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课本插图6

无度不丈夫

古诗二首

所见

牧童骑黄牛，

歌声振林樾(yuè)。

意欲捕鸣蝉(chán)，

忽然闭口立。

小儿垂钓

蓬头稚子学垂纶(lún)，

侧坐莓(méi)苔草映身。

路人借问遥招手，

怕得鱼惊不应人。

——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六册第114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第2版）

无度不丈夫

小蝴蝶花

  小蝴(hú)蝶(dié)花生在草丛里，从紫色的花瓣里不时地飘散出一丝淡淡的清香，逗引着蜜蜂、蝴蝶从远处飞来。
  它看看自己周围，不过是些平平凡凡的小草，有的不开花，有的开出一朵半朵小花，也很不惹(rě)眼，更没有什么香气。小蝴蝶花骄傲了。它说：“看来，我是百花中的佼(jiǎo)佼者了，可惜被埋没在这里，和些平凡的小草小花在一起，我几时才有出头之日啊！”
  不久，小蝴蝶花被花匠发现。花匠把它移植在一个万紫千红的花园里。它初到这里，很有些耳目昏(hūn)眩。它看看那白玉栏杆里的牡(mǔ)丹(dān)，开得那么富丽堂皇(huáng)；那正在怒放的芍(sháo)药，开得比朝霞(xiá)还要鲜艳。数不尽的名花在斗艳争芳，说不清的花香在空气中迂(yū)回流荡。小蝴蝶花一下子变得自馁(něi)了。它说：“看来我是百花中最寒碜(chěn)的花了，什么人也不会理睬我了！”
  小蝴蝶花正在惭(cán)愧(kuì)的时候，想不到一群孩子观看了牡丹、芍药之后，又来访(fǎng)问它了。有一个孩子大声嚷道：“快来看哪，这是什么花呀？”
  “它叫小蝴蝶花。”另一个孩子回答。
  “多好看的小蝴蝶花呀！”孩子们都蹲在小蝴蝶花跟前……
  小蝴蝶花的心情平静了。它这才明白，过去自己在小草小花中间骄傲固然不对；现在在牡丹、芍药中间感到自馁也是没有理由的。

——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六册第119页～第120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第2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2-15 10:53
南湖
    “微雨欲来，轻烟满湖，登楼远眺，苍茫迷濛。”说的就是南湖的景色。湖心的小岛上有一座“烟雨楼 ...

    拓展阅读

“这只船虽然很小，但是前途远大”

不速之客闯入

  1921年的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
  突然，餐厅的后门猛地被人推开，一个中年男子闯了进来，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李汉俊平静地起身问道：“你找谁？”
  “啊，对不起，找错了、找错了。”那人边说还边打量了屋里的两个外国人。
  这个闯入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叫程子卿，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探。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
  会议的代表们相当警觉，马上转移了所有人员和重要文件，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再在上海进行了。就在大家讨论会议地点举棋不定的时候，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到离上海不远的嘉兴去开会。

转移到南湖游船

  为了缩小目标，代表们于8月2日和3日分两批南行到达嘉兴汇合，登上事先租好的画舫。船在湖里慢慢转了一圈，摇到离湖心岛烟雨楼东南约200米的僻静湖面上，便停了下来。李达的妻子王会悟，装扮成歌女坐在船头，望风放哨，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个红船上开始了。
  王会悟始终坚守观察着湖面的动静，每当有别的游船靠近，她就会根据情况敲打舱门提醒。
  会议首先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党纲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纲只有15条，不足1000字，但字字力透纸背，每通过一条，船舱里便会响起一阵掌声。
  上午议程结束，代表们匆匆用完午餐，很快又投入热烈的讨论中。
  下午5点左右，湖面上突然出现一艘汽艇，好像正朝画舫而来，越驶越近！王会悟立刻敲打船舱通知休会。代表们马上收好文件，将事先准备的麻将摆上桌。汽艇越来越近，没有减速，又飞快驶过。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显然，这只是一条普通游艇。后来了解到是一个富裕人家为儿子做满月，到南湖来游玩的。这又是一场虚惊。
  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完成建党。
  最后，全体代表紧握右拳，庄严而低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个小型秘密聚会，成了改变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前途的标志性事件，成为改写中华民族历史的里程碑。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彭真同志在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时感叹道：“这只船虽然很小，但是前途远大。”

究竟哪一天在游船上？

  我党诞生在这样一艘小船上，自是要对其详细的时间地点做出考量和记载。首先一大的开幕时间是2021年7月23日，已有定论。但究竟是哪一天结束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3年2月，嘉兴市委牵头，联合多个部门和单位组织《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课题，开展跨领域、跨地域攻关。在广泛收集海内外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课题组收集和考证了法租界巡捕侵扰后中共一大代表的行踪、嘉兴南湖会议前后的气象资料、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王会悟及一大代表在嘉兴的行踪等大量事实证据，形成了完整“证据链”。
  最终在2018年，《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重大课题成果正式发布，确认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时间，即中共一大闭幕时间为1921年8月3日。

——“金台望道”百家号2022年11月9日报道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8-4 11:10
做风车的故事
    二百多年前，英国有位大科学家叫牛顿。
    牛顿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他在小学念书的时 ...

    拓展阅读

牛顿诞辰380周年：手稿漂流，在炼金术与科学之间

  380年前的今天，1643年1月4日，在科学史上有诸多光辉头衔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诞生。这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也是17、18世纪知识高速增长时期的百科全书式人物，除了对万有引力、三大运动定律等基础原则的阐释，其对经济运行的金本位也有独到的理解。
  然而，除了站在人类知识之巅的人物形象，牛顿留给世人的，也有匪夷所思的想法和做法。因为就是这样一颗致力于探究抽象几何和物质世界的智性心灵，实际上也是炼金术诗词的抄写员。他似乎也常常远离人群，并且有时拒绝认为科学是一个需要辩论的问题。

牛顿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实际上有关牛顿的描写和猜测，凡是有那么一些依据的，其资料无不是取自牛顿亲笔手稿。在20世纪这个诸学科迅猛分化和发展的时期，各个学科背景的人物都对牛顿展开了解读，诡异的是，解读者其实也是从他们本人的特征来认识牛顿，以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例，他原本对牛顿并无多大兴趣，不过他收藏了不少牛顿手稿，也解读出了一个和他本人惺惺相惜的“牛顿”，过着半公开、半私密的双重生活。至于牛顿与炼金术，则有更多的解读了。否定者试图描述一个不那么光彩的、与科学精神相悖的牛顿，辩护者则归因于这是那个年代通行的“癖好”。这一切争论见于各个年代，甚至可以追溯至牛顿手稿流传早期，在1727年逝世后，牛顿遗产继承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关于炼金术的部分，只不过这更多是因为他们在取舍哪些手稿是值得出版的，而不是故意隐藏手稿，毕竟在当时，人们普遍对手稿本身并无多大兴趣，并且认为宗教以外的一般人不配有传记。再伟大的科学家也如此。
  牛顿是做笔记的爱好者，也是这方面的好手，据他本人生前讲述，“几乎总是笔不离手，书不离身”。他也习惯在笔记上修修改改。几乎从学术生涯刚开始时，他就疯狂地在纸张上写、画、涂、改。因此才在省后留下一大堆亲手书写的、零散杂乱的手稿。他可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些手稿在他离开后便踏上了漫长、曲折而离奇的漂流之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手稿自然是重中之重了，除此外生活记录、哲学思考、炼金术也持续吸引各色人物的兴趣。此时，“牛顿”是谁、是怎样的人，再也不是由他本人定义了。
  手稿的这一路漂流史始终与收藏者、解读者、传记作家，甚至也与所处年代的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着强烈的历史痕迹。据说，在五花八门的解读兴起多年后，牛顿的形象已经被解构，被解散，终于在距今几十年前，探索一个统一的牛顿成为一项工程，心理学表现最为积极。无论如何，恰如《牛顿手稿漂流史》（作者：莎拉·德里，Sarah Dry）一书总结的，“每一位直接研究过牛顿思想遗产的历史学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强调其思想的深度和力度。哪怕略过其中的知识，单是手稿的数量已经相当惊人”。这是牛顿之所以被反复纪念的理由。
  那么，在牛顿诞辰380周年之际，且让我们来了解牛顿的手稿在其逝世后三百余年间，经历了怎样的漂流。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第2、6、13、14等章节，内容有增删，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手稿的继承者

  面对数额庞大的遗产，牛顿的继承人们吵作一团。

  在牛顿留下的全部遗产中，最难以估价的要属那“几千页零散污浊的手稿”，由于被反复修订涂改，这些散乱的手稿显得污迹斑斑、破烂不堪。遗产继承人们很想知道，这些手稿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能不能也卖上个价钱？他们明白，自己的这位亲戚可是个大名人，任何和他的名字沾边儿的东西，哪怕是这些陈旧的手稿，只要一经出版，肯定能稳稳地赚上一笔。于是就如何处理这些手稿，继承人们展开了一系列“争吵与辩论”。
  在所有人中，只有凯瑟琳和约翰·康杜伊特不愿将手稿当作摇钱树。
  作为牛顿的挚友、受助人和外甥女婿，约翰·康杜伊特继承了他的手稿。他曾广泛收集有关牛顿的生平轶事，但始终未能完成传记的写作。图片藏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约翰·康杜伊特曾在剑桥的三一学院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那时距离牛顿离开剑桥已有10年之久）。他与凯瑟琳相识于1717年，很快喜结连理。他兼任汉普郡惠特彻奇市议员，在牛顿升任造币厂厂长之后，一直充当他的助手，并在牛顿去世后继任厂长。显然，由于工作和生活上的交集，两人越走越近。然而眼下，康杜伊特逐渐意识到，在婚姻和情感双重纽带的作用下，他已经深深地卷入这场牛顿遗稿的风波之中。
  约翰和凯瑟琳坚持认为，这些手稿既代表了牛顿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也体现出他对神圣秩序的伟大诠释，因此必须妥善保存。很快，包括凯瑟琳在内的三人委员会成立了，其职责是监督手稿的审定工作，裁决哪些内容值得公开出版（从而使继承人们可以再捞上一笔）。委员会找到了皇家学会的托马斯·佩勒特，邀请他参与手稿的审核工作。
  1727年5月，佩勒特埋头于故纸堆中，苦干了三天，最终拟出了一份清单，颇为武断地将所有手稿划分为了82个条目，清单的标题为“属于已故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手稿清单，由其亲属负责审读检查”。
  佩勒特是牛顿死后详细阅读其手稿的第一人，因此他有机会看到这些手稿原始的排列顺序，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在手稿清单上体现这些信息。佩勒特梳理这些手稿时，究竟依照怎样的原则如今我们已无法了解。不过，从他给出的清单来看，他几乎是在一片黑暗中艰难摸索。
  绝大多数手稿没有明确的时间信息，也很少提及一些包含时间线索的时事要闻。尽管困难重重，佩勒特至少如实记录下了手稿的数量，这使我们能对手稿的规模有个大致的印象：353张“对折页，零散污浊的手稿，与图形和数学有关”，495张同样类型的手稿“与计算和数学有关”，还有厚厚一捆606张的手稿“与年代学有关”，显然，牛顿生前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
  佩勒特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核心任务：确定牛顿遗稿中哪些“适合出版”，使继承人们能再分点儿现金。他用了不到三天便做出决定。他认为，在成堆的手稿和笔记中，只有5份文件值得出版。
  佩勒特是否刻意隐瞒了牛顿的宗教和炼金术手稿呢？他是否有意维护牛顿的个人声望，以及他所代表的国家形象？他决定公开的手稿如此之少，而试图掩盖手稿又如此之多，自然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不过是接受牛顿继承人的委托，确定哪些手稿可以出版牟利。他声称只有一份手稿可以立刻交付印刷，这便是牛顿去世之前，在黑暗的房间里辛苦誊抄的那份“古王国年表”（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这份手稿很快便卖出了350英镑（约合今天的3万英镑）的高价，并在次年出版。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只有另外两份手稿，按佩勒特的建议得以出版。第一份手稿出版于1728年，牛顿原本打算将其中的内容用作其经典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的最后一卷。另一份手稿“对预言的评论”（Observationsup on the Prophecies）出版于1733年，这是一部技术性很强的解经作品，试图通过对圣经语词的分析，理解其中隐藏的微言大义。佩勒特认为可以出版的余下两份手稿分别是：31张对折页的“有关阿塔那修的悖论问题”，以及一份与微积分有关的“不完整的数学小册子”。直到20世纪，这两份手稿才获得出版。
  那么，当年牛顿的继承人们想从这些手稿中发现什么呢？

从手稿中诞生出“牛顿”

  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名人手稿具有收藏价值，哪怕是像牛顿这样伟大思想家的亲笔手稿。
  手稿收藏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于牛顿所处的时代才初露苗头。显然这并非偶然。那时人们不断开辟新的知识领域，开启学术和思想上的一系列变革。随着知识范围的不断延展，对知识保存技术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普遍语言的设想应运而生，牛顿曾为此做过笔记；为了保密和提高书写效率，速记技术大行其道；展示标本的自然志陈列室，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此外，还有更为抽象的方案，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于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种种现象表明，收集和组织知识的新体系正在逐渐形成。
  约翰·康杜伊特能够继承手稿的原因非常复杂。
  牛顿死在造币厂厂长的职位上，按当时的规矩，所有新铸造的钱币，以厂长的个人信誉作为担保，换句话说，在牛顿去世时，他名义上背负着和英国国家发行货币总额等量的债务。康杜伊特主动接管这批债务，即一旦发现分量不足的新钱币，他需要自掏腰包，加以赔偿。作为承担风险的条件，康杜伊特要求得到牛顿留下的所有手稿，这项要求被满足了。在其他继承人看来，这是笔不错的交易，毕竟佩勒特已经做出评估，这些手稿基本上没什么价值了。即便如此，康杜伊特依然拿出2000英镑作为担保金，确保手稿中若有任何内容在日后出版，其他继承人仍然可以从中获利。
  约翰·康杜伊特打算为牛顿写一本传记。他敬仰牛顿，因为牛顿不仅是他的舅岳父，也是他的好友和支持者。
  为此，他第一次将目光投向牛顿的遗稿，试图从中有所发现。尽管他描述了一部分手稿的内容，为不同种类的笔记列出清单，却并没有进行全面的分类整理。康杜伊特更关注的是那些奇闻轶事，这类小故事是传记作家的宝藏，往往能让人物有血有肉，读起来引人入胜。他独具慧眼，搜罗到的那些轶闻，即便今天读来仍生动有趣。他拜访了许多牛顿的亲朋故旧，和他们交谈，当然牛顿在世时，他们两人也常常聊天，这些都成了他的素材，用以书写一部丰碑式的传记。
  那时，人物传记还是一件稀罕的新事物。人们一般认为，只有圣徒的生平才值得学习。不过，康杜伊特为这种新型传记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理由：这是一个人类知识急剧增长的时代（它如今被称为“科学革命”），而牛顿在其中贡献良多。他写道，思考像牛顿这样的人取得的“神圣的思想结晶”，和“追随征服者的脚步，穿越血腥混乱的战场”一样，都能使心智得到极大满足。和那些残暴的战争领袖相比，牛顿更有资格成为人生的榜样。他的一生“勤勉、执着、谦逊、虔诚、不存一丝恶念”，体现了“普适的美德”，比起凯撒和亚历山大，更应为世人效法。然而，虔敬的德行并非为牛顿立传的全部理由。作为一位自然哲学家，正是牛顿提出了全新的思想体系，大大扩展了人类思想的疆域，他无疑是一位“思想上的征服者”。

局内人介入手稿

  19世纪30年代初，手稿第一次成为拍卖会的拍品。在这之前，手稿之所以有价值，缘于它是文本存在的唯一形式。一旦文本被大量印刷，手稿就沦为排版环节淘汰下的垃圾，一钱不值。然而，随着蒸汽驱动的印刷机的出现，在激增的印刷品海洋中，亲笔书写的手稿反而获得更高的地位。
  狂热的收藏活动从来都不乏牺牲者，但这并不削减其巨大的诱惑力。事实上，那时收藏市场的狂热，确实导致了不少监守自盗的罪行。尽管很难确证，不过当时一批最顶尖的藏书家和文献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过此类犯罪。在个别案例中，图书或手稿看管人的确是被高昂的价格冲昏了头。但大多数情况下，促使这些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绝不仅仅是丰厚的经济回报。
  亲自参与并创办英国第一家科学史学会的詹姆斯·奥查德·哈利韦尔（James Orchard Halliwell），同样有过这种双面人的生活。尽管直到今天，人们依然缅怀他在科学史领域先驱性的贡献，不过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偷书贼。
  科学历史学会因为缺乏方向和资金而解散，哈利韦尔的盗窃行为为学会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却已经踏上探索伟大思想起源的崇高道路。1838年，牛津萨尔维几何学教授斯蒂芬·彼得·里戈（Stephen Peter Rigaud），出版了一部著作《有关艾萨克·牛顿爵士〈原理〉第一版的历史文集》（Historical Essay on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Sir Isaac Newton’s Principia），引发学界的密切关注。这本著作详细考察了在准备《原理》第一版时牛顿思想的演变过程，它参考了许多此前从未出版过的历史材料（有一部分被里戈收入了附录）。
  1847年，奥古斯塔斯·德摩根出版了《从印刷术发明至今出版的算术著作》（Arithmetical Books from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to the Present Time），这是最早的书目类图书。在这本书中，德摩根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批棘手的问题，说明为什么读者应该关心这类深奥的问题，例如，科学在中世纪的发展状况。
  此前一直有批评认为，出版学会的出版物毫无价值，德摩根的辩护打消了这种疑虑。1846年，他完成一部新的著作，对此他的妻子索菲亚骄傲地宣称，这是继贝利的《传记》之后，第二部揭露牛顿“软弱一面”的英文著作。德摩根的文章《牛顿与弗拉姆斯蒂德》（Newton and Flamsteed），显示出了“只有精通数学发现史的人才能展现出来的研究威力”。他提倡一种充满阳刚气质的科学史，勇于直面英雄身上的弱点，即便深谙人性的软弱，依然能够承认他们的力量。他写道，“牛顿一生的最大失败，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生的不幸，来自于他的性格，对他人不同意见的病态恐惧支配了他的一生。”
  在牛顿看来，自然哲学不应该是充满激烈辩论的诉讼法庭，德摩根强烈反对这种态度：“面对自然，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立场、填写议案、发起诉讼，这难道不就是科学探索的全部吗？”德摩根在斗争面前从不胆怯，在他看来，科学中的竞争与交流不可避免，在这一点上，牛顿犯了大错。德摩根认为，科学发现具有自然哲学和社会两个维度：科学家不仅需要发现真理，而且应该分享真理。牛顿拒绝履行第二项义务，那么他的同仁就只能逼他就范。德摩根总结道：“牛顿的科学发现具有两大特征：这是他的发现，其他人必须承认这是他的发现。”

形形色色的“牛顿”

  到了20世纪初，牛顿手稿已经散布全球。大多数非科学类手稿最终被各大机构所藏，主要包括剑桥大学、耶路撒冷的犹太国家和大学图书馆、位于裘园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当然，这要归功于凯恩斯与亚胡达的共同努力（以及众多书商组织的公平的拍卖会）。然而，尽管手稿此时已经对外公开，但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无论是科学类手稿，还是非科学类手稿，依然无人问津。
  后来，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以他的独特方式走向牛顿，他所遵循的，不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而是一种哲学进路。柯瓦雷出生于俄国，师从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深受战前欧陆哲学的熏染。在他看来，“牛顿综合”（Newtonian synthesis）是“自从两千年前希腊人发明了‘和谐宇宙’（cosmos）以来，即便算不上人类所取得或遭受的最深刻的变革或转变，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对于柯瓦雷来说，促成科学发现的不是实验，而是理论。萨顿与柯瓦雷一起，共同界定了科学史的研究范围。柯瓦雷擅长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思想史的脉络。他描述了一系列思想上的革命，其谱系可上溯至哥白尼，及至开普勒和伽利略，最终由牛顿推向高潮。
  萨顿和柯瓦雷为后来的学者创造出条件，使他们能够更为深入地思考牛顿在历史上的地位。至于超越已有的研究，揭示从未公开的手稿，这样的重任落到了两人之后的下一代学者肩上。
  对于科学史而言，牛顿显然是一个绕不过的主题。毕竟，牛顿代表了科学革命的无上光荣，而“科学革命”（the Scientic Revolution）这一概念，恰恰是催生科学史这门学科的思想温床。对于理解现代科学的起源，继而理解现代性本身的起源而言，科学革命无疑是最重要的题材，而重中之重便是牛顿。
  因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牛顿手稿最终得到一系列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不仅将牛顿手稿视为职业发展的手段，而且致力于从中寻求历史和思想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虽才提出不久，但已变得日趋紧迫。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科学史已经成为一门欣欣向荣、充满激情的新学科，历史文献和思想诠释两个方面，优秀的著作层出不穷。作为科学史中特殊的研究分支，牛顿研究也变得日益兴盛，硕果累累。
  1976年，理查德·韦斯特福尔（Richard Westfall）发表了一篇题为“牛顿产业”（Newtonian Industry）的文章，他这样写道：“这个群体，仿佛同时患上了幽闭恐惧症和神经官能症，成员们相互提防、勾心斗角，为了上位，不择手段，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斜着眼睛，偷瞄大刽子手怀特塞德”。
  然而，作为数学家与科学家的牛顿，如今正在面临着许多其他牛顿的挑战，这些牛顿的激情和癖好依然会让人感到尴尬、恼怒或是困惑。手稿终于自己开口说话了，但结果不是建设性的，而是解构性的。那个旧的牛顿早已不复存在。真正迫切而令人兴奋的研究，已不再关注那个旧的牛顿，那位为世人所熟悉的数学和物理学天才，而是关注那个新的牛顿。这位新牛顿不是一座大理石的纪念雕像，而是一个变形人。每一本新的出版物都揭示出他的一个新身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手稿，越来越多的牛顿也随之涌现。
  于是，我们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仅仅理解一个人，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需要一个产业。研究牛顿的学者，犹如一滴水中的微生物，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与牛顿个人思想的多样性一致。
  科恩认为，出版牛顿手稿时，重要的是能够重现“前期草稿、早期版本以及后续修改的各阶段文本”。科恩照片来自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Institute）施莱辛格图书馆（Schlesinger Library）。
  学者们从手稿中揭示出牛顿的不同侧面，恰恰暴露了他们本人的偏好。比如凯恩斯，他过着半公开、半私密的双重生活，这使他和牛顿惺惺相惜，能够洞悉在其理性主义者的肉身中，深藏着一缕前现代魔法师的灵魂。在科恩看来，牛顿是数学物理学家、不朽杰作《原理》的作者，是他开创了独具一格的“牛顿主义”思想风格，强调在物理世界中反复检验数学模型的真伪。在多布斯笔下，牛顿是一位炼金术士，认为地球是一个具有生命、能够呼吸的有机体。而在曼纽尔的心理学视角中，首要考虑的是牛顿的情感关系，特别是他与母亲的关系。最终，牛顿如愿以偿，得到他所需要的学者；而他那些被长期遗忘的手稿，也使学者们能够跟上他的脚步，穿梭于他广阔的思想空间，从中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

是否存在统一的“牛顿”？

  为了深入牛顿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学者们努力将其散乱的手稿整合起来，恢复其本来面目。人们不禁要问：把所有手稿都放在一起，究竟可以得到什么？这是个老生常谈的平庸话题，但人们渴望得到答案，希望借此可以将破碎的牛顿形象，重新拼接到一起。
  就像小说《白鲸》中那条巨大的白色抹香鲸，对牛顿思想统一性的探求，是牛顿产业中最令人难以捉摸却又最吸引人的话题。随着手稿不断揭示出牛顿新的细节，学者们试图将这些零散的信息整合起来，找到贯穿在内容迥异的学科间的统一思想。对于那些力求为炼金术和神学正名的学者而言，问题的关键是证明科学和非科学内容之间的联系。思想的统一性将使牛顿摆脱异端和神秘主义的泥淖，使他那些离经叛道的想法，能够置身于一个宏大的思想框架之中。这是一个理性的思想框架，牛顿试图将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安置其中。牛顿主张按照意志自由地运动，这一想法可能会妨碍重建工作，但学者们似乎并未对此达成共识。
  对于统一性的强调，部分源于心理传记的兴起。弗兰克·曼纽尔是这项历史技艺的积极实践者，他用“无法遏制的欲望”，形容牛顿对世界隐匿秩序的探求。他试图调和牛顿的神学与科学，他这样写道：“假如自然与自身一致，那么牛顿的思想也是如此。”他指出，“牛顿仿佛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驱动着，使他可以在混沌无序中，发现秩序与设计，从庞杂原初的材料中，提炼出某些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既可诉诸整体，又包含各部分间的关系”。
  即便是那些没有明确心理学方法的学者，同样直言不讳地表明，牛顿拥有统一的世界观，并以此解释其五花八门的研究兴趣。在其研究牛顿炼金术的著作中，贝蒂·乔·多布斯认为，信仰如同一支观念胶水，将牛顿不同的思想领域，粘连在了一起。确切而言，真理是神圣的：“和两面神杰纳斯（Janus）一样，牛顿具有两面性，但那毕竟是同一思想下的产物，之所以会看到两面性，或许不过是现代人眼中的视错觉，而非真实情况……牛顿坚信真理是统一的，神性是终极来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各种各样研究的源头。”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力图将炼金术和宗教，从牛顿的大众形象中抹去，而像多布斯和曼纽尔这样的学者，则尝试证明手稿中不同内容间的内在关联，努力纠正这种偏见，甚至可以说，有些矫枉过正。
  对于那些研究光学、数学和自然哲学三大传统学科的学者来说，牛顿思想的统一性并不是紧迫的问题，而且很可能对这些学科的纯洁性造成潜在的危害。他们不愿转变或是解构牛顿的形象，而是满足于使用新的科学手稿，继续探究科学方法层面的问题，而非心理学或形而上学问题。他们一如既往，停留在那些传统主题上，只关心那些他们想要了解的问题。
  归根结底，正如历代牛顿学者发现的那样，牛顿手稿始终处于未定稿的状态。手稿之中满是修改的痕迹。毋宁说，牛顿就是自己的终身编辑，在这一点上，无人可以与之匹敌。在贯穿其一生的研究生涯里，他总是在不断修改、删减、重新誊写。在反复审读自己作品的过程中，探寻更深层的意义。他毕生厌恶出版，恐怕这既是原因也是后果。只要不出版，就可以不断修改自己的手稿。即便出版了，也不意味着修改的终结，《原理》和《光学》的后续版本，都存在大量修改，只是出版让修改过程公开化，容易招致批评，而且浪费时间。
  修改，理解手稿的含义就极其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手稿根本不存在明确的含义。雪上加霜的是，大量手稿装订混乱，又很少提到当时的时事要闻，所以很难确定写作时间，这再次增加了解读手稿的难度。那些牛顿手稿的未来编辑们，将会一再品尝这种苦中作乐的滋味。
  正是其不断变化的动态特征，手稿才得以记录牛顿思想探索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妨拥抱这一事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手稿：它们不是对单一事实的叙事，而是对大量相互交织的事实的叙事。只有在这种思考方式下，我们才能深入那个令人心存疑虑的陌生领域，在那里，变动不居胜过了固有之义，多样性打败了单一性。这真是一个让人不安的场所。对一些学者来说，这也是他们所持有的唯一真实的立场。

——2023年1月4日一期《新京报·书评周刊》登载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0-27 23:29
梅雨潭
    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仙岩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边，便听见哗哗哗的声音；抬起头，镶 ...

  拓展阅读

雨中游梅雨潭

作者：钱汉东

  名闻遐迩的仙岩梅雨潭，一直是我心中的览胜之地。
  四十多年前，我在中学任高中语文老师，所教课文中有朱自清的散文《绿》，教了多遍，滚瓜烂熟。奇异而迷人的“女儿绿”究竟是怎样？总想一探究竟。
  仲冬时节，应瑞安文友之邀，有幸探访梅雨潭。
  冬雨霏霏，北方强冷空气席卷而来，寒气逼人。沿途错落有致的山林，依然葱郁。突然想起我国山水诗鼻祖、南朝永嘉太守谢灵运，他在游览仙岩后写下的“蹑屐梅潭上，冰雪冷心悬”的诗句，说的就是梅雨潭。发明“谢公屐”的谢灵运，在贬官的短短一年之中，几乎踏遍永嘉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传世诗篇，是在游览中玩出名堂的大诗人，他的诗作吸引了历代文人雅士前来探访寻幽，朱自清是其中的一位。
  满怀憧憬的我们，却被景区一张冷冰冰的布告傻眼了，曰：因升级改造暂闭。无奈之中心有不甘，便找到当地善解人意的李村长，当他悉知我们慕名远道而来，就破例带着我们走过长长的、由石板铺成的十八梯道绕至后山。深山清静，雨水打在伞上，发出啪啪的声响，脚上的皮鞋湿透，阴风冷雨，寒意飕飕，但心里却是热乎乎的。绕道看到了别样的景观：飞流、塘池、幽谷，也遭遇了塌方阻道的险情。几经周折，穿过奇异的岩洞，瀑布的轰鸣声越来越响，篆体“人”字飞瀑呈现在眼前，哗哗跌落在梅雨潭中。啊，梅雨潭，大家喜不自禁。
  梅雨潭峻崖陡壁上长满草木绿苔，瀑布自崖合掌处倾泻而出，桀骜不驯地飞流直下绿潭之中，溅起千层雪浪花，像一朵朵晶莹剔透白梅开在潭中，寒风吹过，白梅的花瓣纷纷扬扬，四处飘散，升腾起一层轻薄的白雾，弥漫在绿潭的四周。一年四季，天天如斯，犹如初夏的梅雨。清代潘耒在《游仙岩记》中云：“常若梅天细雨，故名梅雨潭。”早年曾在附近圣寿禅寺读过书的文友说，绿潭崖壁上有朱自清的题书“飞龙直上”，无奈天公不作美，阴沉的天色下，一片模糊，留下遗憾。
  梅雨潭的水池很深，文友说约有七米，但潭的面积并不太大，约300平方米，形如一张大大的碧绿的荷叶，“一块温润的碧玉”，轻柔地铺在水面之上。潭水的绿，绿得奇丽，绿得鲜嫩，绿得令人陶醉，这就是“女儿绿”啊！刹那间，我好想跃入潭中畅游一番，要深度拥抱她，感受她的清澈、高贵和纯洁。
  冷风呼呼，寒雨潇潇，似乎没有停歇的意思，它是要给奔腾不息的飞瀑注入源源不断的清流吗？脚已被雨水浸泡得冰冷，但我依然兴致勃勃。
  梅雨亭是当地的地标，坐落在飞流前一块突出的巨石之上。这座典雅的古亭，为周边的景色平添了几分灵气，成为游人必到之地。拾级而上，路过一座别具风格的三角亭，名曰“自清亭”，显然是为纪念朱自清而建的。亭内立有三角形碑石，上面刻着朱自清的散文《绿》。再往上便是梅雨亭。一副隶书联悬挂在梅雨亭的抱柱上：“飞瀑半空晴亦雨，梅潭终古夏如秋。”粗壮的行楷“梅雨亭”匾额挂在亭内，两旁配有一副“仙影寺好高吟落，梅雨潭深绿梦飞”的草书联。两联恰到好处地概括了梅雨潭景色的特点。亭内置圆石桌，四周有石椅供游人休憩。梅雨亭正对着梅雨潭瀑布，是观瀑的绝佳处，安坐其中观瀑布奔腾，那真是一个爽啊！据考此亭为明嘉靖年间少师张孚敬所建，初名泽润亭，光绪十四年重建时随景观而改为梅雨亭。
  仙岩水源充沛，山峦起伏，凝灰岩地貌，岩质坚硬，形成多处瀑布潭。谢灵运等文人的诗作锦上添花，为此地的景观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秀美的自然景观与丰厚的人文遗产交相辉映，使得在温州执教不到一年的朱自清，竟两度来此“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并结缘梅雨潭。我想，随着景区的改造提升，拥有涤净凡尘“女儿绿”的梅雨潭，定会吸引更多的游人前来观光游览。

——《新民晚报》百家号2023年1月28日登载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4 13:02
狼牙山五壮士
    一九四一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的狼牙山区大举进犯。当时，七连奉命在这 ...

  拓展阅读

巍巍太行镌刻的红色精神

——探访狼牙山五壮士事迹真相

作者：刘婧

  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部队和群众撤离而在弹药用尽时跳下山崖的事迹一直深入人心。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上，继三军仪仗队之后，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徒步方队，就是“狼牙山五壮士”英模部队方队。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诠释了抗日武装
  宁死不屈、英勇抗争的战斗精神。
  然而近年来，有人利用网络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网络上各样言论也众说纷纭。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狼牙山五壮士事迹是否真实存在？狼牙山五壮士到底经历了什么？怀着崇敬的心情，记者踏上了寻访狼牙山五壮士历史真相的探访之路。

事实清楚，英勇事迹不容任何质疑

  中国北部，狼牙山脚。
  西水村村民李振玉的家就在狼牙山脚下。他的父亲李怀林1938年参加游击队，岳父黄彩云是当时晋察冀一分区的一名侦察排长，他们都是那次战斗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永远都能证明，五壮士的事迹是真实的。”
  李振玉动情地说：“我从小听着父辈们说狼牙山的故事，我走过这座山千万遍，我知道五壮士在哪打的仗，我走过他们走的路，没有人能否定历史。”
  为了确保调查结果的真实性，记者绕开了修葺整齐的游览区，跟着向导李振玉，走上了当年五位英雄战斗的路线。
  巍巍狼山壮，潇潇易水寒。仰头，是连绵耸立的三座高峰，一面茂林，一面陡壁。
  茂林里，荆棘丛生，脚下其实并没有路，只能依稀辨出人踩过的足迹。
  陡壁边，山石峥嵘，只有沿着山壁慢慢摸索爬行，四肢并用，才能勉强维持平衡，不至滑落山壁。
  这座山陡、险、难，让人望而生畏。
  在1941年9月，五位年轻的战士面前，也是一样巍峨连绵的三座高峰，而他们身上，肩负着数万抗日军民的生命安全。
  据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馆长李芳介绍，1941年8月，由于“百团大战”对日军战略后方产生的震慑力，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多次调动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并于9月下旬，对狼牙山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一旦合围成功，4万抗日军民的生死难以预料。
  由于敌强我弱，上级决定我军主力带领群众撤出狼牙山，转到外线安全地区。掩护主力部队撤离的任务，交给了一团七连。在怪石嶙峋的石门处，七连战士与日伪军开展了石门阻击战。
  “这里就是石门。”已年过七旬的李振玉说，“我们跟鬼子打麻雀战，因为有机枪排在，鬼子以为是我们的主力部队，一路紧追，我们借着地形优势，就在这一带，大大小小的阻击战，打了好几天。”
  石门山林茂密，山坡陡峭，站在下面根本无法看清上方的情况。我军据守地利，采取设置地雷、分兵把口、灵活御敌等战术，在敌军面前呈现出一幅“漫山遍野都是八路军”的景象。
  接连鏖战，边打边退，为给主力部队多争取时间，七连行至阎王鼻子，发起了第二次阻击战。
  阎王鼻子是一处陡峭险要的石壁，因为山梁看起来像鼻梁一样挺而陡，在当地有“阎王鼻子小鬼脸”的说法，山体坡度极大，是上山最难走的地方，十分艰难危险。
  “在这里，地形险，战士们就用滚石做武器，鬼子只能绕开，从两边爬上来，被我军砸死砸伤了几十人，后来阻击不住了，我们就往后撤到了棋盘陀。”李振玉指着下面的山壁说。
  我军与日伪军在棋盘陀发生了激烈的交战。敌人调来大炮向棋盘陀方向轰击。在这次战役中，七连连长身负重伤，战士们伤亡惨重，指导员命令六班进行阻击，带领部队向龙王庙方向转移。六班当时只剩5人，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
  棋盘陀有一处分叉路口，一边通往主力转移的方向，一边通往棋盘陀顶峰。通往顶峰的道路，如今已尽是悬崖绝壁，仅容人贴壁通过，寻常人已无法再向前进。
  “这里走不过去了，太危险。”李振玉指着前方一座小山头说，“翻过这个山头，就是五壮士真正的跳崖地，当时他们一路退，还借着山里地势，消灭了几十个鬼子，吸引着敌人，不让他们知道主力的转移方向。”
  经历了石门、阎王鼻子、棋盘陀三场阻击战和一路诱敌深入的游击战，马宝玉等五位战士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扔完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将所有武器全部破坏之后，宁死不屈，英勇跳崖。
  在狼牙山，记者用脚步“丈量”出了狼牙山五壮士事迹。记者事后核查了我军1941年10月18日的军区训令，以及日方战史里对于1941年9月25日“狼牙山、棋盘陀附近战斗”的相关记录，这些资料中对1941年9月25日发生的五位战士英勇跳崖的事迹都有明确的描述，并对当时的战斗情况，击毙敌军数量也有相应的统计数据。这些官方资料的记录充分佐证了狼牙山五壮士事迹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马宝玉等五位壮士的英雄事迹深深地刻印在太行山枝杈纵横的深林间，刻印在嶙峋陡绝的峭壁上，刻印在清流湍急的飞瀑里，也刻印在太行山脚下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心间。

精神不朽，英雄壮举凝聚民族精魂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党和人民军队诞生以来，无数的英雄先烈在炮火硝烟中赴汤蹈火、甘洒热血，在自己的岗位上鞠躬尽瘁，无私奉献。他们的伟大事迹，凝聚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星辰指引着后来人的方向。感怀英雄，能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来无与伦比的勇气和力量。
  一路走来，忠诚，忠良，捍卫，理想，红色，爱国，这样的字眼到处都是，不仅是标语，而是出现在大大小小的农家院里、招牌上、宣传语中，红色的精神浸润着这片土地，因为纯粹的信仰，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拥有强壮的精神力量。
  在路上，望着密布的丛林，错综交杂的小路，不熟悉的人稍不留神就会迷失。同时，山上还有很多被茂盛植被遮蔽的隐秘山洞。这样的环境足够五位战士隐藏身影，躲过敌人致命的子弹。李振玉告诉记者，其实不是不能逃生，事实上，五壮士当时有两条生路可以走。
  一条是主力部队转移的道路，另一条路就是藏身山林。但是，五壮士为不暴露转移方向，选择走向部队转移的相反方向，即使明知路的尽头是三面悬崖的绝壁；为了给部队和群众的转移赢得更多时间，他们用军事学上自杀性的拖延战术把敌军引向绝路，牢牢把敌军吸引在自己身边。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李芳说，当时带领日伪军追击五位战士的小队长茅田幸助，在1997年7月，曾来到狼牙山祭奠谢罪，易县原县长刘建军接待了他。
  这位日本老兵面对着狼牙山痛哭流涕，他亲眼目睹了五壮士跳崖的壮举，并为之震撼，心生敬畏。他说，当时他命令士兵朝天鸣枪，向英雄致敬，后来因为此事被告发，在日本受到了处分。
  茅田幸助赠送给刘建军一把昭和15年的军刀。当年他就是佩戴着这把军刀，将五位战士逼上悬崖，他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忏悔。
  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从中体现出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更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为之动容。捍卫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不仅是捍卫个人名誉，也是捍卫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否认事实、歪曲事实、抹黑事实，实质上都是对民族共同利益的侵害。
  英雄，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脊梁。那些为国家民族敢于牺牲、甘于奉献的人值得人们的尊敬。狼牙山五壮士宁死不屈，战斗到底的精神，穿过时空，给予革命者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凝结成中华民族百折不屈、奋勇向前的民族精魂。
  截至记者发稿时，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传来一则消息，对“狼牙山五壮士”中的两位英雄葛振林、宋学义的后人葛长生、宋福保起诉《炎黄春秋》杂志社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害名誉权、荣誉权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决被告洪振快立即停止侵害葛振林、宋学义名誉、荣誉的行为；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被告洪振快在媒体上刊登公告，向原告葛长生、宋福保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2016年6月29日一期《人民法院报》第3版刊载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4 19:38
古诗四首
鹿柴
作者：[唐]王维

    拓展阅读

“人才”王维

作者：初玄

  唐朝空前鼎盛，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不仅经济、政治、外贸上都是最盛时期，诗歌成就也是最高的，然而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开始走向衰败，虽然还经历了一百多年才灭亡，也经历了元和中兴的短暂高光时期，但是最终走向了颓败。
  这个过程和一个诗人一生的经历最为相似。不是李白，不是杜甫，不是白居易，他是人称摩诘居士的王维。
  我们不妨看看王维的一生历程，对照唐朝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比较一下。
  王维出名很早，二十岁出头。
  那会儿，李白还在老家附近转悠，到处投简历，杜甫还是个野小子，在巩县玩耍呢。
  王维9岁已贯通诗、书、画，弹得一手好琵琶，15岁左右，就有过人的音乐天赋，也是因为这个，他被选入宫廷乐队。21岁时，就成为皇家音乐团的顶梁柱，也因此成为王公贵族的忘年交。
  那时他还是个贪玩的大孩子，因不宜的身份私下舞动黄狮子，黄狮子，非天子不舞也。主要还是太年轻，不知深浅，被谪济州司仓参军，辗转在外。后又经玉真公主多方周旋才回到长安。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和张九龄交情不错，被擢为右拾遗。王维还做过一首配合张九龄的政治主张的诗《献始兴公》，反对植党营私和滥施爵赏。谁知李林甫得势，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被贬为荆州长史。王维也遭排挤，先后辗转河北、甘肃等地做地方小官，其间服务军营写了一些边塞诗，譬如《从军行》《陇西行》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送刘司直赴安西》这一首就是。
  最让他伤心的是妻子难产而死，他发誓不再续弦。这一年，他只有三十岁。
  他想隐居淇水，不问世事，玉真公主不许，他悲伤而无奈，只好大隐隐于市，这个时候，李白在求官，孟浩然在求官，岑参在求官，而他只想辞官。所以说王维是痛苦的。
  近不惑之年，王维又接连失去三位挚友——孟浩然病重，崔希逸被害而死，张九龄解甲归田。此时的官场，早已奸佞当道，小人遍地。
  山雨欲来风满楼。安史之乱爆发前夕，王维也是官小职微，有危机感却没发言权。安史之乱中王维被捉，安禄山好不容易逮住一个名人，要挟他做了伪职，和原来一样的官——给事中。安禄山设宴于凝碧宫，王维没有去，私下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恰恰就是这一首诗挽救了他，因为不久安史之乱平息，肃宗整治汉奸，他差一点被问罪甚至当斩。由于弟弟王溍和唐玄宗一路西行，深得信任，于是他拿着哥哥王维的这一首诗给玄宗肃宗看，才豁免了王维。于是被降为太子中允，后迁中书舍人，终尚书右丞。可是王维还是惊魂未定，伴君如伴虎。
  他不再求官，于是经常游山玩水，参禅礼佛。
  这当然也和他的母亲笃信佛教有关，母亲死后就埋在了辋川，他要守着母亲。这时，已过知天命之年。
  不求官反而还升迁，他干脆再三请辞。于是在获批后高高兴兴地进了终南山。
  这一段时间，他的山水田园诗配着他的山水画相得益彰，广为称颂。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又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寂静无为的思想趋于回归自然。后来的胡应麟《诗薮》和姚周星《唐诗快》所评：使人“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此妙诠”。
  而在山林间和寺庙的高僧接触中，他的诗清冷幽邃，远离尘世充满禅意，由山水意境而进入一种宗教的境界，当然和他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隋唐时佛教繁兴，士大夫学佛之风很盛。政治上的不如意，王维逐渐看空名利，所以转入禅意，也非偶然。
  如《过香积寺》空灵中透着禅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又如《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充满亲近自然，身与物化的禅味。
  在他留存下来的400多首诗作中，《终南别业》属于王维的代表作，也最能体现出他身上的佛性。
  安史之乱时，王维已过五十，所以说“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他感慨已近人生天命之年，人至中晚年，对很多事都已看淡，不想参与官场之中的黑暗与斗争，他在终南山下蓝田辋川建造了一座庄园，从仕之余在此过着吟诗作画、游山走水、参禅理佛的生活。那个时候，人的寿命都是五十岁左右，王维感到生命将暮，也是对的。“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这一句说兴致到来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在山路上走一走，独来独往，在这过程中遇到美妙之事也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个时候，王维一个人生活，自从妻子难产而去，他终身未娶。常常一个人在山林中信步缓行，不知不觉走到了溪流尽头，坐在山石上，漫看天边云卷云舒。偶然在山路上遇见一位老山民，与他畅聊忘记了回家。
  尤其“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两句，成为诗文创作的艺术技法上的高超水平，另外也是诗人物我两忘、超然物外的人生至达境界，成为传世佳句。
  王维正是通过自然变化的描写，探索宇宙人生与世态人情，化解生存与死亡。在佛学里，他渐入佳境，因而改字摩诘，号摩诘居士。
  苏轼赞他“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钱钟书称他为“盛唐画坛第一把交椅”，他精通音律，善书画，会篆刻，是一个全才。
  他由静入定转慧，因而处世超脱，见解不群，又时常在辋川陪伴着参佛礼禅的母亲，过着半仕半隐的生活。后来也是母亲去世后彻底归隐辋川，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以致后人说“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维是人才”，称王维为诗佛，不仅是言王维诗歌中的佛教意味，更是对他在唐朝诗坛崇高地位的肯定。
  千百年已过，诗书画禅俱佳的王维越来越受到后人的喜爱。

——2023年3月19日一期《大众日报》第7版刊载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0-27 23:29
梅雨潭
    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仙岩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边，便听见哗哗哗的声音；抬起头，镶 ...

    拓展阅读

朱自清的梅雨潭

作者：徐可

  到瓯海，不去看看朱自清先生笔下的梅雨潭，总不甘心。冬天的上午，细雨斜飞，天色阴沉，微风薄寒，地面泥泞湿滑，景区游人稀疏。这个季节，这种天气，本不适合出游，只有我等几个痴人，会在这个时候来看梅雨潭。
  梅雨潭的出名，应该感谢朱自清。是他的一篇千字短文《绿》，让梅雨潭名扬天下。

壹 朱自清的“女儿绿”

  1923年9月，江苏东海人朱自清来到浙江温州，在省立第十中学当国文教员。当年他刚刚25岁，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留着时髦的小分头，戴着圆圆的眼镜，虽然个子不高，但英气逼人，又带着几分傲气。他来到温州，挟带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热，很快就点燃了温州的文学之火，带动一大批年轻人投身文学创作。
  朱自清与同校教员马孟容、马公愚兄弟交游甚密，他尤其欣赏马孟容的国画。在离别温州之际，他向马孟容索画以为纪念。马孟容知道朱自清喜欢海棠花，遂以月色、海棠、八哥作画一幅，赠与朱自清。朱自清甚喜，随即回赠一篇散文《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成就一段文坛佳话。
  在温州一年时间里，除了教书、写作、交游外，朱自清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游山玩水了。1924年10月，朱自清举家离开温州后便没有再回温州，但他对温州的山水却一直不能忘怀。后来他在给马公愚的信中说：“温州之山清水秀，人物隽永，均为弟所心系。”在这些名山胜水中，最令他留恋的，非梅雨潭莫属。这一潭碧水，让他留下名垂青史的经典散文《绿》。正是在温州，朱自清从诗歌写作转向散文写作。
  我不知道之前有哪些古人咏过梅雨潭，但是一篇《绿》，就让我们知道了梅雨潭，记住了梅雨潭的“绿”。
  2019年12月，江苏如皋人徐某来到温州瓯海。办完该办的事情，离别之际，尚有小半天的余暇，匆匆赶到仙岩，去看一眼朱自清的“女儿绿”。其实与其说是为了观景，不如说是为了追寻这位前辈作家的“踪迹”。（朱自清著有一组散文，总题为《温州的踪迹》，《绿》即为其中一篇）
  仙岩现在已经成为一处著名的景区。虽然是冬天，但山上山下依然草木葱茏，流水淙淙。

贰 朱自清二游仙岩

  找了一个解说员，自称“小黄”——看外貌分明是个中年汉子，“小黄”也许是谦称吧，据说是这里的金牌解说员。他一路讲述当地的传说、故事，让静态的山水有了鲜活的生命。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二游仙岩，梅雨潭深深地打动了朱自清的心。据考，朱自清第二次游仙岩，是在1923年9月30日。那天，朱自清和马公愚等人从马家出发，在小南门坐上小火轮去仙岩。到仙岩后，先在圣寿禅寺逗留了片刻，随后拾级而上登上梅雨亭。在梅雨亭，朱自清先是端详梅雨潭，后又站在悬崖边上俯下身子仔细欣赏潭水。马公愚即制止他说：这样太危险了。就把他领过亭下的一道石穹门，让他站在潭边一个小坪上饱赏潭色水光。梅雨潭水让朱自清喜爱不已。他对马公愚说：这潭水太好了！我这几年看过不少好山水，哪儿也没有这潭水绿得这么静，这么有活力。平时见了深潭，总不免有点心悸，偏这个潭越看越可爱，即使掉进去也是痛快的事。这水是雷响潭下来的，那样凶的雷公雷婆怎么会生出这样温柔文静的女儿？梅雨潭的“绿”，触动了作家的情思。不久，一篇短小精致的《绿》一挥而就。脱稿后他抄了几份，分别送给马公愚及另外两位同游留念。
  来到梅雨潭，仿佛处处都有朱自清的身影。我们踩下去的脚步，不知道哪一个与朱自清的足迹重叠。这一想象让我兴奋不已。朱自清成了一名隐形导游，引领我们一步一步走向梅雨潭。
  仙岩风景区所在的大罗山，是在平原上拔地而起的一座山，峻崖陡壁，水源充沛，虽方圆不过数十里，却多瀑布潭，而且集中在西麓仙岩附近。据说，仙岩景区比较著名的瀑布潭有五个，其中以梅雨潭最出名。
  进了景区大门，首先看到的是圣寿禅寺。朱自清二游仙岩，曾在此驻足观赏山景，马公愚指点他仔细辨认那些传说中像青狮、白象一样的景点。圣寿禅寺原名仙岩寺，创建于唐贞观年间。山门门楣上悬“开天气象”匾额，系宋理学家朱熹所题。时间有限，我们无暇进寺内参观，匆匆走过寺院，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三姑潭，这是仙岩五潭中最低的一个潭。三姑潭之名始于宋代。据明代鲍武《宋三姑行略》记载：北宋初年，楞严遇安禅师驻锡仙岩宣讲佛经，风闻四方，从者如云。忽一日，有三位仙姑前来礼拜禅师。遇安问她们从何处来？她们说，早上从福建来，闻师宣扬正法，超度迷流，特来求教。遇安对她们道，只要有心学道，何须离乡跋涉千里！三位仙姑听后，顿有所悟，遂挽臂入潭隐化而去。此潭因此得名。

叁 落瀑别有一番风姿

  三姑潭一泓清碧，水平如镜，倒影青山，显得明媚静穆；水潭上面是大片平滑的斜坡岩坦，流泉过其上，像玑珠四溅，缓缓滚落潭中，落瀑别有一番风姿。斜坡上有一大一小两个窟窿。小黄介绍说，这是“仙人打滑塌”。传说八仙来到仙岩游玩的时候，到了这里无路可走了。但是上面的美景很诱人，其他仙人都跳上去了，只有铁拐李跳不上去，一屁股摔在地下。何仙姑去拉他，结果也摔倒在地。他们在这块岩面上摔出一上一下、一小一大两个印迹，后人称之为“仙人打滑塌”。宋代诗人赵汝回曾有诗咏三姑潭云：“谁掣银河铁锁开，飞珠掷练此山来。飞黄梅雨无晴日，曳白云天生怒雷。”
  由三姑潭往前，看到一处摩崖石刻，镌刻的是唐德宗时温州郡丞姚揆一首《仙岩铭》：“维仙之居，既清且虚；一泉一石，可诗可图。”据说收在《全唐文》901卷。摩崖石刻是仙岩风景名胜区人文资源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发现的已有35处。最早的一处“通源胜境”在梅雨潭前观音洞口正前方的岩壁上，是南朝刘宋元嘉癸酉年（433年）开元寺僧恩惠所书，这也是目前温州所有风景名胜区中最早的一处摩崖。自南朝山水诗鼻祖谢灵运起，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都先后为其留下无数精彩的吟咏、精致的题刻。谢灵运曾“蹑履梅潭上，冰雪冷心悬”（《舟向仙岩寻三皇井仙迹》）。还有历代名人诸如唐代的路应、方干、李缜、司空图，宋代的林石、许景衡、朱熹、陈傅良，元代的高明，明代的卓敬、黄淮、张璁，清代的潘耒、孙衣言等都在这里留下了游记、诗篇。这些摩崖石刻如“飞泉”、“白龙飞上”、“梅玉”、“喷玉矶”、“四时梅雨”、“别有天”、“飞白”、“漱流忘味”等等，不仅其内容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留题者的不同感受，而且其书法艺术亦可作为学书者极好的摹本。
  梅雨潭边有三座石亭：梅雨亭、自清亭、升仙亭（又名轩辕亭）。自清亭和升仙亭是近年新建的，分别纪念朱自清先生和轩辕黄帝。仙岩这个名称已经有一千年以上了。传说轩辕黄帝在梅雨瀑布东侧一块巨大的岩石上炼丹成仙，即将乘龙升天。岩石跟他久了，感情深厚，也想跟轩辕一道升天。但轩辕不愿带走人间的一草一木，就把它留下了。人们为了纪念轩辕，就把这块岩石命名为“轩辕岩”，也就是仙岩。自清亭内立有一块三角形石碑，上面刻着朱自清的散文《绿》。我们都情不自禁地诵读起来：“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有人好奇：为什么朱自清将梅雨潭叫作“女儿绿”呢？据分析：朱自清祖籍浙江绍兴，绍兴最好的酒是“女儿红”，朱自清将梅雨潭命名为“女儿绿”，言下之意梅雨潭是天下最好的潭水。朱自清在温州只住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但温州人感谢他，还为他建了一座纪念馆。

肆 梅雨潭精绝的个性

  梅雨亭坐落在潭西南崖背上，明嘉靖年间瑞安县令余世儒所建。门柱对联“飞瀑半空晴亦雨，梅潭终古夏如秋”，体现了梅雨潭精绝的个性。乍一看去，正如《绿》中写的：“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此亭正对瀑布，因为安坐其中可观赏瀑布的全貌，作为建筑物又恰到好处地与梅雨潭的自然景色融为一体，故后人改称为“梅雨亭”。快到梅雨潭时，一座小山挡住去路。真的和朱自清散文中描写的一样，需要猫着腰钻过一个岩洞，这就是传说八仙中的张果老曾住过而得名的“通玄洞”。洞有三个出口，两明一暗。暗道漆黑一团，谁也不敢尝试；出了明道洞口，梅雨潭瀑布就在眼前了。梅雨潭的瀑布狂奔直下；瀑布下面是一个潭，便是梅雨潭了。哗哗哗哗的流水声不绝于耳，那是梅雨瀑布自上而落，水流与山岩撞击的声音。
  梅雨潭边的石头被众多游客踩踏得很光滑，加上雨后石面湿滑，有人一不小心就摔倒了。我们互相搀扶着爬上潭边石坝。这里是观赏梅雨瀑和梅雨潭最佳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潭水，潭深碧绿。据说朱自清在这里坐了一下午，凝神欣赏潭水。也许正是在这里，他心中正酝酿着那篇《绿》？有人开玩笑说，那我们就在这儿坐两个下午。惭愧，就算坐十个下午，我们再也写不出朱自清那样的佳句了。“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重叠着无穷的碧草和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又太暗了。”这样的句子，也就朱自清写得，别人再写，就画虎类猫了。在朱自清之前、之后，来过梅雨潭的文人骚客何止成千上万，留下的诗文更是难以计数。可人们记住的，还是一篇《绿》而已。我们的心情，就像李白游黄鹤楼那样：“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有欣喜，也有沮丧；有钦佩，也有失落。梅雨潭是朱自清的梅雨潭，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他的烙印。我们喜欢梅雨潭，是因为朱自清，因为这是朱自清喜欢的梅雨潭。人们游梅雨潭，其实不过是一遍遍温习朱自清，一遍遍向这位大师致敬。何处无瀑布？何处无潭水？但少知音如朱自清者也。

——来源：《华西都市报》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29 11:15
十六年前的回忆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 ...

    拓展阅读

寻踪杀害李大钊案的细枝末节

作者：章慧敏

  1927年，李大钊等19位先烈被捕英勇就义。1952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了明禅师”雷恒成在上海落网。当年办案的19岁侦查员鲁全发如今已是九旬高龄，他给我们讲述了侦破此案的细枝末节。
在黄河路的一间老旧公寓里，住着耄耋之年的鲁全发。鲁老曾任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副局长，那天，他习惯地坐在已泛黄发亮的藤椅上，讲述起70多年前他侦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了明禅师”雷恒成案的过往，那段给他留下终生印记的尘封往事，依然清晰如昨。

检举信

主谋仍逍遥法外

  1952年金秋时节，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现静安分局）局长马益三眉头紧锁，双眼紧盯着手里的信陷入了深思。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人民来信，而是由上海市公安局转来的公安部漆封、挂号检举信。
  检举信是一名姓赵的北京市民在1951年6月10日亲自送往北京市公安局的。信里写道：“谨向政府举报，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李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觅取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有关破获杀害李大钊先烈主凶的来龙去脉，马局长心里是清楚的，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的朱文刚率领8位民警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功德林监狱，一行人走进大厅时，朱文刚突然发现墙角边立着一座绞刑架，十分刺目和阴冷。他问一名旧警察：“你们用这个洋玩意儿处决过死刑犯？”
  有人回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尽管这个声音很轻，但对朱文刚来说，“李大钊”这3个字无疑是一个巨雷般的震响。他连一秒钟的思索也没有，几乎是吼着对在场的旧警察命令：“你们把它看好了，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
  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发现，那么杀害李大钊等19位先烈的主谋又在哪里？
  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查处处长冯基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信中写道：“……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菖号……”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审讯中，他对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同时还交代了另一个主谋：副处长雷恒成……
  此刻，这封从北京辗转而来的检举信就在马益三局长的面前，另一主谋雷恒成已潜逃到了上海。上海岂是他的藏身之地？哪怕钻进地洞也必须把他揪出来。
  想到这里，马局长站起身，脸色严峻地对警卫员下令：“请六股股长王天杰同志到我这里来一下。”

目标清

却查无此人

  新成公安分局的六股负责隐蔽战线工作。追缉雷恒成的任务理应交给六股的同志们。王天杰来到马局长办公室后，马局长只是把那封举报信递给他看。这封信王天杰看得很慢也很细，他读完最后一个字时，抬起头对马局长说：“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尽早抓获雷恒成。”马局长肯定地点了点头，“我给你3天时间破案，能完成任务吗？”王天杰一个敬礼：“一定完成！”随后，他转身走出办公室。此时，天色已暗。
  直到现在，鲁全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接受任务时的情景：那天他从食堂吃完晚饭回到办公室，王天杰股长已在等他了。股长把信交到他手里说：“给你看封信。”
  当时的鲁全发刚满19岁，可检举信中的内容一字一句铿锵有力，他义愤填膺，想到李大钊这位革命志士在酷刑中坚贞不屈，最终慷慨赴死，他愤怒到恨不得立即把主谋绳之以法。
  王天杰和鲁全发凑在一起商量信里的线索、路径和方向：“了明禅师”雷恒成；“卖卜”谋生；满口黄牙；一块从不离身的末代皇帝赏赐的金挂表；上海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今重庆北路）……只是马立斯路上住着千家万户，雷恒成究竟在哪个门洞里？
  目标明确，鲁全发“噌”地站起身：“我这就去当地派出所调户籍资料，查询雷恒成的下落。”
  商讨完行动方案，鲁全发信心满满地根据检举信上的线索去查阅户籍资料。然而，鲁全发把每一张户籍都翻看过了，却并无此人，连户籍民警都说不知道辖区里有个叫雷恒成的。
  但鲁全发不死心，他在户籍登记中又仔细查找了一遍，突然，一个叫“赵志安”的人跃入眼帘。二者虽然名字完全不同，但年龄、籍贯、职业“卖卜”以及户籍照片与检举信里描述的瘦脸、蓄有山羊胡子等样貌相仿。会不会雷恒生为掩盖真实身份用了假名？
  据派出所民警反映，赵志安夫妇是从中国台湾迁来上海的，因年老体衰，几乎足不出户，对他的了解只限于户籍登记上的那些内容。
  离开派出所后，鲁全发决定走访附近群众，请他们辨识一下见没见过有这些特征的以“卖卜”为生的老头？虽然“猎人”鲁全发似乎嗅到了狐狸的气味，但他问了一个又一个居民，都说不认识。
  天完全黑了下来，马立斯路周边少有行人。就在这时，鲁全发看见有位穿旗袍的妇女正走进一个门洞，他紧走几步，再次掏出照片询问。那位妇女迟疑着说：似乎见过这个古稀之年的北方老头，好像称自己是“了明禅师”，算命很准，平常很少和邻居来往，有时听见若隐若现的木鱼声从他家传出来。可能住在马立斯公寓46号……
  鲁全发一下子兴奋起来，可那妇女的回答都带有“好像”“可能”，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但他觉得是时候正面侦查了。

巧改扮

一眼识破凶犯

  第二天中午时分，鲁全发来到局里的仓库挑选衣物。在制定行动方案时，他觉得化装侦查是个好办法。雷恒成既然是个“卖卜”的，那他可以假扮成算命人上门。他选了件灰色长衫，一顶铜盆帽和一双方口布鞋，穿戴整齐后，便朝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走去。
  鲁全发径直来到马立斯公寓46号5楼的“赵志安”家。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她吃惊地盯着这个上门的陌生小伙子。鲁全发赶紧说明来意，是来请“了明禅师”算命的。老太太点点头，转身朝里面招呼了一声，便将鲁全发引进了门。
  鲁全发警觉地观察着四周，房间并不大，他一眼就看到有个老头坐在藤椅上，身形消瘦，脸色灰暗，但一撮山羊胡子却很醒目。
  老头见了鲁全发，挤出一丝笑意问道：“小伙子，是来求签的，还是来算命的？”他说话的口音是纯正的京腔京味，那一口黄牙却在张口间暴露了出来。
  不知是因为天热还是紧张，鲁全发的脸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冷静、冷静，绝不能露出破绽。鲁全发回答说自己刚从乡下来到上海，想找先生算算命，测测前途。
  老头“嗯”了一声，让鲁全发报上生辰八字，然后闭上眼睛念念有词。一忽儿猛地睁开眼睛道：“小伙子，你命里有双运，何为双运？一是财运，二是官运。你不但能找个好工作，而且还有官运呢……”
  老头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双运”，鲁全发心里有事，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此间，他已看得分明：老头的年龄、相貌、口音，连同他的黄牙都和检举信上列出的特征对上了号，鲁全发甚至觉得老头的牙齿还不是一般的黄，如果不是抽过大烟或是鸦片，绝不至于如此黑黄。可是，在证据不能一一落实到位的情况下，绝不可以随随便便地抓人，明明看到老头的头颈里戴着金挂表，却无法验证挂表的内壳里究竟是不是有末代皇帝的御像？这是鲁全发最大的心事！
  他在动脑筋怎么才能让老头打开挂表？趁老头喝水的间隙，鲁全发有主意了。他说：“谢谢你给我看下时间，我3点钟要去新闸路桥那里报名招工，现在走过去还来得及吗？”
  老头很自然地打开挂表，就在那一刻，鲁全发明明白白地看到了末代皇帝的头像……证据确凿，老头就是雷恒成，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就在眼前。
  无须周旋了。鲁全发付了算卦的钱说声告辞，便离开了马立斯公寓，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回局里，此时正是下午近3点。
  当晚，鲁全发、夏咸俊和潘澄3人一起去了雷家。这一次是上门对雷恒成进行抓捕。这时，雷恒成正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当他睁开眼睛看到下午来算命的乡下小伙子此时穿着警服，什么都明白了。
  鲁全发在当地治保主任的全程见证下，搜查了雷家。他们找出了几个精致的盒子，里面装着的是雷恒成的身份证明以及多张任职证明，有他在日本宪兵警察所的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课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及日伪时期的二等勋章等各种他“辉煌历史”的证明。此外，还有德国军刀一把以及五六块各式金挂表……

有意义

告慰先烈英魂

  1952年10月20日，对雷恒成的审讯就在政保科（此时“股”已改成“科”）进行。
  在雷恒成签字画押的交代中，他的这段叙述或许可以还原当年情景：“1927年左右，我在做侦查处帮办时，北京邮政局在信中发现有共产党员在俄国兵营里住，报告京师警察总监后，总监陈兴亚侦缉处负责侦查，处长吴郁文派侦查科科长杨某负责具体工作，汇报，讨论，研究，有时我是参加的（看阅公文），因地点在俄国兵营内，捕时必须事先和外事团各国（美英日法德）交涉妥当，才准军警入内，约一个月，由外交部与外交团交涉后即派军警入内，逮捕李大钊等同志二十余人。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执行逮捕是由吴郁文和我带了四五十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十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
  1927年4月6日，吴郁文和雷恒成率领军警执行张作霖发布的“四六”大逮捕命令。当时，吴郁文是总指挥，雷恒成是副总指挥，他们将宪兵和特务分成12个小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单，分头抓人，抓捕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
  有关那天的抓捕情况，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已记录在散文《十六年前的回忆》之中。她回忆道：“4月6日的清晨，当父亲李大钊还在屋内写字，自己坐在外间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就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李大钊听到动静后，安慰了女儿几句，便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向外走去。“很快，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之后，军警们夺走了李大钊的手枪，搜身后将他绑起来拖走了。这个夺走李大钊手枪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雷恒成。此后，他还将那把小号勃朗宁手枪占为己有。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被关押了22天，受尽折磨，甚至被残忍地拔去了手指甲。临刑前，李大钊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完成了2700字的《狱中自述》，其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这篇革命文献是李大钊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见证，是一曲豪迈的正气歌。李大钊慷慨就义那年仅38岁。
  在审讯中，雷恒成对当年作为主谋之一杀害李大钊的事实供认不讳。华东公安部在处理意见中证实了雷恒成汉奸的身份，明确了他谋害李大钊等多名同志的犯罪事实，建议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采访鲁老时，他真诚地说：“我亲手办了这个案子，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凶手的落网，彰显了正义和公平，也因此告慰了李大钊等无数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魂……”

——2023年7月2日一期《新民晚报》第14版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