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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友人与中共携手百年命运与共 作者:(参考消息报社记者)吕梦琦、王学涛、洪慕瑄
5月11日,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共同举办“携手百年·命运与共——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友人”座谈会。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超过200名友人现场或线上出席,其中包括加拿大友人诺尔曼·白求恩的外甥女琼恩·林莉,白求恩家族代表、加拿大-中国友好协会多伦多分会主席沃伦·白求恩,英国友人林迈可之子林德赛等。他们分享了其父辈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感人故事,表示要传承先辈开创的友好事业,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促进国家和民众间的理解与友谊。
“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友人主题展”在线上同步启动,讲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88位外国友人与中国共产党人携手合作、并肩战斗的生动历史。外国友人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友谊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更是我们的事业“得道多助”最好的注脚。
白求恩 为中国革命献出生命 “我家乡是红老区,特种医院显神威,动人故事传天下,白求恩精神放光辉……”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杨庄村65岁的退休教师李向明动情地唱着自己创作的山歌。
不远处的小山坡上坐落着一个小四合院,是抗战时期白求恩建立的特种外科医院旧址。屋内陈列着手术刀、担架、拐杖、听诊器等,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当年战火纷飞中那段救死扶伤的光辉过往与舍己为人的伟大精神。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身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也密切关注着中国。他阅读了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还得知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一个大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一年后,白求恩率领加美医疗队远渡重洋支援中国抗战。在前线作战的八路军缺医少药,白求恩来得正当其时。
特种外科医院四合院原来的主人李继元说,白求恩是在1938年11月率领医疗队来到杨庄村,虽然只在这里待了三个多月,但他竭力救治八路军伤员,还义务给十里八乡的乡亲看病,深受当地老百姓爱戴。
“村里人都很喜欢白求恩,他看病不要钱。”村民李志孝佝偻着身体说。他今年已经96岁了,是现在村里唯一见过白求恩的人。“他个子高高的,穿的靴子特别大,来的时候带着器材。”白求恩进村时候的样子,至今仍印在李志孝的脑海中。在杨庄村,白求恩筹建了特种外科医院,将伤员集中在一起提高救治率。他还创办卫生学校,编写多种战地医疗教材,举办实习周,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医疗骨干。在中国的600多天中,白求恩几乎踏遍了晋察冀军区,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抢救受伤士兵。据不完全统计,他曾亲手为1200余名伤员实施手术和医疗救治,为2000多名伤员做过伤情检查。
1939年10月,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不慎割破左手中指引发败血症,11月12日凌晨不幸去世。即使是在手指严重感染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抢救了13名危重伤员。
山西省五台县专门建立了一座白求恩纪念馆,供后人参观。“我受到的最深刻的教育,就是奉献。”游客王艳青说。
在抗战时期,包括白求恩、柯棣华、汉斯·希伯、格里戈里·库里申科等人在内,多位国际友人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中国人民永远缅怀他们!
马海德 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 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一大批国际友人毅然选择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30多位国际友人长眠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淬炼出深情厚谊,又共同走向成功。马海德就是其中之一。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一个炼钢工人家庭 。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1933年秋天,刚从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马海德和两个美国同学乘船到上海行医。在上海期间,马海德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帮革命根据地购买医疗器材和药品,掩护中共地下党在自己的诊所秘密联络和开会。1936年,马海德怀揣半张5英镑钞票坐上了北上的火车。那是宋庆龄交给他的接头暗号,只有与另外半张合准才能相信对方。在郑州火车站,他与斯诺会合,一起前往陕北。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访问了红军部队,详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三个多月后,斯诺离开保安,马海德则选择了留下。他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随红一方面军南下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路过一个回民区时,他将名字改成马海德。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决定,意味着将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
行军途中,马海德和红军战士一起参加战斗,经受了各种考验。1937年2月10日,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6个月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马海德随部队前往五台山,参加建立健全战地医疗组织,积极救治伤员。
战争年代,马海德身兼数职,既是医生,又是外交家,还是新华社的英文播音员。他筹建了陕甘宁边区医院,接待美军观察团,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和北平军调部,亲身经历了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走进北京城的一个个关键历史时刻。
马海德去世后,他的骨灰三分之一被安葬在美国故乡,三分之一安葬在延安,三分之一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曾说:“马海德是在根据地中共党员、红军战士损失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爱泼斯坦 为新中国外宣事业呐喊 八宝山革命公墓是为纪念因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兴建的陵园。在马海德墓地不远处,安葬着为新中国外宣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33年,当23岁的马海德到达上海时,18岁的爱泼斯坦已经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他1915年出生在波兰华沙,后随父母来到中国,先是在哈尔滨住了23年多,后来又移居到天津,一直居住到1937年。在那里,爱泼斯坦亲眼看到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难民涌进天津。一幕幕悲剧冲击着爱泼斯坦的内心;加上父母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从小就对中国充满同情。长大后,他成为一名英文记者,用手中的笔为中国战斗。
他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把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真实报道中国的事件和发展趋势,传递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声音。即便在后来旅居美国的5年中,爱泼斯坦仍坚持为阻止美国干预解放战争而呐喊。
多年辗转各地采访,爱泼斯坦清晰地看到了国统区和边区的截然不同。他兴奋地写信给妻子邱茉莉,讲述边区完全不同的景象,并在信中断言:“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共产党只用5年时间就证实了爱泼斯坦的判断。与马海德登上天安门不同,1949年10月1日,爱泼斯坦和妻子邱茉莉正旅居美国。
在经历了49天航程后,爱泼斯坦1951年回到并永远留在了中国。爱泼斯坦将余生都献给了新中国的外宣事业。《今日中国》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张彦曾和爱泼斯坦在一间办公室工作数年。他说,自己这位老搭档的脑子里装的主要就是如何在世界范围树立起新中国的正面形象。
林迈可 让中共声音传到大洋彼岸 英国人林迈可,中国人民同样不会忘记他。正是在他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大洋彼岸。他出生于英国一个书香世家,毕业于牛津大学。1937年12月,他前往燕京大学任教,在从温哥华坐船到横滨的轮船上遇到了白求恩,并成为朋友。此时,北平已经被日军占领。林迈可勇敢地站出来支持中国,为游击队购买医药物品、无线电零件和制造炸弹方面的书籍。他还拿出个人积蓄营救被日军宪兵队逮捕的抗日地下工作者。
1942年,林迈可参加了八路军。除了给技术人员讲授无线电课程,他还帮助改装电台。7年后,他访问新中国,当年他教的那批晋察冀学生已经成为新中国电讯工作的骨干。
在性命攸关的转移途中,林迈可宁可丢掉自备的大米,也不丢掉电仪表和计算尺。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还处在一种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这不利于中国抗战。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44年他和妻子李效黎去了延安。
在那里,林迈可成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通讯顾问”,利用延安通讯部三局材料建立了一台功率大约600瓦的发报机,制作了一根灵敏度高的定向天线。1944年8月,当他们开始发射无线电信号时,美国旧金山和印度均能接收到。
发报机一投入使用,林迈可就被分配到新华社英语部做顾问和英文改稿专家,成为参与创建新华社英文广播部的功臣之一,让世界听到了延安的声音。如今,在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高家沟村的西面,林迈可李效黎纪念馆静静地矗立在半山腰上。当地人用这种方式,感谢他们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
福斯特 为中国教育贡献力量 如今,越来越多国际友人正参与到中国的发展中,和中国人民一起书写新时代的华章。
德国人史蒂文·福斯特在山西太原已经居住了11年。他在当地一家培训机构担任外教,主要教授英语和德语。虽然名气不大,但福斯特依然默默地为中国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为了不影响教学,他甚至选择在2020年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依然严重的时候返回太原。对于这个“第二故乡”,福斯特充满了热爱。
福斯特与太原的故事,源于他的姨妈劳伦20世纪90年代曾在此任教。那时候,福斯特除了喜欢吃德国中餐馆做的糖醋里脊外,对中国知之甚少,直到2010年到太原任教才开始改变。那一年,中国开展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境内居住三个月以上或确定将居住三个月以上的外籍人员达59万余人。
此前,福斯特的姨妈和妈妈曾先后在太原任教。他的姨妈劳伦在太原待了9年,他的妈妈在太原断断续续待了10余年。但他现在居住的太原已与那个时候大不相同。
“它就是太原。”福斯特对劳伦姨妈说,太原跟欧洲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城市里的绿化带、公园比以前多了很多。福斯特的姨妈和母亲为太原带来了通过游戏、活动激励学生开口说英语的教学模式,他则更多是帮助这里的学生全面提高成绩,顺利通过托福、雅思考试。福斯特说:“我希望能继续在太原生活,帮助这里的年轻学生。国家间年轻一代的交流非常重要,因为友好关系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2021年5月13日一期(第22734期)《参考消息》第8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