沁阳县（1989年改市）县委委员、新乡地区革委会委员、河南省贫协委员等职务，但他直到1971年因病去世时，也一直没有离开过农村。他以惊人的毅力，拖着因跳崖而严重受伤的身躯，带领北孔村群众战盐碱、斗黄沙，使北孔村的耕地由昔日的蛤蟆坑变成了井渠双保险、旱涝保丰收的稳产高产田，粮食产量由过去的亩产七八十年‚提高到850多斤。
宋学义在家乡20余年，不以英雄壮士自居，始终保持着普通劳动人民的本色，深受沁阳人民群众的爱戴，至今在沁阳44万人民群众中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壮士宋学义的轶事。这些轶事无不反映着壮士信念坚贞、无私无畏、严于律己、勤劳朴实、不居功自傲的高贵品质，如今听来，也使我们深受教育。
晋京宋学义一生中参加过许多重要会议。1959年他应邀参加国庆观礼，1969年他出席党的“九大”。然而‚最使壮士不能忘怀的是1959年11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烈属、军属和残废党员、退伍军人积极分子大会。
这次大会的第四天，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与会代表。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代表们合影后，毛主席设宴款待刘胡兰的母亲、董存瑞的父亲以及宋学义等这些为新中国成立或献出子女‚或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们。
宴会开始前，宋学义与刘胡兰的母亲文氏站在一起。毛主席笑容可掬地来到宴会厅，分别叫出他们的名字并与他们一一握手。握手后‚，毛主席掏出一盒“大中华”牌香烟‚每人让给一支。
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这时的宋学义已经激动得泪流满面，他接过主席递过的香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见刘胡兰的母亲文氏‚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把主席让的香烟端端正正放在手帕中，包好，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里。就也想把烟放进口袋中，可壮士没有手帕，害怕把烟装进口袋里弄坏了，就小心地把烟夹在耳朵上。主席让完一圈烟，见其他男代表都有烟，唯独宋学义没有，就又拐了回来。这时，主席看到宋学义把烟夹在耳朵上，就笑了，又让给他一支。
大会结束后，壮士回到家乡，向乡亲们报告他受到毛主席接见时的情景，他激动地说：“像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被地主家狗咬伤的讨饭娃，过去做梦也想不到能到北京参加这么隆重，这么气派的大会，特别是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受到他老人家的亲切款待，这是党和人民给我最大的荣誉，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啊！”乡亲们问他：“你和毛主席离这么近‚，毛主席到底长啥样？”他如实地告诉乡亲们，当时他就站在主席对面，他一个劲地看着毛主席的面容，可是怎么也看不清楚，因为，热泪已经涌满了眼眶，怎么擦也擦不干净。
南下宋学义一生俭朴。夏天，他头戴一顶草帽；冬天，他腰扎一根麻绳；一年四季一支用竹根做成的旱烟袋和一个装有碎烟叶的圆铁盒从不离身。壮士这一身典型的北方农民打扮，还引出不少笑话。
解放后，五壮士所在部队移防驻守到广西省贵县（今贵港市）。虽然部队与狼牙山相隔数千里，但部队十分重视革命传统教育，不但建立了五壮士班，而且还经常到狼牙山区拜访老乡，给老区人民赠送退役的战马。1963年壮士所在部队144师派后勤部长孙建钧专程送马给狼牙山区，并看望了当年壮士所在连的连长刘福山。当问到刘福山有什么心愿时，这位在当年狼牙山战斗中身负重伤，转业到地方负责看守烈士陵园的老人说：“我老了，不能打仗了，就看守烈士陵园。我的大孩子明年高中毕业，如能让他到老部队当兵，我死了也放心！”
刘福山的请求受到部队首长的高度重视，第二年专门派副师长林立藩从狼牙山区征召刘宏泉、赵德良、姚桂智、王振海、尹金田等5名适龄青年入伍。其中刘宏泉就是老连长刘福山的大儿子。为对新入伍的战士进行教育，部队首长还决定在1964年9月25日举行的五壮士血战狼牙山23周年纪念大会上，由葛振林、宋学义授枪给五位战士。
接到老部队的邀请，宋学义激动万分，他恨不得早日飞到部队，见见阔别多年的战友。可当他与负责护送他的沁阳县武装部赵参谋赶到郑州时，当天南下的火车，不仅卖完了卧铺票，而且连硬座也没有。赵参谋劝宋壮士买明天的车票，可壮士说什么也不同意，说站票也行，吃这点苦算什么。就这样，他们匆匆忙忙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那时的火车没有空调，人又多，天气又热，壮士跳崖时腰部严重摔伤，不能长时间站立，站一会儿，就把草帽放在地上坐在上面休息。车上人来人往，从壮士身上跨来跨去。眼前的情景，赵参谋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多次与壮士商量，去找列车长给壮士安排个卧铺，可壮士说，大家都一样站着，不要给人家添麻烦，说什么也不同意。又行了一程，赵参谋想想到目的地还得两三天时间，这样下去壮士怎么吃得消，就瞒着宋学义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乘务员。乘务员吃惊地看了一下赵参谋就离开了。
不多一会儿，列车上的广播响了起来：“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壮士就搭乘我们这次列车，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壮士到车长室休息！”
消息一播出，列车上顿时沸腾了，人们纷纷寻找壮士。这时，那位乘务员过来请壮士和赵参谋到车长室休息。乘务员走在前，宋学义走在中间，赵参谋走在后面。人们一看乘务员领了一个穿军装的，就以为是壮士无疑，纷纷挤过来与赵参谋握手，请赵参谋签名。赵参谋马上意识到大家认错了，就赶忙介绍说：“这位才是壮士宋学义！”人们稍一迟疑，就又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时，人越挤越多，把壮士围在中心，赵参谋怕壮士受伤，就紧紧护着壮士，大声喊：“壮士有腰伤，大家不要挤！壮士有腰伤，大家不要挤！”不一会儿，列车广播也传出声音：“壮士身上有伤，请大家不要拥挤，自觉让开道路。”连续播了几遍后，人们让开道路，自觉鼓掌夹道欢迎。可直到这时，还有不少乘客以为赵参谋是壮士，弄得赵参谋低着头，不敢看大家。当天宋学义还在列车上给大家做了报告。
1964年9月25日，纪念五壮士血战狼牙山23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宋学义和葛振林亲自将半自动步枪授给五位新战士。五位战士也没辜负壮士的期望，在部队个个是模范。其中老连长刘福山的儿子刘宏泉进步最快，他第一年入团，第二年入党，第五年当排长，第六年当副连长。
挨斗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年亲手给宋学义颁发奖章的杨成武将军被错误打倒，为狼牙山五壮士树碑也成为他的一大罪状。在这种情况下，宋学义也因此受到株连，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成“假英雄”、“走资派”。说什么：“真正的宋学义早已于1941年9月25日在狼牙山跳崖时身亡。如今的宋学义只是冒名顶替。”有的造反派甚至说：“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你再到狼牙山上往下跳跳，跌不死，承认你是英雄！”更有的说：“你就从房顶往下跳也行，房顶没有狼牙山高，跳下来跌不死也算。”
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不但壮士一家被人监视、盯梢，而且隔三岔五村里还要开批斗会，对壮士进行批斗，使壮士的身心受到巨大的摧残。但英雄就是英雄，任何谎言也遮盖不住。文革中外地的红卫兵长途跋涉“长征”到北孔村，要听宋学义讲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本村的造反派阻挡不住，就让宋学义白天给外地的红卫兵讲壮士的故事，到了晚上再到北孔村大队部对宋学义进行批斗。
看着父亲一次次无辜被批斗，遭迫害，壮士的大儿子宋大保非常气愤。有一次批斗会正开着，宋大保大步跑回家，掂起组织上发给父亲的盒子枪返回会场，冲上主席台，大喊：“我爸爸出生入死和日本鬼子拼命，今天反倒成了假英雄、走资派，今天咱就说个明白，谁再无理批斗，我这枪可是不认人！”一边说，一边“啪”的一声打开保险，扳上大机头。
虽说大保这样做只是想吓吓那些造反派，早把枪膛里的子弹退了出来，但大保的这一举动，还是镇住了那些造反派，许多人都愣住了，特别是那几个造反派头头，更是吓得手足无措。
谁知这时，宋学义猛地从挨斗的凳子上跳下来，抢到儿子面前“啪、啪”就是两个耳光。大保愣住了，委曲地蹲到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而这时会场却更静了，一个个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壮士。只听宋学义批评道：“大保，你在这里是向谁耍威风？咱这枪，是用来保卫祖国，镇压阶级敌人的！你把它拿到这里来干啥？这里谁是阶级敌人？你把这枪口要对准谁？这里台上台下，可都是咱们阶级弟兄呀！……”壮士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感人肺腑，全会场的人都被壮士的言语所感动，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响起了“向英雄学习！”、“向英雄致敬！”的口号声。
这件事后，虽然壮士又多次被批斗，但那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教子壮士一生最爱枪，深知枪杆子的重要性。在狼牙山上他含泪摔坏了心爱的武器；解甲归田后，继续带领民兵拿起枪杆子保卫胜利的果实。壮士一生用过的枪可谓多矣，可有一支枪却是壮士最爱，那就是1960年壮士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由毛主席亲自授给壮士的枪号为118761的56式半自动步枪，因为这支枪凝聚着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搞好民兵工作，加强国防建设的殷殷期望。
宋学义爱这支枪胜过他的生命。在家里他把枪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一闲下来，就把这支枪擦了又擦。每到民兵训练时，宋学义就带上这支枪给民兵讲革命传统，讲射击要领。他有一句话，许多当年的老民兵至今还记得：“枪打得准不准，关键看你眼里有没有敌人，如果你看到的仅是靶子，而不是敌人，那你的枪就打不准。”
壮士爱枪，壮士的子女也爱枪。宋学义的两个儿子宋大保、宋福保都是民兵，训练非常刻苦。为了提高训练成绩，他们专门在家里修了个简易靶场，用父亲最钟爱的枪进行训练，尤其是大保，对这支枪钟爱有加。由于经常进行擦拭，对枪的性能了如指掌，他能把枪卸开后，在无光条件下重新组装，达到游刃有余的程度。
1965年2月，河南省新乡军分区首长到北孔村观看民兵实弹射击。大保兄弟俩自恃平时和父亲的枪打交道的时间多，训练的时间长，一心想打个好成绩让首长看看，就自告奋勇，首先参加射击。谁想事不随心，大保三发子弹只命中十七环。大保不服气地说：“过去我打靶都是优等，准是这枪有毛病，今天风也刮得太大，不信换换枪，让我再打三发看看！”宋学义这时走过来批评大保：“我看不是枪有毛病，也不能怨风大，还是你的思想有毛病，才打过几次枪就骄傲了，哪还能练出真本领？练武是为了打仗。要是在战场上，敌人会等你换了枪再打他吗？人家还专找雨急风大的天气向你进攻呢！”
经过这次教训，大保、福保在父亲的帮助下，更加离不开枪，更加勤学苦练。不到半年时间，全家的军事技术都大有长进。宋学义看到这种情况，在训练场举行了传枪仪式，把这支毛主席授给的枪传给了大保、福保，以此来激励他们。就在这次实弹射击中，大保三发三中26环，福保三发三中24环，他们的母亲李桂荣取得了三发三中28环的好成绩。
在壮士的严格要求下，壮士8个子女，除两人因身体条件不够外，其余6人都先后参了军，在人民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进行了锻炼，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特别是宋大保，参军后先在陆军，后又在空军，整整服役15年。如今的宋大保已是洛阳一拖厂配件公司的总经理。他工作突出，还受到过江主席的亲切接见。
——摘自《中州今古》双月刊2003年第1期第67页～第68页、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