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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度不丈夫

买不到东西的原因

   地点：成都。时间：1968年5月。某工人到商场买香皂，售货员走过来，一开口说：“革命委员会好！”某工人不懂，说：“我买那种香皂。”售货员不客气地说：“样品！不卖！”某工人走了几个商店，都是同样结果，回家将情况向儿子说了。儿子说：“看我去买。”——
   售货员：“革命委员会好！”
   某儿子：“四川很在希望！”
   对答正确，马上买到香皂。

——《文革笑料集》第24页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无度不丈夫

选举产生“阶级敌人”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中非经不可的一个阶段。每个单位都要力争以挖出尽可能多的“叛徒”、“特务”、“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本家”而成为先进单位。
   某单位清理了十几天，也只勉强清出了一个“漏划富农”，于是召开革委会全体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两个“特务”。候选人共23个，是本单位1949年以前念过书的全体人员

——《文革笑料集》第25页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无度不丈夫

分明是唱反调

   某县的中学生大串联从北京回到县，带回一条新闻，并把它抄成海报张贴在县委机关的墙上。新闻说：北京一批国家著名医学家最近给毛主席作了全面体检，打包票说领袖身体超常的健康，要活150岁！
   这个学生贴完海报尚未离开，突然被一阵拳打脚踏掀翻在地。只听人们在说：“毛主席万岁，人家都呼万岁嘛！怎么才150岁？这家伙分明在给大家唱反调，使劲揍他！看他还敢胡言乱语不！”

——《文革笑料集》第25页～第26页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无度不丈夫

不准分行书写

   一位“走资派”写检讨书时，因稿纸所限，无意中把“毛主席”三字写到两行之中。即前一行末尾写了“毛主”，后一行的首位写了“席”。红卫兵发现后，马上召开批判大会，声讨走资派妄图“分裂”毛主席的罪行，并当众宣布，“毛主席”这三个最神圣的大字，一律不准分行书写！。

——《文革笑料集》第26页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无度不丈夫

自食其果

   1966年秋，南下造反军用大字报、宣传车在蓉城街头发布命令：行人靠左走，车辆靠左行，违反者“格打毋论”！一日间，闹得车撞路塞，老呼少哭，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有个造反派头目，更是左得出奇，嘱部下弟兄伙，排队向左看，操练向左转，见面握左手，开步出左脚，头发向左梳，衣襟向左扣……
   他这一招，深受造反总部司令的赞赏。一日，司令带上卫士前去视察，头目受宠若惊。当司令讲到要“严防敌人反扑”时，他领头振臂高呼：“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司令抬眼一看，突然大喝：“抓住他！”该头目吓得手煌脚软，颤声问：“小弟为你卖命，今天哪点得罪了你？”
   司令怒目圆睁，骂道：“你呼口号竟敢举左手，反动透顶！”

——《文革笑料集》第26页～第27页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无度不丈夫

有口难辩

   某中学有一对夫妻老师，男的姓蒋，女的姓郝。他们那刚满五岁的男孩因生癞头疮，为方便换药把头剃成了光头。

   “清队”一开始，造反派中有人无限上纲说：“你的孩子姓蒋，偏要把头给他剃光，明摆着是怀念蒋介石，要孩子继承蒋光头！”

   蒋老师夫妻一听，这还了得，赶忙提出让孩子改跟妈姓，姓郝（四川话读hèi，与“赫”同音），这人把桌子一拍，大声呵斥道：“反动，你们要娃儿继承蒋光头还不过瘾，公然要他继承赫光头赫鲁晓夫吗？”

   真是有口难辩。

——《文革笑料集》第27页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无度不丈夫

斗争“三狗”分子

    某公社某大队的“革命群众”抓一个他们认为该斗的“三反分子”去斗。这个“分子”有个七、八岁的孩子，认为爸爸是好人，又哭又嚷，拉住不让“革命群众”揪去。拉扯一阵，“革命群众”又不便打这么小的孩子。急中生智，将父子俩一起斗。“三反分子”的牌子多的是，可给小孩挂上又不大得体。于是又生一智，将“三反”改成“三狗”。就这样，孩子挂着“三狗分子”的牌子被捉住站在台上。斗争会的主持人下来解释——流尿狗、偷嘴狗、逃学狗，不正好是“三狗分子”么！

——《文革笑料集》第28页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无度不丈夫

“酱油”的罪过

    有位在北方工作的川西籍老师，北方人所称的“豆油”，他叫做“酱油”。“清队”时，“无限上纲”者分析说：“酱油”的“酱”是“蒋”的谐音，“油”是“由”字旁边加三点水，称“豆油”，为“酱油”，其险恶用心是希望蒋介石“由”水上打回大陆来。于是，这位老师因说“酱油”的罪过被打入“四类分子”行列。

——《文革笑料集》第28页～第29页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无度不丈夫

遭殃的“葫芦”

    “文革”时期，许多流传了千百年的街名、店名、商标名都犯忌了。
    有一天，一位顾客来到商店。
    顾客：“喂，同志，‘双葫芦’牌菜刀有吗？”
    营业员：“没有，这‘双葫芦’牌商标早被取消啦！”
    顾客：“为啥？”
    营业员：“有人说，谁知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文革笑料集》第29页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无度不丈夫

新阿Q之讳

   某地“革命造反军”的首领是个癞子，他手下的核心成员也有几个是癞子。当时流行唱《毛主席语录歌》，但这个造反军有一条特殊规定——不准唱《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首。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与“我们都是癞子”谐音。另一个对立的造反组织“卷西风战斗兵团”知道癞子们的讳忌，就架起高音喇叭，反复不断地放“我们都是来自……”的录音广播，并且创造性地编排了“五部轮唱”，轮唱多声部合为一个声部的词，恰恰选“来自”。成天“来自（癞子）来自”声音不断，造反军气得跳。最后派出一个最勇敢的癞子，冒着生命危险去炸掉了对方的广播室。癞子们庆功三日。

——《文革笑料集》第35～第36页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