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顿留下的全部遗产中,最难以估价的要属那“几千页零散污浊的手稿”,由于被反复修订涂改,这些散乱的手稿显得污迹斑斑、破烂不堪。遗产继承人们很想知道,这些手稿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能不能也卖上个价钱?他们明白,自己的这位亲戚可是个大名人,任何和他的名字沾边儿的东西,哪怕是这些陈旧的手稿,只要一经出版,肯定能稳稳地赚上一笔。于是就如何处理这些手稿,继承人们展开了一系列“争吵与辩论”。
在所有人中,只有凯瑟琳和约翰·康杜伊特不愿将手稿当作摇钱树。
作为牛顿的挚友、受助人和外甥女婿,约翰·康杜伊特继承了他的手稿。他曾广泛收集有关牛顿的生平轶事,但始终未能完成传记的写作。图片藏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约翰·康杜伊特曾在剑桥的三一学院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那时距离牛顿离开剑桥已有10年之久)。他与凯瑟琳相识于1717年,很快喜结连理。他兼任汉普郡惠特彻奇市议员,在牛顿升任造币厂厂长之后,一直充当他的助手,并在牛顿去世后继任厂长。显然,由于工作和生活上的交集,两人越走越近。然而眼下,康杜伊特逐渐意识到,在婚姻和情感双重纽带的作用下,他已经深深地卷入这场牛顿遗稿的风波之中。
约翰和凯瑟琳坚持认为,这些手稿既代表了牛顿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也体现出他对神圣秩序的伟大诠释,因此必须妥善保存。很快,包括凯瑟琳在内的三人委员会成立了,其职责是监督手稿的审定工作,裁决哪些内容值得公开出版(从而使继承人们可以再捞上一笔)。委员会找到了皇家学会的托马斯·佩勒特,邀请他参与手稿的审核工作。
1727年5月,佩勒特埋头于故纸堆中,苦干了三天,最终拟出了一份清单,颇为武断地将所有手稿划分为了82个条目,清单的标题为“属于已故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手稿清单,由其亲属负责审读检查”。
佩勒特是牛顿死后详细阅读其手稿的第一人,因此他有机会看到这些手稿原始的排列顺序,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在手稿清单上体现这些信息。佩勒特梳理这些手稿时,究竟依照怎样的原则如今我们已无法了解。不过,从他给出的清单来看,他几乎是在一片黑暗中艰难摸索。
绝大多数手稿没有明确的时间信息,也很少提及一些包含时间线索的时事要闻。尽管困难重重,佩勒特至少如实记录下了手稿的数量,这使我们能对手稿的规模有个大致的印象:353张“对折页,零散污浊的手稿,与图形和数学有关”,495张同样类型的手稿“与计算和数学有关”,还有厚厚一捆606张的手稿“与年代学有关”,显然,牛顿生前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
佩勒特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核心任务:确定牛顿遗稿中哪些“适合出版”,使继承人们能再分点儿现金。他用了不到三天便做出决定。他认为,在成堆的手稿和笔记中,只有5份文件值得出版。
佩勒特是否刻意隐瞒了牛顿的宗教和炼金术手稿呢?他是否有意维护牛顿的个人声望,以及他所代表的国家形象?他决定公开的手稿如此之少,而试图掩盖手稿又如此之多,自然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不过是接受牛顿继承人的委托,确定哪些手稿可以出版牟利。他声称只有一份手稿可以立刻交付印刷,这便是牛顿去世之前,在黑暗的房间里辛苦誊抄的那份“古王国年表”(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这份手稿很快便卖出了350英镑(约合今天的3万英镑)的高价,并在次年出版。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只有另外两份手稿,按佩勒特的建议得以出版。第一份手稿出版于1728年,牛顿原本打算将其中的内容用作其经典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的最后一卷。另一份手稿“对预言的评论”(Observationsup on the Prophecies)出版于1733年,这是一部技术性很强的解经作品,试图通过对圣经语词的分析,理解其中隐藏的微言大义。佩勒特认为可以出版的余下两份手稿分别是:31张对折页的“有关阿塔那修的悖论问题”,以及一份与微积分有关的“不完整的数学小册子”。直到20世纪,这两份手稿才获得出版。
那么,当年牛顿的继承人们想从这些手稿中发现什么呢?
19世纪30年代初,手稿第一次成为拍卖会的拍品。在这之前,手稿之所以有价值,缘于它是文本存在的唯一形式。一旦文本被大量印刷,手稿就沦为排版环节淘汰下的垃圾,一钱不值。然而,随着蒸汽驱动的印刷机的出现,在激增的印刷品海洋中,亲笔书写的手稿反而获得更高的地位。
狂热的收藏活动从来都不乏牺牲者,但这并不削减其巨大的诱惑力。事实上,那时收藏市场的狂热,确实导致了不少监守自盗的罪行。尽管很难确证,不过当时一批最顶尖的藏书家和文献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过此类犯罪。在个别案例中,图书或手稿看管人的确是被高昂的价格冲昏了头。但大多数情况下,促使这些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绝不仅仅是丰厚的经济回报。
亲自参与并创办英国第一家科学史学会的詹姆斯·奥查德·哈利韦尔(James Orchard Halliwell),同样有过这种双面人的生活。尽管直到今天,人们依然缅怀他在科学史领域先驱性的贡献,不过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偷书贼。
科学历史学会因为缺乏方向和资金而解散,哈利韦尔的盗窃行为为学会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却已经踏上探索伟大思想起源的崇高道路。1838年,牛津萨尔维几何学教授斯蒂芬·彼得·里戈(Stephen Peter Rigaud),出版了一部著作《有关艾萨克·牛顿爵士〈原理〉第一版的历史文集》(Historical Essay on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Sir Isaac Newton’s Principia),引发学界的密切关注。这本著作详细考察了在准备《原理》第一版时牛顿思想的演变过程,它参考了许多此前从未出版过的历史材料(有一部分被里戈收入了附录)。
1847年,奥古斯塔斯·德摩根出版了《从印刷术发明至今出版的算术著作》(Arithmetical Books from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to the Present Time),这是最早的书目类图书。在这本书中,德摩根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批棘手的问题,说明为什么读者应该关心这类深奥的问题,例如,科学在中世纪的发展状况。
此前一直有批评认为,出版学会的出版物毫无价值,德摩根的辩护打消了这种疑虑。1846年,他完成一部新的著作,对此他的妻子索菲亚骄傲地宣称,这是继贝利的《传记》之后,第二部揭露牛顿“软弱一面”的英文著作。德摩根的文章《牛顿与弗拉姆斯蒂德》(Newton and Flamsteed),显示出了“只有精通数学发现史的人才能展现出来的研究威力”。他提倡一种充满阳刚气质的科学史,勇于直面英雄身上的弱点,即便深谙人性的软弱,依然能够承认他们的力量。他写道,“牛顿一生的最大失败,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生的不幸,来自于他的性格,对他人不同意见的病态恐惧支配了他的一生。”
在牛顿看来,自然哲学不应该是充满激烈辩论的诉讼法庭,德摩根强烈反对这种态度:“面对自然,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立场、填写议案、发起诉讼,这难道不就是科学探索的全部吗?”德摩根在斗争面前从不胆怯,在他看来,科学中的竞争与交流不可避免,在这一点上,牛顿犯了大错。德摩根认为,科学发现具有自然哲学和社会两个维度:科学家不仅需要发现真理,而且应该分享真理。牛顿拒绝履行第二项义务,那么他的同仁就只能逼他就范。德摩根总结道:“牛顿的科学发现具有两大特征:这是他的发现,其他人必须承认这是他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