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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女陶承的家风与传承 作者 贾培才(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章聪(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硕士研究生)
陶承被人们亲切的称为革命的老妈妈。由她口述的《我的一家》①在新中国建立后,成为广大青少年喜爱的优秀读物,陶承儿子欧阳立安的英勇事迹和献身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奋斗的精神力量。然而,今时今日知道这一家事迹的年轻人却是少之又少,相关的历史资料和人物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笔者从陶承品格、陶承家风及传承两个方面解读这个革命的家庭,希望可以使人知所趋附。
一、陶承的品格
第一,淳朴的湘风赋予了陶承聪明善良的品性。这样的品性流露在她对子女与丈夫的关心里;表现在对同志的同情和帮助中;更体现在同革命敌人斗争的智慧里。这样的品性大抵是由她善良的干娘传承而来,亦有周围的湘土环境所塑,并最终通过其子女得以延续,终为湘风竖了一面女性聪慧温婉的旗帜。陶承是一位善良的母亲,更是一位革命的女性。她如此深爱自己的丈夫和子女,却从来未曾因为自己的爱意让亲人停下革命的脚步。《我的一家》里陶承深情的回忆了立安与应坚捉迷迷的趣事:应坚不小心掉进池塘里又被救上来。陶承虽然生气打了两个孩子,但是一个母亲对孩子安危的担心与爱也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济难会被查,准备从武汉迁往上海的时候,一个母亲、一位妻子的情感更加流露无遗。陶承自己讲到:对这个县城并不眷恋,只是心头有种种牵挂。这里埋着丈夫的尸骨。二儿子被抓走,吉凶未卜。大儿子做苦工,朝不保夕。走之前,她带着孩子爬上龟山,去丈夫墓前告别。后来,应坚和立安来到上海,他们一家团聚吃了一餐饭就让陶承非常愉快。后来,立安被捕了,直到牺牲前,作为母亲的陶承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刚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半响说不出话来;晚上还是失眠了,在小孩子面前还是要装作坚强,在他们睡着了以后,一个人的眼泪湿了枕头。虽然焦急,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她不能暴露自己,无能为力感更加深了她心中的苦痛。后来,立安牺牲后,陶承自述:我经受过痛苦,但任何痛苦也不如这次深沉。同志们安慰我,但任何安慰,也不能减轻我作为母亲的痛苦。但是,在她为儿子写的那首诗里,我们看到了一位女性革命母亲的情怀。诗的最后两句“墓园他日来凭吊,我心痛亦我心喜”②,痛苦的是儿子离去,喜的是儿子为革命牺牲。
第二,陶承是一名坚韧不屈的女性。她在丈夫离世后毅然担起家庭的担子,抚养儿女长大并投身革命;在革命低潮期,她还做起了革命的姨娘,替其他同志带孩子,坚守着对党的信仰并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同反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她更是坚贞不屈,顽强对抗着危险的境遇。丈夫梅生死后,陶承时常怀念起他,吃饭的时候,不自觉的多摆一副碗筷,偶尔也会不禁失声痛哭。每每读到此处,读者也不免唏嘘,而陶承没有沉浸在痛苦中,她毅然接过丈夫的信仰,踏着前边的脚印再向前进。她找到张浩,主动要求分配工作。开始掩护机关、保管文件的工作。来到上海之后,她替何孟雄照顾几个孩子。这位革命的姨娘不仅未曾因为此感到劳累,反而因为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感到说不出的高兴。1928年,张浩离开武汉之后,陶承被捕。在警察局与警察斗智斗勇,始终不曾说出任何关于党的秘密。1968年,陶承被人从长沙叫到北京,随后被审讯,目的无疑是让她指证老一辈革命家。虽然被审查5年之久,而她至始至终也没有妥协。陶承就这样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党性和坚韧不屈。
第三,陶承身上最显著的品质莫过于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它源于丈夫和孩子的影响,也来自于对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任以及对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1947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大规模的解放战争,中央机关渡河东移,陶承写作《红云曲》,“朵朵红云直向东,荷花出水满池中……”③,乐观的革命主义情怀跃然纸上,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同是湖南老乡的毛主席写作的《长征》。嫁人前的陶承只是一个懵懂的小女孩,是她的丈夫欧阳梅生给她带来了改变。在梅生的祖母死后,他们小俩口欠了一笔外债,越来越多的孩子更加重了这个家庭的负担,可是梅生却开玩笑说:“又多了一个还债的。”古语道:贫贱夫妻百事哀,陶承与梅生一家却是快乐的。梅生去四川办学校,后被查封,在归途中遇到土匪,连衣物也被抢了,他却满不在乎的宽慰陶承,还同她开起玩笑来。梅生乐观的心态也在不知不觉中传染给了陶承,使她在日后革命的艰辛岁月里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陶承去上海之前,二儿子应坚被捕。立安让她放心离去,并要替她购买船票。看到儿子这样精细、沉着,陶承深感慰藉。也正是儿子们的独立坚强让她对革命的未来充满希望。在梅生去世后,党和其他同志始终关心着这个家庭。张浩同志给她一包银元安顿生活,她拒绝了,提出把这些钱做党的活动经费。后来,陶承自述到:“我永远忘不了党对这个孤苦家庭的关怀。对于一个普通妇女来说,丈夫去世了,意味着她和她的孩子也要跟着毁灭。可在我遭遇不幸的时候,党第一个对我伸出援手。我深切的感受到,我的生命已经和党融为一体了。”正是因为对党的信任,把生命与党合为一体的坚定信仰让陶承在以后的岁月里积极乐观的面对一切艰难险阻。陶承在革命过程中失去了好几位亲人,支撑着她以乐观心态继续革命的还有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梅生生前就说:“无产阶级就是了不起,叫帝国主义滚蛋就滚蛋,叫军阀垮台就垮台!”再后来,革命形势的好转让陶承更加坚定人民群众就是历史的推动者,所有反革命都将失败。正是这样大无畏的革命情怀让陶承自己感慨:我,一个平凡的妇女,命运怀着恶意,把我打发到人世来,如今也卷进了时代的激流。任凭路程再长,险阻再多,也挡不住它奔腾向前。
二、陶承家风及传承
在《我的一家》这本质地轻薄发黄而又重逾千钧的小书中,陶承以简易平淡,犹如涓涓细流般的行文记述了她一家参与革命的整个历程,真实再现了其整个家庭为了革命胜利而不畏艰难、顽强奋斗的壮烈图景。敬佩与感谢陶承一家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不凡贡献之余,掩卷思索,探求其一家卷入革命浪潮并立志投身革命之动因,不难发现,源于陶承丈夫欧阳梅生开创的优良家风,在陶承一家接续投身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灯塔指向般的重要作用。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箴言揭示了“齐家”的重要性,一家不平,何以平天下?而优良的家风便是“齐家”的重要基础,家风不良,家安能齐?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的细胞,其发展生长的状况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态势。因此,中国古人历来讲求治家的重要性,据《中国丛书综录》所列书目记载,我国古代公开出版的家训有120多种,包括《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流传至今。以优良家风治家齐家的道路没有尽头,新时期也显得尤为重要:“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从历史中汲取优秀的养分以资当今面临的发展问题,历来就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本文梳理了《我的一家》中所蕴含的优良家风,并概括出以下三个方面,希冀对当下的中国家风构建、家庭建设有所裨益。
第一,家国情怀贯穿始终。革命的事业呼唤革命的同志,革命的思想孕育革命的同志。陶承一家人的革命征程,便肇始于具备了革命思想的革命同志欧阳梅生。两湖地区历来就是中国人文荟萃之地,近代以来更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发源地,也是革命风气滥觞之所。毕业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欧阳梅生亦因此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面对身处火深水热的中国人民,虽然身处贫贱,但从未放弃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不能光图眼前,光管自己。”“一个人还有社会责任,不应该一生陷在家庭的圈子里。”丈夫欧阳梅生总是这样对陶承说到。这种深沉激越的家国情怀不仅深深影响了陶承,更以家风的形式传承到了其子女身上。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没有国家的独立强盛,何来家庭的稳定安康?欧阳梅生的家国情怀对陶承的影响在《我的一家》的前半部分显现地非常清晰,从刚开始的“那时我还不明白革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革命,革谁的命,梅生倒讲过不少,但我总觉得跟自己关系不大”到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事变爆发,欧阳梅生被通缉,陶承对长子立安说:“你爸爸做的是好事,反动派才捉他。没什么可怕!”陶承口述至此,用深情的语调感叹:“不打到反动派,人民更要遭殃啊!这样想着,我和梅生更接近了!”再到陶承去找寻丈夫欧阳梅生的路上,目睹了“反革命匪徒造下无穷无尽的罪恶、灾祸、死亡,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闯进每个普通人家。到处留着善良人们的鲜血”,陶承受到的触动更深更直接更现实,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也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因此,在找到丈夫欧阳梅生后,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自觉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并从思想上彻底完成了蜕变,用陶承自己的原话来说:“从此,生活,战斗,我和梅生都在一起。就是洗衣,做饭,也觉得有了新意义,新内容:‘这就是干革命’。”
欧阳梅生的家国情怀对长子欧阳立安的潜移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在1926年北伐军胜利进军到长沙以后,欧阳立安便成为了一名革命的童子军,对此,陶承用欣喜的口吻描述道:“‘欢迎北伐军!’他就像个大人,‘就是革命了。北伐军一来,就像爸爸说过的,再不许压迫人,穷人都有饭吃。’”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事变爆发后,目睹老师被杀后,欧阳立安便发出了“我要找爸爸去”,“我要和他们拼了”的呼号,而当欧阳立安与父亲欧阳梅生团聚后,更是已然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革命后备军:“妈妈,怎么爸爸不给我任务呢?”“再不给,我可就要跑了”“我得去干革命”。
毫无疑问,欧阳梅生的家国情怀深深浸染在整个“我的一家”之中,化作了一股优良的家风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这一家人,塑造着整个家庭的精神世界,激励着他们始终站立在国家整体利益的潮头之前。
第二、始终坚持并践行共产党人信仰。陶承一家八口人,其中直接或间接因革命而牺牲的达到了五人,其革命之心的虔诚、至坚令人深深感怀动容,面对其高尚的共产党人信仰与品格,“高山仰止”之情油然而生。
为革命牺牲、奉献而不求任何回报始终是贯穿陶承一家人革命历程的一条主线。早在1926年,刚刚成为共产党员的欧阳梅生就满怀激情地对妻子陶承说到:“‘都交给革命了(指自己的身心)!’你看吧!不要多久,这些军阀、地主,也得全军覆没!”此后便不顾自身身体状况积极紧锣密鼓地参与革命工作,面对妻子陶承的关心,欧阳梅生总是如此应对:“‘累不着!我的精神满好。”他总是这样回答,“再熬上三夜也不要紧。”残酷的斗争环境、接济不上的营养慢慢摧残了欧阳梅生的健康,终因过度劳累,脑充血而壮烈牺牲了,陶承用文字记录了丈夫欧阳梅生牺牲前的一段映照着共产党人伟岸情怀的宣言:“革命总免不了牺牲。一个革命者总要看到将来。这是最重要的。将来哭鼻子的,绝不是我们。”
无疑地,对欧阳梅生来说,自己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然后才是陶承的丈夫以及孩子们的父亲,因为他的身心俱已是“革命的了”。丈夫欧阳梅生的事迹深深影响了陶承,“我永远忘不了党对我这个孤苦家庭的关怀。我深切地感到,我的生命已经和党溶为一体了。梅生生前已经给我指出一条路,这就是跟着党走。我不能在他死后,背弃他的信仰!前面的倒下了,后继者应该踏着前边的脚印再向前进!”其实,早在1927年,丈夫欧阳梅生因外出躲避反革命的迫害,而无法接济家庭生活,面对党组织提供的帮助,虽深陷窘境,但陶承坚定地拒绝:“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无数的同志在流血牺牲,党的活动很困难。我没有理由向党伸手。”欧阳梅生死后,陶承加入组织成为了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开始从事革命工作,也开始了为革命无私奉献,勇往直前的征程。面对抚养革命战友孟雄爱人死后留下的两个孩子的任务,陶承自称“革命娘姨”;当组织要求其次子欧阳应坚去为以后成立的印刷所去学排字,陶承没有一丝犹豫:“革命需要,去就是了。我是革命的,孩子也是革命的!”而作为一名品格坚强,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陶承最大的欣慰和一点最起码的要求便是:“在党的抚育之下,他们不仅学会了独立生活,而且能在复杂的环境里,跟敌人斗争。我作母亲的,也就觉得放心了。”面对敌人特务迫害和反动派嚣张气焰都面不改色的陶承,信仰坚定的她在失去党组织联系,不能献身革命事业时却显得格外柔弱:“几年来,夫死子丧,我也没有这样的孤独。因为有党在支持我,鼓舞我。现在却像断了线的风筝,飞不起来了。”
高尚的共产党人品格和坚定的共产党人信仰不仅在陶承和欧阳梅生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彰显,同时,这种品格与信仰已经深深浸透到了“我的一家”的家风之中,内化为其优良家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其子女的精神指引,引领着他们为革命事业不断奋斗前进。欧阳梅生牺牲前不久,具有强烈革命意识的长子欧阳立安成为了《大江报》交通员,面对严峻的敌我斗争形势,欧阳梅生对长子郑重嘱托:“万一落在敌人手里,打死也莫说实话!交通员都是这样的!”;在欧阳立安入党后,陶承便对长子欧阳立安谆谆告诫:“要拿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父母的教导,欧阳立安没有违背,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共产党员信仰,践行共产党员品格,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不惧牺牲,无私奉献。欧阳立安被捕后,面临叛徒出卖和反动派审讯,夷然不惧:“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国民党迟早要灭亡。不错,我就是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我为主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最终英勇牺牲。始终坚持并践行共产党人信仰的优良家风在其幼弟欧阳稚鹤的短暂生命中也得到了诠释。1937年,陶承千辛万苦找到党组织后,欧阳稚鹤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战争中也壮烈牺牲了,年仅16岁。
第三、始终坚持修身为本与家庭和睦。修身而后方能齐家,如果说优良的家风是齐家的重要基石,那么修身便是优良家风的重中之重。相对于陶承,知识分子出身的欧阳梅生在教育子女修身方面更加有耐心,也更有方法。
参加革命工作后的欧阳梅生,迫于革命工作,对子女教导渐渐减少。但深知教育子女修身,确立正确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性,每逢间隙就抓紧对子女的教育。长子欧阳立安生性活泼好动,逃往湘潭当工人被陶承寻回之后,欧阳梅生便很有针对性地对长子欧阳立安进行教导:“事事做不好,却学会说大话,吹牛皮。你以为做人真这样轻巧?你错了!天下就没有轻巧的事。你说说看,哪件事是不经过艰苦的努力,就可以做好的?”说到动情处,陶承回忆写道:“他还说起自己现在多么感到知识的贫乏,而无知,便不能给社会做出有益的事。”虽欧阳梅生英年早逝,但其数量有限的几次对子女的教导,却也在子女的内心中树立了磨练意志、砥砺品性、不惧困难、乐观向上精神信念,成为了其人生中最大的一笔财富,他们在今后的人生实践中始终遵循着父亲欧阳梅生的教导。
“家和万事兴”,家不和则身不立、功不成、业不就。家庭内部的和睦对家风构建和家庭的建设起着重要作用。欧阳梅生和陶承始终重视家庭的建设,在猖狂的反革命面前,家庭就是他们最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虽然,“我的一家”屡遭迫害,先后有5人为革命而牺牲,但这个家始终没有散,反而越来越凝聚,越来越有战斗力。而维系这个充满苦难家庭巍然屹立而不倒的秘诀,便是高度重视家庭和睦家风的建设和传承。“我的一家”中,父亲虽严厉但爱意常在,母亲慈祥、贤惠、勤俭、坚强,子女间兄恭弟敬,兄弟情深,其乐融融。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陶承回忆:“欧阳立安得了肺病,但还跟小家伙们玩打鼻子眼睛。有他在,家里总是笑语连天,再不觉寂寞。”上海条件艰苦,欧阳立安日日睡地铺,让弟弟妹妹们睡床上,不让比他小的弟妹受委屈。当陶承询问原因时,一句“我是哥哥”回答充满了暖人的力量。
始终贯穿家国情怀、始终坚持并践行共产党人信仰、始终坚持修身为本与家庭和睦这三大优良家风赋予了“我的一家”坚强不屈、百折不挠、遇挫弥坚的思想品格和精神特质。虽革命年代与建设时代对优良家风的内涵要求有所差异,促使我们“相事而为,相时而动” ,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冲突截然对立的,应该重视对革命年代优良家风中优秀成分的汲取提炼,以资助益当下我国家风构建和家庭建设。唯健康的细胞方能造就强健的躯体,家庭是国家的基本细胞,家风连着党风、政风、民风,唯有始终重视优良家风的培育、建设,才能促进千万家庭的健康有序发展,由此才能生发出良好发展的社会,进而孕育出强盛而健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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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陶承口述,何家栋、赵洁执笔.《我的一家》[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59年.
②黄子云《“革命老妈妈”陶承学写诗的故事》.[J].《珍闻轶事》,第34页
③陈默《朵朵红云直向东》.[J].《书评文摘》,第37页
——2016年第4期(总第478期)《湘潮》(月刊)第324页~第3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