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8-2 16:58
“你们想错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方志敏同志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东北部的山区，被国民党反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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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与苏维埃运动的实践探索作者：周萌（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两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进行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尝试，开启了局部执政的实践探索。方志敏同志是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实践发展的重要领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他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推进赣东北苏区的建设和发展，成为全国苏区工作模范。新时代，研究方志敏与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的实践探索，对于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定制度自信，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方志敏是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实践发展的重要领导者和伟大实践者方志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为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实践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方志敏坚信“苏维埃可以救中国”，参与创建了我们党历史上最早一批苏维埃政权。方志敏1899年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从小就立下了“为劳苦工农大众谋利益”的志向和愿望。青少年时期，他目睹了帝国主义欺凌、当权政府腐朽与广大农民深陷疾苦，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22年8月，方志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就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是苏维埃运动的一分子，在开展和巩固赣东北苏区的战斗中，在进行苏维埃的建设中，我都是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去做的”。1928年，他领导建立了弋阳、横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当时全国最早的一批地方苏维埃政权。1928年至1933年，方志敏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随后扩大为闽浙赣苏区。在此期间，他陆续担任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1931年和1934年，他分别当选为第一、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和第二届主席团委员，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34年10月，红10军与由红7军团等部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会合，组成红10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部继续北上抗日，同时策应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在皖南遭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在撤返赣东北途中，被七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于怀玉山区。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不幸被俘入狱。尽管身陷囹圄，他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重要论著，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和崇高风范。1935年8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与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一样，是共产主义者战斗的一生，为革命者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创造了地方苏维埃的“模范工作”。在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领导下，方志敏领导赣东北苏区在党的建设、军事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作出积极探索，取得重大成就。方志敏勇于创造、善于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赣东北特色的苏维埃建设路子，推动赣东北苏区“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在政治上，他明确提出“坚持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的方针，提出并实践了“用发展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办法来巩固原来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同时，在赣东北苏区推行《共产党员守则二十二条》，对党员的信仰、纪律、廉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建设上，他主张通过发展经济和整顿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实行赤白贸易、在苏区发行红色股票，推动苏区经济发展，既有力保障了红军的各项经费支出、巩固了根据地，又为中央苏区提供了巨大支援和政策借鉴。在文化建设上，他领导修建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一座人民公园——列宁公园，领导开展了赣东北苏区新文化运动。在军事上，他领导创建的红10军和赣东北苏区在敌人数万重兵围剿中始终屹立，成为保卫中央苏区的可靠战略支撑；1933年，在闽浙赣苏区也遭受国民党军队围困的艰难局势下，他毅然将红10军整建制调往中央苏区，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以及掩护中央红军长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方志敏推动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光辉业绩，得到党和人民高度肯定和深情礼赞。方志敏推动赣东北、闽浙赣苏区的探索实践，为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苏维埃制度提供了鲜活的“地方样板”，尤其是方志敏对苏维埃的工作精神进行了思考和提炼，概括为“五种精神”：苏维埃的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进步精神、刻苦精神、自我批评精神，得到了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充分肯定。在“一苏大”上，方志敏被授予红旗章，在“二苏大”上，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报告中赞扬了赣东北苏区的模范工作。在方志敏英勇牺牲后，党中央对他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1937年1月，党中央机关报《斗争》刊出“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专号”，我们党在海外办的《救国时报》也开辟专栏，刊载方志敏英勇事迹和遗著。方志敏的狱中遗稿被送到党中央，毛泽东认真阅读后深情地说，这是一部赣东北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意志、情操和高尚人格的写照，是不朽的佳作。1964年，毛泽东亲自为方志敏烈士题写墓碑。1984年，邓小平同志为《方志敏文集》题写了书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方志敏的事迹，表达了对方志敏烈士的崇敬之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95年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这个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
在赣东北苏区创建发展过程中铸就的方志敏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方志敏和他的战友们从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到创建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从推动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到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浴血奋战的伟大斗争，展现了坚定的革命信仰、不屈的斗争精神和闪光的崇高品格，铸就了以“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爱国为民的赤子情怀、求真务实的奋斗创造、清贫奉献的浩然正气”为主要内涵的方志敏精神，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方志敏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信仰初心。方志敏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立志为党奋斗终身：“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这种坚定的革命信仰铸就了方志敏强烈的大局意识。当形势危急、革命事业需要时，方志敏坚决服从党中央安排，将自己亲手创建的根据地中的闽北分区和信抚分区以及闽浙赣主力部队交由中央统一安排。民族存亡之际，他奉命率部北上抗日，义无反顾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幸被俘后，面对生死抉择，他毫不畏惧、坚持斗争，用一颗赤诚之心和一支激昂之笔为党工作，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13万多字的文章。他写道：“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其理想信念的坚贞不渝令人敬佩。
方志敏爱国为民的赤子情怀，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方志敏始终充满了对祖国母亲的无比热爱，始终保持着一心为民的赤子情怀。在创建发展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他始终把爱国与爱人民统一起来，把人民的利益摆在心中最高位置，注重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要求“苏维埃政府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如何去改善群众生活，使群众生活日渐向上”，强调“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非常亲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忠实地为群众谋利益”。即使面对生命的终点，他仍将一腔热血化作情与火的文字，向祖国和人民告白，用实际行动真正履行了“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的铮铮誓言。
方志敏求真务实的奋斗创造，展示了共产党人的担当决心。方志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地区实际相结合，勇于创造、善于创造，实行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波浪式地发展政权，当年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表现了“惊人的创造力”，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被称赞为“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创新创造，有力巩固了地方苏维埃政权，支持了革命战争需要，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奋发有为、创新创造的精神状态和担当实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崇高品格。
方志敏清贫奉献的浩然正气，凸显了共产党人的无私公心。作为赣东北和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掌管大权、手握重金，却一直过着极为清贫的生活，从没有私自占用一分一毫，始终和普通干部战士一样，每天除了粮食外，只领4分钱的菜金。他经常告诫同志们“不能搞特殊”，“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在方志敏的带领下，赣东北经济建设取得较好的成效。与此同时，他放眼整个中国革命，尽最大努力支援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仅从1930年到1932年，就向党中央输送黄金超过1000两；1933年春从赣东北给中央苏区支援了2000两黄金、100余万元银元和40余箱药品。被捕时，他身上除一支钢笔和一块旧表外，没有一文钱，让敌人难以置信。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种崇高风范深深感动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方志敏为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的实践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苏维埃建设方面的成功实践和理论思考，既为苏区精神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实践来源，又为苏区精神的弘扬光大树立了践行模范。方志敏在推动苏维埃实践探索中所展现的高尚情操和优良品质，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方志敏描绘的《可爱的中国》已经成为现实。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要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学习和弘扬方志敏精神，把“可爱的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摘自2021年3月3日一期《光明日报》第16版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23 10:42
十里长街送总理
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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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作者：章仲锷（北京出版社）
清明，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到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
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工作服，手捧一个木盘，身后跟着一位老大妈和两个男孩，看样子是老俩口和孙子。
老人步履缓慢地登上纪念碑的石阶，人们自动地为他一家闪开一条“胡同”。到了纪念碑跟前，老人弯下身来，跪在玉石阶前。我看见木盘里摆着四碟炒好的菜，杯筷俱全。老人脱下帽子，斟满酒，举起酒杯，挺直腰；老大妈也在小孙子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跪下来。老人捧酒杯的手和满头白发在风中抖动，声泪俱下地说：
“总理啊，您走得太早啦！我是个粗人，不会做花，也不会写文儿，当了一辈子大司夫，就给您炒这几样菜，算是我全家的一点心意吧……我领着老伴和孙子来祭您，总理啊，您咋不答应啊！让我这把老骨头代替您吧……”说完，高举酒杯，把酒洒在玉石阶上。这时，四周人们的泪水也禁不住点点滴滴洒落在玉石阶上。
——摘自1979年2月18日一期（第11181号）《人民日报》第五版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23 10:42
十里长街送总理
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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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片橱窗前作者：张泉（云南省交通局汽车修理四厂工人）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的早晨，被誉为四季如春的昆明城，寒气袭人。灰蒙蒙的晨雾笼罩了大地：空气沉闷窒息得使人难以忍受。东风西路宽阔的街道上，上班的人们臂佩黑纱、胸戴白花，迈着学生的步伐，用无声的哀思深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
“看，宣传栏里周总理的遗像为什么被取下了？”一个身材魁梧、身穿工作服的青年工人愤怒地吼道。人们立即涌了过去，围住了云南省博物馆门前的玻璃橱窗。果然，原来贴着总理遗像的地方，换上了一张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图片。
“昨天傍晚下班时我路过这里，周总理的遗像还贴在里面嘛，咋个今天早晨就不见了？”一个女同志问旁边的群众。
“一定是那些见不得人的小丑，深夜里偷偷拿掉了！”一个解放军战士气愤地解释。
“上面来了禁令，说清明节是‘鬼节’，不准大家悼念总理。”一个干部模样的同志说。
一时间，人们心头的怒火迸发了，橱窗前变成了挥泪祭总理，怒火烧“四害”的战场。
一位傣族大爹泪眼花花地说：“我是头人的奴隶，是共产党把我救出了苦海，过上了比波罗还甜的日子。周总理他老人家工作那么忙，一九六一年四月凤凰花开的时候，还到西双版纳同傣家欢度泼水节。他老人家亲自用银钵把澜沧江的清水泼在傣家人身上……”
“总理，您是为各族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活活累死的呀！”一个鬓发斑白的老同志悲恸的哭声，撕咬着人们的心。
这时一个彝族兄弟，满腔深情地高声朗读自己写的一首诗：
云岭挺立万年松，
总理功绩贯长空，
山茶花开朵朵红，
总理永活我心中。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手里挥着《文汇报》，咬牙切齿说：“大家看，这就是射向周总理的毒箭，是一小撮阴谋家要窃国的信号，我们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周总理！”
另一位同志插嘴说：“这帮阴谋家在云南的爪牙，前天公开在大街上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动标语，我当场把浆糊桶砸在这个人的头上。这几个家伙进了医院，连医生都不给他们包扎……”
“打得好！”“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把总理的遗像重新贴上去！”人们七嘴八舌。
“叮！叮！叮！”一阵急促的铃声传来，人们不由得扭头张望。只见一个小伙子飞也似地骑着自行车向人群冲来。他一手掌握车把，一手拿着一张周总理的画像：“同志们，请让一让，快把总理的像贴上去。”这时，橱窗对面商店的门开了，售货员端着一盆面糊走过来。人们投以赞扬的目光，主动给他让路。一张大幅的周总理遗像，又重新端端正正地贴在橱窗里，遗像上面堂堂正正地写着：“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落款是“云南各族人民”。人们自动汇集在宣传栏前，向着周总理的遗像肃立、默哀。
几缕殷红的霞光透过阴沉的云雾照到人们脸上，人们暗暗思量：云雾已散，光明灿烂的太阳要出来了！
——摘自1979年2月18日一期（第11181号）《人民日报》第五版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8-2 16:58
“你们想错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方志敏同志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东北部的山区，被国民党反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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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读方志敏《清贫》《可爱的中国》有感作者：陈磊、孙天骄
1935年8月，不幸被俘的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被敌人秘密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时年36岁。
在英勇牺牲之前，方志敏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手稿，思考中国的革命，期待中国的未来。
如今读来，革命先辈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绝对忠诚、对国家和民族的大爱仍跃然纸上，时时提醒我们牢记革命先辈付出了鲜血以及生命代价，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忠于信仰英勇就义1899年8月，方志敏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一个农民家庭。
早在青少年时期，方志敏就开始探索救国道路，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
1922年8月，方志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方志敏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江西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领导农民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回到赣东北，在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随后，他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赣东北苏区扩大为闽浙赣苏区后，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
方志敏在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方志敏被选为第一、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和第二届主席团委员。
1934年，方志敏担任组建的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部北上抗日，在皖南遭到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在撤返赣东北途中，被敌军围困于怀玉山区。1935年1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
随后，方志敏被关押在位于南昌的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方志敏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积极斗争，在狱中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重要著作。
1935年8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
方志敏牺牲前后，他在狱中完成的手稿，通过同在看守所中被蒋介石关押的国民党元老胡逸民、看守所看守高家骏及其女友程全昭等人带出监狱，辗转交给党组织。这些手稿目前珍藏于中央档案馆。
抗日战争时期，叶剑英曾写下一首诗《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面向未来乐观自信在狱中，方志敏感觉到自己已是一个“待决之囚”，“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遂于1935年5月2日写完《可爱的中国》，回顾了他求学、被捕、囚禁中的一些见闻、一些事理、一些感悟等。
他说，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是另外一个比较紧要的问题，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总之，半殖民地的中国，处处都是吃亏受苦，有口无处诉。但是，朋友，我却因每一次受到的刺激，就更加坚定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决心。我是常常这样想着，假使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惜于我这一条蚁命！”
在方志敏看来，“哀求帝国主义不侵略和灭亡中国，那岂不等于哀求老虎不吃肉？那是再可笑也没有了。我想，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方志敏展望说，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授刘东超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可爱的中国》这篇文章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描写得非常具体和详细，详尽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落后、愚昧、混乱的一种状态。但同时，方志敏也在文章中强烈地抒发了自己对中国未来的期待，认为中国不会永远是那个样子，中国一定会走出来，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刘东超认为，这表现了方志敏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仍保持着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革命精神，虽然他预感自己要牺牲了，但是仍然对未来的中国充满了信心。对于未来的中国，他有许多想象，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文字里描写得非常生动，他认为未来的中国会变得比较富裕，比较健康，充满着创新的精神。
在刘东超看来，今天的我们，一方面应该记住革命先辈的无私奉献，正是他们付出了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另一方面，要继承革命先辈这种对于未来永远保持乐观主义、对于革命理想始终充满信心的精神，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大公无私清廉本色《清贫》是方志敏在囚室中创作的一篇文章，时间是1935年5月26日。
方志敏开篇写道：“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
接着，方志敏叙述了他在被俘的那一天的经历：有两个国民党军的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
刘东超认为，方志敏的言行反映出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廉洁自律的崇高品格。方志敏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优秀品德——清廉，尽管他曾经经手过数百万元金钱，但他自己一尘不染，这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
等两个国民党军士兵确知在方志敏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他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转过来抢夺方志敏的表和水笔，然后彼此说定将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
方志敏还在文章中说，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民党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方志敏说。
在刘东超看来，这种崇高品质是对中国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并且伴随着方志敏的行为举止得到发扬和传承。这种清廉的品质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高的价值和意义。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清廉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品质，可以提升个人的人生境界，让这个人在喧哗嘈杂的俗世里也可以保持干净的姿态。
——摘自2021年5月11日一期《法治日报》第4版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7-5 13:18
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从前是一个书塾，鲁迅小时候在那里读过书，现在是绍兴鲁迅纪念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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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真切地走近鲁迅先生作者：《大众日报》记者卢昱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一套78册、3.2万页的《鲁迅手稿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于近日面世，被专家评为“鲁迅研究的最新重大成果”。
“鲁迅的手稿，是这一位中国文化巨匠在创作过程中思维状态、心理特征和艺术追求的生动记录。”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兼秘书长周令飞说。此套《全集》的出版，让我们站在新起点上，更真切地阅读、理解、研究鲁迅先生。
收藏小我 共享大我鲁迅先生逝世后，手稿即陆续影印出版。最早的版本是1937年6月上海三闲书屋、文化生活出版社据手稿影印的《鲁迅书简》，收录1923年9月至1936年10月鲁迅致亲友信札69封，按时间顺序编排。
此后，鲁迅先生手稿的出版种类不少，显得颇为热闹，但在编辑体例、印制效果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此次重新出版的《全集》，可谓众望所归。
全书分为《文稿编》《译稿编》《书信编》《日记编》《辑校古籍编》《辑校金石编》《杂编》七编，分别收录鲁迅文学创作手稿、翻译手稿、书信、日记、辑校整理古籍相关手稿、辑校整理金石相关手稿及前六类手稿之外的鲁迅手稿。各类之下按手稿写作、翻译或出版时间排序。其中，文稿、书信、日记增加体量不大，但也有不少重要的新发现和新亮点。如《文稿编》首次收录《鹭华》等手稿，而《译稿编》收入译稿30种，首次收录《文学者的一生》等11种译稿，第一次实现鲁迅译稿的完整出版。
较以往版本而言，《译稿编》《杂编》此前从未出过全集，分别新增1518、5612页。其中，《杂编》共计5612页，均为首次出版，主要包括课堂笔记、题字、设计与题签、批校、剪报、家用账、票据及其他难以判定体裁和归类的手迹等。
“中国手稿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表明，手稿的概念需要更新，手稿的范围需要扩大，除了已经列入手稿范畴的文稿、书信、日记、译稿和辑校稿，举凡读书笔记、课堂笔记、题签、排印校稿，以至画稿、艺术设计稿及其他杂稿，只要是鲁迅的手笔、墨迹等等，都是手稿，都应属于收录范围。”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主任王锡荣说。
而《书信编》收录3319页手稿，较文物出版社版新增了1195页；《辑校古籍编》收录手稿11249页，较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新增3537页；《辑校金石编》收录手稿6058页，较上海书画出版社版新增2778页。
“手稿影印出版的编辑理念也在更新：以往的手稿影印本，都没能逐一标明手稿的来源，绝大部分也没有标注尺寸，还有的进行了尺寸缩放和局部处理，不仅给研究和利用带来了困难和误解，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学术价值，还给造假者留下了作伪的罅隙。”王锡荣说。此套《全集》在每种手稿首页详细著录名称、时间、数量、尺寸、收藏者、备注等相关信息。原则上据手稿原件原大影印，少数尺寸过大者予以缩印。对稿纸上的残破和污损之处不处理，以尽可能反映手稿原貌。除《日记编》外，各编均制作索引。索引单独成册，附于全书之末。
编辑出版更完整、更高水准的《鲁迅手稿全集》，一直是鲁迅家属及后代的美好期盼，并予以始终如一的支持和配合。“我的祖母许广平早在解放初期，就毅然决然地分批捐赠了绝大部分鲁迅手稿、日记和书信给全国多个文博机构。之后，又在一些重要历史节点，捐出了原打算传家的鲁迅写给家人的手迹，包括专门留给父亲的‘两地书’原稿，这些珍贵的手迹，父亲说他甚至未曾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周令飞介绍。
周令飞回忆，鲁迅家属最后一次捐赠鲁迅手稿是在2010年。“父亲为了成立鲁迅文化基金会，在重病中向国家文物部门捐出了有鲁迅亲笔签名的所有鲁迅作品初版单行本。这一切捐赠的初衷，源于鲁迅家属的一种传统共识：收藏小我、共享大我。由国家出版，广布天下，才能有效整合，对鲁迅手稿实施永恒集中保护，才能更有效地传播弘扬鲁迅的文化和精神。”周令飞说。
引人入胜的形象观照正如周令飞所分析，鲁迅先生的手稿全集，是对他恢宏文学通道的一个引人入胜的形象观照。
鲁迅先生对自己手稿的保存、整理有一个渐变的过程。鲁迅早期的创作文稿，因其尚未成名，保存下来的确实不多。而他早期辑录古籍、抄校金石，为学术研究准备资料，积存大量手稿，不但没有丢弃，且精心保存。
鲁迅在北京后期，已颇有文名，到厦门、广州任教时，更为注意保存手稿。如1926年创作的《朝花夕拾》的手稿，几乎全部保存下来。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这些文章大多在他自己或朋友办的刊物上发表，收回手稿较为容易。
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鲁迅保存手稿的努力。如他在1926年11月13日给出版商李小峰的信中说：“有一篇《坟》的跋，不知《语丝》要一印否？如要，请即发表。排后并请将原稿交还漱园兄，并嘱手民，勿将原稿弄脏。”
1935年5月25日，鲁迅先生给黄源写信说：“《世界文库》已见过，《死魂灵》中错字不少，有几处自己还知道哪一个字错，有些是连自已也不记得了。将来印起来，又要费一番查原本的工夫。于是想，生活书店不知道能将排过之原稿还我否？那么，将来可以省力不少。所以想请先生到校对先生那里去运动一下，每期把它取回来。大约书店是用不着这稿子的了。”
1936年3月9日，鲁迅先生又致信黄源：“《死魂灵》原稿如可收回，乞每期掷还，因为将来用此来印全本，比从《译文》上拆出简便，而且不必虑第一次排字之或有错误也。”
当然，关于手稿，鲁迅先生也有幽默的一面。有一次，萧红看到鲁迅的手稿出现在鲁迅寓所附近的小食摊上用来包油条，就告诉了鲁迅和许广平。鲁迅1935年4月12日在给萧军的信中说：“我的原稿的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
鲁迅先生对自己的书法也很谦虚，曾对友人写信道：“看我的字，真是可笑，我未尝学过。”他书法面貌的形成完全是一种自觉的结果，这与他长期对历代古籍文本拓片的收集整理及对艺术的深刻领会不无关系。“鲁迅手稿也是其书法之大观，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因而，从真迹的角度、尽量以原尺寸影印出版鲁迅手稿作品，更能增强其文学和思想力量的巨大吸引力。”对于此次出版的全集，周令飞说。
作为多年研究鲁迅手稿的专家，王锡荣说，鲁迅手稿总体上具有排列规整、字体清晰、较少修改、页面干净、气韵生动等特点，“只要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在现代文化名人手稿中，没有人像鲁迅手稿这样规整（作为书法作品或影印出版的除外）。这里说的规整，主要是说页面排列、文本格式和总体面貌。你可以看到，鲁迅的所有手稿，无论是创作稿、译稿、书信、抄校、日记，还是别的什么文体，也无论用什么纸张，格式和页面都会排列得很规整，看上去令人赏心悦目。”
在形态演变上，鲁迅手稿修改率总体上较低。各种手稿中修改率最高的，是创作文稿，尤其是杂文，但总体上是比较少的。而鲁迅的抄稿，就几乎没有修改了。事实上，抄写过程本身不可能没有差错，只是，鲁迅的习惯是把抄错的撕掉。正因为如此，鲁迅留下的抄校古籍和石刻手稿有6000多页，绝无一字修改。鲁迅手稿也没有大段删除的现象，最极端的情况也就是一两行的删除和改写。至于写完或者写到一半就写不下去的情况，绝无仅有。只有一篇《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稍微特殊一些，这篇未完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是鲁迅写后弃之纸篓，被许广平悄悄“抢救”回来的。
托尼学说 魏晋文章在新增内容较多的《辑校古籍编》中，有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嵇康”。鲁迅先生一生在校勘古籍上投入很多精力，仅《嵇康集》就校注了十多次，留下大量手稿。如嵇康集稿本225页，嵇康集写定稿125页，嵇中散集122页，嵇康集校文12页，嵇康集逸文1页，嵇康集目录3页，嵇中散集考6页和嵇康集序3页等。
从对嵇康的偏爱，可见鲁迅的魏晋情结之一斑。“从前刘半农先生赠给鲁迅先生一副联语，是‘托尼学说 魏晋文章’。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这段在鲁研界耳熟能详、极富轶事色彩的开头，见于孙伏园先生的回忆著作《鲁迅先生二三事》。
根据孙伏园的释义，“学说”与“文章”是各自独立的存在：在思想上，鲁迅尤其在学生时代深受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和尼采超人论的影响；而在文章的气韵风格方面，则承扬的是魏晋古风。除了常规分释上下联外，孙伏园还慧眼独具地指出托尼二家学说，按一般说法是正相反对的，然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同受他们的影响，是因身为一个思想家或批评家而非哲学家的立场。
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士人，去伪存真，仿佛就是鲁迅的远年知音。鲁迅与嵇康在精神品格、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等方面表现出诸多趋同性。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崇尚自然情性却不失君子之德；鲁迅激烈批判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戕害，提出“立国先立人”，同时也有“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的呼吁。
尤其是面对风雨飘摇的乱世，文人该何去何从？1927年7月，鲁迅先生有一篇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稿，给出自己的思索。作为长期承受精神苦闷的人，嵇康“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而鲁迅则是将苦闷化作了斗争的动力。鲁迅先生对魏晋的选择，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更是希望通过对魏晋旧事的追寻，找到中国文人的出路。
时间的指针回拨到1907年，东京，各种思潮涌动，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等思想家在引领不同的潮流。彼时，鲁迅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到日本两年以后日语过关了，他没有在东京闹腾，而是一头扎到仙台去了。他很有独立性，一开始就表现得很强。我们从思想层面看，鲁迅接受的东西比较复杂，他整体选择了革命，可是他又不是一个激烈的革命派。如果他热血沸腾回国执行暗杀，可能就不是鲁迅了。”鲁迅研究专家李新宇剖析。
1907年前后，鲁迅打定主意，走文艺道路。“实际上他选择了一条根本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路，他是没有考虑自己怎样挣碗饭吃。文艺确实是一条很遥远的路。那时想让中国人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有价值、尊严、权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人在日本问他，在中国做什么事最赚钱？他很认真地想了半天，回答说‘造反’。可他没有选择造反，而是选择了那么虚的一条路，那么远的一条路。”李新宇分析。
鲁迅先生手稿中的每一个字，恰恰是这条路上的一粒粒石子。据悉，后期，《全集》将有数据库问世。当读者翻阅鲁迅手稿时，能感受到鲁迅写作的习惯、方式、手法以及特点，并看到鲁迅写作艺术的精湛，以及思想的闪光，看到更真实的鲁迅。
——2021年10月20日一期《大众日报》（第15版）报道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0-27 00:28
草地夜行
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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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历史回响 阔步新的长征——写在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之际作者：（新华社记者）李学勇李砺寒
85年前的今天，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砥砺前行，走好眼下的每一步，就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告慰！
这是一条筚路蓝缕之路，也是一条通往胜利之路；这是一条荆棘遍布之路，也是一条开创新局之路。
栉风沐雨，浴血淬火。长征，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远征。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宝贵财富。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
当我们站在建党百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再次翻开长征这本历史教科书，会对那一段伟大远征留下的历史启示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
当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再次品读长征这一部壮丽史诗，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心底会激荡起更为强大的奋进力量，信心满怀行进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
长征，一条信仰之路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万里长征路，每一步都非常艰难。
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红军一次又一次杀开血路、突出重围。是什么，让红军前赴后继、一往无前？
答案，写在那连绵的雪山上。
红四方面军前卫营走过党岭雪山时，有人看到雪地里伸出一只胳膊，手中紧紧攥着一个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中共党员刘志海，1933年2月入党”。牺牲前，这名红军战士想交最后一次党费。
答案，写在那无尽的草地里。
军旅作家王树增说他曾在档案中看到：过草地时没吃的，不少战士吃草中毒。于是有部队成立试吃小组，参加者有一个条件——必须是党员。“我想，当他们误吃一种植物倒下的那一刻，他们是没有遗憾的，因为他们心中有一种梦想，有信仰的支撑。”
答案，写在这支队伍每个人的心中。
许多红军战士投身革命之初不识字甚至没有名字，他们并不确切知道什么是革命，但他们从拯救天下穷苦人的实际行动中，从自身命运的巨大改变中，逐步明白他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于是，他们有了改变命运的勇气，有了凛然赴死的血性，有了追求信仰的崇高。
是信仰，让他们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意志愈发坚定、力量愈发强大，跃过重重艰险，蹚出胜利之路。
2021年4月25日上午，习近平同志来到位于桂林市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参观，他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红军将士的信仰之光、信念之火、信心之歌，必将生生不息、一直传递。
因为信仰，所以忠诚。
万里长征路，每一个脚步都坚定地指向同一个方向。
多年后，邓小平的女儿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小平同志不假思索回答：“跟着走！”
万里长征，红军战士无怨无悔“跟着走”，只因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跟着共产党，就能打胜仗！
上下同欲，百折不挠；旗帜所指，所向披靡。
纵观长征路上的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生死关头，党员干部始终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们立身为旗，激励着官兵前行。
担任过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曾回忆，每仗打下来，党团员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
朱德也回忆道，每次战斗党员干部总是冲在最前面，那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皆可信赖的党员干部，不仅是指挥中心，更是精神支柱，让这支队伍始终拥有结实的骨架。
一场场战斗胜利、一次次成功突围，让红军将士对党的信心更加充足，必胜的信念更加坚定。他们紧紧跟着党的步伐，向着胜利不断前进。
就是在长征路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邓小平同志曾说：“遵义会议之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他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80多年后回首长征路，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长征胜利是党的坚强领导的胜利。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必须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始终坚定不移维护核心、看齐追随。
长征，一条为民之路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万里长征路，每一步都不孤单。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
1927年，湖南浏阳文家市，红军贴出一条标语——“打土豪、分田地”。从此以后，“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政党”“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等标语，跟随红军战士的脚步，出现在大山里的各个村落。
战士们把一条条标语刻画在墙上，又以最直接最淳朴的方式践行着这些承诺。红六军团在湖南新化没收“官盐”后卖给当地百姓，价钱定得极低。这样既能让百姓分到盐，又不给敌人留下对群众报复的借口。
一颗赤诚为民初心，换来的是“十送红军”时的人民倾心——那一担担沾着泥巴的鞋可以作证。红军出发前，群众挑来布鞋、草鞋送行，战士们好奇，许多鞋上怎么还沾着泥巴？得知原因后战士们落泪了。听说红军要走，老百姓从脚上把鞋脱下来送到部队。“鞋来不及做了，把这些穿过的鞋拿去吧，行军打仗少不得。”
那一道道村庄桥头的刻痕可以作证。这是红军招兵的标准线：一支长枪加一柄刺刀的高度，大约一米五。这样可以确保新兵至少能背起枪上战场。然而，许多身高不足的少年在鞋里垫上纸，在鞋底绑上几层草，甚至晚上到桥头偷偷改低刻痕，以达到参军标准。
长征路上，各地人民为红军筹集粮食，补充兵员。这一切，不仅为红军长征胜利贡献了力量，更为红军奔向救亡图存的抗战前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征，不仅保存了革命火种，更承载着民族担当。中国共产党即使在万里长征中，也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一路上，红军战士们也许不知道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更不知道战略转移何时才能结束，但是他们心中明白，走上长征路就是为了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北上抗日实现民族独立。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人民军队的初心。
当洪水来袭，子弟兵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摧不垮的大堤；当地震突至，将士们不顾危险第一时间挺进震中；当疫情蔓延，人民军医毫不犹豫告别家人奔赴“红区”与病魔战斗……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习近平同志指出，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
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在长征传递的红色血脉中，“服务人民”就像一条连天接地、奔腾不息的河流，流淌过80多年峥嵘岁月直至今天，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继续奔涌向前。
长征，一条求是之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万里长征路，有那么几步最为紧要。
仔细翻阅长征史料就会发现：红军一边走一边频繁地开会。周恩来曾回忆说，进入湘桂黔交界处，中央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开始，争论更激烈。
黎平会议会址纪念馆里，一盏烟熏火燎的马灯，是那惊心动魄关键一步的“见证者”。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博古等人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等人则主张向敌人势力较为薄弱的黔北进军。会议从白天开到深夜，马灯熄了又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采纳，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里，一张古铜色的桌子，是那峰回路转关键一步的“见证者”。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等革命家围着这张桌子，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拨正了革命的航向。
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三大主力会师，先后召开了70多次重要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一个个会议，不仅决定了长征的方向、红军的生死存亡，也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找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
历史证明，长征的胜利，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胜利。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切从实际出发！跨越80多年时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薪火不息。这既是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也将推动我们的事业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断前进。
思想路线引领伟大征程，伟大征程需要伟大斗争。
万里长征路，每一步都惊心动魄。
途中，红军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渡过近百条江河，经过14个省份，攻占过62座城市，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
长征路上，面对敌我力量对比之悬殊、武器装备差距之显著、自然环境条件之恶劣，无后方依托流动作战之艰难，红军将士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愈挫愈奋、一往无前，以血肉之躯开辟了胜利之路。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必然还要“爬雪山”“过草地”，必然还有“娄山关”“腊子口”。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
85载光阴荏苒，长征的一个个细节在历史长河中未有褪色而愈发鲜明。那一张张英气勃勃坚毅自信的鲜活面孔，那一页页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壮美史诗，那一项项彪炳日月光耀千秋的辉煌业绩，那一曲曲可歌可泣豪情万丈的英雄赞歌，将永远被人们所铭记，已然凝结成为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勇前行！
——摘自2021年10月22日一期《人民日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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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9-6 18:44
小交通员
我们在汉阳的龟山脚下安了家。地下党的县委机关就设在我们家里。孩子们都没有上学。立安在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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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功勋——记我党隐蔽战线传奇英雄钱壮飞
【新华社北京2022年7月1日电】7月1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无声功勋——记我党隐蔽战线传奇英雄钱壮飞》的报道。
“七一”前夕，位于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后山镇的一座烈士陵园，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他们共同缅怀的，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
90多年前，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岁月，他勇敢地深入“龙潭虎穴”，成为潜伏在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里斗智斗勇的“红色特工”；在中共中央遭遇顾顺章叛变的危急关头，他临危不惧、舍生忘死，及时将情报送到周恩来手里，使中国共产党避免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灾难；长征途中，他神秘地失踪在乌江岸边，成为党史上的一桩“谜案”。
他就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钱壮飞。
乌江失踪1931年4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叛徒指认被捕，旋即叛变。
千钧一发时刻，武汉特务机关发给国民党特务头子、南京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6封特急绝密电报，全部落到独自值夜班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手里。钱壮飞临危不惧，冒死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迅速传递到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使得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同志，如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小平、邓颖超等得以安全转移。
“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周恩来曾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钱壮飞。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使中国共产党避免了一场空前严重灾难的传奇人物，却于长征途中在贵州南渡乌江时神秘失踪。周恩来得知消息，派人去找，也没有发现钱壮飞的踪影。多少年来，成为党史中的一桩“谜案”。
“多年来，组织一直在寻找钱壮飞的下落。”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覃爱华说。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前夕，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把钱壮飞的名字列入了《死难烈士英名录》。但是钱壮飞具体牺牲在何时何地，长期没有定论。1984年，解放军总参某部曾邀请有关老红军，就钱壮飞牺牲时间、地点问题召开座谈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此后，一些专家学者特别是贵州省党史部门的专家，到实地进行认真调查和考证，逐步形成两种看法，一为在乌江南岸牺牲的‘息烽说’，一为在乌江北岸牺牲的‘金沙说’。”覃爱华说。但根据多数中革军委二局的同志回忆，身患疾病的钱壮飞，当时没有渡过乌江。1935年4月1日，红军各路部队胜利南渡乌江后，一位高个子、长脸、外省口音的红军，因掉队未过江，在行至金沙县梯子岩渡口附近的堰田岩时，被当地土顽分子聂丛山杀害。党史部门通过访问见过这位红军的村民等知情人后认为，牺牲于堰田岩的这位红军，正是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钱壮飞。
覃爱华说，2000年至2001年间，贵州党史部门等曾参与组成联合调查组，再一次进行调研。调查组深入实地考察，排查访问知情人，掌握第一手资料，召集有关专家分析论证，最后形成的意见是：钱壮飞烈士牺牲地在“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牺牲时间为“1935年4月1日”，这一结论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复认可。钱壮飞失踪之谜得以真相大白。
红色特工“钱壮飞不幸遇害牺牲时年仅40岁，英年牺牲、忠骨无觅，但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他，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缘于钱壮飞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重大贡献。”覃爱华说。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与李克农、胡底三人组成的“龙潭三杰”，直接捅进国民党的“心脏”，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钱壮飞出生于浙江湖州一个殷实的小商人家庭，从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他从事医生、报纸印刷人、美术教师、小报馆编辑等工作，练就了一身本领。1926年，经妻弟和妻子介绍，钱壮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展秘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身份暴露，遭反动当局通缉，举家搬到上海。在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处的上海营业处工作时，精明能干的钱壮飞被其上司、湖州老乡徐恩曾看中，随即成为徐的心腹。
1929年底，徐恩曾接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并准备建立一个庞大的反共特务系统（后来演变成“中统”），他将钱壮飞调到南京，任命为自己的机要秘书。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决定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一个三人特别党小组，“帮助”徐恩曾分别在南京、上海和天津建立了特务组织秘密指挥机关和四个掩护机构，占据了敌特机关的关键部位，获取大量国民党军事、政治动向及特务活动的重要情报，对红军打破敌人“围剿”、惩治党内叛徒、营救被捕同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徐恩曾虽身负“反共”重任，实际上却是个纨绔子弟，大小事务都推给“心腹”钱壮飞代办。1930年，蒋介石授命调查科设法搞到张学良以及日本人在东北的情报，徐恩曾将这件令他头痛的事交给“得力干将”钱壮飞。周恩来接到报告后，派陈赓与钱壮飞、胡底一起去，名正言顺地搜集国民党的情报。为了应付国民党，他们和李克农将在东北了解的一些简单情况、报纸摘抄材料，拼凑出一份4万多字的所谓报告上报，徐恩曾及其上司看后赞不绝口，对钱壮飞更加重用。
上海的国民党公安局里，有一个非常反动的侦缉队长。钱壮飞和李克农定下计谋，先在上海租一处房子，布置成中共活动地点的假象，然后故意将线索透露给那个侦缉队长；当他要去搜时，又通过其它渠道“关照”不要仓促行动。过几天，等侦缉队长前去搜捕时，早已人去楼空。
几经折腾，终于引起其上司怀疑，把这个侦缉队长作为“共产党的奸细”秘密处决了。
尽管徐恩曾对钱壮飞很倚重，但有一样东西他不肯放手，就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互通情报用的密码本。
有一天，钱壮飞和徐恩曾谈起文件保密问题，假装无意地提醒徐恩曾：“主任，您随身带着密码本，好像不太安全呀！”
徐恩曾经常出去鬼混，听了钱壮飞的话，感到有些后怕，于是把密码本存放在了机要保密柜里。
这正中钱壮飞下怀，他偷偷把密码本取出来，用照相机全部拍下。凭借这个密码本副本，钱壮飞掌握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更为核心的机密。
忠魂长存钱壮飞牺牲几天后，当地群众发现了他的遗体并冒着极大危险将他就地掩埋。“当时大家只知道这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坟，每逢清明节，人们都会到这里祭扫红军坟，献上鲜花，培上新土，红军烈士牺牲的故事在当地一代代相传下来。”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后山镇镇长宋志雄说。
20世纪70年代修水电站，库区水位上升，当地党委、政府组织群众用棺木装殓烈士骸骨，迁葬于距离乡政府500米处的张家垭口，并竖立起“红军烈士之墓”墓碑。1991年，当地干部群众自发提出对烈士墓进行重新修建，出工投劳、踊跃集资，请来石匠开山劈石，选取好的石材，精心打磨，将烈士土坟包成石围土封墓，并立碑为祭。
“第一位捐资者是后山小学一名少先队员，平时积攒的压岁钱和零花钱金额虽然不大，但一分一厘包含着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和缅怀之心。”宋志雄说。
几十年如一日的守护，终于迎来情感和精神价值的双重回归。经国家、贵州省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和充分论证，确认了红军烈士墓的主人是钱壮飞。如今，钱壮飞烈士墓地和烈士事迹陈列室被命名为“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全国机要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每年有10万人次游客前来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烈。
钱壮飞烈士陵园成为当地的党员干部现场教学点，课程名字叫《抉择》。后山镇人大主席李炳红说，钱壮飞决定离开南京赴上海报告顾顺章叛变的情况时，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也考虑到紧急撤离带着女儿和幼子不便行动，决定忍痛将他们留在南京。每次教学中，当讲到钱壮飞与儿子钱江最后的告别，很多干部都热泪盈眶，感动不已——
离别在即，钱壮飞的两眼含着泪光，嘴角上挂着一丝微笑，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头发，问：“你会做饭吗？”钱江说：“做饭我不会，但是我会煮面条。”问完后，父亲摸着儿子的头说：“你去上学吧！”
12岁的钱江并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这样问，懵懵懂懂的他在临出门前，还说了一句：“爸爸，再见！”
这句再见，竟是永别，从此之后，钱江再未见过父亲。钱壮飞离开南京后，他的女儿和女婿相继被敌人逮捕，钱江流落街头，经过一番颠沛流离之后，党组织千方百计找到了钱江，并把他送到延安。
“把自己亲生子女留给敌人，来换取党安全撤离的时间。下这样的决心，作为一名父亲该是多么痛苦。”李炳红感慨地说。钱壮飞舍小家顾大家、初心不改，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心怀天下的英雄壮举，是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典型例子。
——新华社客户端2022年7月1日报道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9-6 18:44
小交通员
我们在汉阳的龟山脚下安了家。地下党的县委机关就设在我们家里。孩子们都没有上学。立安在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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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阅读法教学《小交通员》作者易婧（湖南省溆浦县）
《小交通员》一课特点有三：①该文选自陶承同志回忆录《我的一家》，记述其长子、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欧阳立安小时候的事迹，是进行思想教育的好教材；②用突出事例说明立安的机智、勇敢；③按事情发展顺序，层层铺垫立安为什么会随机应变。
一、读课文，抓住课文中心词——随机应变
“交通员”这个称谓，在小说与影视中，学生时有接触，知道交通员担负传送信函文件的任务。在揭题导入课文后，可让学生自读课文，说一说交通员应具有什么本领。
二、读课文，抓住中心段——立安怎样对付敌人
课后习题为学生划分段落作了提示，据此学生是较容易抓住中心段的。这段详写了立安和敌人的对话、动作，使一个胆大、心细、勇敢、机智的小交通员跃然纸上，让小读者看了，崇敬心情油然而生。教学时：
1.引导学生对敌人和立安动作的比较
这段对立安和敌人的动作交替描写，抓住每一相应动作的对比，学生较容易利用词意之间造成的反差，领会其所表达的意思。如“吃喝→冲出→逼着”与“楞住→镇静”。通过比较，学生清楚地知道敌人是气势汹汹的，立安是勇敢沉着的。这时进而问道：立安是在什么情况下楞住的，为什么马上镇静下来？
2.要注意对话的比较
第一要比较句式的不同：“站住，干什么的？”“把豆腐钱给我吧！”在学生说出句式后，可问“立安为什么不用陈述句，而要用祈使句回答？以明白立安以要钱口气说的话，虽后发却制敌于被动，既回答敌人又从侧面隐瞒了交通员的身份。第二，要比较门牌号：立安在挨敌人的打骂后嚷着“来收十八号的豆腐钱”，敌人随即嗥叫“这是十七号”。“十八号”与“十七号”只差一号，只隔一堵墙（一条小巷），从中可引导学生看出立安对这里情况的熟悉和细心，“十八号”是故意说错的，“十七号”是敌人的大实话，这又看出立安表面又哭又嚷，内心却是十分镇静。教学时，可先让学生对比这两个门牌号，再联系“我爸爸病了”，就可明白立安走错人家要豆腐钱的理由是充分的。
3.引导学生对立安每一动作变化的前后联系。
这段话详写了立安的动作，在让学生找出表示立安动作的词语后，再联系上下文逐一弄清立安为什么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三、读课文——让学生知道立安为什么随机应变
小立安的随机应变本领是怎样来的呢？课文从“家庭教育、社会的熏陶、环境的陶冶、热爱通讯员的工作、长期的实践锻炼”等方面进行铺垫。教学时，可从以上几个方面让学生找出有关句子，然后由教师归纳，使学生懂得立安的成长是党的教育的结果。
四、读《我的一家》——深化课文内容
欧阳立安牺牲于1931年2月7日，年仅18岁。教学本课时，应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我的一家》，让学生全面了解立安英勇的一生，加深体会课文的最后一句话——“孩子全神贯注地听着父亲的教导，一字一句都牢牢地记在心里。”
——选自《教师之友》（月刊）1998年10月号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9-6 18:44
小交通员
我们在汉阳的龟山脚下安了家。地下党的县委机关就设在我们家里。孩子们都没有上学。立安在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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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女陶承的家风与传承作者贾培才（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章聪（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硕士研究生）
陶承被人们亲切的称为革命的老妈妈。由她口述的《我的一家》①在新中国建立后，成为广大青少年喜爱的优秀读物，陶承儿子欧阳立安的英勇事迹和献身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奋斗的精神力量。然而，今时今日知道这一家事迹的年轻人却是少之又少，相关的历史资料和人物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笔者从陶承品格、陶承家风及传承两个方面解读这个革命的家庭，希望可以使人知所趋附。
一、陶承的品格
第一，淳朴的湘风赋予了陶承聪明善良的品性。这样的品性流露在她对子女与丈夫的关心里；表现在对同志的同情和帮助中；更体现在同革命敌人斗争的智慧里。这样的品性大抵是由她善良的干娘传承而来，亦有周围的湘土环境所塑，并最终通过其子女得以延续，终为湘风竖了一面女性聪慧温婉的旗帜。陶承是一位善良的母亲，更是一位革命的女性。她如此深爱自己的丈夫和子女，却从来未曾因为自己的爱意让亲人停下革命的脚步。《我的一家》里陶承深情的回忆了立安与应坚捉迷迷的趣事：应坚不小心掉进池塘里又被救上来。陶承虽然生气打了两个孩子，但是一个母亲对孩子安危的担心与爱也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济难会被查，准备从武汉迁往上海的时候，一个母亲、一位妻子的情感更加流露无遗。陶承自己讲到：对这个县城并不眷恋，只是心头有种种牵挂。这里埋着丈夫的尸骨。二儿子被抓走，吉凶未卜。大儿子做苦工，朝不保夕。走之前，她带着孩子爬上龟山，去丈夫墓前告别。后来，应坚和立安来到上海，他们一家团聚吃了一餐饭就让陶承非常愉快。后来，立安被捕了，直到牺牲前，作为母亲的陶承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刚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半响说不出话来；晚上还是失眠了，在小孩子面前还是要装作坚强，在他们睡着了以后，一个人的眼泪湿了枕头。虽然焦急，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她不能暴露自己，无能为力感更加深了她心中的苦痛。后来，立安牺牲后，陶承自述：我经受过痛苦，但任何痛苦也不如这次深沉。同志们安慰我，但任何安慰，也不能减轻我作为母亲的痛苦。但是，在她为儿子写的那首诗里，我们看到了一位女性革命母亲的情怀。诗的最后两句“墓园他日来凭吊，我心痛亦我心喜”②，痛苦的是儿子离去，喜的是儿子为革命牺牲。
第二，陶承是一名坚韧不屈的女性。她在丈夫离世后毅然担起家庭的担子，抚养儿女长大并投身革命；在革命低潮期，她还做起了革命的姨娘，替其他同志带孩子，坚守着对党的信仰并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同反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她更是坚贞不屈，顽强对抗着危险的境遇。丈夫梅生死后，陶承时常怀念起他，吃饭的时候，不自觉的多摆一副碗筷，偶尔也会不禁失声痛哭。每每读到此处，读者也不免唏嘘，而陶承没有沉浸在痛苦中，她毅然接过丈夫的信仰，踏着前边的脚印再向前进。她找到张浩，主动要求分配工作。开始掩护机关、保管文件的工作。来到上海之后，她替何孟雄照顾几个孩子。这位革命的姨娘不仅未曾因为此感到劳累，反而因为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感到说不出的高兴。1928年，张浩离开武汉之后，陶承被捕。在警察局与警察斗智斗勇，始终不曾说出任何关于党的秘密。1968年，陶承被人从长沙叫到北京，随后被审讯，目的无疑是让她指证老一辈革命家。虽然被审查5年之久，而她至始至终也没有妥协。陶承就这样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党性和坚韧不屈。
第三，陶承身上最显著的品质莫过于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它源于丈夫和孩子的影响，也来自于对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任以及对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1947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大规模的解放战争，中央机关渡河东移，陶承写作《红云曲》，“朵朵红云直向东，荷花出水满池中……”③，乐观的革命主义情怀跃然纸上，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同是湖南老乡的毛主席写作的《长征》。嫁人前的陶承只是一个懵懂的小女孩，是她的丈夫欧阳梅生给她带来了改变。在梅生的祖母死后，他们小俩口欠了一笔外债，越来越多的孩子更加重了这个家庭的负担，可是梅生却开玩笑说：“又多了一个还债的。”古语道：贫贱夫妻百事哀，陶承与梅生一家却是快乐的。梅生去四川办学校，后被查封，在归途中遇到土匪，连衣物也被抢了，他却满不在乎的宽慰陶承，还同她开起玩笑来。梅生乐观的心态也在不知不觉中传染给了陶承，使她在日后革命的艰辛岁月里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陶承去上海之前，二儿子应坚被捕。立安让她放心离去，并要替她购买船票。看到儿子这样精细、沉着，陶承深感慰藉。也正是儿子们的独立坚强让她对革命的未来充满希望。在梅生去世后，党和其他同志始终关心着这个家庭。张浩同志给她一包银元安顿生活，她拒绝了，提出把这些钱做党的活动经费。后来，陶承自述到：“我永远忘不了党对这个孤苦家庭的关怀。对于一个普通妇女来说，丈夫去世了，意味着她和她的孩子也要跟着毁灭。可在我遭遇不幸的时候，党第一个对我伸出援手。我深切的感受到，我的生命已经和党融为一体了。”正是因为对党的信任，把生命与党合为一体的坚定信仰让陶承在以后的岁月里积极乐观的面对一切艰难险阻。陶承在革命过程中失去了好几位亲人，支撑着她以乐观心态继续革命的还有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梅生生前就说：“无产阶级就是了不起，叫帝国主义滚蛋就滚蛋，叫军阀垮台就垮台！”再后来，革命形势的好转让陶承更加坚定人民群众就是历史的推动者，所有反革命都将失败。正是这样大无畏的革命情怀让陶承自己感慨：我，一个平凡的妇女，命运怀着恶意，把我打发到人世来，如今也卷进了时代的激流。任凭路程再长，险阻再多，也挡不住它奔腾向前。
二、陶承家风及传承
在《我的一家》这本质地轻薄发黄而又重逾千钧的小书中，陶承以简易平淡，犹如涓涓细流般的行文记述了她一家参与革命的整个历程，真实再现了其整个家庭为了革命胜利而不畏艰难、顽强奋斗的壮烈图景。敬佩与感谢陶承一家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不凡贡献之余，掩卷思索，探求其一家卷入革命浪潮并立志投身革命之动因，不难发现，源于陶承丈夫欧阳梅生开创的优良家风，在陶承一家接续投身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灯塔指向般的重要作用。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箴言揭示了“齐家”的重要性，一家不平，何以平天下？而优良的家风便是“齐家”的重要基础，家风不良，家安能齐？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的细胞，其发展生长的状况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态势。因此，中国古人历来讲求治家的重要性，据《中国丛书综录》所列书目记载，我国古代公开出版的家训有120多种，包括《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流传至今。以优良家风治家齐家的道路没有尽头，新时期也显得尤为重要：“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从历史中汲取优秀的养分以资当今面临的发展问题，历来就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本文梳理了《我的一家》中所蕴含的优良家风，并概括出以下三个方面，希冀对当下的中国家风构建、家庭建设有所裨益。
第一，家国情怀贯穿始终。革命的事业呼唤革命的同志，革命的思想孕育革命的同志。陶承一家人的革命征程，便肇始于具备了革命思想的革命同志欧阳梅生。两湖地区历来就是中国人文荟萃之地，近代以来更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发源地，也是革命风气滥觞之所。毕业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欧阳梅生亦因此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面对身处火深水热的中国人民，虽然身处贫贱，但从未放弃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不能光图眼前，光管自己。”“一个人还有社会责任，不应该一生陷在家庭的圈子里。”丈夫欧阳梅生总是这样对陶承说到。这种深沉激越的家国情怀不仅深深影响了陶承，更以家风的形式传承到了其子女身上。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没有国家的独立强盛，何来家庭的稳定安康？欧阳梅生的家国情怀对陶承的影响在《我的一家》的前半部分显现地非常清晰，从刚开始的“那时我还不明白革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革命，革谁的命，梅生倒讲过不少，但我总觉得跟自己关系不大”到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事变爆发，欧阳梅生被通缉，陶承对长子立安说：“你爸爸做的是好事，反动派才捉他。没什么可怕！”陶承口述至此，用深情的语调感叹：“不打到反动派，人民更要遭殃啊！这样想着，我和梅生更接近了！”再到陶承去找寻丈夫欧阳梅生的路上，目睹了“反革命匪徒造下无穷无尽的罪恶、灾祸、死亡，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闯进每个普通人家。到处留着善良人们的鲜血”，陶承受到的触动更深更直接更现实，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也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因此，在找到丈夫欧阳梅生后，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自觉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并从思想上彻底完成了蜕变，用陶承自己的原话来说：“从此，生活，战斗，我和梅生都在一起。就是洗衣，做饭，也觉得有了新意义，新内容：‘这就是干革命’。”
欧阳梅生的家国情怀对长子欧阳立安的潜移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在1926年北伐军胜利进军到长沙以后，欧阳立安便成为了一名革命的童子军，对此，陶承用欣喜的口吻描述道：“‘欢迎北伐军！’他就像个大人，‘就是革命了。北伐军一来，就像爸爸说过的，再不许压迫人，穷人都有饭吃。’”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事变爆发后，目睹老师被杀后，欧阳立安便发出了“我要找爸爸去”，“我要和他们拼了”的呼号，而当欧阳立安与父亲欧阳梅生团聚后，更是已然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革命后备军：“妈妈，怎么爸爸不给我任务呢？”“再不给，我可就要跑了”“我得去干革命”。
毫无疑问，欧阳梅生的家国情怀深深浸染在整个“我的一家”之中，化作了一股优良的家风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这一家人，塑造着整个家庭的精神世界，激励着他们始终站立在国家整体利益的潮头之前。
第二、始终坚持并践行共产党人信仰。陶承一家八口人，其中直接或间接因革命而牺牲的达到了五人，其革命之心的虔诚、至坚令人深深感怀动容，面对其高尚的共产党人信仰与品格，“高山仰止”之情油然而生。
为革命牺牲、奉献而不求任何回报始终是贯穿陶承一家人革命历程的一条主线。早在1926年，刚刚成为共产党员的欧阳梅生就满怀激情地对妻子陶承说到：“‘都交给革命了（指自己的身心）！’你看吧！不要多久，这些军阀、地主，也得全军覆没！”此后便不顾自身身体状况积极紧锣密鼓地参与革命工作，面对妻子陶承的关心，欧阳梅生总是如此应对：“‘累不着！我的精神满好。”他总是这样回答，“再熬上三夜也不要紧。”残酷的斗争环境、接济不上的营养慢慢摧残了欧阳梅生的健康，终因过度劳累，脑充血而壮烈牺牲了，陶承用文字记录了丈夫欧阳梅生牺牲前的一段映照着共产党人伟岸情怀的宣言：“革命总免不了牺牲。一个革命者总要看到将来。这是最重要的。将来哭鼻子的，绝不是我们。”
无疑地，对欧阳梅生来说，自己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然后才是陶承的丈夫以及孩子们的父亲，因为他的身心俱已是“革命的了”。丈夫欧阳梅生的事迹深深影响了陶承，“我永远忘不了党对我这个孤苦家庭的关怀。我深切地感到，我的生命已经和党溶为一体了。梅生生前已经给我指出一条路，这就是跟着党走。我不能在他死后，背弃他的信仰！前面的倒下了，后继者应该踏着前边的脚印再向前进！”其实，早在1927年，丈夫欧阳梅生因外出躲避反革命的迫害，而无法接济家庭生活，面对党组织提供的帮助，虽深陷窘境，但陶承坚定地拒绝：“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无数的同志在流血牺牲，党的活动很困难。我没有理由向党伸手。”欧阳梅生死后，陶承加入组织成为了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开始从事革命工作，也开始了为革命无私奉献，勇往直前的征程。面对抚养革命战友孟雄爱人死后留下的两个孩子的任务，陶承自称“革命娘姨”；当组织要求其次子欧阳应坚去为以后成立的印刷所去学排字，陶承没有一丝犹豫：“革命需要，去就是了。我是革命的，孩子也是革命的！”而作为一名品格坚强，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陶承最大的欣慰和一点最起码的要求便是：“在党的抚育之下，他们不仅学会了独立生活，而且能在复杂的环境里，跟敌人斗争。我作母亲的，也就觉得放心了。”面对敌人特务迫害和反动派嚣张气焰都面不改色的陶承，信仰坚定的她在失去党组织联系，不能献身革命事业时却显得格外柔弱：“几年来，夫死子丧，我也没有这样的孤独。因为有党在支持我，鼓舞我。现在却像断了线的风筝，飞不起来了。”
高尚的共产党人品格和坚定的共产党人信仰不仅在陶承和欧阳梅生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彰显，同时，这种品格与信仰已经深深浸透到了“我的一家”的家风之中，内化为其优良家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其子女的精神指引，引领着他们为革命事业不断奋斗前进。欧阳梅生牺牲前不久，具有强烈革命意识的长子欧阳立安成为了《大江报》交通员，面对严峻的敌我斗争形势，欧阳梅生对长子郑重嘱托：“万一落在敌人手里，打死也莫说实话！交通员都是这样的！”；在欧阳立安入党后，陶承便对长子欧阳立安谆谆告诫：“要拿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父母的教导，欧阳立安没有违背，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共产党员信仰，践行共产党员品格，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不惧牺牲，无私奉献。欧阳立安被捕后，面临叛徒出卖和反动派审讯，夷然不惧：“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国民党迟早要灭亡。不错，我就是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我为主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最终英勇牺牲。始终坚持并践行共产党人信仰的优良家风在其幼弟欧阳稚鹤的短暂生命中也得到了诠释。1937年，陶承千辛万苦找到党组织后，欧阳稚鹤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战争中也壮烈牺牲了，年仅16岁。
第三、始终坚持修身为本与家庭和睦。修身而后方能齐家，如果说优良的家风是齐家的重要基石，那么修身便是优良家风的重中之重。相对于陶承，知识分子出身的欧阳梅生在教育子女修身方面更加有耐心，也更有方法。
参加革命工作后的欧阳梅生，迫于革命工作，对子女教导渐渐减少。但深知教育子女修身，确立正确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性，每逢间隙就抓紧对子女的教育。长子欧阳立安生性活泼好动，逃往湘潭当工人被陶承寻回之后，欧阳梅生便很有针对性地对长子欧阳立安进行教导：“事事做不好，却学会说大话，吹牛皮。你以为做人真这样轻巧？你错了！天下就没有轻巧的事。你说说看，哪件事是不经过艰苦的努力，就可以做好的？”说到动情处，陶承回忆写道：“他还说起自己现在多么感到知识的贫乏，而无知，便不能给社会做出有益的事。”虽欧阳梅生英年早逝，但其数量有限的几次对子女的教导，却也在子女的内心中树立了磨练意志、砥砺品性、不惧困难、乐观向上精神信念，成为了其人生中最大的一笔财富，他们在今后的人生实践中始终遵循着父亲欧阳梅生的教导。
“家和万事兴”，家不和则身不立、功不成、业不就。家庭内部的和睦对家风构建和家庭的建设起着重要作用。欧阳梅生和陶承始终重视家庭的建设，在猖狂的反革命面前，家庭就是他们最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虽然，“我的一家”屡遭迫害，先后有５人为革命而牺牲，但这个家始终没有散，反而越来越凝聚，越来越有战斗力。而维系这个充满苦难家庭巍然屹立而不倒的秘诀，便是高度重视家庭和睦家风的建设和传承。“我的一家”中，父亲虽严厉但爱意常在，母亲慈祥、贤惠、勤俭、坚强，子女间兄恭弟敬，兄弟情深，其乐融融。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陶承回忆：“欧阳立安得了肺病，但还跟小家伙们玩打鼻子眼睛。有他在，家里总是笑语连天，再不觉寂寞。”上海条件艰苦，欧阳立安日日睡地铺，让弟弟妹妹们睡床上，不让比他小的弟妹受委屈。当陶承询问原因时，一句“我是哥哥”回答充满了暖人的力量。
始终贯穿家国情怀、始终坚持并践行共产党人信仰、始终坚持修身为本与家庭和睦这三大优良家风赋予了“我的一家”坚强不屈、百折不挠、遇挫弥坚的思想品格和精神特质。虽革命年代与建设时代对优良家风的内涵要求有所差异，促使我们“相事而为，相时而动” ，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冲突截然对立的，应该重视对革命年代优良家风中优秀成分的汲取提炼，以资助益当下我国家风构建和家庭建设。唯健康的细胞方能造就强健的躯体，家庭是国家的基本细胞，家风连着党风、政风、民风，唯有始终重视优良家风的培育、建设，才能促进千万家庭的健康有序发展，由此才能生发出良好发展的社会，进而孕育出强盛而健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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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陶承口述，何家栋、赵洁执笔.《我的一家》.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59年.
②黄子云《“革命老妈妈”陶承学写诗的故事》..《珍闻轶事》，第34页
③陈默《朵朵红云直向东》..《书评文摘》，第37页
——2016年第4期（总第478期）《湘潮》（月刊）第324页～第327页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22 13:44
鸡毛信
海娃十四岁，是龙门村的儿童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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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敌人心脏的红色女杰作者陈雷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华女子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成千上万的女同胞积极热情地投身于革命事业。
女性，从来都是谍战故事中的传奇。在中共历史上，曾经闪耀着众多娇媚多姿、智勇双全女特工的身影。做一名特工非常不容易，而做一名女特工更是难上加难！先天的生理条件决定了女人不如男人身体强壮，而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女特工就得比男特工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我们的红色女特工除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刻苦训练，还要穿上华装，强颜欢笑地周旋于行行色色的敌人之间。受保密纪律的约束，还要承受昔日战友、家人、亲朋的误解和骂名。但他们依然十分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为我党和我军的重要决策和重大事件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支持。我们不可能一一记述所有英雄，这里，只能把这个群体中几个典型介绍给大家。
沈安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红色女杰抗战时期，延安窑洞里的中共中央总能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在政治、军事上的种种企图；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各地转战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更是了如指掌：蒋介石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蒋介石身边的卧底到底是谁？她就是潜伏蒋介石身边10余年的美女速记员沈安娜，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1938年初，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找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这位只有23岁的女孩就是沈安娜。原来，朱家骅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沈安娜曾在他手下当速记员。但朱家骅并不知道，沈安娜其实是共产党的情报员。
沈安娜是江苏泰兴人，在上海读书时，结识了在中共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华明之。在华的动员下，正学速记的沈安娜考入浙江省政府做了速记员，为共产党搜集情报。这次她来找老上司，是按董必武的指示，想打入国民党心脏。
朱家骅很高兴，因为他正缺速记员。但他问沈安娜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须是党员才行呢！”沈随机应变说：“我现在加入可以吗？”朱家骅随后便给沈办理了“特别入党”。很快，沈安娜成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速记员，并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埋头记录的沈安娜竟会是中共情报员。在国民党高层决策会上，蒋介石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总会突然下令：“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必须停下笔来。于是沈安娜就努力在心头默记，一到休息时间，她就佯装去厕所，并速记在草纸上。在这次全会期间，国民党精心策划消灭我党我军的新阴谋，并炮制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沈安娜悄悄将两份文件传递出来，党中央立即将其编入《磨擦从何而来》小册子公布，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
1946年3月，蒋介石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会上还确定了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这些重要的战略情报都被沈安娜记录并迅速送到延安，受到周恩来“迅速、准确”的口头嘉奖。
但年轻的沈安娜也向往直接杀敌的战斗生活。她秘密找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提出要去延安。周恩来专门找她谈话，要她从大局着想甘当无名英雄：“别人没法像你这样能在国民党的核心部门工作。”于是，她继续着自己的潜伏生涯。她家里从不放进步书报，穿着打扮入时，常看美国电影，过年过节总要去拜访上司。每次为宋美龄做速记，她都会穿上最好的旗袍，因为“这样去见她才得体”。她还把居正、于右任等写的条幅挂在屋里，外人都以为她与“元老派”交情很深，上司也更信任她。
就这样，沈在国民党心脏潜伏了十余年，为我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没有露丝毫马脚。直到解放后撤回被安排到国家安全部工作，也无人怀疑过她是共产党。2010年6月16日，沈安娜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张露萍：出鞘利剑插在敌人心脏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年，16岁的她被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由叶剑英领导。起初，延安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统战工作。余家英的到来，正合叶剑英的需要，叶剑英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此二人之前已组建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伺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是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中央南方局对外办公地址），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何人，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刚回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内部，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徐慧琳，地主军阀余安民是她的亲戚，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一无所得。
“军统电台案”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戴笠认为，一个19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却不想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1945年6月下旬，用尽种种手段，策反无果，军统局长戴笠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一同处决。
1948年7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被逮捕，随即将其押往已解放的重庆，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关押审理，受到了人民的严惩。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由于当时敌我情报斗争激烈、复杂，加上我方打入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了名字，因此，张露萍等人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
黄慕兰：被周恩来赞为“女诸葛”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成为当时的妇运领袖。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同居。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
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否定了她的请求，并让她与陈志皋结合。可陈志皋最后还是离开了她，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监狱，出狱后多次上诉。直到1980年，冤狱才得以平反。
鲜为人知的是，黄慕兰是第一个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递给中央的人，使周恩来等得以及时转移，使当时的党中央机构避免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1931年6月22日下午，法租界大名鼎鼎的律师陈志皋与热恋之中的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便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
老同学相见，聊天的内容自然很随意。曹炳生感慨地说：“志皋兄，我哪有你这么清闲，陪女朋友出来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曹炳生坐了片刻，没聊几句，就站起来说：“我要走了，当局马上要派人来巡捕房，办理引渡手续。”说罢，向黄慕兰笑了笑摆摆手，便匆匆离去，消失在人海里。
言者无意，听着有心。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黄慕兰一直低着头，喝着咖啡，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50多岁的湖北人，他会是谁呢？等曹炳生一走，她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就走了过来。两人关起门来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话一出口，黄慕兰自己也吓了一跳。
“对，是他。”潘汉年站了起来：“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就跑了出去。
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住进了四马路上的都城旅馆。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了。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确实是向忠发。自从1931年4月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以后，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经中央决定，担任总书记一职的向忠发要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为了安全，临走以前周恩来特别安排他搬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自己同住，同时一再关照他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过夜。谁知6月21日夜里，向忠发从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来，到姘妇杨秀贞处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顺风车行要车，被人认了出来，刚抓到巡捕房就扛不住了，做了可耻的叛徒。
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红队的队员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当晚，只见一队特务，押了一个人用钥匙打开了他的寓所搜查……周恩来的住所只有三把钥匙，除了周恩来与邓颖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发的手里……一场巨大的灾难，就在黄慕兰的机警报信后化解了。
此外，黄慕兰还曾智救我党早期杰出领导人关向应和成功反击“伍豪脱党”谣言。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月20日、2月21日的《申报》上又连续刊出。周恩来通过潘汉年找到黄慕兰，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我已经叛变自首了。你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我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黄慕兰凝神思索了一会儿，觉得周恩来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社的代号为“伍豪”，后来又作为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为党内外许多人所熟知，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周恩来看后很满意，夸奖说：“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
关露：身背“汉奸”骂名的红色女杰1932年，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左联”。她积极投身抗日爱国运动，担任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副部长，广泛地和女工交朋友，组织诗歌小组，宣传革命道理。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其主要任务是搞上层统战、情报、策反和宣传党的政策、出版书刊工作。
1937年9月，潘汉年任“八办”主任，12月25日潘汉年离沪赴香港后，刘少文接任“八办”主任。抗战期间的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是日伪特工总部，日伪特务们在里面设下刑讯室和地牢，乱捕滥杀爱国志士，怒骂声、惨叫声日夜从“76”号里传出，人们称之为“魔窟”，它的头子就是后来成为江苏省伪主席兼警政部部长的李士群。
1939年冬，一名眉目清秀、衣着时髦的30来岁女子走进了“76”号，她就是受党组织派遣深入“76”号魔窟的关露。
那时关露正借住在中共党员王炳南家里。一天，关露忽然接到“八办”负责人刘少文送来的一张电文：“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叶剑英。”“小廖”即廖承志，住在香港九龙。身为老党员的关露懂得党的纪律，便没有再多问什么。
几天后，关露来到香港，通过复杂的关系，终于见到了廖承志，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廖承志神色凝重地对她说：“党组织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什么任务？”关露认真地望着他。“听你妹妹胡秀枫说，你认识李士群，是吗？”关露点点头，“现在党组织要派你到李士群那里，去了解他的动态。”“我？！”关露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当时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错综复杂的斗争并不少见，担当这样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不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且需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念和胆识，毫无疑问，关露是具备的。
关露在香港接受任务后返回上海，并开始同李士群接触。第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关露对他说：“我失业了，想在你这儿找个事做。”李士群夫妇一听就笑了，说：“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做的事情，如果你缺钱呢，每月来拿好了。”说完，就在关露的包里塞了100元钱。
关露连着去了两三次，还没有把真正的目的告诉他。这时党组织希望她向李士群挑明。于是关露再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就说：“我妹妹写信来问候你，她说，她有个朋友要做生意，问你要不要做？”
关露的妹妹胡秀枫和妹夫李剑华都是共产党员，当时被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1938年春被派到武汉。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关露的意思，他发了一通牢骚。为谨慎起见，关露不接他的口，只用耳朵听，渐渐听出他的言语中透露出一点可以沟通的意思。
经过反复的工作，关露成功地利用李士群的关系，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潘汉年向延安提供了有关日伪军事动向的大量重要情报，这其中就有关露的功劳。李士群后来还曾保护、释放了一部分被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派人护送我党的一些重要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利用他的职权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进根据地等。
为了和敌人周旋，当时关露不得不穿着入时，但长期在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工作，她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同志们对她的误解和冷淡。
1939年秋，戴平万问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这里说的“活动”，指的是地下党领导的诗歌组活动。锡金说：“参加的。”戴平万说：“不要她参加了。”“为什么？”锡金不解地问道。“现在她的关系有点复杂，最好还是把她隔开。”被误解后，关露向党组织提出要去延安。不久，由“八办”的陈家康带信给胡绣枫，信中说，上海方面不同意，要关露不要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胡绣枫按照党组织的意思给关露写了封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关露接信后，完全明白党组织的意思。共产党员的信仰及忠诚，使她把个人的安危、委屈一股脑儿抛弃，仍然默默无闻地战斗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
解放后，因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关露因“汉奸”罪曾两次蒙冤入狱，前后长达10年。在潘汉年平反昭雪一年之后，国家公安部于1983年8月22日，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1955年6月后关露受到了错误的逮捕审查，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可惜的是，这份通知来得太晚了，关露已于1982年12月5日默默告别了人世。
陈修良：曾任女市委书记的红色女杰南京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曾活跃着一支秘密力量，他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取情报、瓦解敌人、策动起义、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这就是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的地下情报组织。
作为1933年即参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队伍的陈修良，深刻理解情报的灵通、准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的重大意义。1946年5月南京市委建立伊始，她就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在市委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1948年又专门设立了以沙文威为首的策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她单线联络，由她直接向上海局报告。换而言之，市委书记亲自领导这两项生死攸关的要害工作。她靠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临危不惧，胆大心细地深入敌人内部搞情报。
有一天下午，她戴着一副墨镜，来到市委委员方休的家中。方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一见面，方休立即悄悄地告诉她：“我一个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他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住我家，我们说话小心点儿。”出于职业习惯，陈修良当即询问了那特务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休告诉她，妻弟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并且提出想把房子挪一挪，与一个特务长住一起总不大行，万一出个破绽不是闹着玩的。
陈修良毫不犹豫就否定了方休的提议。几天之后，陈修良再次造访方休。见面伊始，方休就迫不及待地说：“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个手提包，妻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包军事密码，这事该怎么办？”
陈修良当即郑重地说：“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方休自然允诺，让妻子把提包拎了出来，一看，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
“方休同志，这份东西我需要借用一下，让情报部门的同志抄一抄，你看行吗？”“可以。不过只能用半天，下午他就要回来。”她紧紧地握了握方休的手，她知道方休做出这个允诺需要多大的勇气。
南京市委负责情报的卢伯明在妻子和助手的帮助下，连续抄了3个小时才把密码抄完。下午陈修良将密码“完璧归赵”的同时，卢伯明也跨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几个月之后，党中央给陈修良发来嘉奖令，中央高度评价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所起的重大作用。
1947年末，蒋介石策划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之后，中共的领袖们把目光投向“策动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起义”这一战略目标上。南京市委负责策反的主帅是陈修良，其中具体组织指挥策反的是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大将沙文威。陈修良和沙文威使用丰富的地下斗争艺术，成功地策反了南京地区的空军、海军起义。
南京解放后，当陈修良乘坐一辆吉普车来到三十五军驻地时，当时穿着旗袍的她告诉哨兵想去见三十五军政委何克希。哨兵满腹狐疑，他不了解这位穿着旗袍的老百姓凭什么资格要见军首长。可是，当他把中年妇女通报的姓名转报值班室后，何克希却立即跑了出来：“陈修良同志，我正在到处找你！我正在到处找你！好啊，我们胜利会师了！”
会谈结束后，将军又立即派两个警卫员护送陈修良到寓所搬取行李。当军用吉普停在一间普通的民居前时，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穿着朴素、一天到晚外出“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共产党的南京市委书记!
4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决定重组南京市委：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组织部长。不过陈修良没在这个岗位上干多久，1950年她被调往上海，从此就离开了南京。
——2012年第22期《世纪桥》（半月刊）第45页～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