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9-1 00:08
音乐家聂耳
聂耳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他从小喜欢唱歌，也爱听人家唱歌。一首歌曲，他听上两遍就会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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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遇难87周年纪念活动在日本藤泽市举行
【新华社日本藤泽2022年7月17日电】（记者郭丹）17日上午，在位于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海边的聂耳纪念广场上，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再次被奏响。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泳及日本藤泽市日中友好相关人士近百人向聂耳纪念碑献花，共同缅怀87年前不幸溺水遇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作曲者聂耳。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也是聂耳诞辰110周年。在当天的纪念仪式上，施泳对藤泽市政府和聂耳纪念碑保存会等的日方友好人士表达了诚挚谢意，对他们60多年来坚持举办聂耳纪念活动及为推动中日民间友好事业所做努力表示感谢。
藤泽市市长铃木恒夫在纪念仪式上表示，藤泽市与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于1981年因聂耳结为友好城市。40多年来双方积极开展民间交流活动，即使疫情期间也通过线上活动促进交流。这种友好城市之间的民间交流对于促进日中两国友好关系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天，近百名中日友好人士前来献花。现年80岁的大嶋干枝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对记者说，她来参加聂耳纪念活动已经有几十年，今后只要还有力气，每年都要来。
聂耳1912年出生于昆明市。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海边游泳时不幸溺水遇难，年仅23岁。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8-2 13:44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李大钊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的教育。
每逢看到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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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狱中自述》为何有三稿？
日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依托馆藏策划的“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展览正式对公众展出。
此次展览从家国情怀这一角度，精心鉴选馆藏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饱含对家人、对国家热爱之情的遗书、手稿、家信等珍贵文献以及各类实物170余件，通过“革命理想高于天”“繁霜尽是心头血”“奉献如歌家园梦”“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四个单元，生动展现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惧牺牲、不懈奋斗、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
展览中，李大钊的《狱中自述》颇为令人动容。
《狱中自述》三稿之不同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得到帝国主义公使团的默许后，派兵闯入苏联驻华使馆，将李大钊及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人员等60余人一同逮捕。
在狱中，李大钊写下了自述，共有三稿，其表达的精神内涵完全一致。仔细阅读过三稿后，笔者认为，他之所以写了三稿，是由于初稿比较简单，只有1600余字，很多事情并没有详细阐述，因此，他又写了二稿、三稿。二稿在初稿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内容，更为详细，三稿比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润色修改，更为完备。
狱中，李大钊被多次提审，每次审讯，都有审讯记录，即“狱中供词”。对于这些所谓的供词，李大钊在审讯时提出审阅和修改。至于为什么要审阅和修改供词，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我父亲李大钊被捕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写道：“关于他为什么要修改‘供词’，父亲的同志和朋友对我说过，而且对他的态度非常称赞，他们说：父亲在被捕后曾多次被审讯，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折磨，但他绝不低头，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概，敌人审讯他时所记录的供词多半与他的原意不符，为了不使自己的话被敌人歪曲篡改，他坚决要求亲自审阅和修改他们的全部记录……”。
这其实也是他写《狱中自述》的原因，李大钊希望通过写自述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李大钊《狱中自述》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的内容。三稿分别都在自述的第一部分都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生平，区别不大。
第二部分，三稿都介绍了当时中国的基本情况，与初稿相比，二、三稿分析得更为详尽透彻。第三稿明确表达了坚定的信仰和伟大的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这方面的内容，在第三稿自述中占了一定的篇幅。其中，他反复说明了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而要“再造中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不平等条约。
对于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在第二稿、第三稿中都有论述，特别是第三稿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论述：“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实际上，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要求。
查看详情第三部分，三稿都叙述了他加入国民党后从事的各种活动。不同之处在于，初稿就此事只写了寥寥数百字，而第三稿则用了大量的笔墨介绍他在国民党从事的各种工作。其原因何在呢？其一，李大钊被捕时的公开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所以，在第二、三稿自述中，他用大量篇幅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后，在北方从事的活动，也是理所当然的。其二，由于当时敌人把李大钊等一案诬为“苏联阴谋案”，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为了驳斥敌人对革命和对苏联的诬蔑，李大钊在二稿、三稿中指出：“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以后中山先生返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他这样写，是为了说明国民党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往来。
另外，他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项“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
初稿只有前三部分，二、三稿增写了第四部分，也是最让人动容的部分，其中第三稿李大钊以气壮山河的气概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三稿为何只字未提共产党《狱中自述》三稿，李大钊都只字未提共产党，只谈国民党。这是为什么呢？由于李大钊当时不是一个人被捕，而是有几十位革命同志与他一同被捕。同时，革命领导机关被破获，许多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党组织被再次破坏。这就需要在恪守原则的前提下，采取机智的斗争策略。
张作霖极端仇视共产党，李大钊倘若在狱中亮出自己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其后果可想而知。孙中山曾与张作霖结成军事联盟，李大钊利用自己国民党员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为了保护党组织和被捕同志，他在狱中绝口不谈共产党，只谈国民党。
李大钊在三稿自述中都大谈特谈国民党，但也并不是什么都说，他还是有策略、有选择的。例如：为了迷惑敌人、保护革命，李大钊在自述中写了一些假情况。他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只是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党之主义，增收党员而已。”又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因此并没有工会组织，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都是谣言。还有经过慎重的选择，李大钊在自述中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如谈到了国民党一些头面人物——蒋介石、汪精卫、李石曾等，还谈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全部是已经见诸报端的。他之所以这样写，完全是为了保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
由于李大钊的三稿自述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也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谈不到有任何泄露党的机密之事。这一点，就连当时的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在狱中，李大钊对同时被捕的妻女及家事从未提及，却在《狱中自述》的最后向奉系当局提出：“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在他心里永远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他心中惦念的是革命同志，是为革命保存更多的力量。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我父亲李大钊被捕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写道：“父亲在狱中‘绝口不提家事’，联想到父亲在法庭上见到我们时的那种冷漠而毫不留恋的态度，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作梦也没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能够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却要比妻子、儿女、个人的安危重一千倍！重一万倍！”
细读李大钊的三稿《狱中自述》，发现三稿都充分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情怀。他临危不惧，舍生忘死，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革命精神，在三稿自述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他向奉系当局提出宽大处理爱国青年一事，充分体现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卓越领导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每每读到此处，都让人为之动容！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反对，以“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的名义，下令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秘密押到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施以绞刑。面对绞刑架，李大钊从容不迫、大义凛然，第一个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
——2022年7月14日一期《人民政协报》（第12版）报道
本帖最后由 无度不丈夫 于 2022-8-20 14:08 编辑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9-1 00:08
音乐家聂耳
聂耳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他从小喜欢唱歌，也爱听人家唱歌。一首歌曲，他听上两遍就会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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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音乐人生的文化寻根
聂耳（1912～1935），出生于昆明，祖籍玉溪。原名聂守信，字子义，又叫“紫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昆明走向世界的人民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中国新兴音乐的开创者，传播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
根深方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往往有着深埋沃土的牢固根基。人民音乐家聂耳，是昆明近现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昆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符号和城市名片。过去对聂耳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他的音乐成就上，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对聂耳日记、手稿及相关档案、照片、遗物的整理发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聂耳的音乐人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的。聂耳的文化根基就在家乡昆明，让昆明人倍感骄傲的是：昆明不仅是聂耳的出生之地、成长之地、学习之地，还是他的音乐启蒙和革命理想孕育之地。当然，落叶归根，昆明也是聂耳的长眠之地。
在昆明出生并完成学业人民音乐家聂耳，祖籍云南玉溪，出生成长于昆明这座美丽的城市——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昆明市甬道街73号名曰“成春堂”的中医家庭。父亲聂鸿仪早年从玉溪老家来到省城开药铺。后来，聂家又先后在威远街112号、藩台衙门菜市铺房、端仕街44号居住过，这四地一共陪伴聂耳走过儿童、少年、青年的18年。
在聂耳幼年时，父亲教他识字，发现他记忆力特别强。4岁时，聂耳已认得500多个字。父母高兴地说：“老四将来有希望。”聂耳一家连上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共8人，聂耳最小。初小、高小、初中、高级师范，他的所有学业都在昆明完成。1918年，6岁的聂耳由亲友垫付学费，在昆明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今长春小学）读初小，勤奋刻苦，成绩优等。1922年，10岁的聂耳转入私立求实小学（今昆明市第十中学前身）读高小，成绩甚佳、品行高尚，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学生音乐团指挥等，并曾荣获该校第一号学生奖状。1925年，13岁的聂耳插班考入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今昆明第二中学）走读。1927年秋，15岁的聂耳初中毕业后，历经三榜考试，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中部（此校前身是云南省师范学堂，先后在五华山、光华街办学，最后迁往潘家湾，即后来昆明师专原校址）主修英语，向亲友暂借保证金、书籍费以及住宿的被褥才得以入学。
家庭与社会的音乐启蒙教育聂耳很早就显露出对音乐的兴趣，母亲彭寂宽、邻居邱木匠、挚友张庾侯、法裔英文教师柏西文以及宏文学社、求实小学等都在聂耳的音乐启蒙教育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彭寂宽既是一位名中医，又熟悉当地的各种民歌，还会唱云南的花灯调、洞经调、扬琴调等。母亲吟唱的歌曲让小小聂耳受到了民间音乐的熏陶。邱木匠喜欢吹笛子，主动教聂耳和他的两个哥哥吹笛子，三兄弟把过年亲戚给的压岁钱拼凑起来，买了一支笛子和一把胡琴，刻苦地练了起来。母亲也特别支持聂耳参加音乐活动。聂耳的二哥聂子明回忆说：“我与三弟聂叙伦、老四聂耳，都在‘宏文学社’学过洞经音乐，是我母亲拜求端仕街的一位邻居介绍进去的。那时，聂耳还在上小学，大概10岁。我学二胡，聂耳什么乐器都搞，一学就会。”聂耳在“宏文学社”的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用洞经音乐“宏仁卦”创作《翠湖春晓》奠定了基础。
聂耳在求实小学读书期间，参加了学生音乐团，接受了民乐合奏训练，对音乐的兴趣渐浓。原求实小学校长苏鸿纲在一封信中讲到：“聂耳在求实小学读书时，生性纯洁、活泼、天真，爱广大同学，有正义感及忘我精神。聂耳除研究科学外，特别对音乐感兴趣。他觉得音乐有趣味、有美感。求实小学有个小乐队，不到10个人，聂耳是乐队的主力成员。这个乐队的主要乐器有风琴、胡琴、笛子、三弦和月琴等。由于聂耳接触的乐器比较全面，歌谱也熟练，大家就推荐他担任乐队指挥。”
端仕街的邻居张庾侯是省师附小的青年教师，与聂耳是亲密的音乐挚友。张庾侯回忆说：“有一天，我正在屋里练琴，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比我年龄小一点的邻居，他彬彬有礼地介绍自己是隔壁的聂守信，常常听到我演奏小提琴的声音，十分动听，实在是令人向往，希望交朋友，学习拉琴。我说我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我这里有小提琴和曼陀铃，你可以随时来练。他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一定常常到你这里来，向你请教学琴’。”从此以后，聂耳一放学就总往张庾侯家里跑。
聂耳和张庾侯还一起到英语学会补习英文，在这里又认识了教英文的法国人柏西文。柏西文除了教二人英文外，也教他们五线谱和钢琴。后来，柏西文到云南美术专科学校任音乐系钢琴教师，聂耳和张庾侯又跟着去美术学校上钢琴课。聂耳在那里第一次听到舒曼、莫扎特、贝多芬等世界音乐大师的名字和乐曲，听到了《马赛曲》《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歌》等中外革命歌曲。在这段经历中，聂耳既学到了丰富的音乐知识，也对英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他考入省立师范学校英语部、后来在上海到英资的百代公司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进步思想与革命理想的孕育1925年，聂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昆明的传播。在新思想、新文化的热潮中，各种进步社团纷纷成立，影响了思想活跃、善于思考的聂耳。他开始关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聂耳在1926年的作文《我的年假生活》中总结了自己生活中重要的四件事情：自修工作、爱国运动、社会事业、身心锻炼。
在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读书期间，聂耳结识了比自己大两岁、也喜欢话剧的李生萱（艾思奇的原名）。当时，昆明各中学代表商定以省一中为中心举办音乐会，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和社会青年参加到爱国运动中来。聂耳率乐队前来演出，节目却是传统的《梅花三弄》《小桃红》《悲秋》之类。李生萱直率地说：“你们要是能演奏些振奋人心的曲子，效果一定比现在好得多！”聂耳却苦于没有这样的曲子。李生萱就说道：“你为什么不自己写曲子呢？你想成为音乐家，就应该自己作曲，你一定能够作曲！”聂耳深受鼓舞，立下了“我要写一首中国的《马赛曲》”的高远志向。
1927年，聂耳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思想有了更大的转变。这个时期，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云南地下党组织也遭到破坏。1928年，赵琴仙、陈祖武、罗彩等云南共产党员被捕，聂耳亲眼看到了这些革命者的牺牲，触动很大。据聂耳的同学郭辉南回忆，他带着聂耳到翠湖见到了当时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李国柱。聂耳参加了李国柱组织的“读书会”“青年努力会”。1928年，16岁的聂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学习革命理论、讨论上级文件、刻印张贴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他在作文《我的人生观》中疾呼：我们的自由究竟得着多少，完全是在几个军阀政客包办的政府手里；我们应当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
文化码头的“新音乐”开路先锋如果说聂耳在昆明已经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教育，那么在上海这座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城市，他成为了一名用音乐进行革命的战士，他最重要的音乐成就几乎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他在上海破茧成蝶，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聂耳不属于上流社会，也不属于底层社会，他是中间的观察者，既看到了富人的骄奢淫逸，又看到了穷人的饥寒交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聂耳在日记中多次谈及此事，字里行间无不透露悲愤之情。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聂耳的内心又受到了很大冲击。在上海电影界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夏衍、田汉的亲自培养下，1933年初，聂耳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名革命战士。这期间，他创作了《开矿歌》《码头工人》《卖报歌》《大路歌》《毕业歌》《告别南洋》《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一系列大众性、民族性歌曲。这些作品在上海乃至全国音乐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新音乐”运动的浪潮。
聂耳对“新音乐”之“新”的理解，是受了革命文学的启发而形成的文艺观念。聂耳在日记里写道：“看了几篇革命文学论文，指示给我现在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非集团的，不能和大众接近的是成为过去的东西了，它是在现社会里所不必需的……今后，我的研究和创作文艺的方针将改变了，不再作个人的呻吟或以个人的革命性的表现去影响群众。”聂耳接受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新民主主义”文艺观，他的“新音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更多是偏向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音乐，而非西方音乐史上的古典音乐。
在电影工业、唱片工业迅速发展的上海滩，聂耳扮演了更为直接的音乐人角色。从世界电影史的技术发展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刚刚从默片时期转入到有声电影时期，聂耳抓住了机会，为《桃李劫》《风云儿女》等电影配乐。聂耳凭借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进入百代公司并担任音乐部副主任，接触到了一整套唱片生产制度。聂耳在曲目策划、音乐创作、录音制作、出版发行等方面表现出一专多能、多才多艺的才情。
《翠湖春晓》里的乡音乡情聂耳的音乐种子在昆明发芽生长，在上海开花结果。他的民间曲调代表作《翠湖春晓》，正是在这种时空转化中结出的一朵璀璨之花。《翠湖春晓》既表达了聂耳对昆明翠湖的思乡情愫，又体现了聂耳的创新性，成了聂耳的艺术名片，成了昆明的音乐地标，更成了中华国乐中的一枝奇葩。
1933年，聂耳连书两信。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工夫研究，请三哥帮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什么小调、洞经调、山歌、滇戏牌子都要。千万急！！！”在致家乡友人张庾侯的信中又写道：“我要请你帮忙收集一些云南的民谣、民歌、山歌……我们到杭州去拍外景，倒很有趣，我相信几年后的翠湖，并不亚于西湖。”
聂耳对家乡至少展现出了两重牵挂：一是故土的民族民间音乐——乡音；二是“昆明的眼睛”翠湖——乡情。聂耳根据昆明洞经音乐改编而成的民族管弦乐曲《翠湖春晓》，以洞经音乐中的经腔《老卦腔》为素材，运用了“增板加花”的变奏手法。乐曲由慢而快，跌宕起伏，惟妙惟肖地再现了翠湖九龙池晨曦初露，晴空丽日，天人合一，风情万种的诗情画意。一年之后，1934年6月29日，上海东方百代公司国乐队录制了《翠湖春晓》，实现了聂耳的乡土音乐梦。
当时演奏录制《翠湖春晓》的只有4个人。聂耳负责选曲及领导，王芝泉负责二胡、扬琴，陈中负责二胡、箫，林志音负责笛、铃、鼓，徐骏佳负责琵琶、笙。王芝泉说：“由于人手不够，他（聂耳）要我们每人多学几种乐器，他写曲子也根据我们现有的人数来考虑，同时演奏的乐器不超过4种，但全曲间的乐器并不少。于是我们演奏的时候常常放下这个乐器又拿起那个乐器，一个人操两三件，听起来很热闹。”《翠湖春晓》处于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的交汇之中。就昆明而言，古老的洞经音乐熏陶了聂耳的艺术心灵，让他在新民乐创作中独树一帜。如今，《翠湖春晓》已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合奏中常演常新、经久不衰的曲目。
热血创作《义勇军进行曲》1934年，在夏衍、洪深、蔡楚生等左翼戏剧、电影人士的支持下，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成立。同年底，电通公司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上映，主题歌《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成了当时上海乃至全国广为传唱的校园流行歌曲。
在《桃李劫》热映之际，田汉写出了《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田汉被捕入狱后，夏衍接过《风云儿女》的创作，将其编写为电影剧本。聂耳得知此事后主动来“抢工作”。据夏衍回忆：“记得1935年，田汉同志被捕，留在我手边的是一个电通公司决定了要拍的、写在几页十行纸上的《风云儿女》的影片梗概。我替他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交给了导演。几天之后遇到聂耳，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我给他看了电影剧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
《风云儿女》的电影导演许幸之记得聂耳兴奋地向自己诉说着创作的甘辛：“我（聂耳）写这个曲子时，完全被义勇军救亡的感情激动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想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初稿倒是一气呵成的，两夜工夫就写好了。可是写好之后倒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来修改。”
为了完成《义勇军进行曲》的修改，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1935年4月，聂耳乘船从上海到日本，修订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并从东京邮寄回国。5月3日，百代公司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录音。令人遗憾的是，天妒英才，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藤泽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面世，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全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昂战歌，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新长城。多少仁人志士、热血儿女高唱着、呼喊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的乐曲和口号，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赓续传承聂耳音乐文化精神聂耳的音乐对中国现代音乐尤其是主旋律音乐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广泛和持久的影响。最为著名的是他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由于国歌的缘故，聂耳成了国家的、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聂耳所获得的殊荣是他生前未曾料想到的。在家乡昆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修建了西山聂耳墓和聂耳塑像，翠湖公园建起了聂耳塑像，复原了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等，以聂耳的名字命名组建了昆明聂耳交响乐团，成立了昆明市聂耳研究会。2019年，收藏在云南省博物馆的聂耳使用过的小提琴入选“国宝档案”，电影《为国而歌》成为新中国70周年献礼影片。聂耳就读过的初小、高小、初中、高级师范学校，即今天的长春小学、昆明市第十中学、昆明市第二中学、昆明学院均长期开展“传承聂耳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校园主题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传承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使人民音乐家聂耳爱国爱乡、刻苦学习、热爱生活、追求革命、抱负远大、勇于创新和为国而歌的精神，在云南代代相传。
后记始终向着自己的使命前进、前进、前进进！
人的天赋加上勤奋与热情，终究能成就一生的事业。20世纪初叶，文艺青年聂守信对音乐执着的追求，和他与生俱来的对一切新鲜事物所饱含的激情，令他23年的短暂人生充满了传奇，也充满了价值。
从文化认同来说，聂耳完成了身份确认与“新音乐”精神的协同共建。聂耳有双重身份，一重是音乐家的职业身份，一重是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聂耳对文化认同的理解正是从身份的确认中开启的，并集中地体现在了“新音乐”创作中，如《卖报歌》为街边报童所写，《饥寒交迫之歌》为劳苦大众所写，《铁蹄下的歌女》为卖艺歌女所写，《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民族所写。他用这样的音乐来凝聚人心、唤醒国人，赋予音乐更多的社会属性，彰显出时代精神。
纵观聂耳短暂的一生，他是个纯粹的人，孝纯粹、爱纯粹、音乐纯粹、信仰纯粹。只有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才不会被大上海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所迷惑，始终向着自己的使命前进、前进、前进进！这就是聂耳，值得青年人学习的聂耳。
——“人民融媒体”百家号2022年8月15日报道
院子里的悄悄话
我们院里有几棵槐树。每当夜深人静、萧(xiāo)瑟(sè)秋风吹来的时候，老槐树和小槐树就悄悄地说起话来。小槐树象所有聪明的孩子那样爱提问题。
一个晴朗的夜晚，微风轻拂(fú)着。小槐树晃动着脑袋，悄悄地问：“爷爷，您多大年岁了？”
老槐树沙沙地说：“我今年一百五十岁了。”
“一百五十岁，您记错了吧？”小槐树有点儿不相信。
“孩子，我可不会记错。”老槐树回答说，“我的记性(xìng)可好了。我虽然不会写字，但是长一岁，就画一个圈，再长一岁，就在原来的圈外再画一个圈。人们把我画的圈叫年轮，连书上都是这样写的。”
小槐树又问：“您的头发为什么南面多北面少呢？”
老槐树笑笑说：“这是因为南面见阳光多，枝叶就长得茂盛；北面见阳光少，枝叶也就稀少。所以，人们在野外迷失方向的时候，一看我的头，就知道哪是南，哪是北了。孩子，人们把我们的头叫树冠，你知道吗？”
小槐树点点头：“我知道。真有意思，这简直是个指南针了。爷爷，我长大也会这样吗？”
“会，你长大也会这样。不过，现在人们老是按照自己的需要给我们修剪枝叶。经过他们的修剪，我们的模样变了，就不能指示方向了。但是我们心里是很清楚(chǔ)的，因为年轮也是个准确的指南针，年轮稀疏(shū)的一面是南，年轮密集(jí)的一面是北。”
小槐树听得出神了：“我真不知道年轮还可以指出方向。爷爷，我有年轮吗？”
老槐树说：“有啊！你也有年轮。不过，你的年轮只有七圈，因为你才七岁。”
小槐树又问：“爷爷，您这么大年岁，过去的事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就连这一百五十年里，哪年干旱，哪年多雨，哪年冷，哪年暧，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什么？一百五十年里的事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您是怎样记录(lù)每年气候的呢？”小槐树好奇地追问。
老槐树向四周看了一眼，神秘地说：“我们是靠年轮的宽窄变化记录气候的。你知道吗？温暖多雨的年份，年轮就长得宽，干旱低温的年份，年轮就长得窄(zhǎi)。”
小槐树高兴地说：“没想到年轮还这么有用哩(li)！”
风停了，老槐树和小槐树也停止(zhǐ)了说话。院子里静悄悄的，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五册第52页～第5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
儿歌
三月好风光，大家植树忙。屋旁种桃树，道边栽白杨。
井上葡萄架，河边柳成行。三年五载后，绿阴满村庄。
——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四册第1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第2版）
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shuāng)，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四册第5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第2版）
谜语
无脚也能走，说话不用口，发出命令来，人人都遵守。
——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四册第6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第2版）
窗台上的花
放学了，我们都没回家，准备做一件有趣的事，种花。
我们搬来五个花盆，花盆里装满了土，土里埋(mái)上凤(fèng)仙花子儿，浇上水，就把花盆摆在窗台上。
我们在日记上写：“4月1日，种凤仙花。”
第二天，我们一进教室，就跑到窗台前边，看看花出来没有。可是花盆里跟昨天一样，只有土，什么也看不见。有个同学说：“花怎么还没出来呢？”
老师说：“你们耐(nài)心等几天。哪能昨天种的，今天就出来呢？现在，花子儿正在土里膨胀。”
我们在日记上写：“4月2日，还看不见什么。老师说花子儿正在土里膨胀。”
第六天，土里钻出好些淡黄的小芽，小芽尖(jiān)上有一对嫩叶。凤仙花出来了，我们多高兴啊！一些草也出来了，可是谁也没种草啊！我们就把草拔了。
我们在日记上写：“4月6日，凤仙花出来了，草也出来了。我们拔了草，让凤仙花好好地生长。”
过了一个多月，凤仙花的茎一尺多高了，叶子好像桃树叶子，比桃树的叶子大一些，颜色浅一些。
我们把这些都写在日记上了。
六月里，鲜艳(yàn)的凤仙花开了，像小姑娘头上的蝴蝶结。我们都很高兴。
我们在日记上写：“凤仙花开了。两盆红的，两盆粉红的，一盆白的。”
——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四册第78页～第8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第2版）
诗歌
什么树高高高上天？什么花开在水中间？什么虫常把绿灯挂？什么人最喜欢夏天？
槐树高高高上天。荷花开在水中间。萤(yíng)火虫常把绿灯挂。少先队员最喜欢夏天。
什么路弯弯又曲(qū)曲？什么水干净(jìng)又清凉？什么旗(qí)高高迎风飘？什么歌唱得最响亮？
山路弯弯又曲曲。溪(xī)水干净又清凉。少先队的旗帜(zhì)高高迎风飘。夏令营(yíng)的歌唱得最响亮。
——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四册第86页～第8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第2版）
小铁锤
小铁锤(chuí)，十五岁，矮矮的个子，很结实。他聪明勇敢，是个小侦察员。民兵常常叫他出去探听消息。
有一次，他装作放羊的，赶着两只小绵羊，到南山去放哨(shào)。
敌人的马队远远地来了。小铁锤一看见，连忙赶着羊回去报信。
敌人的马队闯(chuǎng)进村子。村子里就剩下小铁锤一个人了。
小铁锤把羊赶进李家院子，转身出来，看见一个军官提着枪，从大白马上跳下来。小铁锤不慌不忙地走过去，对那军官说：“里面有草，你进去喂喂马吧？我去打水给你饮马。”那军官跟小铁锤进了李家院子，小铁锤就去打水。
草很少，不够马吃的。小铁锤就说：“马饿(è)得很，我牵它出去吃青草吧？”那军官看他这样热心，就让他牵着马往屋后边走去。
屋后边有一片高粱(liáng)地。小铁锤到了屋后边，就骑上大白马，穿过高粱地，一直跑进山沟。他又跑过一个小山坡，才听见后边远远的枪声。
小铁锤骑在大白马上，给游击(jī)队报信去了。
——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四册第106页～第10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