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顿留下的全部遗产中，最难以估价的要属那“几千页零散污浊的手稿”，由于被反复修订涂改，这些散乱的手稿显得污迹斑斑、破烂不堪。遗产继承人们很想知道，这些手稿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能不能也卖上个价钱？他们明白，自己的这位亲戚可是个大名人，任何和他的名字沾边儿的东西，哪怕是这些陈旧的手稿，只要一经出版，肯定能稳稳地赚上一笔。于是就如何处理这些手稿，继承人们展开了一系列“争吵与辩论”。
在所有人中，只有凯瑟琳和约翰·康杜伊特不愿将手稿当作摇钱树。
作为牛顿的挚友、受助人和外甥女婿，约翰·康杜伊特继承了他的手稿。他曾广泛收集有关牛顿的生平轶事，但始终未能完成传记的写作。图片藏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约翰·康杜伊特曾在剑桥的三一学院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那时距离牛顿离开剑桥已有10年之久）。他与凯瑟琳相识于1717年，很快喜结连理。他兼任汉普郡惠特彻奇市议员，在牛顿升任造币厂厂长之后，一直充当他的助手，并在牛顿去世后继任厂长。显然，由于工作和生活上的交集，两人越走越近。然而眼下，康杜伊特逐渐意识到，在婚姻和情感双重纽带的作用下，他已经深深地卷入这场牛顿遗稿的风波之中。
约翰和凯瑟琳坚持认为，这些手稿既代表了牛顿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也体现出他对神圣秩序的伟大诠释，因此必须妥善保存。很快，包括凯瑟琳在内的三人委员会成立了，其职责是监督手稿的审定工作，裁决哪些内容值得公开出版（从而使继承人们可以再捞上一笔）。委员会找到了皇家学会的托马斯·佩勒特，邀请他参与手稿的审核工作。
1727年5月，佩勒特埋头于故纸堆中，苦干了三天，最终拟出了一份清单，颇为武断地将所有手稿划分为了82个条目，清单的标题为“属于已故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手稿清单，由其亲属负责审读检查”。
佩勒特是牛顿死后详细阅读其手稿的第一人，因此他有机会看到这些手稿原始的排列顺序，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在手稿清单上体现这些信息。佩勒特梳理这些手稿时，究竟依照怎样的原则如今我们已无法了解。不过，从他给出的清单来看，他几乎是在一片黑暗中艰难摸索。
绝大多数手稿没有明确的时间信息，也很少提及一些包含时间线索的时事要闻。尽管困难重重，佩勒特至少如实记录下了手稿的数量，这使我们能对手稿的规模有个大致的印象：353张“对折页，零散污浊的手稿，与图形和数学有关”，495张同样类型的手稿“与计算和数学有关”，还有厚厚一捆606张的手稿“与年代学有关”，显然，牛顿生前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
佩勒特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核心任务：确定牛顿遗稿中哪些“适合出版”，使继承人们能再分点儿现金。他用了不到三天便做出决定。他认为，在成堆的手稿和笔记中，只有5份文件值得出版。
佩勒特是否刻意隐瞒了牛顿的宗教和炼金术手稿呢？他是否有意维护牛顿的个人声望，以及他所代表的国家形象？他决定公开的手稿如此之少，而试图掩盖手稿又如此之多，自然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不过是接受牛顿继承人的委托，确定哪些手稿可以出版牟利。他声称只有一份手稿可以立刻交付印刷，这便是牛顿去世之前，在黑暗的房间里辛苦誊抄的那份“古王国年表”（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这份手稿很快便卖出了350英镑（约合今天的3万英镑）的高价，并在次年出版。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只有另外两份手稿，按佩勒特的建议得以出版。第一份手稿出版于1728年，牛顿原本打算将其中的内容用作其经典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的最后一卷。另一份手稿“对预言的评论”（Observationsup on the Prophecies）出版于1733年，这是一部技术性很强的解经作品，试图通过对圣经语词的分析，理解其中隐藏的微言大义。佩勒特认为可以出版的余下两份手稿分别是：31张对折页的“有关阿塔那修的悖论问题”，以及一份与微积分有关的“不完整的数学小册子”。直到20世纪，这两份手稿才获得出版。
那么，当年牛顿的继承人们想从这些手稿中发现什么呢？
19世纪30年代初，手稿第一次成为拍卖会的拍品。在这之前，手稿之所以有价值，缘于它是文本存在的唯一形式。一旦文本被大量印刷，手稿就沦为排版环节淘汰下的垃圾，一钱不值。然而，随着蒸汽驱动的印刷机的出现，在激增的印刷品海洋中，亲笔书写的手稿反而获得更高的地位。
狂热的收藏活动从来都不乏牺牲者，但这并不削减其巨大的诱惑力。事实上，那时收藏市场的狂热，确实导致了不少监守自盗的罪行。尽管很难确证，不过当时一批最顶尖的藏书家和文献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过此类犯罪。在个别案例中，图书或手稿看管人的确是被高昂的价格冲昏了头。但大多数情况下，促使这些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绝不仅仅是丰厚的经济回报。
亲自参与并创办英国第一家科学史学会的詹姆斯·奥查德·哈利韦尔（James Orchard Halliwell），同样有过这种双面人的生活。尽管直到今天，人们依然缅怀他在科学史领域先驱性的贡献，不过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偷书贼。
科学历史学会因为缺乏方向和资金而解散，哈利韦尔的盗窃行为为学会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却已经踏上探索伟大思想起源的崇高道路。1838年，牛津萨尔维几何学教授斯蒂芬·彼得·里戈（Stephen Peter Rigaud），出版了一部著作《有关艾萨克·牛顿爵士〈原理〉第一版的历史文集》（Historical Essay on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Sir Isaac Newton’s Principia），引发学界的密切关注。这本著作详细考察了在准备《原理》第一版时牛顿思想的演变过程，它参考了许多此前从未出版过的历史材料（有一部分被里戈收入了附录）。
1847年，奥古斯塔斯·德摩根出版了《从印刷术发明至今出版的算术著作》（Arithmetical Books from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to the Present Time），这是最早的书目类图书。在这本书中，德摩根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批棘手的问题，说明为什么读者应该关心这类深奥的问题，例如，科学在中世纪的发展状况。
此前一直有批评认为，出版学会的出版物毫无价值，德摩根的辩护打消了这种疑虑。1846年，他完成一部新的著作，对此他的妻子索菲亚骄傲地宣称，这是继贝利的《传记》之后，第二部揭露牛顿“软弱一面”的英文著作。德摩根的文章《牛顿与弗拉姆斯蒂德》（Newton and Flamsteed），显示出了“只有精通数学发现史的人才能展现出来的研究威力”。他提倡一种充满阳刚气质的科学史，勇于直面英雄身上的弱点，即便深谙人性的软弱，依然能够承认他们的力量。他写道，“牛顿一生的最大失败，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生的不幸，来自于他的性格，对他人不同意见的病态恐惧支配了他的一生。”
在牛顿看来，自然哲学不应该是充满激烈辩论的诉讼法庭，德摩根强烈反对这种态度：“面对自然，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立场、填写议案、发起诉讼，这难道不就是科学探索的全部吗？”德摩根在斗争面前从不胆怯，在他看来，科学中的竞争与交流不可避免，在这一点上，牛顿犯了大错。德摩根认为，科学发现具有自然哲学和社会两个维度：科学家不仅需要发现真理，而且应该分享真理。牛顿拒绝履行第二项义务，那么他的同仁就只能逼他就范。德摩根总结道：“牛顿的科学发现具有两大特征：这是他的发现，其他人必须承认这是他的发现。”
发表于 2022-8-31 13:5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