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版浙江中学革命文艺（音乐部分）教师参考书

无度不丈夫

论“第三种人”①

作者：鲁迅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②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③，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④。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⑤，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豫感。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⑥；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⑦。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不过我以为这种豫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这确是一种苦境。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何况作品。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⑧。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⑨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⑩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现在”的。
    总括起来说，苏汶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这是极不错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⑪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汶先生又说，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却又因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搁笔”了！
    “怎么办呢”？

十月十日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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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现代》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后由作者编入《南腔北调集》。
      正当鲁迅同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斗争的时候，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竟于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二年初发表文章，打着批评“民族主义文学”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一九三二年七月，苏汶也跳出来，打着所谓“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的旗号，宣扬超阶级的、永久的文艺。尽管他们旗号不同，都密切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恶毒攻击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鲁迅这篇文章痛斥了苏汶所谓“第三种人”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也揭穿了胡秋原的反革命面目。苏汶和胡秋原后来都做了蒋匪帮的文化特务。
    ②这里所说的论客，指胡秋原和当时某些托洛茨基分子。胡秋原曾把自己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宣扬文艺自由论，说什么“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他还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在一起，诬蔑中国工农红军为“土匪”。
    ③这是苏汶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的话。该文反对左翼作家为工农创作连环画、唱本一类的普及作品，叫嚣：“恐怕每一个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人都要反对。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吗？确实，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的。这一点难道左翼理论家们会不知道？”
    ④这是苏汶自己捏造出来的话。他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说：“第三种人”“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导者们算出命来，派定他是哪一阶级的走狗”。
    ⑤这是苏汶对左翼作家的诬蔑。他在《“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把做不成“第三种人”而“搁笔”的责任推到左翼作家身上，胡说：“这搁笔不是什么‘江郎才尽’，而是不敢动笔。因为做了忠实的左翼作家之后，他便会觉得与其作而不左，倒不如左而不作。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
    ⑥苏汶曾经攻击左翼作家说：“容我说句笑话，连在中国这样野蛮的国家，左翼诸公都还可以拿他们的反资本主义的作品去从资本家手里换出几个稿费来呢。”
    ⑦“同路人”这一词，本是一九二一年前后苏联评论界用来称呼“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个资产阶级文学团体的作家的。意思是指那些在世界观上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可以跟着无产阶级革命走一段路的人。
    ⑧弗罗培尔（一八二一～一八八◯），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⑨密开朗该罗（一四七五～一五六四），现通译“米开朗基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画家。达文希（一四五二～一五一九），现通译“达·芬奇”，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美术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两人的绘画创作不少是以《旧约》、《新约》为题材的宗教宣传画。
    ⑩《旧约》，基督教《圣经》的前一部分，共三十九卷，并非同时所作，大体是公元前一千多年至公元元年前的文章选集。内容有犹太民族的历史、诗歌、法律、寓言等。
    ⑪这句话和下文的“怎么办呢？”均见苏汶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
    ⑫指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

——1972年3月版浙江省中学革命文艺（音乐部分）教师参考书第41页～第46页

无度不丈夫

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

（节选）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一年第十二期）

    本刊这一期刊登的《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革命歌曲，最近已经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唱开了。在当前国际国内大好形势下，组织广大工农兵群众进一步学好唱好这两首革命歌曲，理解它们的内容，实践它们的思想，并认真学习列宁为纪念《国际歌》的作者而写的《欧仁·鲍狄埃》这篇文章，认真学习毛主席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鼓舞革命斗志，更好地完成我们在国内国际各方面的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国际歌》是在巴黎公社的先进战士为建立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国际歌》和列宁的文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概括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斗争方向和奋斗目标，表现了无产阶级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一个世纪以来，《国际歌》以气势磅礴、雄伟庄严的歌声，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传遍五洲四海，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在今天这首歌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
    《国际歌》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反复宣传的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论观点，这是同地主资产阶级反复宣传的英雄创造历史即少数帝王将相、圣贤先知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论观点相对立的。《国际歌》里还说：“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理想，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团结和斗争，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革命团结，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紧密团结起来，在斗争中相互支援，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斗争。这是同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分裂全世界革命人民战斗团结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相对立的。《国际歌》充满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坚信“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一切妄图倒转历史车轮、停止地球转动的妖魔鬼怪，都会被革命的人民消灭干净。这是同“蚍蜉撼树”的可笑企图和一切没落阶级的悲观主义相对立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现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强大的历史潮流。“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最近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所遭到的惨败，使全世界人民更加扬眉吐气，意气风发。我们唱着全世界无产阶级战斗团结的歌——《国际歌》，确是倍感亲切。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根据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我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谱写的红军歌曲。它体现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激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而遵守纪律、执行政策、团结战斗的有力武器，是贯彻执行党的“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有力武器。努力实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会使我们国家更加朝气蓬勃，使全党全军和广大革命人民更加团结，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
    三大纪律第一条，说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一条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全党全军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步调一致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根据毛主席的各项指示，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是我们革命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的基本保证。学习三大纪律第二条、第三条，我们要努力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传统，十分爱惜国家的、人民的财产，一针一线一砖一瓦都要爱惜，坚决同挥霍浪费、贪污腐化等剥削阶级作风作斗争。八项注意第一条说的是“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广大革命干部、共产党员，都要牢牢记住这一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斗私批修，反骄破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第五条指出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对人民群众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搞强迫命令，凡属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要摆事实，讲道理，把思想搞通。“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革命的纪律，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战士的自觉基础上的。毛主席教导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就能保证革命队伍的思想一致，步调一致，粉碎阶级敌人的任何破坏和捣乱，克敌制胜。几十年来，我们正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并发扬了这一光荣传统，夺取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972年3月版浙江省革命文艺（音乐部分）教师参考书第47页～第50页

无度不丈夫

革命样板戏的胜利与斯坦尼“体系”的破产

（节选）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六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辉煌战果，是在社会主义舞台上出现了一批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革命样板戏。这些革命样板戏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强烈的战斗性、完美的艺术性，是人类文化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是无产阶级艺术宝库中的瑰丽明珠。
    革命样板戏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诞生的。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黑线重要理论支柱之一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从三十年代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后，向来被一些人吹捧为不可动摇的艺术准则，是戏剧理论中的“绝对真理”。革命样板戏的胜利，宣告了这个“体系”的彻底破产。
    …………
    斯坦尼“体系”，是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反动戏剧理论。这个“体系”运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试图解决戏剧表演过程中演员与角色之间的矛盾。它贯串着一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黑线，概括起来是：“从自我出发”，用抽象的“种子论”，找到演员和角色相通的桥梁，凭借“心理技术”“达到天性的下意识创作”，亦即达到资产阶级本能的自然流露，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这就是斯坦尼表演艺术的“最高境界”。
    革命样板戏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最高典范。它从根本上摒弃了资产阶级戏剧表演的清规戒律，开创了无产阶级戏剧表演的崭新途径。总的说来，在表演艺术方面，它贯串着一条毛泽东思想的红线，即：从工农兵出发，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正确地认识角色、理解角色，体验角色，表现角色，运用一切艺术手段塑造高大的工农兵英雄形象，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是革命文艺战士在江青同志率领下，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确立的理论原则，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实践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
    我们欣欣向荣的无产阶级戏剧表演艺术同斯坦尼的资产阶级戏剧“体系”之间，不但没有丝毫的共同之点；相反地，是处处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
    第一，是表现时代的主人翁工农兵，还是表现资产阶级的个人？
    “从自我出发”是斯坦尼“体系”的核心。斯坦尼说：“演员不论演什么角色，他总应该从自我出发”；“我们一辈子都是在表演自己”。这里的“自我”、“自己”，都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所谓“从自我出发”，就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所谓“表演自己”，就是表演资产阶级，歌颂资产阶级。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在戏剧舞台上，是从工农兵出发热情歌颂工农兵，还是“从自我出发”去顽强表现资产阶级，历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焦点。
    光辉灿烂的革命样板戏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以火热的革命激情，磅礴的革命气势，塑造了一批顶天立地、光彩夺目的工农兵英雄形象。这些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什么得到了完美的艺术再现呢？革命文艺战士有一条根本的经验：要演革命戏，先做革命人。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在舞台上，是演工农兵，而不是演自己。因此，必须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整个英雄人物，把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化为自己的思想感情，然后，才能满腔热情地去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如果按照斯坦尼“从自我出发”的反动谬论去做，英雄的灵魂就要被抽掉，英雄的面貌就会被歪曲。其结果不是无产阶级占领舞台，而是资产阶级占领舞台。
    在革命样板戏成长的初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林默涵一伙承袭斯坦尼的衣钵，大肆推销“从自我出发”的黑货，妄图用资产阶级的丑恶表演来丑化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在《红灯记》中，按照这一伙人的处理，当李玉和第一次出场亮相时，就让他生就满脸络腮胡子，披着一件破皮袄，弯腰驼背，在紧张的气氛中用衣袖遮住脸走上舞台。这样，一个无比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就被歪曲为一个自惭形秽的懦夫。这是对李玉和英雄形象的极大歪曲！在《白毛女》中，当参加八路军的王大春打回杨各庄时，林默涵等人从他们卑琐的“自我”出发，竟然主张让大春在一群跳红枣舞的姑娘中穿来穿去，神情焦急地寻找喜儿，如同《天鹅湖》中王子寻找白天鹅一样。他们妄图用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来阉割王大春的革命灵魂，真是恶毒已极！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文艺战士，在江青同志的亲自率领下，同周扬、林默涵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完全按照工农兵的精神面貌，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看！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李玉和正手提红灯，抬头远看，雄赳赳气昂昂地迈步在舞台上；人民军队的优秀干部王大春正与革命群众并肩携手，投入摧毁旧世界的战斗。这是多么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啊！相形之下，那个鼓吹“从自我出发”的斯坦尼及其徒子徒孙显得何等渺小而卑劣！
    第二，是阶级论，还是“人性论”？
    资产阶级“人性论”，是斯坦尼“体系”的美学基础。斯坦尼要求演员激发“有机天性”，即“共同人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所有的人的天性都是一样的”。从这里，他又故弄玄虚地引出一个“种子论”，声称演员要创造角色，就必须从扮演的角色中“找到和本人的心灵一脉相通”的“种子”。什么“天性论”，“种子论”，分明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人性论”。
    世界上有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呢？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是对斯坦尼最深刻的批判。
    革命样板戏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导全部创作过程，因此，使得舞台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样板戏中，“不屈不挠斗敌顽”的工人阶级硬骨头李玉和，“一颗红心似火焰”的人民解放军英雄杨子荣，“挺然屹立傲苍穹”的新四军指挥员郭建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方海珍等工农兵英雄形象是无产阶级的光辉代表；而外强中干的头目鸠山，残暴而愚蠢的土匪头子座山雕，奸险而虚伪的日伪汉奸刁德一，卑劣、肮脏的资产阶级分子钱守维等则是剥削阶级的代表。真是红黑对照，营垒分明！
    革命文艺战士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满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去表现各种各样的人物。表演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则深刻展示英雄人物的精神境界，用最生动的语文，最优美的唱腔，最突出的舞台位置，最挺拔的表演动作去歌颂英雄人物，让英雄人物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在舞台上焕发出奇光异彩。表演反面人物，则充分揭露他们的凶残、诡诈、虚伪的阶级本性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但不渲染他们的反动气焰，也不故意在他们身上寻找噱头，而是处处用反面人物去陪衬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让反面人物在舞台上到处碰壁，狼狈不堪。这样，就使得革命样板戏的政治性和真实性达到了完全一致。
    而斯坦尼所鼓吹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却极力主张“扮演好人，要找他坏的地方”，“扮演坏人，要找他好的地方”。把英雄丑化为“愚氓”，把敌人美化为“英雄”，这正是一切修正主义文艺的共同特点，也是资产阶级在文艺阵地上，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惯用伎俩。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林默涵一伙正是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在排演《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时，林默涵等人就曾疯狂叫嚷要突出杨子荣的“泼辣”、“骠悍”、“粗犷”，即所谓“江湖气”，妄图把一个大智大勇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表现为一个比土匪还象土匪的江湖人物，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英雄脸上抹黑又是什么？在排演《红灯记》中的叛徒王连举时，林默涵等人又曾极力渲染王连举在叛变前的“复杂性格”和“内心矛盾”，大肆贩卖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叛徒哲学，妄图引起人们对叛徒的同情和怜悯，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为叛徒辩护又是什么？
    革命文艺战士在江青同志的指引下，击溃了周扬、林默涵之流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反革命阴谋，坚持以阶级论为指导来塑造艺术形象，使杨子荣等无产阶级英雄的崇高灵魂光芒四射，使叛徒王连举等反面人物的丑恶灵魂暴露无遗，这是对斯坦尼最有力的回击。
    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实践中，革命文艺战士坚决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作为戏剧表演艺术的理论基础，正确地解决了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关系、主要英雄人物与英雄群像的关系问题。他们把塑造高大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在全剧人物中努力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极力突出主要正面人物，在主要正面人物中全力突出最主要的正面人物，也就是全力突出最典型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样，不仅使革命样板戏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政治倾向，也为无产阶级戏剧表演艺术作出了新的贡献。
    第三，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
    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是斯坦尼“体系”的奠基石。斯坦尼说，每个演员只要学会了一套“心理技术”，学会“情绪记忆”、“借用感情”、“假使”、“想象”等等，就“够你用一辈子”的；从而否认社会实践对世界观的决定作用，否认世界观对艺术创作的指导意义，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改造思想。他贩卖了一整套主观唯心主义的黑货。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又不是在头脑里固有存在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革命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中，真正了解工农兵，熟悉工农兵之后，才能把工农兵英雄人物真实地再现在舞台上。“想象”只能是自己直接或间接生活实践的产物。一个演员如果脱离工农兵生活，坐在房子里去闭门“想象”，只能想入非非，是根本不能获得对工农兵英雄人物的真实信念的，通过“假使”、“想象”所获得的只能是他的自我表现，而决不能塑造出工农兵英雄形象。
    斯坦尼竭力否认人的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和深入生活的意义；竭力否认认识与体验过程中感性与理性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充分说明斯坦尼“体系”是建筑在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反动理论，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罪恶工具。
    斯坦尼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竟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林默涵之流奉为至宝，成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一把刀子。在革命样板戏《海港》的创作中，某些人不是就让扮演方海珍的演员以“杠棒”为题进行“想象”来接近角色吗？不是让她在唱“烈士（的）血渗透了（这）码头土壤”这句时要“回忆”和“借用”“自己失去爱人”的痛苦、悲切的感情吗？这是对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极大歪曲、极大污蔑，真是荒谬绝伦！
    革命文艺战士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在三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改变自己的立场、思想、感情，逐渐地获得工农兵的无产阶级立场、思想、感情，才成功地塑造出真实可信的工农兵英雄形象。
    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实践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正确地解决了演员与角色之间的主要矛盾，为无产阶级革命演剧艺术理论总结了宝贵的经验，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一个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宣告了斯坦尼主观唯心主义表演理论的彻底破产。

——1972年3月版浙江省革命文艺（音乐部分）教师参考书第51页～第58页

无度不丈夫

胸有朝阳

（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第八场  杨子荣唱）

劈荆棘 战斗在敌人心脏！

望远方、想战友、

军民携手整装待发打豺狼，

更激起我斗志昂扬！

党对我寄托着无限希望，

支委会上同志们语重心长。

千叮咛 万嘱咐 给我力量，

一颗颗火红的心（哪）暖我胸膛。

要大胆（呐）要谨慎 切记心上，

靠勇敢 还要靠智谋高强。

党的话句句是胜利保障，

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威虎山果然是层层屏障，

明碉堡暗地道处处设防。

领导上拟智取部署得当，

若强攻必招致重大伤亡。

七天来摸敌情了如指掌，

暗写就军事情报随身藏。

趁拂晓送情报装作闲逛，

为什么忽然间增哨加岗 情况异常！

（白）这情报

（唱）这情报送不出，

误战机，毁大计，

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除夕近 万不能犹豫彷徨。

刀丛剑树也要闯，

排除万难下山岗。

山高不能把路挡，

抗严寒 化冰雪 我胸有朝阳。

——1972年3月版浙江省中学革命文艺（音乐部分）教师参考书第69页～第79页

无度不丈夫

党教儿做一个刚强铁汉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第八场  李玉和唱）

党教儿做一个刚强铁汉，

不屈不挠斗敌顽。

儿受刑不怕浑身的筋骨断，

儿坐牢不怕把牢底来坐穿。

山河破碎，我的心肝碎，

人民受难，我的怒火燃！

革命的道路再艰险，

前赴后继走向前！

孩儿虽死无遗憾，

只是那笔“账目”未还，

儿的心不安。

恨不得变雄鹰冲霄汉，

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

要使那几万万同胞脱苦难，

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

——1972年3月版浙江省中学革命文艺（音乐部分）教师参考书第91页～第94页

无度不丈夫

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

（越剧《红灯记》第二场  李玉和唱）

（浙江越改剧组1972年2月供稿）

一路上多保重

山高水险

沿小巷 过短桥 僻静安全

为革命 同献出忠心赤胆

烈火中迎考验 重任在肩

决不辜负党的期望 我力量无限

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

——1972年3月版浙江省中学革命文艺（音乐部分）教师参考书第105页～第106页

无度不丈夫

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

（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第五场  郭建光唱）

听对岸响数枪 声震芦荡……

这几天，多情况，勤瞭望，费猜详，

不由我心潮起落似（呃）长江。

远望着沙家浜云遮雾障，

湖面上怎不见帆过船航？

为什么阿庆嫂她不来探望？

这征候看起来大有文章。

日、蒋、汪暗勾结早有来往，

村镇上乡亲们要遭祸殃。

战士们要杀敌人，冒险出荡，

你一言，我一语，慷慨激昂。

这样的心情不难体谅，

阶级仇民族恨燃烧在胸膛。

要防止焦躁的情绪蔓延滋长，

要鼓励战士，察全局，观敌情，

坚守待命，紧握手中枪。

毛主席 党中央指引方向，

鼓舞着我们奋战在水乡。

要沉着冷静，坚持在芦荡，

主动灵活，以弱胜强。

河湖港汊好战场，

大江南自有天然粮仓。

漫道是密雾浓云锁芦荡，

遮不住红太阳万丈光芒。

——1972年3月版浙江省中学革命文艺（音乐部分）教师参考书第129页～第138页

无度不丈夫

定能战胜顽敌度难关

（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第五场  阿庆嫂唱）

风声紧 雨意浓 天低云暗，

不由人一阵阵坐立不安。

亲人们粮缺药尽消息又断，

芦荡内怎禁得浪激水淹！

他们是革命的宝贵财产，

十八个人和我们骨肉相连。

联络员身负着千斤重担，

程书记临行时托咐再三。

我岂能遇危难一筹莫展，

辜负了党对我培育多年。

昨夜里赵镇长与四龙去送炒面，

为什么到如今不见回还？

我本当去把亲人来见，

怎奈是，难脱身，有鹰犬，

那刁德一他派了岗哨又扣船。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事到此间好为难……

毛主席！有您的教导，有群众的智慧，

我定能战胜顽敌度难关。

——1972年3月版浙江省中学革命文艺（音乐部分）教师参考书第139页～第143页

无度不丈夫

“全民音乐”是宣扬“人性论”的迷魂曲

（原载《文汇报》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从刘少奇一类骗子及其在文艺界的爪牙周扬一伙控制着的修正主义喇叭筒里，连绵不断地放送出一阵阵毒草歌曲的靡靡之音。这些怪腔怪调的东西，尽管有的是披着“民族化”的“民歌”、“民乐”的外衣，但是只要细加分辨，就不难听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调，这就是以反动的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的音调。今天，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把孳生这些毒草的黑根子——反动的人性论彻底铲除。

所谓“全民的歌唱运动”，就是搞地富反坏右的大合唱

    刘少奇一类骗子及其爪牙周扬等“四条汉子”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从反动的人性论出发，鼓吹文艺要为“百分之一百的人服务”，文艺作品要表现“人类共同的东西”，满足“全人类的需要”。在这个反动口号鼓动下，刘少奇一类骗子在音乐界的代理人也疯狂叫嚷：音乐创作不要忘掉“工农兵以外”的“服务的对象”，鼓吹要在各行各业中推行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民的歌唱运动”，还要在声乐演唱方面搞封、资、修各派混合在一起的“人民学派”，总之一句话，就是要以“全民音乐”来取代无产阶级的革命音乐，为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在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难道无产阶级能与资产阶级同上舞台唱一个调子的歌曲吗？难道无产阶级能与资产阶级搞成一个“学派”吗？不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他们之间决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共同的需要”，决不能异口同唱。刘少奇一类骗子所编造的这种种拙劣的谬论，完全是为了麻痹群众的革命斗志。
这里，让我们来看一看，刘少奇一类骗子所鼓吹的“全民音乐”，究竟是在推销什么，宣扬什么？他们要推行的“全民的歌唱运动”，究竟是在为那条政治路线效劳，替那个阶级的理想歌唱？
    一九五六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抛出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货，鼓动大批毒草作品出笼，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猖狂进攻。当时，从阎王殿那里刮出了一股大肆宣扬三十年代毒草电影歌曲的妖风。那些臭名昭著的“国防音乐”、软性歌曲以及什么“歌星”卖唱的黄色小调，在“五四以来优秀传统”旗号掩护下，象毒菌一般洒到社会上来毒害人民。
    在这股妖风中，伴和着“人生谁不惜青春”之类的靡靡之音。国民党御用文人、帝国主义文化买办黄自在三十年代制作的一首宣扬反动人性论的代表作《天伦歌》，又被重新抛了出来。这首以鼓吹“博爱精神”为主题的歌曲，是一个集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代表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一类骗子将这样一首歌曲列为“大学生之歌”，岂不是明目张胆地要把我国青年引上资产阶级的道路吗？刘少奇一类骗子用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也必然要乞求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高峰”艺术，“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一九五九年，刘少奇一类骗子在音乐界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凌，配合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极力鼓吹要把一部西方资产阶级捧为“人道主义圣赞歌”的交响曲作为“献礼”节目搬上音乐舞台，他连连抛出黑文，把这部宣扬亿万人民“拥抱起来”、“一切生灵共享欢乐”的作品，吹捧为“时代的声音”，“人类最崇高的的理想”。“拥抱起来”就是“理想”，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拥护起来”，是刘少奇一类骗子的理想，是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理想。无产阶级的理想，是要把资产阶级彻底消灭掉！刘少奇一类骗子在音乐领域里鼓吹“拥抱”，实质就是贩卖他们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和叛徒哲学。照这种反动观点，只要“拥抱起来”，就能“让众生共欢乐”，这岂不是把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冒充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吗？
    刘少奇、周扬一伙对资产阶级音乐顶礼膜拜，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歌曲则进行恶毒的攻击和竭力的反对，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嘴脸。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狂叫“不要唱《东方红》”，一再指使他的黑干将们密谋策划，妄图用种种卑劣手段，扼杀这首无产阶级的革命颂歌。刘少奇一类骗子在音乐界的代理人、反共老手贺绿汀，用刻毒的语言攻击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狂叫“不能说，只有激起无产阶级感情和幻想的才能算是有生命的音乐，其他的就不算”。这种反革命叫嚣，充分暴露了他们是一伙极端仇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极端仇视共产主义的反共分子。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音乐战线上这一场尖锐的斗争，反映了党内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的激烈斗争。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的“全民音乐”，就是鼓吹资本主义音乐；他们所谓的“全民的歌唱运动”，就是要搞地、富、反、坏、右的大合唱；而所谓“人民学派”，就是妄图以资产阶级一派来专无产阶级的政。

打着“抒情”的幌子，传播资产阶级的毒菌

    感情是阶级性的表现，抒情是有阶级内容的。是抒无产阶级之情，还是抒资产阶级之情，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每当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刘少奇一类骗子及其爪牙周扬一伙为了用音乐来宣扬反动的人性论，他们在“抒情”两字上大做文章。音乐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根据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人是动物”、“人，只是概念”的谬论，胡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不要总提工人阶级感情”，“音乐上谈阶级感情是谈不清的。”他们举起反“题材决定”论的大棒，狂叫要扩大“抒情歌曲”的题材范围，要从“各个角落”、“间接地、曲折地”反映“时代精神”；他们还以不要“妨碍抒情歌曲创作”为借口，一再阻止革命群众对毒草歌曲的批判。周扬甚至亲自出马，抛出了一个修正主义谬论：“音乐应当表现人的思想感情，人与人的关系、友谊、爱情。”请注意：他这里说的人，是指超阶级的人。不是吗？周扬自己有个“注脚”，即“人的思想感情的阶级性、阶级立场，并非任何时候都表现”，他嚎叫：“任何时候都表现，时刻都表现，那人就不能活了。”请看，这段“注脚”不正是赤裸裸地暴露了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的极端仇视与恐惧吗？
    毛主席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世界上既没有抽象的“人”，也没有不被打上阶级烙印的“人的思想感情”。周扬一伙的思想感情无时不刻不表现出对资产阶级的爱、对无产阶级的恨，这就是一个明证。
    周扬说“爱”是文艺创作“永恒的主题”，音乐应当表现“爱情”。在他鼓动下出笼的一批批所谓“爱情歌曲”，究竟抒的是那个阶级的情呢？只要打开那些在文艺黑线统治下一版再版的“名歌”、“抒情歌曲”之类的歌本看一看，就可明白！什么“情郎妹子”、“花前月下”，还有那种色情下流的《丢戒指》等一些肮脏透顶的东西，都被他们捧为“风趣幽默”的“抒情歌曲”的范例。人们不禁感到极大的气愤，这些打着“抒情”招牌的毒草，把我国的社会生活和我国革命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丑化成什么样子！撕掉这种“爱情”的纱幕，露出来的就是周扬一伙灌输资产阶级色情，毒害人民灵魂，腐蚀无产阶级革命战斗意志的凶相。
    周扬说音乐应当表现“友谊”，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为反党分子彭德怀翻案的毒草影片《怒潮》，不是有首叫做《送别》的歌曲吗？“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离愁别恨，悲恨交加，“友谊”可谓深矣。但是，这种用缠绵悱恻的靡靡之音来加以“美”化了的“友谊”，是道道地地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革命义气。那句“我持梭标望君还”，不正是唱出了他们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妄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反革命心声吗？
    打着“抒情”的幌子，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反扑，这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及其爪牙周扬一伙惯用的反革命伎俩，他们不仅运用各种宣传机器，通过毒草影片、毒草歌剧以及广播、出版，用“浪打浪”之类的小调抒反革命之情，还在理论上为他们的“抒情歌曲”的创作制订了一套修正主义的“规范”。
    为了用温柔的迷魂汤把人弄得萎靡不振，他们鼓吹抒情歌曲要有“软”性，要写“风花雪月”，可抒“诗情醉意”，还要唱“家庭之乐”。为此，他们不仅抛出三十年代的黄色歌曲作为黑样板，而且在六十年代又搞了一套什么“十大软歌”，让“花儿”、“宝贝”之类的靡靡之音大肆泛滥。只要把那个《九九艳阳天》和臭名昭著的《四季歌》对照一下，人们就不难看出，它们都是一个模子里翻版出来的。
    为了反对用歌曲来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豪情，他们大肆鼓吹抒情歌曲要有“轻”味，叫嚣要让资产阶级的轻歌曲、轻音乐在群众的音乐生活中“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周扬甚至狂叫：“没有轻音乐，我看恐怕寿命也会缩短”。他们还给这些腐蚀人民革命意志的毒药，一律贴上“有益无害”的标记，来掩盖他们的反革命诡计。
    因此，“软”+“轻”=“抒情”，就是他们的创作法则。这个荒唐的公式，只能说明他们的“抒情”就是用软绵绵、轻飘飘的靡靡之音来抒资产阶级之情，来传播资产阶级的毒菌。

抒无产阶级豪情壮志，高唱革命战歌奋勇前进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歌曲，是无产阶级向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文艺武器，是鼓舞革命人民斗志，推动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改造主观世界的有力工具。列宁在为纪念《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所写的光辉著作中指出：“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这段精辟的分析，深刻而生动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歌曲的鲜明的阶级性，以及它所具有的重大的政治意义。
    抒无产阶级之情，唱革命时代的战歌。革命样板戏中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社会主义舞台上以多么炽烈的革命激情，用歌声揭示了无产阶级英雄的广阔的革命胸怀、豪迈的战斗气概和伟大的革命理想。这歌声，唱出了无产阶级的心声，引起亿万革命人民强烈的共鸣。重新发表的十首革命历史歌曲，反映了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风雷激荡的战斗历程，使我国人民牢记革命传统，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国际歌》、《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社会主义祖国》以及《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等革命歌曲，以多么激昂的音调鼓舞着我们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阔步前进！
    在无产阶级看来，那些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靡靡之音，是多么丑恶、卑鄙，他们哼出的调调，象围在封、资、修腐尸上的几只苍蝇的嗡嗡叫。
    当前，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我们对于反动的人性论的批判，决不能一劳永逸。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与分析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不难察觉，一小撮阶级敌人不是还在打着“抒情”的幌子，用软绵绵、轻飘飘的毒草歌曲来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毒素、腐蚀青少年的灵魂、来破坏下乡上山的伟大革命运动吗？他们利用毒草歌曲来宣扬什么“人情温暖”、“家庭之乐”、“儿女之情”和剥削阶级糜烂腐朽的恋爱观，腐蚀人们的思想，涣散人们的斗志，妄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对于这些毒草歌曲，不管它们是“旧歌重放”还是新货出笼，只要一冒出来，我们就要给以无情的批判，致命的打击，彻底铲除它们的毒根。
    抒豪情，寄壮志。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们要以饱满的革命激情，畅抒无产阶级的豪情壮志，让无产阶级的革命歌声永远激荡在祖国的万里长空！

——1972年3月版浙江省中学革命文艺（音乐部分）教师参考书第59页～第66页

无度不丈夫

《胸有朝阳》教唱辅导

    《胸有朝阳》是杨子荣在全出戏里最重要的一段唱，它表现了无产阶级英雄杨子荣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比忠诚，表现出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是他智慧和力量的源泉。“胸有朝阳”是杨子荣一切英雄行为的根本，是他的灵魂。
    第一句〔导板〕：“劈荆棘战斗在敌人心脏！”抒发了杨子荣身居匪巢而豪情满怀的英雄气概。“战斗在”三个字要强调一下，“在”字的尾音要唱足，突出杨子荣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接着〔回龙〕唱词是：“望远方、想战友、军民携手整装待发打豺狼，更激起我斗志昂扬！”这句〔回龙〕里的“打豺狼”三个字要唱得坚定有力。“昂扬”两个字的拖腔要有起伏，最后的收腔要饱满，显示出杨子荣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下面接着四句〔慢板〕，唱词是：“党对我寄托着无限希望，支委会上同志们语重心长。千叮咛万嘱咐给我力量，一颗颗火红的心（哪）暧我胸膛。”这段〔慢板〕表现了杨子荣对党对首长和战友深厚的阶级感情。“党对我寄托着无限希望”一句，“党”字低声唱起，要唱得亲切舒展。“支委会上同志们语重心长”一句，“心长”的小腔要把杨子荣内心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细致地表现出来。“千叮咛万嘱咐给我力量”一句，“力量”两个字要唱得奔放有力，体现出革命集体给予杨子荣的巨大鼓舞。“一颗颗火红的心（哪）暖我胸膛”一句，“火红的心”的“红”字的小腔体现了杨子荣内心所感受到的温暖，战斗的革命情谊使杨子荣心潮沸腾，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胸膛”的长拖腔要把这种感情有层次地表现出来。
下面接着四句〔快三眼〕，唱词是：“要大胆要谨慎切心心上，靠勇敢还要靠智谋高强。党的话句句是胜利保障，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要大胆要谨慎”这六个字唱的时候在力度上要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杨子荣内心世界勇敢和机智这两个侧面。杨子荣无产阶级的大智大勇来源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唱最后一句“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时候，“毛泽东思想”五个字一定要唱得清楚，“永放光芒”的拖腔要唱得充满革命激情，表现出杨子荣对毛泽东思想的无比热爱。
    接下来的唱词是：“威虎山果然是层层屏障，明碉堡暗地道处处设防。领导上拟智取部署得当，若强攻必招致重大伤亡。七天来摸敌情了如指掌，暗写就军事情报随身藏。趁拂晓送情报装作闲逛，为什么忽然间增哨加岗情况异常！”这段是〔原板〕转“垛板”。唱这一段有几个地方要注意一下。“暗写就军事情报随身藏”、“趁拂晓送情报装作闲逛”这两句，要把杨荣那种革命的警惕性和精细、机智的性格气质表现出来。“为什么忽然间增哨加岗情况异常”这一句，要突出杨子荣在突然事变面前冷静的分析判断，唱的时候要有紧张的气氛，但是不要让人有慌张的感觉。
    接下来的唱词是：“这情报送不出，误战机，毁大计，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除夕近万不能犹豫彷徨。刀丛剑树也要闯，排除万难下山岗。山高不能把路挡，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这一小段唱腔从“垛板”转入〔二六〕最后唱散。第一句，“这情报送不出，误战机，毁大计，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党”字的拖腔，要唱得激昂有力，显示出杨子荣对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刀丛剑树也要闯”一句，强调“也要闯”三个字。“排除万难下山岗”一句，强调“排除万难”四个字。这都是为了突出杨子荣战胜敌人的决心。“山高不能把路挡”的“不能”两个字要唱得有力量。“抗严寒化冰雪”要唱得斩钉截铁，表现出杨子荣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胸有朝阳”是这段唱的核心。“朝阳”两个字要唱得高亢挺拔、饱含深情，用很亮的声音把杨子荣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热爱的心情表达出来。

——1972年3月版浙江省中学革命文艺（音乐部分）教师参考书第80页～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