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人社1977年1月版中学课本《语文》第二册上册

无度不丈夫

二  新闻两篇

大军三十万昨日渡过长江①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时电〕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②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③，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二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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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雄师横渡长江④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万人，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三十五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二十三日可渡完。这一路现已占领贵池、殷家汇、东流、至德、彭泽之线的广大南岸阵地，正向南扩展中。和中路军所遇敌情一样，我西路军当面之敌亦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战犯汤恩伯二十一日到芜湖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段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于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军突破了。我东路三十五万大军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时止，我东路各军已大部渡过南岸，余部二十三日可以渡完。此处敌军抵抗较为顽强，然在二十一日下午至二十二日下午的整天激战中，我已歼灭及击溃一切抵抗之敌，占领扬中、镇江、江阴诸县的广大地区，并控制江阴要塞，封锁长江。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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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选自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自一九四七年七月我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形势发展很快，到一九四八年底，东北、华北、中原等地全部解放，国民党反动政府奄〔yǎn〕奄一息。这时，战犯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发出了“求和”声明，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以便获得喘息时间，卷土重来，向革命人民反扑。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我党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蒋介石“和平攻势”的阴谋被揭穿了，终于在四月二十日，拒绝了签订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立即渡江，解放全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已一败涂地，但是并不甘心灭亡。他们集结了大批残兵败将，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南下。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反动派苦心经营数月的所谓“巩固”的“长江防线”，一触即溃。这两篇新闻报道了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情况。
②经营——这里是筹划和修筑的意思。
③摧枯拉朽——形容革命力量摧毁反动腐朽势力的气势。枯，枯草。朽，干枯、腐烂的树木。
④选自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北京市中学课本《语文》（第二册·上册）第5页～第8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1月第2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7 14:04
国际歌

作曲：[法]欧仁·鲍狄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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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歌》从黄花岗传全国

记者：卜松竹  通讯员：段澜

  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中，有一个区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在这里，观众可点播普通话、童声、法语、俄语四个版本的《国际歌》。展柜中，还展示了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中刊载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歌词版面。今年6月，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推出“唱响国际歌”活动，让观众可以深入了解《国际歌》在中国翻译与传播的历史。
  为何《国际歌》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展陈宣教中占据这么重的分量？因为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上，第一次唱响这首革命歌曲的地方。

对“Internationale”进行巧妙音译

  1923年6月20日，在中共三大闭幕会上，与会代表齐聚广州黄花岗唱响《国际歌》。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在《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中提到：“由瞿秋白指挥，大家高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中共三大就在雄壮有力的歌声中胜利闭幕了。”当时，中共三大代表瞿秋白、张太雷因为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较早就掌握了《国际歌》的唱法。
  歌声雄壮，黄花作证。从此，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唱《国际歌》成为传统，延续至今。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吴石坚告诉记者，《国际歌》在广州唱响，继而传遍全中国，对中国革命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他介绍，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伴随着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还有著名的无产阶级战歌《国际歌》。大约在1920年，《国际歌》传到中国，还被翻译成中文，但当时的翻译只是一种介绍，并没有“流行”起来。1920年，21岁的瞿秋白赴莫斯科考察。在各种场合里，屡屡唱响的《国际歌》令他热血沸腾。1923年，瞿秋白回国，并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的主编，他开始着手翻译《国际歌》。
  在翻译过程中，瞿秋白将《国际歌》歌词最后一句中的法文单词“Internationale”进行了巧妙的音译。对此，他特别说明：“各国都有译本，而歌时则声调相同，真是异语同声，世界大同的兆象。”在瞿秋白等革命者的心中，虽然肤色不同，语言有别，但当人们唱出“英德纳雄纳尔”时，全世界的无产者们万口同声，遥远共鸣，是多么壮观的景象。
  那么，为什么代表们没有在中共三大的其他时间里唱《国际歌》呢？吴石坚解释说，据徐梅坤回忆，会议期间代表们考虑到会址周边各种人员来往较多，为了保证会议不受到干扰，所以选择到黄花岗唱《国际歌》。

瞿秋白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

  瞿秋白曾担任北京《晨报》驻俄记者、莫斯科东方大学助教等职，熟悉俄语。他翻译的《国际歌》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柯茨的俄译本为底本翻译为中文的。
  据吴石坚介绍，在瞿秋白之前，《国际歌》在中国已有三种译文，最早为1920年10月，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以《劳动歌》为题，发表在《劳动者》，署名列悲；同年11月，张逃狱译《劳动国际歌》，发表在《华工旬报》；1921年9月，耿济之、郑振铎译《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发表在《小说月报》。这三个版本的《国际歌》都没有结合曲谱，也没有进行过演唱。而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不仅结合了曲谱，还首次进行奏唱。
  在瞿秋白翻译《国际歌》的同年，著名革命诗人、共产党员萧三也翻译了《国际歌》，这就是《国际歌》通用版。他在《<国际歌>歌词修改说明》提到：“一九二三年夏，在莫斯科附近瓦西钦诺村，苏维埃农场歇伏时，我和陈乔年同志在农事及学习之余，根据法文和俄文开始重新翻译一遍。国内这十多年来所唱的《国际歌》，就是我们那时候所译的”。萧三翻译的《国际歌》也采用了音译方式，但将“英德纳雄纳尔”改为“英特纳雄耐尔”，稍作调整。
  当年，省港大罢工工人高唱《国际歌》进行斗争；在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也传唱着《国际歌》；1926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俄国第一本《革命歌集》，其中第一首就是《国际歌》；1927年，毛泽东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 把《国际歌》印发给学员作为重要教材。
  吴石坚介绍，萧三翻译的《国际歌》版本后来经过两次修订。1939年，著名音乐家吕骥、冼星海、赛克等人参与修订；1962年，修订本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审定。这两次修订，仅作个别文字的修改，最终形成定本。
  1935年6月18日，年仅36岁的瞿秋白从容走上刑场，他最后一次唱响《国际歌》。“雄壮的国际歌，是这个年轻人革命生涯的序曲，是他革命生涯的陪伴，又是他革命生涯的尾章，更成为日后激励中国革命志士勇往直前的不朽战歌。”吴石坚表示。

《义勇军进行曲》深受《国际歌》影响

  《国际歌》产生于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后，由法国著名革命家鲍狄埃作词、狄盖特作曲。这首歌曲对著名音乐家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了积极影响。《义勇军进行曲》最初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其导演许幸之曾经问过聂耳：“你是不是受了《国际歌》和《马赛曲》的一些影响？”聂耳坦言：“是受它们一些影响的，不过它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
  吴石坚指出，在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广东革命音乐崛起。《国际歌》在中共三大首先唱响，《国民革命歌》也在广州首先唱响，这两首歌都与法国音乐密切相关。不仅如此，冼星海、马思聪都是从广州走出去的著名音乐家，他们曾赴法国学习音乐，回国后积极投身抗日文艺活动。

红色寻踪  十八位烈士画像展出铮铮誓言犹在耳畔

  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二楼，走过《国际歌》展览区域、代表们热烈讨论的复原场景，来到一处相对独立的空间，这个空间虽然不大，却给人一种庄严的感觉。这里的墙上，介绍了中共三大代表中的18位烈士，分别是：金佛庄、刘尔崧、邓培、李大钊、王荷波、张太雷、向警予、朱少连、何孟雄、林育南、蔡和森、刘天章、邓中夏、阮啸仙、瞿秋白、陈为人、项英、陈潭秋。
  驻足在这18位烈士的画像前，看着画像上方、烈士们曾经发出的振聋发聩的话语，让人无比动容：金佛庄“为了革命的胜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王荷波“为了工人阶级革命的胜利，就得牺牲个人的一切”；向警予“要在世界上放一个特别的光明”；朱少连“搞革命，不是为了图享受”；刘天章“绝不为敌人的威武所屈服，也绝不被他们的利禄所诱”；邓中夏“骨头烧成灰还是共产党员”；阮啸仙“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奋斗牺牲是我辈精神”；瞿秋白“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陈为人“惟愿以乐为苦，以苦为乐，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矣”……这些铮铮誓言蕴含的英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守护初心之魂、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密码。
  这18位革命烈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征程中，分别牺牲在广州、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牺牲时，他们中有人正处于不惑之年，有人方处于20多岁的青春，他们短暂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人生最灿烂的年华。他们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付出一切，在信仰与生命的选择中作出了可歌可泣的抉择。

——2023年6月8日一期（第21763期）《广州日报》第9版刊载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3 12:16
“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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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  万象更新

——访大治中的河北省保定地区

作者：侯志义  赵永金

  “四人帮”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把一个好端端的保定地区闹得混乱不堪，民不聊生。人民当时用这样一首歌谣来表达他们的愤懑：“高高烟囱不冒烟，展展平原一片白。机器不响枪声响，打砸抢者发横财。牛鬼蛇神当‘左派’，革命人民遭了灾。”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保定地区，出现了安定团结、万象更新的可喜局面。一九七七年，工业生产持续上升，九月份以来工业总产值月月都创历史最高水平。农业生产虽然遭到严重自然灾害，但经过抗灾斗争，仍取得了较好收成。冬小麦比以往任何一年都种得多，种得好。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到目前完成的工程量，相当于过去二年的总和，有些县相当于过去七年、甚至十三年的工程量。市场供应情况也有了很大改善。
  砸烂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印把子回到了人民手里，这既是保定地区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也是保定走向大治的关键。保定化纤厂是我国最大的人造丝企业，过去，它生产的“天鹅牌”粘胶人造丝产量，占全国长丝产量的百分之四十，曾被誉为“优质丝”。这个厂也是全国轻工业系统的学大庆先进单位。但是，因为有几个人在保定几个坏人的支持下，抡起“唯生产力论”的大棒，专打革命干部和老工人，全厂长期停工停产，变成了“老大难”。几年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几乎相当于丢掉了一个保定化纤厂。更为严重的是，它打乱了全国几百家丝织厂的正常生产。打倒“四人帮”以后，调整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粉碎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局面立刻大变。工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过去一度废丝成堆，污水成河的化纤厂，如今马达轰鸣，秩序井然，去年三季度以来月月超额完成计划，彻底甩掉了“老大难”的帽子。
  在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人民群众广泛地团结起来了，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使是在被“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搞分裂搞得最严重的地方，许多过去的“一对崩”变成了“一对红”，“冤家对头”变成了亲兄弟。连那些对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心慈手软的人，以及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人，也都纷纷觉悟过来，积极投入了战斗。望都县北柳絮大队，可以说是保定地区团结战斗的一个缩影。这个大队是保定地区一小撮坏人破坏的“重灾村”，有不少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经过调整的大队党支部带领广大群众，始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当时，有些在“四人帮”影响下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心里很不安。党支部书记胡荣木就带头找上门去，首先做那些受“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挑动参加过迫害自己的人的工作。他说：“过去‘四人帮’ 借你们的手迫害过我， 现在我们跟着华主席，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决不能以错对错，把你们往‘四人帮’ 那里推。”说服他们打消顾虑，讲清自己的问题，共同对敌。在他的带动下，广大干部、贫下中农纷纷起来帮助犯一般错误的人提高觉悟，讲清问题，放下包袱。全村出现了多年来没有过的团结战斗的动人景象。在这个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出现了“同心车”、“团结车”，出现了一天挖十七方土的英雄、拉十几方土的模范。仅五天时间，就完成了三万五千土方，建成稳产高产田五百多亩，这是这个大队以前所没有过的。
  遭到“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严重破坏的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不少县委领导同志，有的到生产队、到车间当社员、当工人，有的在汛情严重的时刻和群众一起日夜奋战在大堤上。广大群众高兴地说：“老八路又回来了！”涿县县委书记周孝敬从河南省调到这里后，带了三个头：关心群众生活，不搞特殊化，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去年七月，防汛急需一批石料，在一时缺乏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周孝敬带领一百多名机关干部，拉着小车，带上干粮，到房山县拉石头，夜间一点出发，往返一百五十华里，第二天早晨把石料送到离县城五十华里的工地。周孝敬拉的是第一辆车，装的也最多。干部和群众看着这位拉着小车、汗水淋淋的县委书记，激动地说：这才是我们的好书记！
  从太行山麓到白洋淀边，从拒马河畔到沙河两岸，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充满信心，干什么都劲头十足。在白洋淀边的同口镇，我们遇到了前几年相识的陈云亭，他是一九三◯年入党的老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几个干部住在他家的地洞里，收听延安的广播。在敌人严密封锁、给养断绝的情况下，他为同志们挖地梨、传送文件，冒了许多风险，吃了不少苦楚，前几年竟受到坏人的迫害。现在，他重新担任了党总支委员，七十四岁了，仍然抢着干重活。他说：“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使我获得第二次解放，我就是一锨挖成一条河，一天挑上千担土，也感到做得不够，报答不了华主席、党中央的恩情。”

——摘自1978年1月11日一期（第10778号）《人民日报》第二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3 12:07
六  昔日并肩抗妖雾，今日同讨“四人帮”①——大庆代表和大寨贫下中农虎头山麓②亲切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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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泗洪县委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

联系实际狠批“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

  中共江苏省泗洪县委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联系本地实际，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县委多次召开县社干部和群众会议，进行广泛发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采用批判会、大字报、小字报、漫画等多种形式开展革命大批判。揭批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批“老干部是革命的对象”的反动谬论。“四人帮”及其余党胡说老干部是“民主派”，是“现在的革命对象”，狂吠“全国上下左右形成了一个走资派网”，要“层层揪”，揪“一层人”。“四人帮”在泗洪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极力贩卖这些反动谬论，今天骂这个是“走资派”、“老保守”、“老右倾”，明天骂那个是“糊涂蛋”、“拦路虎”“绊脚石”。他们还露骨地说：“在一个县来讲，就要同县委斗；在工厂里，要同党组织斗”，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他们一方面把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忠心耿耿为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污蔑为“走资派”，要一概打倒；另一方面，又把他们自己一伙吹成是什么“新生力量”、“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们按照“造反、夺权、入党、升官”四步曲，把那些野心勃勃的人拉入党内，窃据要职，狼狈为奸，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在批判会上，大家摆出本省本县的许多事实，说明“四人帮”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二批“在农村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已经过时”的反动谬论。广大干部、群众在批判“四人帮”的会上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早就作过一系列论述，为我们继续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而“四人帮”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搞乱了阶级阵线。按照他们的“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谬论和“过时”论，老干部都变成了“走资派”，老工人变成了“既得利益者”，贫下中农“思想保守跟不上”，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倒变成了“最革命”的“先进分子”，成了“革命的动力”，这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泗洪县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曾经在一个公社办了两个“学习班”。一个美其名曰“遵纪守法学习班”，进学习班的有二百三十六人，贫下中农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社队干部占百分之二十六。这个学习班又名为“榨油厂”，意思是进去要挨整，作为专政对象搞。另一个是“四类分子集训班”，先后集训四类分子五十六人，任务是训练四类分子向各级党组织“提意见”，“揭盖子”。以后，他们又强行在全县推广这些所谓“新经验”。他们的这个反革命招魂幡一举，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有的不服管制，大搞资本主义活动；有的以“提意见”为名，大搞反攻倒算；有的甚至打骂干部，实行阶级报复，在全县造成严重恶果。正如群众所说：那时候，革命干部憋气，贫下中农受气，四类分子神气。广大贫下中农愤怒控诉说：鱼爱鱼，虾爱虾，乌龟爱王八。“四人帮”爱地富反坏、牛鬼蛇神，恨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充分暴露了他们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是我们贫下中农不共戴天的敌人！
  三批“全面专政”的反动谬论。“四人帮”抛出所谓“全面专政”论，把一切革命力量统统列入专政范围。“四人帮” 在泗洪的帮派体系心领神会，大打出手。对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抵制和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轻则批斗，重则投入监牢。他们举起特务分子张春桥的打“土围子”这面黑旗，向革命干部和群众全面进攻。全县三百多个大队，被列为“土围子”的达七十多个，加上县社级就更多，被整干部有数百人。群众联系这些事实批判说，“四人帮”鼓吹的“全面专政”的反动谬论，说出了一切反动阶级渴望报仇复辟的心里话，干了国民党蒋介石想干而不能干的事情。他们确确实实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地地道道的还乡团、彻头彻尾的极右派。

——摘自1978年1月14日一期（第10781号）《人民日报》第三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3 12:16
“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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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炮制“穿鞋论”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作者：郭福金（北京密云县前焦家务大队赤脚医生）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他们无中生有，编造了一个赤脚医生“穿鞋论”的弥天大谎，恶毒诬陷邓小平副主席要赤脚医生“穿草鞋”、“穿布鞋”、“穿皮鞋”，煞有介事地加以批判。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在他们伙同卫生部的那个党羽炮制的一份黑材料上，恶狠狠地批了一段黑话，说什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竟鼓吹要赤脚医生‘穿布鞋’，‘穿皮鞋’。即穿资本主义的鞋，走修正主义的路。此种急于翻案而语无伦次的语言是复辟派的一大特色”。姚文元还立即指令他们的党羽炮制了署名“苗雨”，题为《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的大毒草，在“四人帮”当时控制的舆论工具上抛了出来。一时之间，这些舆论工具围绕所谓“穿鞋论”大批特批，喧嚣一时，流毒甚广。
  现在，所谓“穿鞋论”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原来，不仅“穿皮鞋”的提法纯属捏造，就是草鞋、布鞋之说，也完全是恶意的歪曲。事情的真相是：一九七四年十月，邓副主席在接见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卫生代表团时，谈到我国赤脚医生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首先肯定了赤脚医生的意义、性质和作用，接着指出：赤脚医生一方面劳动，一方面治病。赤脚医生刚开始知识少，只能治疗一些常见病，过几年就穿起草鞋了，就是知识增多了，再过几年就穿起布鞋了。十分清楚，在这里，邓副主席是用穿草鞋、穿皮鞋作形象的比喻，说明赤脚医生的知识要不断增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不断提高。这一指示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体现了党对赤脚医生的关怀和爱护。可是，事隔一年多，“四人帮”及其在卫生部的那个党羽为了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极力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竟不择手段，伪造事实，混淆视听，对邓小平同志肆意诬蔑，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道路。赤脚医生“穿鞋论”就是这样放出的一发炮弹。
  “四人帮”及其在卫生部的那个党羽炮制赤脚医生“穿鞋论”的另一个险恶用心，就是要扼杀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我们赤脚医生在为广大贫下中农防病治病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不仅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而且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才能真正为贫下中农解除痛苦，彻底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可是，长期以来，“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把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绝对对立起来。我们赤脚医生要学习医疗知识，提高技术水平，他们就诬蔑我们是“穿资本主义的鞋，走修正主义的路”。在“四人帮”看来，我们赤脚医生就应该没有知识，不懂技术，永远作“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任凭他们宰割，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这纯粹是痴心妄想！“四人帮”及其在卫生部的那个党羽在对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进行扼杀的同时，还进行“捧杀”，把我们说成能包治百病，比专业医务人员的水平还高。照他们的说法，我们赤脚医生的水平已经够了，没有再提高的必要了，也就是说，这个新生事物不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岂不是要赤脚医生有名无实以至夭折吗？
  打倒“四人帮”，各条战线大干快上的劲头更足了。我县去年赤脚医生人数又有增加，业务技术水平又有提高，合作医疗制度进一步巩固发展，涌现了一批先进单位。各级领导把培训赤脚医生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县办提高班，社办普及班，使赤脚医生的业务技术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今后，我们要继续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努力学习业务技术，又红又专，为发展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大国家贡献力量！

——摘自1978年1月13日一期（第10780号）《人民日报》第三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4 10:25
当代大恶霸，今日白骨精

    我们贫下中农每次看到电影里出现的“黄世仁”、“南霸天”和“白骨精”的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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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工作还要抓紧

  清查工作是揭批“四人帮”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查工作搞得好不好，关系到这场政治大革命能否进行到底，取得全胜。华主席去年八月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清查工作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抓紧进行，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要根据情况，争取今年内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一九七七年已经过去了。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检查一下，清查工作进行得如何？是不是基本查清了？清查工作进展较快的单位，要继续努力，善始善终，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告一段落。进展迟缓的单位，更要抓紧时间，急起直追，不能有任何松劲情绪。
  经过全国上下的努力，很多地区和部门，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受到粉碎性的打击。这是一个如同肃反和清队那样的伟大胜利，对于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成果，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关系极大。但是，也要看到，还有不少地区和部门运动开展晚了一些，搞得不够好，清查进度比较慢；有的单位甚至还在那里捂盖子，压群众。这些地区和部门，清查任务还相当艰巨，必须抓紧时间，用大力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凡是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都必须一一查清。否则，就分不清阶级阵线，就不能揭露和打击敌人，同时教育和挽救一些犯错误的人。我们就是要除恶务尽。在如此深刻的阶级大搏斗中，把蛇一样的恶人轻易放过，让他们找到某些避风港，隐藏起来，就会留下后患。还要看到，清查工作搞不好，阶级阵线不清，好人不香，坏人不臭，广大群众就不会心情舒畅、积极性必然受到压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大学，就要影响把教学搞上去。如果是一个科研单位，就要影响把科研搞上去，如果是一个工厂、一个农村，就要影响把生产搞上去。更不待说，如果是一个领导机关，运动搞不好，影响所及，就是一个地区，或者一条战线。
  就是那些运动搞得好的地区和部门也要注意抓紧薄弱环节。冶金部是运动搞得比较好的部门，他们保持清醒头脑，通过检查、总结、评比，看到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虽已基本查清，但也有一些重大问题尚未完全查清，还需要深入追查；同时，还有个别单位，问题不明不白，如不加强领导，运动很可能走过场。针对这种状况，他们响亮地提出不能轻易敲“平安无事”的锣，不能煮夹生饭，不能草率收兵，决心把清查工作搞到底。科学院在斗争取得很大成绩的情况下，认真研究了一些运动开展得比较晚的单位的问题，派出调查组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些单位的运动作了专门的部署和动员，对它们的清查工作既提出了时间的要求，又提出了检查验收的质量要求。冶金部、科学院对待清查工作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值得学习。
  目前，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正在展开。在这个战役中，我们要密切联系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并且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这就要求我们在第三战役中丝毫不能放松清查。凡是清查任务没有完的单位，特别是清查搞得不好的单位，都应当把揭批和清查很好地结合起来。一些单位的经验告诉我们，批判搞得越好，越有利于清查；清查的成果越大，可供批判的材料越丰富。把两者结合起来，既可以推动清查，又可以把批判引向深入。我们要以批促查，决不能以批代查，空批不查。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极右路线的急先锋。不把这些人的问题彻底查清，不把他们反对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罪行查清楚，不把他们打击和迫害广大革命干部，歪曲和破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罪行充分揭露出来，能够真正分清是非，肃清流毒吗？显然不能。只有把揭、批、查紧密结合起来，第三战役才能更好地深入下去，取得更大的战果。对于运动开展得比较晚的单位来说，更是如此。
  至于少数捂盖子、压群众的单位，更要引起注意，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比如，有一个地区，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揭批查的阻力很大。地区党委内有的人采取躲、拖、捂的手段，“查小不查大，查下不查上，查外不查内，查远不查近”，甚至想以“排除干扰”和“端正运动方向”为名，进一步压制干部和群众。这样，运动中就出现了揭与捂、清查与反清查的斗争。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揭开了这个地区的盖子，广大干部和群众被压抑的革命积极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一个深入揭批查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兴起。而那个想捂盖子的人，则丧失了主动权。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清查工作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有时间性的任务，既不能草草收兵，也不能拖拖拉拉。我们要把这项工作继续抓紧。要制定计划，认真落实，及时检查，有步骤地按期完成。只要我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除恶务尽的决心，又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严格按照十一大规定的政策界限和党中央指出的清查重点进行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圆满地完成清查任务。

——摘自1978年1月13日一期（第10780号）《人民日报》第一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3 12:16
“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

    近两年，我们大寨贫下中农的心里憋了满肚子气，总觉得有些人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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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四害”  外贸兴旺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五日讯  曾经受“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我国对外贸易，一九七七年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这一年，我国进口、出口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进出口总额比一九七六年增长百分之十二以上。出口大于进口，外汇收支平衡，并有结余。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安排好国内市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四人帮”对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外贸事业的严重破坏，我国对外贸易的出口商品收购计划曾经一连三年不能完成。打倒了“四人帮”，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在过去的一年中，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外贸战线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不松手，推倒了“四人帮”强加于外贸部门的诬蔑不实之词，砸烂精神枷锁，全体职工心情舒畅，积极改进工作，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加强了对外贸工作的领导，积极提供了出口商品。一九七七年全国出口商品收购计划超额完成百分之七。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超额完成外贸收购计划。
  这一年，我国出口的工矿产品和轻纺产品已占百分之六十三，农副产品占百分之三十七。既出口原油、煤炭、各种矿产、机床、工具、棉布、丝绸、服装、食品、茶叶、陶瓷等大宗商品，也出口小土特产、畜产、药材以及羽毛、野味等比较零星的商品。有悠久历史的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品，去年也增加了出口。
  去年我国出口商品的质量有所提高，花色品种增加，包装装潢有了改进，受到国际贸易界和消费者的欢迎。
  我国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也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四人帮”把引进先进技术、进口先进设备诬蔑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一年来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四人帮”才是拜倒在洋人脚下的奴才，他们拒绝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才是地地道道的爬行主义。打倒了“四人帮”，扫除了障碍，才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地有分析地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以加快我国建设的速度。去年我国引进了一部分石油钻探、煤矿、化肥、电站、石油化工、轧钢等设备和技术，还进口了一些工业原材料、农业生产资料和市场需要的物资，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适当地调剂了国内市场的需要。
  打倒“四人帮”，我国的国际声誉提高，去年前来我国访问的各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和工商界人士，以及我国派出的贸易代表团和贸易人员，都比前年增加。这一年，我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国外举办了二十三个展览会，介绍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和贸易政策，参观者达八百多万人。他们还安排了一些国家在我国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展览。现在许多国家都渴望同我国发展贸易。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进一步开展和我国国民经济的高涨，我国的对外贸易事业，在新的一年里将会有新的发展。

——摘自1978年1月16日一期（第10783号）《人民日报》第三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4 10:25
当代大恶霸，今日白骨精

    我们贫下中农每次看到电影里出现的“黄世仁”、“南霸天”和“白骨精”的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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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史学

作者：周修强

  “四人帮”对历史本来一窍不通，突然问对历史发生了兴趣，摆出一副历史学权威的架势，到处大讲历史。他们豢养的那批御用文人，就根据“四人帮”定下的基调，找材料，造论据，写文章。他们对历史事实肆意歪曲篡改，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用的完全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那套手段。

一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认真掌握和研究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材料，经过分析、综合，得出应有的结论。而实用主义却是先做出结论，再去找材料来“证明”。胡适鼓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四人帮”完全照办。
  一九七四年六月，江青没有任何根据，就断言：“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年龄小，不懂事。代表没落的奴隶主的赵高执了政，赵高是代表儒家的。”
  结论有了：赵高是奴隶主代表，是儒。
  八月、九月，罗思鼎、梁效相继出来求证。根据什么说赵高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呢？离秦代最近、最可靠的《史记》中有关赵高的资料，他们视而不见，置之不顾，却费尽心机地从二千年后的赵翼的《陔余丛考》中，找出一条：“（赵高）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
  《陔余丛考》的根据何在？在上引字句前就交代了：“史记索隐，谓高本赵诸公子”，根据是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而司马贞这个观点本来是站不住的，早为人否定。“四人帮”的御用史学家心里有鬼，不敢将赵翼的话引全。
  赵高入秦是在秦始皇死前二十余年。秦始皇死于公元前二一◯年，赵高入秦不迟于公元前二三◯年，而赵亡于公元前二二二年。难道赵高在赵被灭亡前就要报亡赵之仇吗？
  况且，赵高也不是“赵诸公子”。
  《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者， 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谬，世世卑贱。
  赵高自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史记·李斯列传》）。
  这些材料说明，赵高虽为赵国人，但与赵王室关系疏远，世世卑贱，并不是赵国贵族。退一步讲，即使是赵国贵族，也不能说是奴隶主贵族。三家分晋，赵国一建立就是封建制国家，说赵高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没有丝毫根据。“四人帮”的历史学家置大量可靠的材料于不顾，却拿了一条早就被否定了的材料大做文章。这不是存心歪曲历史吗？
  “四人帮”说赵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梁、罗两霸拿不出任何事实。相反：
  赵高自称“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史记·李斯列传》）。
  《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
  所谓“以刀笔之文”，“喻之决狱”，就是精通律令的“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禁止私学，下令“以吏为师”，赵高就是教授“狱律令法”的“吏”。按照“四人帮”的标准，只能说赵高是“法家”。
  “四人帮”说赵高一上台，就复辟了奴隶制。这回，他们倒是从《史记》里找出一句话，但只有四个字：“更为法律”。这总不是瞎说了吧。不！且把这句话前后文引全了，再下结论。
  “（二世篡位后，诸公子与群臣均疑沙丘之变。二世与赵高密谋对策）赵高曰：‘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史记·李斯列传》）
  原来，胡亥、赵高“更为法律”，是为了加强对秦始皇的诸公子、故臣的控制，以维护胡亥篡夺的政权。所谓“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则是打击扶苏及诸公子的支持者，扶植胡亥的支持者。这怎么能说成是“复辟奴隶制”呢？
  江青提出关于赵高的“大胆假设”，梁效、罗思鼎确实是在卖命地“小心求证”。然而，梁效、罗思鼎的“论证”，简直连儿戏都不如！

二

  梁效、罗思鼎在西汉盐铁官卖论争上大做文章，给霍光扣上“大儒”的帽子，加了“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的罪名，竭力进行攻击。江青甚为得意，到处兜售。
  梁效写道：“盐铁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的问题，双方代表人物，一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边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光没有出场，他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妄图搞掉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罗思鼎唱着相同的调子。梁效、罗思鼎找不到一条霍光与盐铁官卖有关的材料。没办法，提出“后台论”以达到攻击的目的。这些“四人帮”的史学家们，连“小心求证”都办不到了，只能求助于无须求证的“莫须有”了！
  霍光是江青心目中“法家”霍去病的异母兄弟，以霍去病军功任郎为官。霍去病的孙子霍山说：“诸儒生……大将军（指霍光）常雠之。”（《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当汉武帝想立昭帝为嗣时，将“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汉书·霍光金日磾传》可见，霍光是汉武帝经过长期观察，认为能付以重任，托以辅佐昭帝的人物。霍光也确实没有辜负汉武帝的委托。
  昭帝即位时只有八岁，“政事一决于光”。霍光辅政时，镇压了上官桀、桑弘羊等阴谋废昭帝、拥立燕王的政变，维护了昭帝的皇位。昭帝成人后，“遂委任光，讫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事实说明：“四人帮” 钦定的两个“法家皇帝”武帝、昭帝，都信任霍光。所谓昭帝执行的“法家路线”，实际上是霍光执行的。
  昭帝死后，霍光曾立昌邑王为帝，旋即废之，重新立了一个也是为“四人帮”一再吹捧的“法家皇帝汉宣帝。霍光死后，汉宣帝说他“功如萧相国”。
  这些材料都说明，霍光得到汉武帝、昭帝、宣帝这三个“法家皇帝”的重用。有那一点事实，能说他是“儒家”，“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呢？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汉书·循吏传》早已作了回答：“孝昭幼冲，霍光秉政，……光因循守职，无所改作”；又说：“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光既诛之，遂遵武帝法度”。霍光不过继续执行汉武帝的方针、政策而已。
  江青自己也说过，汉武帝用的大臣不是“儒家”。为什么梁效、罗思鼎硬把霍光说成“儒”，扣上“改变路线”的罪名，而江青又十分欣赏呢？岂不矛盾！这只能说明“四人帮”没有客观的标准。唯一的标准是对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有用”。
  霍光所以在二千年后大倒其霉，只是因为汉武帝给了他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画，要他“行周公之事”。“四人帮”要揪“大儒”，“批周公”，霍光不正是最合适的影射对象吗？

三

  “四人帮”史学最下功夫百般涂抹、装扮的还是吕后和武则天。

  罗思鼎在接到江青要突出宣传吕后的命令后，立即着手炮制《论吕后》，还没动笔，“四人帮”的余党就强调说：“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是要阐明正确路线的推行必须有一个忠实的执行者。西汉时期，刘邦的继承人除吕后外，没有更合适的了，因为吕后与刘邦长期共处，对刘邦最了解。这样露骨地鼓吹要让江青当继承人，连张春桥也害怕了。他说：“这样的文章， 影射太明显，容易产生副作用，目前不宜发表。压下了。但罗思鼎欠了债。为了还债，罗思鼎想尽一切办法炮制了好几篇关于秦汉之际及西汉初期的文章，大肆吹捧吕后，吹捧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以吕后为首的“法家领导集团”。
  奴才们吹吹打打，已经够热闹了，但主子仍不过瘾，江青亲自上阵。她说：“吕后了不起，帮助刘邦打天下。”“汉高祖死后，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刘邦参加农民起义时，吕后在老家呆着；楚汉相争时，吕后为项羽阶下囚，直到刘邦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才被放回汉营。除非吕后分身有术，不然怎能“帮助刘邦打天下”。尤为出奇的是，为了让吕后建立“重新统一天下”的“盖世之功”，江青竞给汉高祖死后的社会制造了一个“大乱”。真是无中生有！
  在宣扬武则天方面，梁效、罗思鼎竞相邀宠。梁效发表了《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些报刊也跟着起哄。罗思鼎着急了，说：“别的报刊都登了武则天，我们不登，交待不过去。”赶忙写了《女皇帝武则天》，发表在一九七五年第一期《学习与批判》上。姚文元看了说：“这期好，好就好在登了《女皇帝武则天》一文。”
  江青自己当然更起劲，绞尽脑汁，吹捧武则天。为了“证明”武则天知人善用，她给武则天增加了两个宰相，说武则天还信用武元衡和裴度为相。一查史书，武元衡是公元八◯七年任宰相，裴度当宰相是公元八一五年，而武则天死于公元七◯五年。武则天在位时，连武元衡、裴度的父母，还不知道出世了没有呢？
  为了吹嘘武则天当皇帝“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江青信口开河：“有二十万人上书，主张武则天当皇帝。”事实到底怎样？遍检有关史书，比较详细记载此事的是《资治通鉴》：
  （公元六九◯年）“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自上表自请赐姓武氏。……
  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壬午，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乙酉，上尊号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唐纪二十）
  这里，第一，记载只有“六万余人”，江青把它夸大为“二十万人”；第二，六万余人中罗列了远近百姓、少数民族的酋长，甚至和尚、道士都计算上了。从傅游艺上书劝进，到武则天改唐为周，连头带尾都算上，只有七天时间。一千二百多年以前的交通条件，“四夷”及“远”处百姓，那里赶得及？无非是由傅游艺之流虚张声势，假借名义上书而已。所以“六万余人”本来已是夸大了的数字。第三，应该分析一下，这“六万余人”是在什么条件下上书的。傅游艺上书劝进，武则天佯为不许，却又“擢游艺为给事中”，暗示别人继续劝进，就可以升官。“于是百官……俱上表如游艺所请”。就是这个傅游艺，因带头上书劝进，不到一年，四次加官进爵，赐姓武氏，恩宠倍加。显然，群臣百官上书完全是武则天诱以“官禄”的结果。毛主席逝世以后，江青袭用了武则天的办法。姚文元及“四人帮”的党羽们，不是到处鼓动别人给江青上劝进书吗？
  江青说，研究历史要“总结当前斗争有用的问题与经验”。为了对“四人帮”的“当前斗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有用”，历史上根本没有的，可以凭空捏造；确凿存在的，可以一笔勾销；记载完整的，取其片言只语；历史的年代，任我颠倒；明确的数字，按需增删……既经炮制出来，对“四人帮”有用，就都是“真理”。
  罗思鼎说：“（我们）就是搞实用主义，写历史，编资料，都是为了实用。”“四人帮”的史学，确是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的史学。

——摘自1978年1月9日一期（第10776号）《人民日报》第三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3 12:07
六  昔日并肩抗妖雾，今日同讨“四人帮”①——大庆代表和大寨贫下中农虎头山麓②亲切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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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和认识路线

作者：邵华泽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长期控制舆论工具，把我们的文风败坏了。今天，“四人帮”已被打倒，但余毒犹存，影响至深。讨伐帮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文风问题，贯穿着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即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斗争。“四人帮" 的帮八股，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在认识论上，把客观和主观、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完全颠倒了。整顿文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武器，把“四人帮”搞乱了的问题加以澄清。

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还是人的主观认识是第一性的？

  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认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新闻报道，工作报告，经验总结等等，都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第二性的，而客观事实则是第一性的。前者是流，后者才是源，两者的关系，不容颠倒。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事实，但是任何人也不能随意改变客观事实。尊重客观事实，这就是尊重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文风的起码要求。拿新闻报道来说，它的内容必须真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报纸同资产阶级报纸的根本区别之一，也是我们的报纸能够发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的大前提。试想，如果一个读者拿到一张报纸，心里老嘀咕那上面讲的是不是真话，写的是不是真事，那如何能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呢？
  “四人帮”同林彪一样，奉行“不说假话不能成大事”的哲学。他们为了反革命的需要，完全置客观事实于不顾，什么都可以伪造，反正有用就是真理，需要什么典型就捏造出什么典型，需要什么事实就杜撰出什么事实，无可以生有，有可以变无。一时间，假典型、假经验、假报道、假照片，充斥他们控制的报刊，引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理所当然的忿慨和抵制。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时，“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炮制出人们“关心”的是什么清华园的大辩论的反动文章，引起群众强烈抗议，就是突出的一例。
  在“四人帮”的毒害下，革命队伍里面也滋长了一种说假话的歪风，有的甚至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比如，有的事只是打算去做或正在做，却说是已经做完了。上级的文件还没有接到，学习文件体会的简报、报道已经写好了。明明是七分成绩，硬要写成十分；明明是个别的例子，偏要说成是普遍的现象。写典型就要写成“完人”，讲经验就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上报数字也可以任意修改，歉收可以变成丰收；紧张产品，瞒报产量；短缺物资，少报库存；如此等等。总之，不是报告、新闻忠实于事实，而是事实服从于主观意图，这不是典型的唯心论又是什么？
  “四人帮”有一种“理论”，叫做“事实要为政治服务”。这是适应他们反革命政治需要的典型的实用主义理论。事实是客观存在。人们只能按事实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它的政治意义，而不能按照主观的需要任意去解释、利用甚至捏造事实。否则，还有什么真理可言呢？如果为了某种政治利益，需要歪曲事实真相，那这种政治绝不可能是无产阶级政治，只能是资产阶级政治。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就是违反了无产阶级的党性，哪里还谈得上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不错，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不是机械的反映论。尊重客观实际，并不是说对事实可以不作分析、不要取舍，简单地罗列一大堆现象。我们无论是写文章、做报告，都要力求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把事物内部的规律性揭示出，这就要经过-个抽象的过程。但是，一切科学的抽象都不是离开事实，也没有改变事实，而只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事实。如果把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加以夸大，变成了主观随意性，以为抽象的过程是可以不受客观事实制约的，那就会把事情弄到荒唐可笑的地步。

用一般指导具体，还是用一般代替具体？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批判党八股时，指出它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说空话，说大话，说套话，也是“四人帮”的帮八股的一个重要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类认识运动的总的秩序是，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循环往复，不断深化。个别是基础，先有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才有可能进行概括，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工作报告、经验总结、新闻报道，都是反映具体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因此，必须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就要从调查入手，收集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制作，弄清这一具体事物的历史、现状，它同周围事物的联系，等等。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能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才能引人入胜，起到指导工作、推动革命的作用。
  当然，认识具体事物，不能离开一般原则的指导。我们分析任何一个问题，写任何一个文件，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吗？不能。我们要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明确方向，才能比较深刻地认识客观事物，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写出好的东西。但是，一般只能指导具体，不能代替具体。如果以为有了一般的原理、原则，就可以不费力气，不调查研究，那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什么叫空话？列宁说得好：任何一个一般的历史的理由，如果用在个别场合而不对该一场合的条件作特殊的分析，都会变成空话。（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34页）
  “四人帮”搞的一套宣传，根本不需要以事实作基础，也根本不对任何事物作具体分析，有的只是拼凑起来的抽象的概念，空洞的词句，吓人的帽子，打人的棍子。他们手里没有动人的货色，却要装腔作势，摆出一付绝对权威的架势，出言就是圣旨，文章就是指示，公式、规律、终极真理，应有尽有，令人望而生畏、读而生厌。他们就是靠这一套来篡改革命真理，贩卖反党货色，打击革命干部和群众的。
  我们的一些革命同志也受了“四人帮”的影响，养成说空话、说大话的恶习。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用一般代替具体。写东西，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堆砌得很多，就是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指示，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照抄照转；搞报道，到编辑部要路子，到下面找例子，关起门来写稿子，结果是空话连篇，套话成串，没有任何自己的特色，读起来没有一点味道。这种说空话、说大话之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使党的方针政策不能落到实处，对党的事业危害很大。正如列宁指出的：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13页）

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看别的什么东西？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四人帮”没有真理，害怕真理。他们的是非好坏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他们的反党阴谋。在他们那里，“闹而优则仕”，说假话有功，吹牛皮光荣。他们中的一些亲信、爪牙，不就是靠这一套发迹的吗？
  在“四人帮”横行时，有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都被他们搞乱了，必须一一纠正过来。
  判断一个干部能力强不强看什么？看实践，看他工作的实际效果，看他的行动是否给人民带来了好处以及这种好处的大小，绝不是根据他说得多么好听。
  判断一个总结、一篇报道水平高不高看什么？看实践，看它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群众的实践，是否经得起客观实践的检验。绝不能认为抄录马列词句多就是水平高。那种看上去句句有本本根据，可一点也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文件、报告、文章，有什么水平？应该丢到字纸篓里去！
  判断一个单位工作好坏看什么？也是看实践，而不是看发表了多少报道。我们遇到过三种领导同志。一种是扎扎实实，抓好典型，做好工作，同时也重视在这个基础上总结经验，搞好报道，通过总结宣传，普及经验，推广先进，使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一种是工作做了，不注意总结，不重视报道，结果经验出不来，先进事迹宣传不出去，影响工作的发展和提高。还有一种，不是把领导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写文件、抓报道上，甚至给下面规定见报指标，群众称这种思想为“见报第一”。许多假报道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压出来的。结果，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单位工作很差，而报道却很多“不怕工作一团糟，就怕笔下拔不高”，就是对这种现象的讽刺。为什么这样的“典型”宣扬出去了，本单位的广大群众不信服，“墙里开花墙外红”，原因就是群众了解事实，尊重实践。
  华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认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切实整顿好党的作风”。我们要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使我们在文风上来一个大的转变，大的进步。

——摘自1978年1月9日一期（第10776号）《人民日报》第三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4 10:25
当代大恶霸，今日白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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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治局面

作者：方之

  跨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满怀着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胜利豪情的八亿中国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新年前夕，中共中央宣传部邀集在京的社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党内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当前宣传工作和拟于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意见。整个座谈会发言十分踊跃，大家互相插话补充，开得生动活泼。同志们说，华主席领导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夺回了宣传阵地的领导权，大家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向党倾诉自己的心里话。
  其实，在打倒“四人帮”之前，因为动辄得咎而不敢讲话的何止是参加座谈会的这些同志呢？工人、农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主意、想办法，给扣上“唯生产力论”、为资本主义“做嫁衣裳”的大帽子。知识分子想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事业，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线回潮”的大帽子。革命干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胆领导、积极工作，给扣上“民主派”、“走资派”、“翻案”、“复辟”的大帽子。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那些胡作非为提出批评，更给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的大帽子。正如一位作家笔下的老同志所说：“三十多年的老习惯，任何事都对党谈，无论是工作上的困难，无论是个人的思想波澜。可是这些年来，我只上交了党费，却留下了心……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遭到“四人帮”的严重践踏，人民想说的话只能埋藏在心里。
  早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就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
  一年多来，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四人帮”横行霸道造成的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结束了，毛主席期望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开始出现。那些长期不敢开口、不敢动笔的同志，重新得到向党和人民倾吐衷情的权利。许多普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本着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途径，直至在报刊上，向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议和热情的批评意见，帮助他们纠正缺点错误，改进和推动工作。人民群众积极地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他们的意志、愿望在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计划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事实证明，长期压在人们心上的巨石一经搬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旦贯彻执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象打开了闸门的河水奔涌出来。
  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于我们的事业是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只有发动和依靠最广大的群众，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才有利于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才能巩固已取得的成就，不断夺取新的胜利。相反，如果人民不能享受应有的民主权利，有意见没处讲，或者不敢讲，心情不舒畅，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怎能不受到影响？“四人帮”的灭亡之所以是历史的必然，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与人民为敌，不仅不给人民以应有的权利，不让人民讲话，反而残酷地打击和镇压革命群众，因此，人民理所当然地要起来推翻他们，革他们的命。
  要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对人民包括人民中犯有严重错误而愿意改正的人，都给以应有的民主权利。这就必须实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方法。要坚持唯物论、辩证法，注重调查研究，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和解决问题。要深入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使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有些同志却不是这样。他们只相信自己或自己周围的少数人，迷恋于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总想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他们害怕群众，不准人家讲话，自己做错了也不准批评，甚至依仗职权对提出批评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一年来，人民精神面貌和国家政治局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坚信，它必将随着揭批“四人帮”这场政治大革命的继续深入，向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发展，在巩国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强大的威力。

——摘自1978年1月5日一期（第10772号）《人民日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