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9-6 18:44
小交通员
我们在汉阳的龟山脚下安了家。地下党的县委机关就设在我们家里。孩子们都没有上学。立安在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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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死而无怨的共产党员欧阳立安
欧阳立安，1914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他的父亲欧阳梅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母亲陶承也长期为党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欧阳梅生积劳成疾逝世，欧阳立安被党组织送到武汉、上海做工。
1929年春，15岁的欧阳立安进入上海申新五厂做工，跟随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从事工人运动，担任区委交通员。同年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共青团沪东区委委员。在此期间，他多次参加上海各界工人举行的抗议罢工、游行示威等。在斗争中，他毫不畏怯，勇往直前，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1930年春，经何孟雄介绍，16岁的欧阳立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6月，欧阳立安作为中国青年工人代表，随刘少奇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的有关会议，并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13周年纪念活动。这使他开阔了视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治信念。他说：“今天的俄国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农打出来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也要领导工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出一个新中国。”同年11月底回国后，党组织任命欧阳立安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和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
1931年1月17日，欧阳立安在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的一次会议后，与沪中区委书记等同志被反动军警逮捕。面对凶残的敌人，面对酷刑的逼供，他毫无惧色，视死如归，严守党的机密，坚信自己的信仰。他义正词严地说：“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我是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我为主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
1931年2月7日晚，欧阳立安与何孟雄等20多名共产党员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龙华监狱英勇就义。欧阳立安年仅17岁。
新中国建立后，欧阳立安的母亲陶承撰写了长篇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成为广大青少年喜爱的优秀读物，欧阳立安一家的英勇事迹和献身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奋斗的精神力量。
——2006年2月12日一期《人民日报》第2版刊载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20 17:47
月光曲
一百多年前，德国有个音乐家叫贝多芬，他谱写了许多著名的曲子。其中有一首著名的钢琴曲叫《月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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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种子不死：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如何成为全世界的语言？作者乐正禾
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艺术会让我们的灵魂飞升，它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琐碎，唤醒麻木的心灵。它带给我们的不再是陶冶和教育，而是源自历史深处的某种热情。人们相信这种艺术品代表着人类精神世界中某种超越地域和时间的价值。贝多芬的《欢乐颂》就是这样的作品，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贝多芬，也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的影响下，与这样的形象画上了等号：启蒙运动之子、与命运搏斗的斗士、浪漫主义的开辟者……
沐浴在19世纪欧洲启蒙精神的晨曦中的贝多芬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1824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欧洲上演。它既是对欧洲波旁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王朝所奠定的国际秩序与正统原则的蔑视，同样也是一束把希望与热情投向未来的目光——我们改变的世界，是他们的未来。当十九世纪的欧洲第一次奏响《欢乐颂》之时，司汤达动笔写下《拉辛与莎士比亚》、普希金吟诵《致大海》、海涅要在棺材上放上一把剑，要成为人类解放战争的一位战士。美国音乐史学者哈维·萨克斯的文化史作品《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群星闪耀的时刻。这些被压抑太久的灵魂相信人类存在某种真理，它们蕴于诗歌、音乐和哲学论说之中，它能使人类的心灵不断上升，告别与生俱来的狭隘与偏见。
然而从音乐史的角度来说，作为19世纪之子与浪漫主义先驱的贝多芬也是一个不断被构建与收纳进浪漫主义谱系的形象。如果我们走入十九世纪的音乐世界，就会发现贝多芬作品的复杂之处，以及他所埋藏的匠心所在。贝多芬作品的动机性与旋律性的复杂交织，在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间的跋涉，恰恰是贝多芬作为音乐家的魅力所在。而当我们不再以一种刻意的，进入历史与诸神对话的心态欣赏贝多芬的作品时，他的音乐世界会呈现出另一种只属于音乐家的独特魅力。
惊喜与回归翻开哈维·萨克斯所著的《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后文简称《1824》），很容易让人产生疑惑——仅凭作者一己之力，以区区二十万字，将人类历史上承载最多光环、内涵又极为丰富的一部艺术作品彻底讲清楚，并且涵盖各个视角，这可能吗？
全书开篇先力图还原作品上演过程的历史原貌，同时又追溯了整个浪漫主义世界在1824年政治、思想界的断面。对作品各个乐章的音乐细节讲解则放在其后。这样貌似“割裂”的写法，多少会让读者们感到惊奇。
对不同时代的人而言，《第九交响曲》的观感一定是流动而非一成不变的。如果要设身处地探寻1824年首演时代人们的感受，就必须理解到：这一切基于一种超越期待的惊喜。在相隔太多年的沉寂后，一部贝多芬交响曲于1824年再次横空出世，这本身已经是意外之喜了。而对作品内容而言，第一个惊喜一定来自第一乐章形式逻辑和表达的观感。经历诸如一年多前的《迪亚贝利变奏曲》等作品之后，多数人印象中“标准而典范”的贝多芬似乎摆脱了“最近变得古怪”的那个贝多芬而回归；第二乐章谐谑曲的音乐主题则是第二个惊喜，任何体验过《第三交响曲》首乐章中表现的痛苦和缠斗，一定无法忘记那种近乎哀号的表达，在《第九交响曲》的谐谑曲乐章中，作为“敌对位置”的d小调段落则并没有那么可怖，它更像一种无法甩掉的伴随物。主题搭建是一些阶梯状的级进，连绵不绝，八度大跳起始组合级进，这也许让当时的听者再次感到：果然是以前的贝多芬啊！多么得熟悉！
第三乐章的位置似乎是对贝多芬惯例范式的改变，因为缓慢的乐章本来通常会处于谐谑曲之前。而用慢悠悠的方式作变奏处理，更加凸显第三乐章的行进缓慢和“略显沉闷”。这个慢乐章经常被后世音乐家用于对贝多芬的晚年心境进行参悟，但对1824年的听众而言，观感一定显得过于“拖沓”。它的设置其实暗含作曲家很大的心思：贝多芬在刻意制造一种铺垫，以便台下听众听到最后一个乐章突然爆发的“灾难和弦”时，得到第三个惊喜。
这些惊喜真的有资格成为属于晚期贝多芬“浪漫主义时刻”的代表吗？毕竟和二十世纪的我们视角不同，那时人们的欣喜相当程度上建立在“那个曾经的他回来了”。而每一个讨论贝多芬——特别是关注晚期贝多芬的人，都不得不仔细思考贝多芬作品（特别是晚期作品）与浪漫主义音乐之间真实的关系。
枯萎与复活虽然《1824》的作者希望以《第九交响曲》的上演，作为浪漫主义世界的时间断面，但有趣的是，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更倾向另一种认识：要尽量严肃地审视贝多芬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或者说，大家更希望强调贝多芬本人与浪漫主义——至少是作为风格的浪漫主义音乐范式的距离。
令从音乐课本了解音乐史的很多人吃惊的是：音乐史上相当有名、且容易被理解为不同时期的“时代”刚好是重叠的——就1824年当时而言，欧洲是一个意大利歌剧回潮（以罗西尼为代表）的大时代，以舒伯特、韦伯引导的彼得麦耶尔沙龙音乐的小时代，以及晚期贝多芬的一个“小圈子”。
在贝多芬的身后，19世纪浪漫主义者们加紧拥抱他的时候，他们最关注的作品和贝多芬的晚期音乐其实并不合拍。贝多芬晚期的室内乐作品非常艰深，但是《大赋格》能得到19世纪浪漫主义者的青睐吗？并没有，这部被二十世纪音乐界不断回看的贝多芬晚期代表作品，在19世纪却被许多浪漫主义者心照不宣地回避，因为这是“疯狂甚至有些可怖”的音乐表达。反过来说，避谈它反而是对大师的“爱护”。其实哪怕现代，在现实中问身边某人：“您最喜欢贝多芬的哪一部作品呢？”假如答复是晚期作品127号，或作品133号，那一方面意味着此人也许品味非凡，但也有另一个可能：他是个附庸风雅之辈。
对贝多芬自己来说，他从不主动迎合同时代的施波尔（Louis Spohr）、韦伯这些人的潮流，反而很刻意地和他们保持距离。最被施波尔这些人所着迷的，实际上更多是类似贝氏前中期的《第四交响曲》那样，容易引起浪漫主义内化性联想的一些东西。
贝多芬的生涯也经历过枯萎，这个“枯萎”其实是从他最为风光的年代开始的。也就是被后世（包括《1824》中)所批评的维也纳体系初年，有些“应制”色彩的那个贝多芬。在谱写《第七交响曲》时，贝多芬的地位真正处于人生中的最巅峰。但作曲家随后也开始了地位的逐渐下行。贝多芬本人在欧洲的公众形象最低点，是侄子卡尔自杀的那年，舆论信息已经塑造出了一种“不近人情又略微过气的音乐大师”形象，卡尔自杀事件则雪上加霜。当然，即使当时，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中期贝多芬那些非凡的成就。
比起浪漫主义者们追溯的那个浪漫而英雄的中前期贝多芬，晚期贝多芬仿佛枯萎的巨树再度重生。是的，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很容易引发“复活”的联想，但这一切几乎也只是20世纪的时代观念，而对于19世纪的人来讲，能引发“晚期复活联想”的要素很难是贝多芬的晚期风格，而更可能正是《第九交响曲》的惊鸿一瞥。
拥抱与展望贝多芬音乐作品的创作习惯令人对“浪漫主义与否”的相关话题充满疑虑，特别是那种强烈的构建性引人注目，在大师作品的组织过程中，几乎没有纯必然的音乐小材料，因为众多小材料都具有发展成庞然大物的可能性，而这些庞然大物又会突然被打断，具有相当的设计性，类似变化都被诸如约瑟夫·科尔曼（Joseph Kerman）的音乐学者视为“不需要剧本的戏剧”，具有强大的构建色彩。无论是对作品反复的推翻和不断删改，还是多次在其他时期已经出现过的“欢乐颂”雏形，《第九交响曲》等贝氏作品被视为一气呵成且具有“灵性色彩”的创作模式的对立，而后者刚好被许多人猜测为莫扎特的创作习惯。
许多浪漫主义者却并不如此看待，叔本华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的论述无疑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叔本华将音乐创作的技法和艺术作品的艺术性几乎分解成两种层面：
“歌唱家或音乐家用反复思索来指导他的演出，那就会是死症。这种情况在作曲家、画家乃至诗人中，也是一样的真实。概念用于艺术总是无结果的。概念只能指导艺术中的技术部分，那是属于学术领域的。”
然而贝多芬作品中强烈的理性构建色彩，那众所周知的修改和“反复思索”，可以被归类于叔本华的“纯粹技术的层面”吗？
《1824》的作者萨克斯显然有意躲开了这些事，他拒绝被一切类似的绞索吞噬，但从他在著作后几个部分对《第九交响曲》全曲的全面解析可以明白，他确实希望把曲式分析尽量脱离理性构建的范畴，也不纠缠音乐材料、乐思的来源和比较，而是寻找“确定的精神表达”。这正是萨克斯选择1824年这个截面，将所有领域的浪漫主义者在书的中间部分一字排开的理由。他帮助我们在完整体验一部作品之前，首先能够站在一个舒适的角度。
贝多芬并不是被塞入群星中的一个浪漫主义代言人，萨克斯绝不刻意摘取和渲染他和其他文化名人在人格上的似曾相识；相反极力展示了渴望荣誉的普希金与晚期贝多芬心境的强烈区别；他也强调德拉克洛瓦对贝多芬作品的排斥，以及司汤达在音乐审美上倾向明暗分明的线性对比，作者甚至展示了欢乐颂词作者海涅对晚期贝多芬整体性的观感：“（由于晚年的耳聋）他的音符仅仅是他对音符的记忆，是失落声音的幽灵……”这当然很难归为正面的评价。
是的，在《1824》这本书中，作为音乐家的萨克斯最关心的并不是所谓的浪漫主义音乐，因为曾有指挥经历的他最明白那样的讨论一定会将“浪漫主义音乐”范式化。反之他要观察浪漫主义者们作为一个个的种子，是怎样“有些孤零零地”发芽，破土而出的。无论普希金、拜伦、或是贝多芬，他们沐浴着拿破仑战争后劫后余生的和平时代的宽慰，同时又面临新秩序下无法击破的现实，政治高压下的压抑内化成了他们新的艺术表达。
这种表达在贝多芬的谱纸下，有时是理想世界在精神中的搭建，有时又是对自我范式的否定，而对浪漫主义而言，它甚至是彷徨之后无奈又稍显虚无的结果。此时我们该再次回到本文的开头：第四乐章开头的“灾难和弦”响起后，获得了第三次惊叹的听众们将面对什么？那是一个像回旋曲般反复出现的器乐宣叙调，它模仿人类的语气，对音乐的发展不断进行否定：那个使你们惊喜的第一乐章材料出现，象征着英雄时代的贝多芬范式——可惜立即被宣叙调否定了；好吧再换成第二乐章级进主题，似乎象征着与d小调共生的那个晚年贝多芬——宣叙调又否定！那么低沉慢悠悠的第三乐章呢？那可是一个五十多岁老人最后唯一剩下的一点点气息了啊？而后则是第三次否定，然后，欢乐颂主题出现。而对于萨克斯这样的人而言，这才是内化的最终理想！这才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而每一个《1824》的读者得以体会到：所谓欢乐对浪漫主义者个人而言是内化后的理想，但站在大时代和历史的视野下，欢乐又相对处于表象，它所映射的是社会环境整体的悲剧性。
实际上，在19世纪浪漫主义者的解读下，灵性与否和范式全然无关。当浪漫主义音乐已经可能成为范式的时候，真正的浪漫主义者该做的事是将范式本身所带来的理性束缚推翻，而不是去维护它们。正因如此，当1848年革命的时代来到后，所谓的浪漫音乐可能面临范式化时，音乐家中的浪漫主义者们引爆了新的世界，乖张的瓦格纳和“老江湖”性格的李斯特从巴黎先后回到德意志，在一位音乐学学养并不大灵光的哲学博士——布伦德尔（Karl Franz Brendel） 的构建下，标题音乐和新德意志乐派的旗帜被举起，浪漫主义者们从此不再是孤零零的种子，他们手挽着手，唱起歌颂黑格尔的赞歌；他们开始鼓吹历史进步和自由意志的宣言，宣称艺术的新潮流应当是持续不断的，马勒、勋伯格连接的二十世纪由此可能被打开；德意志人宣布新德意志梦想中的世界主义要实现，欧洲要从旧法兰西那里被承接，来到“普世的帝国主义”手中。音乐家们和他们的受众甚至由此建立起相互抗争的精神，艺术家对范式的挣脱则逐渐发展为无意识而非人格化的道德责任。
在“普世”的拥抱下，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终于从《1824》的那个范畴中冲出云霄，普照大地，成为全体欧洲人的歌。而对贝多芬本人而言——他也许没有真的选择浪漫主义，但他的一切遗产只能很矜持地接受后人的拥抱。
也许萨克斯这本书唯一的遗憾就是1824这个时间本身。他对后世的展望中过分回避着音乐世界中新德意志立场的那一面。他略微小心地以对瓦格纳的嘲讽来服从牢固而柔韧的战后环境。他将浪漫主义种子的发芽一字排开，却拒绝讨论其音乐茁壮之后的成长。但这本书的基本任务完成了，我们在《第九交响曲》的陪伴中，捕捉到1824年每一位不同领域艺术家的精神世界，也捕捉音乐解释中那些奇妙的“并不模糊、又难以言传”的精神表达。这其中不光有艺术的美，更有着历史的回味。
——2022年7月8日一期《新京报·书评周刊》刊载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9-1 14:41
一个粗瓷大碗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有一个粗瓷大碗，是赵一曼用过的。她那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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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94载，赵一曼烈士在俄档案征集回国记者：晁元元见习编辑：陈思雨审核：杨晔统筹：孙佳薇
一份在异国他乡尘封了94年的珍贵档案史料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近日，在哈尔滨党史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和党史专家的热心帮助下，东北抗联女英雄赵一曼烈士在俄罗斯档案史料被成功征集回国。
这些档案史料是赵一曼1927年9月至1928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留存的真实个人档案和历史记录，主要包括“学生党的工作经验调查表”、赵一曼亲笔写给莫斯科中山大学领导的信等，有中文、俄文两种文字，共计20余页。发起此次赵一曼在俄档案征集回国行动的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史志研究室党史编研处处长边清山，“这些珍贵遗存皆为首次发现，是哈尔滨市地方党史研究工作取得的一项重要突破。档案提供的新线索，使赵一曼烈士生平事迹呈现更加完整立体，待进一步挖掘和解读，将赵一曼研究乃至东北抗联史研究推向纵深，其意义深远，价值不言而喻。”边清山对记者激动地说。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是曾经驰骋在白山黑水东北大地的著名东北抗联女英雄，她用“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概生动诠释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她的“密林女王”、红衣白马、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形象已深深刻画在人们的记忆中。尽管人们对赵一曼和宁儿的合影、写给宁儿的遗书以及受到日寇残酷施刑的细节耳熟能详，但几十年来，因没有新的史料发现，赵一曼研究也留下了很多空白点和遗憾。
2022年初，因一次偶然的机缘，边清山联系上了一位著名党史研究资深专家，他把多年萦绕心头的想法与专家倾心相谈，赢得了专家的充分理解和热诚支持。专家积极帮助联系旅俄人员，经过多次沟通联络，筹集征集资金，旅俄人员在莫斯科新冠肺炎疫情较为严重的情形下，不惧风险，不辞辛劳，多次深入到俄罗斯国家档案保管部门，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地毯式筛查，终于，一桢桢穿越百年风云的赵一曼在俄珍贵档案“浮出水面”。
“红色档案是镌刻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最直接、最形象、最震撼的历史凭证，我们从中深切感受烈火淬金的精神锋芒，读懂百年大党的胜利密码，从历史细微处回望初心，更有直扣人心的力量。” 边清山由衷表示。
2022年8月2日，是赵一曼烈士壮烈牺牲86周年，这些珍贵红色档案的回归，是对巾帼英烈最好的缅怀与纪念。
——2022年7月15日一期《黑龙江日报》报道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2-5 11:16
飞夺泸定桥
一九三五年五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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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川军将领回忆飞夺泸定桥之战作者：蔡永飞 审核：周佳佳
按：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场十分重要的战斗。聂荣臻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特别向我们指出，夺取泸定桥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们才能避免石达开的命运。”近年来有所谓的“研究者”竟然论证说没有发生过这件事，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翻看《文史资料选辑》，早在1965年，作为当年红军的对手、原川军将领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后来此4人均参加民革组织，为民革党员）撰写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感知飞夺泸定桥之战的背景和过程。
所谓“质疑”缺乏史料支撑英籍华人作家张戎在其出版物中称：“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她认定“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张戎还说她曾采访过当地一位93岁的妇女，这个老人说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作者竟然没有记载下史料提供者姓名，治学态度显然不够严谨和专业，令其结论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另外，两位英国人李爱德、马普安在重走长征路后写的《两个人的长征》一书中（200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引用他们采访当地一位86岁的目击者李国秀的话：“红军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几个老百姓被国民党击中掉进河里。”针对李爱德等所谓“红军逼老百姓带路”的说法，后来有人向李国秀老人查证此事。她断然否认曾讲过这样的话。实际上即使讲过，也未必可以成为有说服力的证据。（参阅卢毅：《“飞夺泸定桥”是虚构的吗？》，《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
最早撰写文章记叙飞夺泸定桥之战的，是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彭加伦写的亲历记《飞夺泸定桥》，收录在《红军长征记》（1937年2月在延安编纂完成）一书中，该书于1942年正式出版。彭加伦的文章应该是在1937年2月以前完成的。
《飞夺泸定桥》一文是对飞夺泸定桥过程的叙述方式及关键细节上的用词，为后来许多相关文章所沿用。这篇文章在记叙红军飞夺泸定桥时，在细节上有不准确之处。文章说：“22名英雄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浓密的弹雨，一手扶着铁栏，踏着铁链，冲锋过去……”这里的“冒着浓密的弹雨”“一手扶着铁栏”“踏着铁链”“冲锋过去”4处叙述不太经得起推敲。
只要看一下泸定桥的照片就知道：泸定桥共有13根铁索，9根铺着木板作为桥面，两边各有两根是护栏。在桥面很窄的条件下，如果敌人以“浓密的弹雨”来阻挡，加上敌人已经把桥上的木板拆掉了很多，红军战士过桥就必须经过很多只剩下铁索的部分“桥面”，红军战士不可能“踏着”铁链“冲锋”。
笔者推断，在22名红军战士“冲”到泸定桥桥板被拆掉抽去的部分时，最佳的选择应该是：先骑坐在两根铁索上，然后身体趴下，两只胳膊夹紧那两根铁索，两条腿再夹紧那两根铁索，匍匐前进，才能够比较稳当地爬过去。
比较合乎逻辑的过程应该是：敌人拆桥板应当是从桥中心拆起，因为未能全部拆完，靠近桥西头的桥面上应该有一部分桥板还在，红军战士从桥西冲到桥板被拆除的中心桥段之后，一部分战友爬铁索过去，另一部分战士在那里向对岸射击掩护爬铁链的战友；随后爬铁链的红军战士到达靠近桥东头剩有桥板的桥面，也开始向着东岸开枪射击，掩护后边处于桥中心趴在铁索上匍匐前进的战友，让他们尽快爬过铁索桥。突击队全部队员到达桥东头有桥板的桥面时，过桥就成定局了。
实际上，现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办的《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该报于1930年在江西中央苏区创办），即有“二连21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的记载，其中就有“爬铁链”的描述。这里的“冒火过河”的描述是准确的，守敌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最后阶段放火烧桥，但已经阻挡不了红军了。
张伯言等人的回忆1979年6月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有一篇《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作者是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此文从国民党军方面完整记载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过程。
北上红军在大渡河、泸定桥遇到的敌人，是当时驻守川康边区的国民党军第24军。该军司令部驻雅安，军长刘文辉，参谋长张巽中（即张伯言），第四旅驻雅安，旅长袁国瑞，下辖第10团、第11团、第38团（团长李全山）。第五旅驻荥经、天全、芦山、雅安，旅长杨学端，参谋长张怀猷，下辖3个团，第7团、第21团、第28团。
这里的当事人张伯言、杨学端、张怀猷就是多年后写回忆文章的作者。文章作者之一的朱戒吾虽然未上此前线，但此时他在24军的另一个部队任职。他们应当是共同回忆研究后写出这篇文章的。
当时，川军将领对蒋介石布防堵截的电令并不打算坚决执行。张伯言作为24军参谋长向刘文辉提出的建议是，乘机向蒋介石要枪要弹，对红军只要据险阻断其去路，等待蒋介石的追兵到了即算胜利。就是说，川军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打仗应付一下、算账计较一下。
1935年5月13日，国民党军第24军第5旅旅长杨学端率全旅3个团从荥经到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镇，第7团团长余味儒布防在安顺场，在安顺场还有当地的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
5月24日晚，红军先头部队赶到安顺场，歼灭守敌两个连，赖执中逃走。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
5月25日早晨7时，红军17勇士开始强渡，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张伯言四人的回忆文章说：“驻守北岸的7团韩槐堦营被红军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没有阻击能力，只好退却。”17勇士渡河成功后，将余味儒团整个阵线击溃。随后，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渡过大渡河。但由于河水深、河面宽、水流急而不能架桥，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是不可能的。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发出了夺取泸定桥的命令。
按照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的记载，毛泽东亲自部署，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为右路军，由中央纵队及1、3、5、9军团为左路军，左路军由红二师四团为前锋，由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两路红军夹河而上，前往泸定桥。泸定桥坐落处，大渡河河道为南北走向，“飞夺泸定桥”是由左路军从桥西进攻桥东守敌而夺取泸定桥的。
泸定桥上的木板未能全部拆完在泸定桥驻防的是川军第4旅，刚从雅安开来。根据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4人在《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一文中回忆，其部署是：
1. 以38团（缺一个营，驻守芦山未来）由团长李全山率领，为一线右翼，兵力重点摆在泸定桥。
2. 以第11团3个营由团长杨开诚率领，为一线左翼，位于海子山、冷碛。
3. 以第10团（缺一个营）由团长谢洪康率领，位于飞越岭，作为总预备队。
4. 袁国瑞率旅部在龙八步，位于飞越岭山下。
川军第4旅部队到达龙八步时，得知安顺场已经被红军突破，他们的任务是阻击夹河而上的两路红军，以李全山部抢占泸定桥，阻止对岸红军主力过河，以杨开诚团阻击从安顺场过来的红军。
第38团团长李全山于5月28日派周桂三营跑步由冷碛进占泸定桥。周桂三营于午后7时出发，当即派兵一连为先遣队，连长饶杰选出身体健壮的士兵约一排20多人跑步前往泸定桥。
傍晚到达泸定桥，饶杰安排人员扼守泸定铁索桥的两端，一部分人撤除桥板，一部分人构筑工事。但由于天色已晚，又开始下雨，士兵疲劳不堪，有的士兵鸦片烟瘾发作，撤除桥板进度极为缓慢。
营长周桂三率领其余部队（内有重机枪、迫击炮各一连）在泥泞道路上沿河北上。这时已经入夜，对岸也有部队打着火把急进，互相询问，对方回答是退下来的友军，实际上是红军。周桂三营到达泸定桥时已二更，他仍然立即派兵也参加拆除桥板、构筑工事。
天明前，团长李全山率领李昭营到达泸定桥。李全山下令以周桂三营为守桥主力，李昭营接周桂三营左翼进入阵地，并以机炮各一连位于桥头，高地归周桂三指挥。李全山团部位于周桂三营附近。直到5月29日天明后，撤除桥板的工作还在进行中，未能彻底完成。可以想象，拆除桥板应该十分困难，因为把桥板固定在铁索上是力求牢固稳固的，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工具很难拆除。
营长周桂三下令部队扼守泸定桥两端，拆桥的川军应该是一部分人一边拆一边往东岸退，一部分人一边拆一边往西岸退。李全山部署刚刚完成，就已经从东岸看到对岸桥头有红军，便下令开始交火。想必那边扼守桥头的川军士兵已经被红军解决完了，张伯言4人文章没有提及此事。
聂荣臻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说：“泸定桥被拆得只剩下几根光溜溜的铁索，悬挂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激流之上。”这个记载显示可能聂荣臻到达泸定桥时，触目之处就是光溜溜的铁索，而实际上桥板并没有全部拆完。毕竟桥面全长103米、宽3米，究竟拆掉多少，没有文献记载。桥东头敌人放火烧桥，也显示并没有全部拆完。如果全部拆完，不仅红军过桥的难度会非常大，敌人守桥也会容易得多。
川军全线溃败，主力撤出泸定桥红四团于5月28日接到红一军团命令：“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红四团昼夜兼行240华里山路，29日晨就已经出现在泸定桥西头。张伯言4人文章证实，李全山部于5月29日早晨与泸定桥西的红军交火。
《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一文中说，双方打了一天，互有伤亡，李全山团伤亡约50人。到了晚上，红军大部队到达，进攻的火力更加猛烈，守桥已经很困难。李全山召集周桂三、李昭两个营长研究对策，他们稍微商量一下，就决定打电话向旅长袁国瑞请示怎么办。
《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一文中记载，此时“袁国瑞这时正受对岸红军袭击，情况混乱不堪”。实际情况应该是袁国瑞此时正受到“东岸”红军的进攻，而不是“对岸”红军的进攻，最终部队难以抵挡红军的进攻，更不用说对袁国瑞有什么更好的“指示”了。
袁国瑞说了一句“我们这里也很紧张”，就将话机放下，还没有挂断时，李全山从电话里听到袁国瑞那边的枪炮声，还听到有人喊“旅长，快点，快点”，电话才挂断。
袁国瑞没有明确答复李全山所请示的“怎么办”，很明显是旅长已经顾不上他们了，他要李全山自己临机决断。也就是说，正在泸定桥守敌感到难以招架来自西岸的红军进攻的时候，东岸红军也正在向泸定桥方向压过来。
红军武器杀伤力超过川军前边已经提到，红军勇士强渡大渡河时，驻守北岸的7团韩槐堦营“被红军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没有阻击能力，只好退却。在泸定桥这一边也是一样，虽然张伯言4人文章说周桂三、李昭两营各有机枪连、炮连扼守桥头，还说到29日白天互相交火时“互有伤亡”，而之所以李全山惊慌失措，也因为桥头红军用猛烈火力集中射击，使守军伤亡很大。
事实上，许多文献都记载了川军装备十分落后的情况。1935年也参加了阻截红军的原川军将领、后来也成为民革党员的张宣武，在《抗日战争晋东战役·四十一军作战经过回忆》一文中写道：41军作为首先出川、首先接战的川军部队，其装备极其落后，“全军没有一门野炮和山炮，更没有任何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轻重机枪和步枪都是四川土造，射击距离很近，准确性极差，极易发生故障。”（《张宣武文集》第138-139页，内部资料，山东省聊城市新闻出版局准印证聊新出准字（2002）1-016号，2002年4月第一次印刷）这里记载的是川军阻截红军的两年之后的装备情况，显示出川抗战时还没有任何改善。张宣武当时在川军29军，守泸定桥的是24军，但川军装备基本上是同等水平。
这时，川军李全山团长作为一线主官，他的战斗意志已经崩溃。红军夹河而上，自己腹背受敌，绝难久持。于是李全山决定，由周桂三营留部分兵力断后，李全山自己率两营主力退往天全，当夜即出发。周桂三下令以饶杰连的虎班长带一个班的人作为最后守桥部队。到放火烧桥的时候，红军22个勇士已开始打到桥东头靠近东岸的桥面上。
时任红四团党总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铁道兵司令部副司令员的罗华生负责组建突击队，他到二连挑选了22名勇士担任突击队员，二连连长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队长。根据彭加伦《飞夺泸定桥》一文的记载，22名突击队员从桥西向东岸进攻时，因为敌人放火烧桥，突击队一时停了下来，但廖大珠很快带头冒火冲了过去。这个记述应该是准确的，因为必须趁着桥板还没有完全烧毁时，才可以“踏着”火冲过去，如果停顿时间很长、火把桥板完全烧透了，很可能铁链也烧红了，想要爬过去就更难了。由此假定如果敌人一开始就决心烧桥而不是拆桥板，红军过桥就难了。
红军勇士最后冲过泸定桥，是飞夺泸定桥的高潮，充分体现了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姿态和英雄气概。所以《战士》报用最简洁语言的记叙描写，是最为精确的。
综合攻守双方将士的回忆，关于飞夺泸定桥之战可以作出如下总结：
（一）泸定桥之战不仅确实发生了，而且国民党军川军部队作出了周密部署，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川军在红军的强力进攻下失败。红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两场关键战斗的胜利。
（二）红军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红军是一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队伍，战斗意志、战斗力极强，红军战士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慨无坚不摧、所向无敌，而国民党军尽管占据有利地形和防守优势，特别是川军为了私利而战，根本没有战斗意志，必败无疑。
（三）红军指挥有方、英勇善战，一部分部队强渡大渡河，形成两路红军夹河而上之势，飞夺泸定桥志在必得。国民党军虽然也从安顺场到泸定桥都部署了足够的兵力把守，但应对失据、执行不力，大渡河、泸定桥两处都被突破。他们挡不住红军的进攻。
（四）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是紧密关联的两场战斗。强渡大渡河是飞夺泸定桥的前提，如果没有强渡大渡河的胜利，就没有飞夺泸定桥的胜利。虽然西岸部队已经夺取泸定桥后东岸部队才到达，但没有东岸部队有力攻势的支持和策应，泸定桥桥东守敌主力不会很快撤走。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两场战斗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五）红军装备虽然并不太好，但川军装备更加低劣，加上士气不振，根本无法抵挡红军的进攻。
——2022年7月21日一期《人民政协报》第9版刊载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7-5 13:18
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从前是一个书塾，鲁迅小时候在那里读过书，现在是绍兴鲁迅纪念馆的一部分。
拓展阅读
“三味书屋”哪三味？
“三味书屋”原来取名于古语：“读经味如稻梁，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意思是说读四书五经之类如吃米面，是食之本；读经典史记如尝佳肴美酒；而读诸子百家学说，则味如酱醋，好比烹调中的佐料。也就是说，读书既是生活所必需，又极有味。
鲁迅先生的私塾老师寿镜吾的子孙对“三味书屋”含义的解释是：“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意思是说为人要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做老爷；满足于粗茶淡饭，不羡慕山珍海味的享受；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意味。
——《青年科学》（月刊）2006年第2期第44页刊载
夜宿山寺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五册第1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
短文
月亮从树林边上升起来了，放射出冷冷的光辉。田野上的积雪分外白了，越发使人感到寒冷。星星仿佛怕冷似的，不安地眨着眼睛。
——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五册第11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
喜鹊
鹊，又叫喜鹊。自古以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种族(zú)，大家都把喜鹊看成是预兆吉(jí)祥(xiáng)的鸟儿。
鸟儿鸣啼，本来与人间的事情无关，喜鹊为什么能引起人们的吉祥感觉呢？这可能与喜鹊的体态和鸣声有关。
喜鹊的羽毛大部黑而带绿，只是肩和腹部有白色羽毛，显得朴(pǔ)素(sù)洁净。喜鹊的体态轻盈优(yōu)美，鸣声清脆响亮，有使人喜悦的感觉。不论是在萧瑟秋风的树下，还是在冬天野外的路旁，喜鹊迎面飞来，生机勃(bó)勃，欢欣(xīn)活跃，令人感到振(zhèn)奋。因而，喜鹊受到人们的喜爱。
大地还没解冻，勤劳的喜鹊就开始忙碌起来。尽管去年建造的巢还很结实，它们还是认认真真地拆(chāi)除巢内的一根根细树枝，重新建造又大又透光的新巢。
喜鹊巢细密多孔，架在高高的树梢上，既牢固(gù)又精致，经历风霜雨雪也不大会损(sǔn)坏。
乡间的小树林中，农户的檐前屋后，喜鹊是比较常见的鸟类。就是在城市，有时也能听到喜鹊欢快的“笑语”。
喜鹊的食物很丰(fēng)富，虫子、植物种子它们都爱吃。它们还会捕捉机灵的小老鼠，啄食庄稼地里和果园里的害虫，因而是大家公认的益(yì)鸟。
早春二月，阳光和煦，春风轻拂，正是喜鹊倾心歌唱的时刻。喜鹊能发出各种不同的叫声，这些叫声是喜鹊的“语言”。喜鹊用这种“语言”互相交谈，传递生活中的各种信息。
朴素洁净、无忧(yōu)无虑的喜鹊，是人类的好邻居。
——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五册第86页～第8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
鹅
我家喂着一只鹅，它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已经四年了。它周身洁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使它那淡黄色的双脚和扁圆的嘴，象嵌在白玉上一样。它那突兀的额头，是它区别于鸭的标(biāo)志。它缓慢的步子从容，沉着，稳健(jiàn)。当它昂首挺胸、引颈(jǐng)高歌的时候，更显出一副(fù)昂扬雄健的姿态。
一天中午，鹅竟破例回家来了，腿里象灌(guàn)满了铅，步子越发迟缓了。它是病了吗？是糟蹋(tà)庄稼被打伤了吗？我疑惑(huò)不解地仔细观察着它的行动。它东张西望，神情慌张，一会儿钻进鸡窝，一会儿又跑出来嘎嘎地叫，最后蹲在鸡窝旁的一堆稻草上，才平静下来。它可能要下蛋了吧？过了一会儿，我再去看它，它已经悄悄离去了。我欣喜地察看它蹲过的地方，什么也没有。我很失望，但是又不死心，便随手去拔那些稻草。啊！一个比我拳(quán)头还大的雪白的蛋露出来了。这时，我心里真比大伏天吃凉西瓜还高兴。我想：这家伙，真是个机灵鬼(guǐ)儿，下了蛋还用草盖上，准是怕别的东西伤害它的“宝宝”吧！差点儿也把我哄骗了。从此，它就常常下蛋。
鹅还会看家，见到生人就大喊大叫起来，好象给主人通报一样。
别看它平时很文静，可是对残暴的敌人却毫不示弱，动作竟是那样的敏捷和勇猛。记得一个晴朗的夏夜，我们早已睡下了。鹅照例睡在鸡窝旁。突然，一阵鸡的嚎(háo)叫把我从熟睡中惊醒。接着，又是一声尖叫。我侧耳细听，沙沙沙！好象有什么在互相搏(bó)斗似的。我一骨碌爬起来冲向鸡窝。啊！月光下，一只体态修长、嘴巴尖尖、一身褐黄的家伙，拖着长长的尾巴，趴在鸡窝上，两只贼(zéi)眼闪着寒光，正对着大白鹅。哦，是黄鼠狼！我憋住气，轻手轻脚，正想上前助战，只见大白鹅伸长脖子，喘着粗气，张嘴振翅，两眼圆瞪，威武极了！我从来没见它这样愤怒过。猛然间，它用嘴对准黄鼠狼猛啄过去。那家伙急忙向外逃窜，空气中顿时扑来一股难闻的气味。鸡得救了！大白鹅呢？面对黄鼠狼逃去的方向，引颈高叫了两声，活象一位得胜的“将军”！
我望着这位勇敢的“英雄”，回想起四年来它在我家的经历，深深地感到：鹅是平凡(fán)的，但又是不平凡的。我爱鹅，爱它洁白无瑕、一尘不染(rǎn)的形象；还爱它维护弱小、不畏(wèi)强敌的精神。
——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五册第89页～第9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
打碗碗花
小时候，离我家门前不远，有条水渠。水渠旁边有一块荒(huāng)地。不知哪个朝代留下的石人石马，怪模怪样地站立在荒地上。因为无法耕种，它便成了小草和野花的世界，也成了附近的孩子们的乐园。在我的记忆(yì)中，这里的野花，总是那么灿烂，红、黄、蓝、紫，仿佛竞(jìng)赛似的，一茬(chá)接一茬，终年不断——除非小渠结冰了，雪花盖满了大地。
有一次，外婆领着我从水渠旁边经过，老远就望见草地上的野花开得一片粉白。走到近处，我才看清那花生得十分异(yì)样，粉中透红的花瓣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浅浅的小碗，那“碗”底还滚动着夜里的露珠。多么新奇、多么有趣的花啊！我挣脱外婆的手，蹦跳着去摘那花。不想外婆却急忙拉住我，连声说：
“不能摘，不能摘，那是打碗碗花——”
好怪的花名啊，我第一次听到它。
“——谁摘它，它就叫谁打破饭碗。”
我被吓住了。花里头有好看和不怎么好看的，有鲜艳和不怎么鲜艳的，我可从来没听说有人专门打破饭碗的。我将信将疑地看着外婆，她脸上的神色是严肃的，郑(zhèng)重其事的。
过了一些时候，外婆的警(jǐng)告逐渐地淡薄起来，而好奇心却强烈地鼓动着我，想要看看打碗碗花究竟怎么使人打碗。
吃饭的时候，我把一束打碗碗花藏在衣兜里，端起碗，一声不吭(kēng)地嚼着饭。我紧张极了，真担心手中的碗象变戏法那样骤(zhòu)然打碎。但一顿饭吃完，那碗却安然无恙(yàng)，丝毫也没有要破的样子。这个重大发现，使我小小的心如释(shì)重负，我再也不肯听信外婆关于打碗碗花的话了。如果她再要提起，我可以自信不疑地回答：
“打碗碗花——不打碗！”
但我始终不能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丑恶的名字加给它呢？要知道，那原是一种美丽的、可爱的花啊！
——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五册第93页～第9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