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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9-1 00:31
爱因斯坦小时候
    爱因斯坦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从小喜欢钻研问题，做那些需要动脑筋、花气力才能做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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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景仰的科学巨匠

——在纪念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作者：周培源

  首都科学工作者聚集一堂，隆重纪念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是有特殊意义的。我们所以要隆重纪念爱因斯坦，不仅是因为他一生的科学贡献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因为他有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为真理和社会正义而献身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鼓舞我们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力量。这样一位举世景仰的伟大科学家，不久前在我国却遭到凌辱和污蔑。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他，就是要恢复他的伟大科学家的光辉形象。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对现代物理学作出了开创性的伟大贡献。他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自然科学家。他于一八七九年三月十四日生于德国西南部的古城乌耳姆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电器作坊的小业主。十一岁那一年，他读了一套通俗科学读物，开始对科学发生兴趣。第二年，他又自学了欧几里得几何。这两件事，对他以后发展的道路产生了极大影响。
  爱因斯坦厌恶德国学校的军国主义教育，一八九四年只身离开德国，放弃德国国籍，脱离犹太教徒，于一八九五年去苏黎世投考瑞士联邦高等工业学校，未录取，只得转学到阿劳中学补习功课；第二年才进联邦高工，在师范系学习物理。一九◯二年六月他在伯尔尼找到瑞士联邦专利局技术员的职业。
  一九◯五年三月到九月的六个月内，他在三个不同领域中都取得了重大突破。这就是：光电效应理论，布朗运动理论和狭义相对论。当时他不过二十六岁，所有研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而且没有名师指导，半年内分头在三个领域中取得历史性成就，这在科学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由于狭义相对论震动了物理学界，他从一九◯九年起，先后被苏黎世大学、布拉格大学和母校聘为教授。一九一四年他到柏林担任威廉大帝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麦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所长兼柏林大学教授。这是在欧洲大陆上一个极为崇高的学术职位。一九三三年因纳粹迫害，他迁居美国，任普林斯顿高级学术研究院教授。一九五五年病逝于普林斯顿。
  自从牛顿建立了包括运动学和动力学在内的力学体系以后，物理学经历了将近二百年的发展。到十九世纪末，很多物理学家认为，物理学领域中原则性的理论问题已全部解决，所有这些理论都建筑在牛顿力学的空时观之上。换句话说，物理学的发展已经到了顶峰。可是，当人们欢呼物理学成败得失的时候，偏偏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许多为已有的理论无法解释的新现象，如光电效应等等。为解决这个旧理论同新实验之间的矛盾，一般物理学家都主张在旧理论框架内进行必要的修补，但是这并不能自圆其说。
  第一个突破旧理论框架的是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于一九◯五年三月把普朗克的量子概念加以发展，提出光束的能量在传播、吸收和产生过程中都具有粒子性，即量子性。他的这个理论圆满地解释了光电效应，获得了一九二一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金。一九一六年，他总结了量子论的发展，从玻尔一九一三年的量子跃迁概念推出普朗克一九◯◯年的辐射公式，同时提出了受激辐射概念，为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激光技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爱因斯坦在一九◯五年完成的第二项工作是用统计学和力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布朗运动，推导出布朗粒子位移的方均根值同单位体积中流体的分子数目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预见，三年后由法国物理学家佩兰在实验上予以证实。当时，原子是否存在，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爱因斯坦和佩兰的工作给原子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迫使最顽固的原子论反对者奥斯特瓦耳德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原子的存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物理学从宏观物质运动进入微观运动的本质的变革时期。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和布朗运动的理论是对微观物理学的创造性贡献。
  爱因斯坦一九◯五年完成的第三项，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是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在本质上改变了牛顿力学的空时观，揭示了力学运动和电磁运动在运动学上的统一性。在狭义相对论运动学上建立起来的动力学，是适用于物质高速运动的规律。这个动力学把牛顿力学作为低速运动理论的特殊情况包括在内，并且进一步揭露质量和能量的相当性，并为四十年代开始实现的原子能的利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狭义相对论建成后，爱因斯坦立即进一步探索加速运动的相对性。一九◯七年，他根据引力场中一切物体都具有同一加速度这一实验事实，提出均匀引力场同均匀加速度的等价原理。再经过八年艰苦的努力，在他的老同学、数学家格罗斯曼的帮助下，终于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最后建成了广义相对论，包括等效原理、广义相对性原理、引力理论和质点动力学。
  根据广义相对论的引力论和运动方程，爱因斯坦推断在引力场中传播的光线将要发生弯曲。这一预见在一九一九年由英国天文学家在日蚀观察中得到证实。这结果一发表，全世界为之轰动。当时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汤姆孙称誉爱因斯坦的理念是“人类思想史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一九二◯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多次赞扬列宁和爱因斯坦是分别代表社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当代两大伟人”。这个评价即使在近六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也还是中肯的。
  继广义相对论之后，爱因斯坦又开始向两个领域进行探索。一九一六年，他开始用广义相对论引力论来考查宇宙问题，一九一七年发表了开创现代科学的宇宙学的第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根据宇宙中充满静止物质的要求在引力方程中增加一个宇宙项， ，得到了一个有限无边的静止的宇宙模型。在爱因斯坦静止的宇宙模型发表之后，还有运动的模型的发表，而且还观测到银河系外的星系的光谱向红端推移的规律，这在一定的程度上证实了运动的宇宙模型的预测。
  二十年代以后，爱因斯坦把他的主要精力用于探索统一场论。这一探索始终未取得具体结果，却几乎耗尽了他整个后半生的精力，并使他远离了当时理论物理学蓬勃发展的领域——量子力学。近年来，由于把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统一起来的规范场理论得到一系列新实验事实的支持，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思想又以新的形式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爱因斯坦所以能在科学上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一方面由于他坚持实践；另一方面要归功于他的哲学批判精神。他从小爱好哲学思考，十三岁开始读康德的著作。在伯尔尼的最初三年（一九◯二年～一九◯五年）里，他同两个青年朋友经常晚上在一起学习、讨论各家哲学著作，谈论哲学和科学的各种问题。
  爱因斯坦所以要研究哲学，主要是为了解决物理学中的矛盾。他的哲学主导思想可以说是：唯理论的唯物论。正是这种思想使他不苟同于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哲学解释，并同他们长期论战。
  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同时还是一个正直的、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他深切体会到一个勤恳的科学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对社会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对社会要负怎样的责任。他一心希望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要成为祸害。他一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为人类的进步进行坚决的斗争。凡是他所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他都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凡是他所了解到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开谴责，否则，他就觉得是“在犯同谋罪”。这突出地表现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同德国纳粹的斗争和五十年代同美国麦卡锡分子的斗争。一个在自然科学创造上有历史性贡献的人，对待人类社会问题如此严肃、热情，历史上没有先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爱因斯坦致力于恢复和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相互谅解的活动，访问了很多国家。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他赴日本讲学，来回途中两次船过上海，共停留了三天。当时正是五四运动过后不久，他目睹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引起了深切的同情和强烈的不平。爱因斯坦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的名字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熟悉的，并且是亲切的。我们不会忘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再向全世界各国呼吁，要用联合的经济抵制的办法来制止日本对华军事侵略；也不会忘记一九三七年他为“七君子事件”所作的正义声援。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爱因斯坦离开了人间。遵照他的遗嘱，他去世后，骨灰被秘密保存，不发讣告，不举行公开葬礼，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但他永远为人们所纪念。
  爱因斯坦一生的科学成就是极其辉煌的，他在科学史中的地位只有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等可以相比拟。但是，他从来不固步自封、永远不满足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果，永远虚怀若谷地不断向前探索未知的真理。他辛辣地嘲笑那些自以为有权就有真理的人，说“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
  爱因斯坦从青年时代起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虽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论点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但其中有不少见解是切中时弊、十分有价值的。比如，他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论文《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的结尾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经历了林彪、”四人帮“残酷摧残之后，我们痛切地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它也正是马克思和列宁所要提出和强调”巴黎公社原则“的原因，确实是一切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爱因斯坦离开我们已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但是他的科学研究的成果，他的思想的光辉，他的道德的力量，依然活跃在人间；他所开创的新纪元对整个人类生活的深远的历史意义，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他，就是要继承和发展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学习他不怕艰难险阻，不畏强权暴力，甘为真理而献身，为正义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德；学习他迷信不权威，不盲从旧传统，只服从真理，实事求是，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学习他在科学道路上永不固步自封，永不自满自足，始终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学习他崇尚理性，关心人，尊重人，反对偶像崇拜，反对专断的民主精神；学习他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坦白胸怀；学习他为追求真理和为人类谋福利的目标始终如一的人生态度。

——摘自1979年2月21日一期（第11184号）《人民日报》第三版

无度不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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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一八七九～一九五五），德国籍的犹太人，物理学家，一九三三年因受希特勒的迫害而迁居美国。他在物理学中的许多部门都有重要贡献。一九◯五年，他在当时一些新发现的推动下，建立了狭义相对论。一九一六年，又建立了广义相对论。他的相对论理论揭示了空间和时间的辩证关系，加深了人们对物质和运动的认识。他还提出了光的量子概念，揭示了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的辩证关系，并用量子理论解释了光电效应、辐射过程、固体比热，发展了量子统计。在阐明布朗运动等问题上也有贡献。
  一九三九年，爱因斯坦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抢在法西斯分子的前头，制造原子弹。美国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拨出巨款，集中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家，于一九四五年制造了第一颗原子弹。
  爱因斯坦在后期致力于相对论“统一场论”的研究，企图把电磁场和引力场统一起来，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摘自1978年1月13日一期（第10780号）《人民日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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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错了吗？为什么一些天体物理学家质疑时空理论

作者：科林·斯图尔特

  革命是科学的生命线，历来如此。这在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历史上屡见不鲜。
  最初，我们曾认为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这种想法存在了1000多年。然后，哥白尼站出来说，假如我们只是一颗绕着太阳转的行星，整个系统就会简单多了。尽管一开始有很多反对意见，但随着新发明的望远镜提供不计其数的证据，古老的地心说最终屈服了。
  接下来，牛顿解释引力是行星围绕太阳运行的原因所在。他说，凡是有质量的天体彼此间都有引力。按照他的观点，我们绕太阳转是因为太阳拉住我们，月球绕地球转是因为地球拉住它。牛顿理论统治了两个半世纪以后，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取而代之。这一新学说巧妙地解释了水星轨道上的不一致，在1919年非洲海岸观测到的日食中得到证实。
  爱因斯坦认为，引力是空间弯曲的结果，不是拉拽形成的。他说，宇宙中的所有天体都在一个叫做“时空”的光滑四维结构里。像太阳这样的大质量天体会使其周围的时空翘曲，所以地球轨道就是我们的星球遵循这种曲率的结果。而在我们看来，这就像是牛顿引力。
  时空说已经稳坐王位100多年，迄今为止击败了所有王位觊觎者，2015年发现引力波就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但跟之前的学说一样，时空说恐怕也会从王座跌落。这是因为，它与物理学动物园里的另一头巨兽——量子论格格不入。
  量子世界无比诡异，例如，单个粒子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只有通过观察，我们才能迫使它“二选一”。在观察之前，我们只能给可能的结果分配概率。
  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想出一个办法来揭示这个理念是多么反常。他想象把一只猫关在密封容器里，旁边有一个装着毒药的小瓶，瓶子上方有一把锤子，与锤子相连的装置可测量粒子的量子态。锤子是否打碎药瓶把猫毒死取决于测量结果，而按照量子物理学，在做出这样的测量之前，粒子同时处于两种状态，所以药瓶是碎的又没碎，猫是活的又是死的。
  这种概念无法与平滑、连续的时空结构相调和。“一个引力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法兰克福高级研究所的理论物理学家萨比娜·霍森费尔德说。
  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时空被物质和能量翘曲；但量子物理学认为，物质和能量同时以多种状态存在，它们可以既在这里又在那里。“那么引力场到底在哪儿？”霍森费尔德说，“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有点尴尬。”
  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论结合起来呢？不行。霍森费尔德说：“若超出一定能量，得到的概率就大于1。”概率最大只能是1，它意味着一个确定无疑的结果。确定就是确定，不可能比“确定”更加“确定”。
  同样，计算有时会给出的答案是无穷大，那就没有实际的物理学意义。因此，这两套理论在数学上是不相容的。

物理学家谋求“联姻”

  于是，就跟历史上的许多君主一样，物理学家谋求让敌对派系“联姻”以保障和平。他们在探索“量子引力论”，犹如展开终极斡旋让两个竞争对手共享王位。这让理论家们转向了一些奇怪的可能性。
  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弦论，其想法是：电子和夸克等亚原子粒子由细小的、可振动的弦构成。正如拨弄乐器上的弦可以弹奏出不同音符，信奉弦论的人认为，弦的不同组合会产生不同粒子。弦论的吸引力在于，至少在理论上，它可以调和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
  但是，要像变戏法般自圆其说，弦必须在11个维度上振动，比爱因斯坦的时空结构要多7个维度。到目前为止，没有实验证据表明多出的这些维度确实存在。
  “这是很有意思的数学题，至于它能否描述我们所在的时空，那要经过实验才知道。”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约尔马·洛科说。
  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弦论的启发，其他物理学家另辟蹊径，提出圈量子引力论。如果他们消灭广义相对论的中心信条之一，即时空是光滑、连续的结构，就可以使两种理论相安无事。他们提出，时空是由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圈圈组成的，其结构非常非常小。这有点像一块布：乍一看像是一块光滑的织物，但仔细观察，就能看出它其实是一针一线编织而成的。也可以将其看成计算机屏幕上的照片：放大了就能看出它其实是由一个个像素组成的。
  问题在于，圈量子引力论物理学家所说的小是真的特别小。时空的这些缺陷只有在普朗克尺度上才看得出来，而普朗克尺度是指1米的大约1/(10^35)。它实在太小了，1立方厘米空间里的圈圈比整个可观察到的宇宙中的立方厘米数还要多。
  洛科说：“如果时空的差异仅在普朗克尺度上，那就很难有粒子加速器检验它。”那将需要一台功率比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强大1000万亿倍的原子粉碎机。这么小的时空缺陷要怎样才能探测到呢？答案是察看大面积的空间。
  从宇宙最远处抵达地球的光一路经过了数十亿光年的时空。尽管每个时空缺陷产生的影响很小，但沿途与众多缺陷的相互作用很可能会叠加成可观察到的影响。过去10年间，天文学家一直在使用来自远方伽玛射线暴的光寻找证据来佐证圈量子引力论。这些宇宙闪光是大质量恒星在生命尽头坍缩的结果，有些东西我们目前还无法解释。霍森费尔德说：“它们的频谱有系统性的失真。”但没人知道这种失真是在闪光传到地球过程中发生的，还是与射线暴本身有关。眼下尚无定论。

量子世界“引力化”

  要取得进展，我们恐怕不能止步于宣称时空不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光滑、连续结构。
  根据爱因斯坦的观点，时空就像一个舞台，无论台上有没有演员，它都在那儿；即使没有恒星或行星散落各处，时空也仍然存在。不过，物理学家洛朗·弗莱德尔、罗伯特·利和乔尔杰·米尼奇认为这个说法束缚了我们的思维。他们认为时空并非独立于其中的天体而存在。时空由天体相互作用的方式来定义。这样一来，时空就是量子世界本身的伪影，而不是某种需要与之结合的东西。米尼奇说：“这或许听起来古怪，却正是破解难题之道。”
  该理论被称为模块化时空，其吸引力在于，也许有助于解决理论物理学中关于定域性的另一个长期难题，以及量子物理学中著名的纠缠现象。物理学家可以建立一种情境，将两个粒子聚到一起并连接其量子特性，然后将它们分开很远的距离却发现它们仍处于连接状态。改变一个粒子的特性则另一个粒子的特性也立即改变，就好像信息从一个粒子传到另一个粒子的速度比光速还要快，这直接违反了相对论。爱因斯坦被这种现象所困扰，以至于称之为“远距离诡异效应”。
  模块化时空理论可以通过重新定义“分开”来接纳这样的行为。如果说时空产生于量子世界，那么量子意义上的“靠近”比物理意义上的“靠近”更重要。米尼奇说：“不同的观察者会对定域性有不同看法，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有点像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会感觉跟远方的亲人离得很近，却跟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陌生人离得很远。
  弗莱德尔、利和米尼奇过去5年里一直在探究这个想法，并相信自己正慢慢取得进展。米尼奇说：“我们希望保守一点，一步一步来，但它确实令人着迷、令人兴奋。”
  这无疑是一种新颖的方法，看起来是将量子世界“引力化”，而不是像圈量子引力论那样将引力“量子化”。然而跟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一样，它需要验证。目前，3人正在研究如何将时间拟合到他们的模型中。
  这或许听起来太深奥了，只有学者才应该关注，但它可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我们置身于空间，在时间里穿梭，如果我们对时空的理解发生变化，那不仅会影响我们对引力的理解，还会影响对整个量子理论的理解，”霍森费尔德说，“我们目前所有的设备都是基于量子理论的。如果我们对时空的量子结构有更深入的了解，那将对未来的技术产生影响，也许不是50年、100年以后的技术，是200年以后的技术。”
  现任君主年事已高，新的王位觊觎者早就等不及了，但我们无法决定众多人选中哪一个最有可能成功。一旦我们做出决定，由此产生的革命不仅会给理论物理学、而且会给所有人带来成果。

——美国“趣味科学”网站2021年5月24日报道；2021年6月9日一期（第22761期）《参考消息》翻译、（第10版）转载

无度不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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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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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认识∞的人批相对论谈起

作者  李威

  稍微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是无穷大的符号，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竟闹出个大笑话。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某头头，在审稿时看到∞符号，觉得很奇怪，质问作者：为什么把8字横着写？弄得人啼笑皆非。
  ∞在相对论的论著中是必须出现的一个符号。奇怪的是，这位连∞都不知道，对自然科学无知无识的人，竟被“四人帮”指定为上海批判相对论班子的把关人，这不是活见鬼吗？这些人，不看相对论的内容，不问验证的程度，不顾应用的情况，按照姚文元的旨意，无中生有地给相对论定了个“政治上是反动的，哲学上是荒谬的，科学上是错误的”基调，采用张冠李戴的手法，硬把物理学上的相对论，说成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他们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对相对论大加挞伐，全盘否定，严重地搞乱了读者的思想。
  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理论，它由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两部分组成，是爱因斯坦先后于一九◯五年和一九一六年创立的，狭义相对论主要研究高速运动（匀速）情况下空间、时间、质量与运动的关系，提起空间、时间，质量，大家会想到尺，钟和秤。谁都知道一尺长就是一尺长，不管这个物体是否运动，它的长度不会变。同样，一小时就是一小时，一公斤就是一公斤，这些量都同物体的运动没关系。譬如，你在行驶中的汽车上呆了一小时，那么地上的人度过的也是一小时。在汽车上是一公斤的东西，拿到地上它还是一公斤。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概念，是经典物理学，尤其是牛顿力学的基础。它把空间、时间、质量都看成是绝对不变的。空间和时间互不相干，它们不能互相转化。
  十九世纪末，牛顿力学的这些绝对观念，同迅速发展起来的电磁理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为了调和它，人们想出了静止不动的以太，作为绝对空间的象征，但严格的实验否定了以太的存在。一九◯五年，爱因斯坦大胆地向这种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他从光在真空中的速度与光源和接受器的速度无关，始终是每秒三十万公里，以及物理定律在所有惯性坐标系中都成立这两条基本事实出发，经过严格的科学推导，得出了与经典物理学完全不同的概念：空间、时间、质量，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它们随着物体的匀速运动而变化，速度愈高，变化愈大。物体在运动的方向上长度变短，时间变慢，质量变大。假如，我们把一把尺和一个钟放到接近光速的火箭上，那末，火箭上的一尺比地面上的一尺短了，火箭上的一小时比地面上的一小时长了，火箭上的一公斤比地面上的一公斤大了，于是空间、时间、质量失去了绝对性，成了相对的东西。同时，时间和空间，也不再是独立的，它们可以互相转化，空间的变短，变成了时间的变慢。爱因斯坦就是依据这些新概念，建立起完整的新的物理学体系——狭义相对论。这个理论，揭示出一系列新的物理现象，获得了一批重要的物理公式。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相对论并不是推翻了牛顿力学，而是找到了它的适用范围。当物体运动速度比光速小得多时，时间、空间、质量的变化很小，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空概念照常可用，相对论公式简化成牛顿力学公式，牛顿力学仍然成立。但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牛顿力学就不行了，它让给了相对论。
  一九一六年，爱因斯坦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他从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和物理定律在所有坐标系中都成立这样两条基本假设出发，获得了一个新的引力理论，即广义相对论。在这个理论中，空间、时间不仅与变速运动有关，而且还与物质的质量、分布状态有关。在任何具有质量的物体周围，都产生引力场，引力场是一种新的物质形态。在强引力场的作用下，时间和空间会发生弯曲，质量愈大，时空弯曲得愈厉害。那里的尺不再是直的，那里的钟不再均匀地走着。至此，相对论完全革新了经典物理学关于时间、空间、物质和运动的概念。狭义相对论把时空同运动联结起来，广义相对论进一步把时空同物质联系在一起，建立起时间、空间随着物质分布和运动速度而变化的理论，证实了恩格斯关于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这一光辉的论断。在物质概念上，相对论揭示出，物质有实物和场两种基本形态，开辟了物理学新的研究领域，深化了人们对物质的认识
  今天，狭义相对论已广泛用于原子能、高能加速器等尖端技术和基本粒子物理学等前沿学科。广义相对论也成了现代宇宙学说中一种重要的理论。在一切接近光速的领域内，没有相对论，人们便寸步难行。相对论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爱因斯坦的名字已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熟知。伟大导师列宁称他为大革新家。敬爱的周总理对爱因斯坦作过高度的评价。
  当然，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相对的真理，相对论也是这样。相对论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它还会发展，也必须发展。尤其是广义相对论，作为一种引力理论，它的真理性还有待科学实验的进一步证明。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一些科学工作者和革命群众，在肯定相对论是相对真理的基础上，分析相对论的成就和问题，探索发展它的方向，这是正确的，应当得到支持。

——1978年1月13日一期（第10780号）《人民日报》（第三版）报道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8-25 23:54
小白花
    那是一九七六年。已经四月初了，冬天好象还没有过去，北风刮得正紧。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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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首都民兵在“四五”之夜

作者  郭凤意（北京铁路局统计工厂）

  这是我妹妹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晚上的亲身经历。她几次想写，想把首都人民对周总理深沉的爱戴，对“四人帮”欺骗、利用首都民兵镇压人民群众的罪行告诉大家。由于写作水平所限，未能写成。作为她的姐姐，我义不容辞帮她记录下她生命中这难忘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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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都快五点了，这回真得走了。”我又一次象一粒铁屑脱离不开磁铁那样，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满是人浪、花海、诗潮的天安门广场，赶回工厂去上小夜班。
  跑进车间，正好六点。我赶忙打开磨床干起活来。不知怎么的，心总是定不下来。广场上那珠落玉盘的朗读声，发自肺腑的嘲笑声，激昂慷慨的口号声，撩拨心弦的歌声，在我耳边索绕，我情不自禁地哼了起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小郭，马上出发，去天安门。”
  车间主任的话打断了我的心音。我迷感不解：上边不是三令五申不让去天安门吗？怎么今天主动组织大家去呢？转念一想，可能是群众有意见，上边改变主意了。我高兴得工作服也没脱，拿起棉丝胡乱地擦了一把油手，一步三蹦上了门口停着的大卡车。
  卡车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后门停下。我随着队伍进入通亮通亮的文化宫内，只见院内挤满了人，有的穿着皮板朝外的老羊皮袄，有的披着油渍麻花的大衣，有的就穿一身工作服。有男有女。奇怪的是好多人都象霜打了似的，没精打采，不是东倒西歪在打瞌睡，就是交头接耳或低头沉思，只有少数人劲头十足地在待命。我正摸不透是怎么回事，忽听得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咱们受骗了。”我脑子“嗡”的下，象是坠入五里雾中。“受骗，受什么骗？”
  不一会儿，一个戴“首都工人民兵”红箍的中年人拿着话筒冲我们讲话了：“你们是有光荣传统的首都工人民兵。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党需要我们进行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战斗。现在广场上反革命暴徒正在闹事，我们首都工人民兵一定要和他们血战到底！”啊？反革命暴徒？那不明明是些悼念总理的革命群众吗？我自已就曾经在广场的人海里度过许多时间，看那数不尽的花圈，抄那痛悼总理、怒斥野心家的诗文，听那壮怀激烈的演讲，现在要我们去抓这样的“反革命暴徒”，我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 我明白“受骗”这两个字的含义，浑身战栗了，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真正的愤怒。这时，身旁的小王捅了我一下：“听，这蝼蝼蛄还能叫出什么来。”“……咱们是第二梯队，第一梯队已经把暴徒团团围住了，等需要的时候咱们就上。要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中年人嗽嗽嗓子，看了一眼旁边一堆堆的木棒。 “和阶级敌人斗，要有武器，每个人拿一根木棒，六个对一个，不管大人、小孩、男的、女的，一个不准放走！”象捅了马蜂窝，象冷水浇在通红的炭火堆上，顿时引起一阵大乱。中年人又嚷开了：“不要乱，一乱敌人就会高兴了。”
  “敌人，谁是敌人？！”“刚才在广场上还是同志、战友，转眼就成了敌人了，可真稀奇！”“看来真要向人民下毒手了！”“真卑鄙！”人们你一句、我一句、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喊、怒骂。我浑身肌肉不停地颤抖，牙根咬得酸疼酸疼的，脑袋象被什么东西紧紧箍住了一样。一刹那，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明白了什么叫阴谋，什么叫强奸民意，什么叫借刀杀人，什么叫法西斯。我明白了，我们这些被欺骗来和“反革命暴徒”斗争的首都工人民兵，已经走到悬崖边缘，再一抬脚，就要被推进罪恶的深渊了。我木然地站着，不知所措。这时，一个流里流气、带红箍的民兵推了我一把，我才明白人们正走向木头堆拿作战“武器”。
  不多会儿，忽听旁边噼噼剥剥一阵响，堆火点着了，火苗吞噬着一根根木棒，原来是几个民兵把拿到手的“武器”点了火烧了。接着，又有人把刚拿到手的木棒丢进火里，还风趣地说：“真冷，别守着烙饼挨饿了，先暖和暖和。”另一个人嘲弄地说道：“我不烧，我们家的椅子正缺一条腿呢。”引起了一阵会心的笑声。可是有好几个人还是提着棍子走开了。我扯着小王的手，随着人们走向大门。越走人越稠密，越走越难走。“快看，门开了，又带进来了，一、二、三、四……。”一个高个儿小伙子低声地数着。我凭着身体灵活，三挤两拥前进了几步，踮起脚，伸长脖子，看到紫红色的大门真的开了一条小缝，几个学生模样的小青年被推推搡搡塞了进来，第三个还是个女的。他们全身上下湿透，看样子是被水龙浇的。单薄的衣服紧紧贴在身，还不住往下滴着水珠，嘴唇青紫。尽管他们使劲克制，还禁不住冻得一个劲地哆嗦。有一个个子不高的男孩子，肩上斜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黄书包，从他头上滴下的血竟染红了半个脸。可他昂首挺胸站着，并用挑衅的眼光扫视周围的人。这火辣辣、鄙视的一瞥，使我从头凉到脚：悼念总理的人民在挨打、挨抓、挨水龙冲，而我却正时刻准备着去镇压他们……
  人群继续拥着，我怎么也挤不到被隔开的、面向墙站着的“反革命暴徒”们身边。好几个民兵要递给他们面包、棉袄的努力都失败了。我象发了疟疾，周身一阵发冷之后又是一阵难言的燥热，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拽了一把刚挤过来的小王，继续向前艰难地蹭去。我们要去广场！我多么愿意当这样的“反革命暴徒”呀，我宁愿也被抓进来，那怕浑身都淌着血！
  “不许出去，回去，回去！”一个人在大门口那边大声吆喝着。两扇大门铁面无情地把我和广场的群众隔开，门上的铜环也狐假虎威地晃动着。我只好往回挤。去不了天安门，还在这冒什么傻气？！我和小王悄悄地溜出了一时无人把守的东门。
  “周总理呀，您睁开眼睛看看吧，人民的国家，人民受到镇压。有人在利用民兵镇压人民，让人民互相残杀！周总理，您看到了吗？ ！”小王憋了老半天，终于进出这一串揪心撕肝的话。我鼻子一阵发酸，泪水在眼角里盘旋。抬头看，天上只有寥寥几颗星星。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十二点四十分。四月六日已经来到了，清明之夜过去了，再过几个钟头天就亮了吧！

——摘自1979年2月18日一期（第11181号）《人民日报》第五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8-25 23:54
小白花
    那是一九七六年。已经四月初了，冬天好象还没有过去，北风刮得正紧。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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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圈上的手绢

作者  李武（北京机床实验厂）

  我忘不了丙辰清明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的一块手绢。
  将近正午，我随着人流登上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的平台后，便停留在一个大花圈前。花圈四周编织着翠绿的松柏枝，中间由冬青、葵叶、马蹄莲、君子兰等鲜花组成一圈绚丽的花环，花环中心镶嵌着周总理的遗像。长垂的素绢挽联上写着“九洲埋忠骨，大地生辉，总理精神永驻；八亿仰英灵，民心承露，斯人浩气长存。
  忽然，有个白色的东西在我眼前一晃，原来，在花圈的右角有一块手绢在翻卷、飘舞。这是块普通的小方白手绢。在这个精致的大花圈上，在墨迹淋漓的挽联旁，它是不显眼的。手绢怎么别在花圈上？我边想边把它展开。上面是一首《长相思》：“柏存寒，夜犹蓝，春冷清明抛泪咸，寄思无限宽。水成川，血循环，自有灼花遍地燃，英灵遗志传。”从那纤细的略带倾斜的钢笔字迹中，从那深情真切的词语里，能猜得出作者是位少女。她可能于清明凌晨就已经来到纪念碑下，曾肃立在这个花圈前，默默地淌着泪水，在寒风中举手宣誓，表达她怀念周总理的无限哀思。在小白手绢的左下角，我找到了作者的落款，它不是真实的姓名，更不是化名，而是一个清晰殷红的血手印，是绾在白手绢上的一颗红心， 她赋予手绢顽强的生命力。小白手绢在翻卷、飘舞，似乎在向人们倾诉它不平凡的诞生。
  蓦地，我想起来了，这小白手绢不正好是我胸前小白花的归宿吗？它无愧于我哀思的寄托。我摘下白花，理平了凌乱的花瓣，郑重地把它别在血手印的旁边，让它们并肩守卫在周总理的身旁，向着黑暗和严寒宣战！

——摘自1979年2月18日一期（第11181号）《人民日报》第五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8-25 23:54
小白花
    那是一九七六年。已经四月初了，冬天好象还没有过去，北风刮得正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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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不住的洪流

作者：萧振荣（河北省国防工业办公室）、魏秋星（石家庄红旗纺织厂）、龚树河（河北省建二公司综合加工厂）、兰耀东（石家庄日报社）

  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传到一◯一七所，哭声四起，人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更使人心碎的是“不准悼念周总理”。这是为什么？人们擦干眼泪，在思索。
  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一◯一七所的广大群众早有察觉，早有斗争：当科研战线遵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实现了重大科研项目，在国防现代化上取得成就的时候，张春桥却在一篇文章里叫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人们拍案怒斥：对所谓“三株大毒草”，人们越“批"越加看清了“四人帮”陷害忠良的秦桧之心。在悼念周总理的日子里，当上面通知要从橱窗上取下周总理的照片时，所工会负责人坚决地回答：“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取！”《文汇报》两篇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毒文发表后，八室技术员张好国同志愤然把它剪下，用红笔勾出，以《〈文汇报〉要干什么》为题，把这份大字报贴在办公楼前，向“四人帮”公开宣战……
  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对“四人帮”的切齿之恨，人们心中的愤懑之情再也压抑不住了。
  三月二十八日，八室王作祥同志接到电话：“我是郭庭满，身旁还有周玉琴、尹雪君、张银凤和二车间的工人同志们。清明节快到了，咱们给周总理送一个花圈吧……”说到这里，话简里的声音哽住了，王作样的眼圈也红了。
  王作祥和陈双全立刻勾画了一个花圈草图来到木工房。老木工梁师傅听说是给总理做花圈，立刻选出最好的木料，帮助钉好了木架。四月一日，高三米的木架立在两座试验楼间的广场上。顷刻，这里成了全所注目的中心，不用组织，不用传唤，人们有的采来苍翠的松枝，有的送来轻纱般的棉纸，有的捧来总理的遗像。人们含着泪水，扎起了一朵又一朵小白花。经过一天和一个通肖，大花圈扎好了。
  四月三日，苍天与人同悲，绵绵细雨洒个不停。上面的“电话通知”下来了：“清明节不准送花圈，更不准上街！”越是不准，越是阻拦，大家越不听那一套：“花圈不上街，表达不了我们对周总理的心意！”下午三时，上班的同志陆续涌向一号楼前，同志们抢着抬起花圈，自动列队，准备出发到烈士陵园。这时，上级又是电话，又是派人来阻止群众送花圈，广大群众气得两眼冒火，异口同声地说：“别管他，抬！”花圆抬起来了，愤怒的人流冲破种种阻挠，浩浩荡荡庄严肃穆地出发了。
  队伍刚走上街头，人们便潮涌过来，车辆为它让路，过路群众不时加入队伍。这队伍，宛似阻挡不住的革命洪流，在石家庄的土地上奔腾向前。当队伍行进到烈士陵园附近时，一位同志跑来告诉：“烈士陵园刚进去了部队、警察，怕要出事，请你们注意。”同志们坦然地说：“我们给周总理送花圈，正大光明，人民军队和警察不会伤害我们！
  经过一番交涉，陵园大门打开了。一进陵园，人们明显地感到气氛同往日不一样，里面戒备森严。大家秩序井然地走在陵园的大道上。苍松向他们点头，冷雨为他们拂面，革命烈士的忠魂鼓舞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他们来到灵堂前，向周总理遗像敬献了花圈。满腔悲愤，变成壮烈的誓言：“敬爱的周总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狂风恶浪，我们都要坚决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斗争到底！我们要继承您的遗志，早日把我国建成现化化社会主义强国！”这是告慰周总理的誓言，也是讨伐“四人帮”的檄文。
  这天晚上，所电影组找来了周总理访问朝鲜的纪录影片，赶制了悼念周总理的幻灯，在广场上为全所职工和家属放映。整个放映过程，人们都沉没在啜泣之中。
  四月五日，五室党支部几位同志在办公楼前专栏上，贴出了毛主席的诗词：《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蝶恋花·答李淑一》，用巧妙方式鞭挞了“四人帮”。
  四月七日，天安门广场事件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穷凶极恶地向人民猛扑了过来，远在石家庄的一◯一七研究所的广大群众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办公楼前，所里的帮派体系人物贴出了“坚决镇压现行反革俞”的大标语。他们向“四人帮”写黑信，说一◯一七所革俞群众清明节有六百多人给周总理送花圈，“反革命气焰十分器张”。他们威逼所党委把去陵园送花圈定为反革命事件。上级也纷纷派人追查他们送花圈与天安门事件的联系，要所里交出这次行动的后台、组织者。一◯一七所被定为重点清查单位。一时惊涛翻滚，黑云压城。
  但一◯一七研究所广大群众是硬骨头，他们在高压下不低头、不屈服。上面让有的同志作检查，这些同志不检查，义正词严地说：“我们追悼周总理无罪，别的我们不知道！七·二一大学负责人张友杰清明节曾在天安门广场拍了照片，抄了诗词，有关部门让他交出来，他宁可烧了也不交一张。在追查面前，王作祥和陈双全这一对亲密的战友争担风险。老王说：“我是共产党员，他们要追组织者，我去承担！”老陈说：“不，我是非党员，没有开除党籍之忧，还是我承担。”陈双全的父亲，是退休老工人，听说追查送花圈的事，对陈双全说：“假如你因为给周总理送花圈被打成反革命，我为你把孩子养大成人。“工会负责人马元福受到帮派休系一伙人的围攻，可威胁、恐吓压不倒他，有多名群众冒着被株连的危险，来到他的办公室，或无言地站上片刻，或默默地同他握一握手，是啊，阶级情谊，真诚的支持，何须用语言来表达呢？所党委和广大群众有共同的心情，在关键的时候，顶住了上边的压力，保护了送花圈的同志。跟随毛主席、周总理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一◯一七研究所党委书记徐梓人，在追查紧张的日子里，对送花圈的发起人之一郭庭满同志说：“老郭，不要有压力，有事党委负责！”短短几句话，给郭庭满多么大的勇气和力量啊！
  是的，奔腾不息的革命洪流，谁能阻挡得住呢？

——摘自1979年2月18日一期（第11181号）《人民日报》第五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9-1 00:08
音乐家聂耳
    聂耳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他从小喜欢唱歌，也爱听人家唱歌。一首歌曲，他听上两遍就会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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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遇难87周年纪念活动在日本藤泽市举行

  【新华社日本藤泽2022年7月17日电】（记者郭丹）17日上午，在位于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海边的聂耳纪念广场上，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再次被奏响。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泳及日本藤泽市日中友好相关人士近百人向聂耳纪念碑献花，共同缅怀87年前不幸溺水遇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作曲者聂耳。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也是聂耳诞辰110周年。在当天的纪念仪式上，施泳对藤泽市政府和聂耳纪念碑保存会等的日方友好人士表达了诚挚谢意，对他们60多年来坚持举办聂耳纪念活动及为推动中日民间友好事业所做努力表示感谢。
  藤泽市市长铃木恒夫在纪念仪式上表示，藤泽市与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于1981年因聂耳结为友好城市。40多年来双方积极开展民间交流活动，即使疫情期间也通过线上活动促进交流。这种友好城市之间的民间交流对于促进日中两国友好关系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天，近百名中日友好人士前来献花。现年80岁的大嶋干枝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对记者说，她来参加聂耳纪念活动已经有几十年，今后只要还有力气，每年都要来。
  聂耳1912年出生于昆明市。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海边游泳时不幸溺水遇难，年仅23岁。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8-2 13:44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李大钊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的教育。
    每逢看到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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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狱中自述》为何有三稿？

  日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依托馆藏策划的“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展览正式对公众展出。
  此次展览从家国情怀这一角度，精心鉴选馆藏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饱含对家人、对国家热爱之情的遗书、手稿、家信等珍贵文献以及各类实物170余件，通过“革命理想高于天”“繁霜尽是心头血”“奉献如歌家园梦”“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四个单元，生动展现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惧牺牲、不懈奋斗、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
  展览中，李大钊的《狱中自述》颇为令人动容。

《狱中自述》三稿之不同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得到帝国主义公使团的默许后，派兵闯入苏联驻华使馆，将李大钊及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人员等60余人一同逮捕。
  在狱中，李大钊写下了自述，共有三稿，其表达的精神内涵完全一致。仔细阅读过三稿后，笔者认为，他之所以写了三稿，是由于初稿比较简单，只有1600余字，很多事情并没有详细阐述，因此，他又写了二稿、三稿。二稿在初稿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内容，更为详细，三稿比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润色修改，更为完备。
  狱中，李大钊被多次提审，每次审讯，都有审讯记录，即“狱中供词”。对于这些所谓的供词，李大钊在审讯时提出审阅和修改。至于为什么要审阅和修改供词，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我父亲李大钊被捕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写道：“关于他为什么要修改‘供词’，父亲的同志和朋友对我说过，而且对他的态度非常称赞，他们说：父亲在被捕后曾多次被审讯，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折磨，但他绝不低头，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概，敌人审讯他时所记录的供词多半与他的原意不符，为了不使自己的话被敌人歪曲篡改，他坚决要求亲自审阅和修改他们的全部记录……”。
  这其实也是他写《狱中自述》的原因，李大钊希望通过写自述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李大钊《狱中自述》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的内容。三稿分别都在自述的第一部分都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生平，区别不大。
  第二部分，三稿都介绍了当时中国的基本情况，与初稿相比，二、三稿分析得更为详尽透彻。第三稿明确表达了坚定的信仰和伟大的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这方面的内容，在第三稿自述中占了一定的篇幅。其中，他反复说明了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而要“再造中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不平等条约。
  对于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在第二稿、第三稿中都有论述，特别是第三稿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论述：“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实际上，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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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三稿都叙述了他加入国民党后从事的各种活动。不同之处在于，初稿就此事只写了寥寥数百字，而第三稿则用了大量的笔墨介绍他在国民党从事的各种工作。其原因何在呢？其一，李大钊被捕时的公开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所以，在第二、三稿自述中，他用大量篇幅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后，在北方从事的活动，也是理所当然的。其二，由于当时敌人把李大钊等一案诬为“苏联阴谋案”，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为了驳斥敌人对革命和对苏联的诬蔑，李大钊在二稿、三稿中指出：“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以后中山先生返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他这样写，是为了说明国民党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往来。
  另外，他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项“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
  初稿只有前三部分，二、三稿增写了第四部分，也是最让人动容的部分，其中第三稿李大钊以气壮山河的气概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三稿为何只字未提共产党

  《狱中自述》三稿，李大钊都只字未提共产党，只谈国民党。这是为什么呢？由于李大钊当时不是一个人被捕，而是有几十位革命同志与他一同被捕。同时，革命领导机关被破获，许多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党组织被再次破坏。这就需要在恪守原则的前提下，采取机智的斗争策略。
  张作霖极端仇视共产党，李大钊倘若在狱中亮出自己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其后果可想而知。孙中山曾与张作霖结成军事联盟，李大钊利用自己国民党员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为了保护党组织和被捕同志，他在狱中绝口不谈共产党，只谈国民党。
  李大钊在三稿自述中都大谈特谈国民党，但也并不是什么都说，他还是有策略、有选择的。例如：为了迷惑敌人、保护革命，李大钊在自述中写了一些假情况。他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只是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党之主义，增收党员而已。”又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因此并没有工会组织，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都是谣言。还有经过慎重的选择，李大钊在自述中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如谈到了国民党一些头面人物——蒋介石、汪精卫、李石曾等，还谈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全部是已经见诸报端的。他之所以这样写，完全是为了保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
  由于李大钊的三稿自述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也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谈不到有任何泄露党的机密之事。这一点，就连当时的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在狱中，李大钊对同时被捕的妻女及家事从未提及，却在《狱中自述》的最后向奉系当局提出：“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在他心里永远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他心中惦念的是革命同志，是为革命保存更多的力量。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我父亲李大钊被捕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写道：“父亲在狱中‘绝口不提家事’，联想到父亲在法庭上见到我们时的那种冷漠而毫不留恋的态度，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作梦也没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能够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却要比妻子、儿女、个人的安危重一千倍！重一万倍！”
  细读李大钊的三稿《狱中自述》，发现三稿都充分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情怀。他临危不惧，舍生忘死，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革命精神，在三稿自述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他向奉系当局提出宽大处理爱国青年一事，充分体现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卓越领导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每每读到此处，都让人为之动容！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反对，以“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的名义，下令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秘密押到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施以绞刑。面对绞刑架，李大钊从容不迫、大义凛然，第一个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

——2022年7月14日一期《人民政协报》（第12版）报道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9-1 00:08
音乐家聂耳
    聂耳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他从小喜欢唱歌，也爱听人家唱歌。一首歌曲，他听上两遍就会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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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音乐人生的文化寻根

  聂耳（1912～1935），出生于昆明，祖籍玉溪。原名聂守信，字子义，又叫“紫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昆明走向世界的人民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中国新兴音乐的开创者，传播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

  根深方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往往有着深埋沃土的牢固根基。人民音乐家聂耳，是昆明近现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昆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符号和城市名片。过去对聂耳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他的音乐成就上，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对聂耳日记、手稿及相关档案、照片、遗物的整理发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聂耳的音乐人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的。聂耳的文化根基就在家乡昆明，让昆明人倍感骄傲的是：昆明不仅是聂耳的出生之地、成长之地、学习之地，还是他的音乐启蒙和革命理想孕育之地。当然，落叶归根，昆明也是聂耳的长眠之地。

在昆明出生并完成学业

  人民音乐家聂耳，祖籍云南玉溪，出生成长于昆明这座美丽的城市——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昆明市甬道街73号名曰“成春堂”的中医家庭。父亲聂鸿仪早年从玉溪老家来到省城开药铺。后来，聂家又先后在威远街112号、藩台衙门菜市铺房、端仕街44号居住过，这四地一共陪伴聂耳走过儿童、少年、青年的18年。
  在聂耳幼年时，父亲教他识字，发现他记忆力特别强。4岁时，聂耳已认得500多个字。父母高兴地说：“老四将来有希望。”聂耳一家连上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共8人，聂耳最小。初小、高小、初中、高级师范，他的所有学业都在昆明完成。1918年，6岁的聂耳由亲友垫付学费，在昆明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今长春小学）读初小，勤奋刻苦，成绩优等。1922年，10岁的聂耳转入私立求实小学（今昆明市第十中学前身）读高小，成绩甚佳、品行高尚，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学生音乐团指挥等，并曾荣获该校第一号学生奖状。1925年，13岁的聂耳插班考入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今昆明第二中学）走读。1927年秋，15岁的聂耳初中毕业后，历经三榜考试，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中部（此校前身是云南省师范学堂，先后在五华山、光华街办学，最后迁往潘家湾，即后来昆明师专原校址）主修英语，向亲友暂借保证金、书籍费以及住宿的被褥才得以入学。

家庭与社会的音乐启蒙教育

  聂耳很早就显露出对音乐的兴趣，母亲彭寂宽、邻居邱木匠、挚友张庾侯、法裔英文教师柏西文以及宏文学社、求实小学等都在聂耳的音乐启蒙教育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彭寂宽既是一位名中医，又熟悉当地的各种民歌，还会唱云南的花灯调、洞经调、扬琴调等。母亲吟唱的歌曲让小小聂耳受到了民间音乐的熏陶。邱木匠喜欢吹笛子，主动教聂耳和他的两个哥哥吹笛子，三兄弟把过年亲戚给的压岁钱拼凑起来，买了一支笛子和一把胡琴，刻苦地练了起来。母亲也特别支持聂耳参加音乐活动。聂耳的二哥聂子明回忆说：“我与三弟聂叙伦、老四聂耳，都在‘宏文学社’学过洞经音乐，是我母亲拜求端仕街的一位邻居介绍进去的。那时，聂耳还在上小学，大概10岁。我学二胡，聂耳什么乐器都搞，一学就会。”聂耳在“宏文学社”的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用洞经音乐“宏仁卦”创作《翠湖春晓》奠定了基础。
  聂耳在求实小学读书期间，参加了学生音乐团，接受了民乐合奏训练，对音乐的兴趣渐浓。原求实小学校长苏鸿纲在一封信中讲到：“聂耳在求实小学读书时，生性纯洁、活泼、天真，爱广大同学，有正义感及忘我精神。聂耳除研究科学外，特别对音乐感兴趣。他觉得音乐有趣味、有美感。求实小学有个小乐队，不到10个人，聂耳是乐队的主力成员。这个乐队的主要乐器有风琴、胡琴、笛子、三弦和月琴等。由于聂耳接触的乐器比较全面，歌谱也熟练，大家就推荐他担任乐队指挥。”
  端仕街的邻居张庾侯是省师附小的青年教师，与聂耳是亲密的音乐挚友。张庾侯回忆说：“有一天，我正在屋里练琴，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比我年龄小一点的邻居，他彬彬有礼地介绍自己是隔壁的聂守信，常常听到我演奏小提琴的声音，十分动听，实在是令人向往，希望交朋友，学习拉琴。我说我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我这里有小提琴和曼陀铃，你可以随时来练。他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一定常常到你这里来，向你请教学琴’。”从此以后，聂耳一放学就总往张庾侯家里跑。
  聂耳和张庾侯还一起到英语学会补习英文，在这里又认识了教英文的法国人柏西文。柏西文除了教二人英文外，也教他们五线谱和钢琴。后来，柏西文到云南美术专科学校任音乐系钢琴教师，聂耳和张庾侯又跟着去美术学校上钢琴课。聂耳在那里第一次听到舒曼、莫扎特、贝多芬等世界音乐大师的名字和乐曲，听到了《马赛曲》《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歌》等中外革命歌曲。在这段经历中，聂耳既学到了丰富的音乐知识，也对英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他考入省立师范学校英语部、后来在上海到英资的百代公司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进步思想与革命理想的孕育

  1925年，聂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昆明的传播。在新思想、新文化的热潮中，各种进步社团纷纷成立，影响了思想活跃、善于思考的聂耳。他开始关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聂耳在1926年的作文《我的年假生活》中总结了自己生活中重要的四件事情：自修工作、爱国运动、社会事业、身心锻炼。
  在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读书期间，聂耳结识了比自己大两岁、也喜欢话剧的李生萱（艾思奇的原名）。当时，昆明各中学代表商定以省一中为中心举办音乐会，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和社会青年参加到爱国运动中来。聂耳率乐队前来演出，节目却是传统的《梅花三弄》《小桃红》《悲秋》之类。李生萱直率地说：“你们要是能演奏些振奋人心的曲子，效果一定比现在好得多！”聂耳却苦于没有这样的曲子。李生萱就说道：“你为什么不自己写曲子呢？你想成为音乐家，就应该自己作曲，你一定能够作曲！”聂耳深受鼓舞，立下了“我要写一首中国的《马赛曲》”的高远志向。
  1927年，聂耳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思想有了更大的转变。这个时期，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云南地下党组织也遭到破坏。1928年，赵琴仙、陈祖武、罗彩等云南共产党员被捕，聂耳亲眼看到了这些革命者的牺牲，触动很大。据聂耳的同学郭辉南回忆，他带着聂耳到翠湖见到了当时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李国柱。聂耳参加了李国柱组织的“读书会”“青年努力会”。1928年，16岁的聂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学习革命理论、讨论上级文件、刻印张贴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他在作文《我的人生观》中疾呼：我们的自由究竟得着多少，完全是在几个军阀政客包办的政府手里；我们应当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

文化码头的“新音乐”开路先锋

  如果说聂耳在昆明已经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教育，那么在上海这座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城市，他成为了一名用音乐进行革命的战士，他最重要的音乐成就几乎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他在上海破茧成蝶，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聂耳不属于上流社会，也不属于底层社会，他是中间的观察者，既看到了富人的骄奢淫逸，又看到了穷人的饥寒交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聂耳在日记中多次谈及此事，字里行间无不透露悲愤之情。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聂耳的内心又受到了很大冲击。在上海电影界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夏衍、田汉的亲自培养下，1933年初，聂耳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名革命战士。这期间，他创作了《开矿歌》《码头工人》《卖报歌》《大路歌》《毕业歌》《告别南洋》《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一系列大众性、民族性歌曲。这些作品在上海乃至全国音乐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新音乐”运动的浪潮。
  聂耳对“新音乐”之“新”的理解，是受了革命文学的启发而形成的文艺观念。聂耳在日记里写道：“看了几篇革命文学论文，指示给我现在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非集团的，不能和大众接近的是成为过去的东西了，它是在现社会里所不必需的……今后，我的研究和创作文艺的方针将改变了，不再作个人的呻吟或以个人的革命性的表现去影响群众。”聂耳接受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新民主主义”文艺观，他的“新音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更多是偏向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音乐，而非西方音乐史上的古典音乐。
  在电影工业、唱片工业迅速发展的上海滩，聂耳扮演了更为直接的音乐人角色。从世界电影史的技术发展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刚刚从默片时期转入到有声电影时期，聂耳抓住了机会，为《桃李劫》《风云儿女》等电影配乐。聂耳凭借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进入百代公司并担任音乐部副主任，接触到了一整套唱片生产制度。聂耳在曲目策划、音乐创作、录音制作、出版发行等方面表现出一专多能、多才多艺的才情。

《翠湖春晓》里的乡音乡情

  聂耳的音乐种子在昆明发芽生长，在上海开花结果。他的民间曲调代表作《翠湖春晓》，正是在这种时空转化中结出的一朵璀璨之花。《翠湖春晓》既表达了聂耳对昆明翠湖的思乡情愫，又体现了聂耳的创新性，成了聂耳的艺术名片，成了昆明的音乐地标，更成了中华国乐中的一枝奇葩。
  1933年，聂耳连书两信。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工夫研究，请三哥帮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什么小调、洞经调、山歌、滇戏牌子都要。千万急！！！”在致家乡友人张庾侯的信中又写道：“我要请你帮忙收集一些云南的民谣、民歌、山歌……我们到杭州去拍外景，倒很有趣，我相信几年后的翠湖，并不亚于西湖。”
  聂耳对家乡至少展现出了两重牵挂：一是故土的民族民间音乐——乡音；二是“昆明的眼睛”翠湖——乡情。聂耳根据昆明洞经音乐改编而成的民族管弦乐曲《翠湖春晓》，以洞经音乐中的经腔《老卦腔》为素材，运用了“增板加花”的变奏手法。乐曲由慢而快，跌宕起伏，惟妙惟肖地再现了翠湖九龙池晨曦初露，晴空丽日，天人合一，风情万种的诗情画意。一年之后，1934年6月29日，上海东方百代公司国乐队录制了《翠湖春晓》，实现了聂耳的乡土音乐梦。
  当时演奏录制《翠湖春晓》的只有4个人。聂耳负责选曲及领导，王芝泉负责二胡、扬琴，陈中负责二胡、箫，林志音负责笛、铃、鼓，徐骏佳负责琵琶、笙。王芝泉说：“由于人手不够，他（聂耳）要我们每人多学几种乐器，他写曲子也根据我们现有的人数来考虑，同时演奏的乐器不超过4种，但全曲间的乐器并不少。于是我们演奏的时候常常放下这个乐器又拿起那个乐器，一个人操两三件，听起来很热闹。”《翠湖春晓》处于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的交汇之中。就昆明而言，古老的洞经音乐熏陶了聂耳的艺术心灵，让他在新民乐创作中独树一帜。如今，《翠湖春晓》已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合奏中常演常新、经久不衰的曲目。

热血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1934年，在夏衍、洪深、蔡楚生等左翼戏剧、电影人士的支持下，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成立。同年底，电通公司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上映，主题歌《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成了当时上海乃至全国广为传唱的校园流行歌曲。
  在《桃李劫》热映之际，田汉写出了《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田汉被捕入狱后，夏衍接过《风云儿女》的创作，将其编写为电影剧本。聂耳得知此事后主动来“抢工作”。据夏衍回忆：“记得1935年，田汉同志被捕，留在我手边的是一个电通公司决定了要拍的、写在几页十行纸上的《风云儿女》的影片梗概。我替他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交给了导演。几天之后遇到聂耳，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我给他看了电影剧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
  《风云儿女》的电影导演许幸之记得聂耳兴奋地向自己诉说着创作的甘辛：“我（聂耳）写这个曲子时，完全被义勇军救亡的感情激动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想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初稿倒是一气呵成的，两夜工夫就写好了。可是写好之后倒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来修改。”
  为了完成《义勇军进行曲》的修改，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1935年4月，聂耳乘船从上海到日本，修订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并从东京邮寄回国。5月3日，百代公司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录音。令人遗憾的是，天妒英才，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藤泽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面世，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全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昂战歌，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新长城。多少仁人志士、热血儿女高唱着、呼喊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的乐曲和口号，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赓续传承聂耳音乐文化精神

  聂耳的音乐对中国现代音乐尤其是主旋律音乐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广泛和持久的影响。最为著名的是他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由于国歌的缘故，聂耳成了国家的、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聂耳所获得的殊荣是他生前未曾料想到的。在家乡昆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修建了西山聂耳墓和聂耳塑像，翠湖公园建起了聂耳塑像，复原了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等，以聂耳的名字命名组建了昆明聂耳交响乐团，成立了昆明市聂耳研究会。2019年，收藏在云南省博物馆的聂耳使用过的小提琴入选“国宝档案”，电影《为国而歌》成为新中国70周年献礼影片。聂耳就读过的初小、高小、初中、高级师范学校，即今天的长春小学、昆明市第十中学、昆明市第二中学、昆明学院均长期开展“传承聂耳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校园主题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传承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使人民音乐家聂耳爱国爱乡、刻苦学习、热爱生活、追求革命、抱负远大、勇于创新和为国而歌的精神，在云南代代相传。

后记

  始终向着自己的使命前进、前进、前进进！
  人的天赋加上勤奋与热情，终究能成就一生的事业。20世纪初叶，文艺青年聂守信对音乐执着的追求，和他与生俱来的对一切新鲜事物所饱含的激情，令他23年的短暂人生充满了传奇，也充满了价值。
  从文化认同来说，聂耳完成了身份确认与“新音乐”精神的协同共建。聂耳有双重身份，一重是音乐家的职业身份，一重是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聂耳对文化认同的理解正是从身份的确认中开启的，并集中地体现在了“新音乐”创作中，如《卖报歌》为街边报童所写，《饥寒交迫之歌》为劳苦大众所写，《铁蹄下的歌女》为卖艺歌女所写，《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民族所写。他用这样的音乐来凝聚人心、唤醒国人，赋予音乐更多的社会属性，彰显出时代精神。
  纵观聂耳短暂的一生，他是个纯粹的人，孝纯粹、爱纯粹、音乐纯粹、信仰纯粹。只有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才不会被大上海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所迷惑，始终向着自己的使命前进、前进、前进进！这就是聂耳，值得青年人学习的聂耳。

——“人民融媒体”百家号2022年8月15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