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社1960年版小学《语文》第十册

无度不丈夫

老孟泰

    鞍山人都知道老孟泰。他走在街上，常常有红领巾向他行个举手礼。孩子们的爱使他很感动。他想：孩子们为啥向我敬礼？因为我是一个工人。什么时候工人受到这样的尊敬？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
    我常常见到孟泰。每次和他谈话总是得到一些启示，日久天长，就对他的为人形成一种概念：这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聪明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幸福的人。
    我们有句老话：“大勇若怯”①，老孟泰就是这样的。平常相处，你只能看见他温良谦恭的一面。只有在紧要的关头，他才表现出大勇的精神。
    1950年美帝国主义打到鸭绿江边，这对于我们大家都是一次考验。在鞍山，有些胆小的知识分子不辞而别，溜之乎也了。孟泰是另一种做法。他让老婆和女儿下了乡；也没顾上送，自己扛上小铺盖卷，提着一小口袋粮食，就上了高炉。正象一个与阵地共存亡的士兵，他要与高炉共存亡。那时候，美国飞机常常过江，飞到辽东半岛骚扰。拉警报的时候，他把钳子装在口袋里，抓起一尺多长的铁管子，爬上高炉的平台，站在两个高炉中间，心想：“这地方只有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能来，除了他们三个，亲爹来了也不能叫他上。总水门就在这里，只要这里把守好，高炉一时停火也不怕。要是有坏蛋来破坏，先一铁管子把他打死再说。”拉紧急警报的时候，大家按规定都下了防空洞。他仍然站在那里，仰面向天，拿眼睛探索，恨得咬着牙想：你要是来了，我就跳上天去，抓下来把你撕碎。
    后来他谈起这件事来，自己也觉得好笑。人怎么能跳到天上去，这不是傻么？不！不必有此事，必须有此心，这正是蔑视敌人的精神，是勇士无畏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无产阶级怎敢设想把世界翻一个个儿，从根本上改造它？
    我们处在和平建设的日子里，这种勇敢自然常常表现在生产上。1950年8月的一天，孟泰刚刚上班，听见闷雷一样轰的一声。他一下子心都揪起来，以为瓦斯爆炸了。伪满的时候，三高炉发生过这样的事，把全厂玻璃都震碎了。他拔脚就往高炉上奔，看见厂长和许多人也正向这边跑。这时又听到爆炸声。他急了，直扑到四高炉，爬上铁梯子。有几个工人吓呆了，把身子贴在铁柱子上。炉台上蒸汽弥漫，好象揭开了汽锅，伸手不见五指。他和几个大胆的人一起钻进浓雾里，摸到高炉跟前，一手抓着铁栏杆，一手探索着向前查看。他想：这响声在西南角，一定是出铁口。这时又响了一声，炉下的冷却水象子弹一样飞溅起来，射到他脸上和身上。他摸到出铁口附近的时候，见是高炉钢板烧穿了，铁水象赤色的瀑布一样涌出来，碰到冷却水，自然要引起爆炸。孟泰一回头，见厂长正跟在后边，因为耽心，脸都变黄了。就连忙安慰他：“没关系，厂长，事故不大。”
    其实事故是不小的，闹得高炉整整停了十天，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不详细说了。经过苏联专家的帮助和工人的努力，这种事故再也没发生过。当时孟泰一点也没想到自己的生命，只想到高炉的安全。崇高的责任感，崇高的忘我精神，在他身上成为勇气的源泉。
    这种勇气也表现在日常工作上。和孟泰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的思想很先进，总是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总是敢于打破陈规，提出自己的创见。他有一条原则：只要对国家有利，我就什么阻难也不怕。有名的孟泰仓库，就是群众的力量“集腋成裘”②的。但是一开头，当他一个人到处搜检零件的时候，是受到不少冷嘲和奚落的。有人说他是检破烂的，有人说他是亡国奴的脑瓜。他知道正义在自己这边，丝毫也没有动摇，坚持下来，终于带动了大家。当时材料极为困难，好多东西有钱也买不到。有了他这个仓库，三个高炉的管道零件没用国家一文钱。
    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人有道德的人。老孟泰正是这样一个人。
    第一次评工资的时候，工人都主张老孟泰评为一等，按照他的技术水平和资历，这是合理的。他坚决不肯，抢着说：
    “还是让我自己评评吧，我只要个二等，就心满意足啦。伪满的时候，国民党的时候，我都拿头等工资。为啥现在要二等？头一层，我那时是胡弄洋鬼子，如今是实打实的给自己干。再一层，我耳也聋，眼也花，干活比年轻的差得多，还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文化……”
    他没说完大伙就哄起来了，都不同意。他急了，红着脸和大家争了半天，到底把头等让给别人了。只有为争多吵得脸红耳热的，那里有为争少费力气的？这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算盘。
    算盘有两种打法。有一种人一分一厘都为自己争，生怕损害自己一根汗毛，这是打的小算盘。孟泰打的是另一种算盘。评工资的事，他一听到风声就核算好了。国家正在建设，可是个穷底子，一分钱都很宝贵，得当十分钱用才好。自己要是拿多了，不免有些不明事理的人要向高的看齐，就会造成浪费。他首先从整体着想，打的是一个大算盘。
    我们常说爱厂如家，其实许多先进工人爱厂甚于爱家，必要时甚至于有厂无家。前边讲过，抗美援朝的时候，孟泰的妻女下了乡。每个星期六，工厂有一辆大汽车送职工和家人团聚。孟泰很爱他的五个女儿，她们每一次都站在停车的地方，可是从来也没接到爸爸。这年除夕，孟大嫂包好饺子，心想他一定回来过年的，就领着女儿到了汽车站。风雪很大，从黄昏等到天黑。飞舞的鹅毛大雪里露出灯光，汽车来了。她们眼看一个个走下车来，可就是没有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又过了五天，才有人给她们带了信来，另外还有一张画报，上面画的是老孟泰手拿大铁管，站在两个高炉之间，在等美国飞机。
    有一年冬天，孟泰病了，秋风一刮，只觉彻骨的冷，咳嗽起来，胸膛里好象有小刀子在挖，支持不住，才住了医院。人躺在病床上，心可躺不住，就在病房里串，问问这个痛不痛，问问那个有什么困难。稍好了点，就要出院。医生说：
    “把病治好是我的责任，你还没完全好，怎么能出院。”
    “我这病在病院一天能好二分，到厂子一天能好三分，我这人就是离不了工厂。”
    医生不同意。孟泰低头想想说：
    “这样吧，大夫，你给我开介绍信，我到业余休养所去。”
    “为啥要到那边去，这里不更好么？”
    “那里地势高，我站在外边一眼能望见高炉。离厂子也近，工人上下班都经过这里。我能拉住他们，打听打听厂子里的事儿。”
    医生说不服他，只得给他开了介绍信。孟泰欢天喜地，走出医院大门，好象出了笼的鸟，介绍信往口袋一装，就飞到工厂来了。过了些日子，党委书记知道了，把他叫去，说：
“老孟呀，你怎么不听党的话，是党叫你去住院的。在我们社会里，人是最宝贵的财产。身子就是革命的本钱嘛，你不往长远里想对么？”
    老孟泰无话可说，乖乖的跑回医院，找到医生就先做检讨。
    不管碰到什么事，他总是先想到党，想到国家。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对社会主义财富不负责任。四十多袋水泥给雨水打湿了，报废了。他问炉前总工长老张：“你有没有责任？”
    “我当然也有责任。”老张说。
    “你‘也’有责任？”老孟泰火了，气喘呼呼的说：“我说你要负完全责任。咱是什么人？咱是干什么的？别忘了呵！”
    他回到家里，气得一晚上坐卧不宁。第二天老张来见他，说：“老孟呵，你批评的对，有什么意见多给我提吧。”
    国家的一草一木受到损害，他就如切肤之痛。
    老孟泰今年62岁了，仍是兢兢业业，不辞劳苦，从解放到现在，真真十年如一日。也曾有人见他上了年纪，劝他退休。他说：
    “我将来人可以退休，事可不能退休，爬着也要到厂子去。”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退休不拿工资，可以替国家节省钱，第二句话的意思是：现在干多少工作将来也要干多少，决不因退休少干一点。人有了这种心情，自然是朝气蓬勃，“不知老之将至”，时时觉得快乐。他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大女儿已经工作了，二女儿是个小组织家，快要上大学了，三女儿画得一手好画，四女儿品学兼优，小五呢，更是老孟泰的心上肉。他爱女儿，可对她们要求也很严格，常说：“你宁死，也不能叫党受一点损失！”“你要是考二分三分，就想想对不对得起毛主席！”
    在我们的社会里，越是赤胆忠心的为人民服务，越是不计较个人得失，就越能做出成绩，人民也就给他以应得的荣誉。孟泰是鞍山的一面旗帜，也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孟泰在鞍山，在沈阳，在北京，在上海，常有上千的青年工人和学生听他讲话。他讲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总是归结到一句话，“没有党，就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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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大勇若怯”——若，好象。怯，胆小。这里是说十分勇敢的人，又是十分谦虚的人。
    ②集腋成裘——腋，胳肢窝；裘，皮袍。狐狸腋下的皮毛，虽然很小，但许多块聚集起来，就能缝成一件皮袍。在此比喻集少成多的意思。

——九年一贯制试用课本《语文》第十册第197～第204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     

无度不丈夫

引洮上山的小英雄

    行走在甘肃的群山中，去访问“高山运河”，这是令人羡慕的旅程。
    这高山运河，渠底全在海拔二千二百米以上，洮河从甘肃岷县的古城引上高山，流到甘肃东部的董志塬，渠道长一千四百公里；十四条干渠共长二千五百公里。这不是一条小河，水面宽四十米，水深六米。沿途经过二百多座大山大岭，跨过河谷、沟涧八百多处。要修一千多座水库、水闸、桥梁、涵洞①……。要把十八座岩石大山，从顶劈开，让水通过。修成了这条运河，将把三十五亿公方的水送到甘肃中部、东部的干旱地区，使二十五个县、市的二千五百万亩土地变成水地，运河沿途的荒山秃岭，将变成林木丛生的绿色大地……
    早晨，我穿过辽阔、漫长的古城水库工地，走进山腰间的武山工区指挥部帐篷。工区党委书记和工区主任向我介绍工程情况。忽然看见外面山坡上来了一个娃娃。他个几矮矮的，小脸黑红，紫色绒衣上套着一件草绿色棉背心，脚上穿的却是一双大人长筒胶靴。眼睛闪着稚气亮光，但神态严肃，让人看来又可笑又可爱。
    “这娃娃干啥的？”
    工区主任探身一望，便满面含笑地答道：“我们的小技术员！”随后，他喊道：“石宝珍，进来！”一声脆亮的应声过后，这娃娃进来了。
    前年，引洮工程开始的时候，石宝珍才十五岁，脖子上还系着红领巾，便跑到武山工区来了。在工地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已经成为一个小技术员兼小理发师。现在，他能作一般的施工测线、指导、检收土石方质量和鉴别、化验土质的工作。“这娃娃心可细哩！每次别人送来的表报，他都放心不下，全要自己亲自测定一遍。”
    听了工区主任的介绍，我约请这位小技术员作我的向导，到工地上转一遭。石宝珍高兴地接受这个请求，立刻伸出他那结实的小手，紧紧的拉住我，向工地走去。
    突然，石宝珍用力握住我的手，盯住我，说：“我们可好哩！”我听了，没有马上理解他为什么这样激动，这样突如其来的话语的意思。
    “工地上象你这样大年纪的娃娃多么？”
    “可多哩！几百呢！”他用同样兴奋的语调回答。
    这时候，我们已来到山坡下，石宝珍一扯我的手，叫道：“你看，这里全是我们小英雄！”
    眼前，一连串满装沙土的胶轮车子如飞而过，驾车的全是十六、七岁的娃娃。他们个个精神饱满，浑身带劲；为了干活利索，他们一色穿着新的蓝布单裤。另外一边是空车而来的娃娃，他们兴高采烈地齐声唱着歌儿……。
    这时候我才明白石宝珍兴奋的原因。他们年纪轻，劳动得这般出色、漂亮，谁见了也要感动、振奋不已！
    党根据甘肃干旱地区人民的心中想望，号召人民引洮上山，将荒山秃岭、深沟大壑②、十年九灾的地方改造为青山绿水。当时，青年、老年、妇女们争先恐后地前来报名，有的夫妇、父子、全家人都来了。同时，也来了许多娃娃。负责报名的干部说，引洮工地不要娃娃，撵他们回去，他们却赖着不走。有的娃娃甚至用哭表示抗议。干部劝说，工程险要，娃娃不能胜任，况且他们还在读书，不能去。但是，不能说服这些农民的儿子。
    娃娃们虽然没有受过旧社会的干旱灾害的痛苦，但是从他们父母那里，听到过干旱不收年月的苦难；因此他们坚决要作个伟大工程的参加者，要引水上山，带水回乡。
    等到民工队伍出发的时候，有的娃娃背着小行李卷来了，有的什么也不带就来了。他们理直气壮地站在队伍里，或者悄悄躲藏在大人背后，领队干部又把他们动员回去，才放心地领队走了。但是，当队伍在离开家乡几十里的一座村庄准备歇脚的时候，又发现这些娃娃早已到了村口道旁，坐在小行李卷上等着队伍哩！谁能一再拒绝一个自觉参加劳动的人呢？于是，在浩浩荡荡的引洮民工队伍中，便出现了一群天真、活泼的少年。
    在这群孩子中，有个名叫汪保娃的，他也十五岁，矮墩墩的个儿，圆圆脸黑红、惇朴，却有着一对精明的大眼睛。路上，他惟恐拖累了大人，总是走在队伍前头，抢先进村，给大家找住处、烧开水。同伴王忠原感冒了，汪保娃不声不响，拿出仅有的五角钱买来药，给王忠原吃了。第二天，他便背上王忠原的行李卷走路。孩子们在路上互相叮咛，激励着：要象个真正的引洮上山的民工！
    孩子们到了工地，立刻受到工程局党委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带被子的，给添置了被褥；衣服不足的，给添置了棉衣，并且给他们请来教师，使他们在工地上也能学习文化。为照顾他们的身体，给他们单独编了队。于是，出现了“小老虎队”“红孩子队”“红火箭队”“小英雄队”“红色战斗队”等等响亮的名字。汪保娃被孩子们选为小英雄队队长。
    劈山开岭的战斗开始了。领导给小英雄们的施工定额低于大人，可是每天他们完成的工作量都比大人多。这消息，引得许多人前来观察。“原来这群娃娃，不只干得凶猛，还干得巧哩！”他们赢得人们由衷地赞美！
    来到小英雄们的一百三十米长的工地上，人们看见一幅奇妙的景象。这里，空中绳索牵引似网，车辆来往如飞。车辆去时自动装土，来时“猴儿上竿”自动倒土。车辆奔驰的行道里，有小队长的指挥旗的信号，有小护路队员，有车和车的协作区。还有那些小医生、小木工、小清道工，他们提着药箱，拿着斧子，锤子、耙耙、有条不紊地作着各项工作。
    劳动人民的儿子最聪明伶俐；娃娃们个个心灵手巧。他们知道单靠气力，很难干得比大人强。党号召民工们大闹技术革命的时候，小英雄们高兴透了，他们唱：“大干巧干加油干，工具改革赛鲁班，发明创造两百件，平均工效加倍翻。”他们纷纷琢磨着、研究着。保娃说：“推土车工效太慢，咱们造个自动倒土车。”大家便一点点凑主意，作成功了双轮自动倒车。车子冲下坡，必须有人在后边操纵。一天，车子飞的太快，把张双禄甩了出去。这娃从土堆上爬起，闷闷坐在一旁，他很生气：自己造的车子应该听自己的话呀！这时候，保娃走来看他。于是，他俩爬在土堆上面画弄起来。这里添个提把，那里加个绳索牵引，轮子移到后边，能上能下。行哩！他们喊来同伴，叮叮当当改装起来，一试，果然灵便、快速、安全，工效提高了三倍多。孩子们给创造的第一件工具，命名为“陆地飞机”。
    领导大大表扬他们敢想敢干的精神，鼓励他们继续研究。孩子们的智慧如同春天花朵，一下子开遍工地，接连创造了五十六种新工具，三百二十多件。保娃的心非常细致，连生活中的用具也同机械化联系起来了。高山工地寒冷，距离宿舍又远，民工们的午餐送到工地，早已凉了。一天，娃娃们却吃上热气腾腾的馍和菜，别人奇怪的赶来一看，原来娃娃们推来的是保娃创造的一架热锅送饭车子。
    保娃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从他懂事、上学，便受到党的培育。因此，在他身上闪耀着社会主义社会新生一代的光芒。关心别人，关心集体，对他来说都是自然极了的事情。一天，他和张承喜在二十多米高的平台渠道上运土。承喜是个干活勇得很的娃，一脚踏空，便头朝下栽了下去。平台下面全是石块，人栽下去，至少也要摔成重伤，保娃一见承喜栽了下去，跟着纵身一跃，猛扑下去，双手抓住承喜的一只脚，大声呼喊，人们才赶来把他俩抢救上来。……
    小英雄们来到古城工地，正是截流工程最紧张的时刻，劳动繁重、艰难，领导不想分配他们任务，他们坚决地请求着。给了他们任何一项任务，他们就有创造，就有发明，干的就是出色。两千多公斤的巨大岩石，他们当然抬不动。但是他们一会工夫便搞出来一个万能结绳法，十二个娃娃轻巧地完成了任务。筛乱沙石时，就发明了多头理沙机，定额原是一方，他们却作到十一方。截流的时候，装石料刻不容缓，他们五十个人立刻建起一座简易装料台，只两秒钟便装一卡车……
    听了小英雄们一桩又一桩的动人故事，令人心中兴奋不已。他们还这样年轻，便勇敢地走上了建设、创造的道路！
    在坝基上，遇见工程局的党委书记。我知道，昨天夜里他睡得很晚，可是一早他又来到工地。他每到工地上，必定要看看这些娃娃。他那略带疲倦而严峻的目光，一见了娃娃们，立刻泛起喜爱、欢乐、温柔的光芒，招呼他们、抚摸他们，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他怀着无限深情说，引洮工地上有许许多多英雄人物值得大书特写、值得人们学习，但是也应该写写这些令人喜爱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是建设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有许多娃娃将要进水利学校学习，他们将成为我们时代的水利专家……
    太阳升到天空，它那明亮光辉照在古城工地的劳动海洋中，壮丽非凡。从远方的深山里传来轰隆的开山炮声，在这山谷中迴响着。刹时，远山丛中冲扬起团团黄尘浓雾，连山峰也遮盖住了。这震撼人心的炮声，在宣告：引洮上山第一阶段工程即将胜利结束。不久，人们将看见洮河水由此滚滚流上山去，“山上运河”将通航到二百里以外的漫坝河。

1960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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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涵洞——水流通过的山洞。
    ②壑——就是沟；“壑”读“huò”。

——九年一贯制课本《语文》第十册第205页～第212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     

无度不丈夫

做有伟大革命志气的新一代

《中国青年报》社论

    新中国青年，应当是有伟大革命志气的新一代。在当前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中，大立革命志气，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为什么在今天特别强调树立伟大革命志气呢？这是因为，党的总路线已经把我们国家引上了由穷变富、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我们要在历史上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同时我们还要更上一层楼，在我国实现最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近百年来一直很贫穷落后，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迫；但是，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因此，迅速地彻底地改变我国的“一穷二白”面貌，是我国人民最迫切最热烈的愿望。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领导着全国人民前赴后继，坚持不断地闹革命，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要使中国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彻底大翻身，而且要在经济上、文化上彻底大翻身。要把中国革到那里去呢？不是革到新民主主义就停住了，也不是革到社会主义就停止了，而是一直要革到共产主义去。如果说二三十年前，共产主义在中国还只是少数先进人物的理想，那么现在，我国青年一代就将是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将来也是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人。为了适应这个伟大历史任务的要求，我国青年就必须树立彻底改变“一穷二白”面貌、战胜地球，建立强国的伟大的革命志气，使自己成为贯彻执行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坚强最勇敢的战士。
    志气问题，就是为什么目标奋斗的问题。是为人民币，为个人名利，为一本书而奋斗，还是为社会主义的建成，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树立世界观的一个根本问题。有什么样的志气，就反映了什么样的世界观。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的人，立志为个人名利而奋斗，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自然不是我们所说的革命志气。立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反映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两种志气反映了两种世界观。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正是当前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最突出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长期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们说要树立革命志气，这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改造世界。由此可见，立志问题，决不是个小问题。
    为什么呢？
    第一、我国青年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突击队。总路线要求人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是如果没有伟大的革命志气，就不会有十足的和持久的干劲，就不会一再争上游，不断革命。没有志气，就不可能有革命的创造性，不可能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可能有集体主义精神，不可能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没有这些，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自力更生，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青年时期正是立志的时期，正如毛主席说的，青年好比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的共产主义世界是属于青年的。青年人怀抱理想，憧憬未来。作为新中国的青年，就应当朝着党给指出的方向和前程，树立远大理想，终身为党的事业奋斗。青年人应当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结合起来，既有为当前的任务苦战巧干的英雄气概，又有为远大理想而英勇奋斗的革命勇气。总之，我们要过一种天天向上的沸腾的有理想的生活。
    立志，要学习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革命战略思想，代表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志气和革命胆略。毛主席是我国青年大立革命志气的光辉榜样。毛主席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出发，在革命的每个阶段，都及时地提出了中国人民的奋斗方向。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指示了“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方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他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号召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教导人民要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并指出做为六亿人口的大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最近，毛主席又号召我国人民：战胜地球，建立强国。毛主席就是以这样伟大的志气和雄伟的气魄教育和感染着我们。伟大的革命志气是毛泽东思想的鲜明特征之一，我们青年一代应当以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武装自己。
    我国青年几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志气不断高涨。不久前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更使力争高速度的思想在青年心上扎下了根。青年们说：“三个万岁，坚定了革命方向；三个提前，鼓舞了革命干劲”。的确，我国青年那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朝气勃勃，天天向上的精神面貌，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是总路线的光辉照耀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一切旧习惯势力，对青年思想没有影响了。目前，青年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之一，就是有一部分青年还存在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缺乏革命的志气。
    这些人平生无大志，只求保全个人的安乐小天地，不关心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对待劳动和学习抱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态度，“要在中游安家立户”，说什么：“要争上游费力气，甘居下游光挨批，时时都在中游站，不费力气不挨批”。这是十分有害的思想。总路线要求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力争上游是一切革命者的本色。安居中游的思想，同这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右倾思想的表现。中游思想不会一成不变的，它必然要向两极分化，不是鼓足干劲争得上游，就是斗志日衰，落在下游，二者必居其一，岂有在中游安家立户之理！要破中游首先就要立大志。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就会有永不满足，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革命意志。这正是新中国青年具有革命觉悟的一个重要标志。
    缺乏革命志气，还有一种表现，就是轻视群众，害怕困难。有这种思想的人做起事来总是少慢差费。强调困难，这也办不到，那也不可能。这真是一副懦夫和懒汉相。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越来越和现实格格不入了。党的总路线要求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把我们的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是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是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但是懦夫和懒汉见物不见人，只看到客观困难的一面，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一面。所以，在他们的辞典上，尽是“困难”“困难”的字样，却看不到人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决定因素。这种精神状态同总路线的精神相比，实在有天上地下之别，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风格相距又何止十万八千里。为了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办得多快好省，就要大破懦夫和懒汉思想，大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我们青年一代，决不做懦夫和懒汉，而做心怀大志的勇士和能手。
    我国青年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一代，无疑地也将是我国历史上最有革命志气的新一代。现代青年应当立下什么样的革命志气呢？应当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榜样，立下发奋图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志气；立下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志气；立下刻苦学习，攻占现代科学文化堡垒的志气；立下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志气。各个战线上的青年应当结合自己的任务，提出树立革命志气的具体目标。比如农村青年应当立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志气，学校青年应当立下攀登科学高峰做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志气。
    有志者事竟成。只要立下伟大的革命志气，在我们伟大的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下，我们就能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早日建成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向更高的目的迈进。青年们！继续跃进的1959年的日历就要翻到最后一张，更大更全面跃进的1960年就在眼前。让我们兴起一个大立革命志气之风，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伟大革命理想和伟大革命志气的新一代，为我们伟大的事业发出更大的光和热。

——九年一贯制试用课本《语文》第十册第213页～第219页

无度不丈夫

为了党的伟大事业刻苦学习

作者：郝建秀

没有党就没有一切

    我能从一个纺织女工成为一个大学生，这完全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我生长在山东青岛的一个穷苦人家，父亲原是个赶大车的。在我童年时代，我就非常羡慕那些上学念书的小朋友。但是，在旧社会，这只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解放后，我进了青岛国棉六厂作女工。在工厂里，我初次受到阶级教育的洗礼。老师傅经常给我们讲过去当徒工的悲惨生活。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不仅没有人好好教他们学技术，而且经常挨打受骂。解放后，一切不合理的制度都被取消了。旧时代的阴暗可怕的生活永远结束了！党和工会处处关心和体贴工人，办起了食堂、托儿所，还有休养院。“工厂是我们自己的！”每当提起这句话，我就浑身是劲！我抱着创造新生活的热烈愿望，想尽办法为党和国家多创造财富。我全神贯注地向老师傅学技术，不但做工时仔细学，休息时间也抓紧练习，回家后就用木棍和针线来练习，很快我就能够独立操作了。后来，又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我和同志们一起创造了一种细纱工作法，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并在全国推广。大家管它叫“郝建秀工作法”，但是我始终认为这是党的“工作法”。没有党，就没有一切！

学习不是个人的事

    在生产中，在实际工作中，我越来越迫切地感到：工人阶级要担当国家建设的任务，不仅要积极生产，还必须掌握文化科学技术，做科学文化的主人。就以“工作法”来说，别人帮助总结，说这是一种科学的“工作法”，可我连“科学”是个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又怎么能很好地和工人同志一起研究，交流经验呢？
    党看透了我的心。1953年10月，组织上送我进北京人民大学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我从心里感到幸福和高兴。我暗暗地说：亲爱的党，我向你保证：一定要学好！
    一到速成中学，学校里发给我一堆书，我紧紧地抱着这些书本，一本一本地翻着看，真舍不得放下。当时只想到：学完这些书，我再学技术、写稿、填表、订计划就没有困难了。可是我仅仅读过一年多的小学，面对着中学的课程，心里真有些发慌。让我出力搬机器、抬大滚筒，甚至抡大锤，我全不在乎；可要我拿小小的钢笔和三角板去画图、做习题，可真有些困难。上课听讲也不会听，想到前面，忘了后面，顾上听，就顾不上记。
    下课后，满脑子乱哄哄。文化知识，当你还没有掌握它时，它真会捉弄人，我下定决心，要把在工厂里突击生产的劲头儿拿出来，钻到学习中去。在那些日子里，除了吃饭、睡觉，走到哪儿我念到哪儿。晚上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也在念。时间总是不够用，如果太阳听我使唤的话，我一定会叫它永远不落山，永远是白天！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就来个“分秒必争”。起初，成绩并没有一下子提高，三分、二分不断出现。我心里难过极了。心想：与其在这儿浪费国家的钱，还不如回工厂。我把这些想法汇报给党，党组织非常耐心地帮助我、教育和启发我，说：“党为什么让你来北京学习？你想过吗？党要求的，不仅要你多接几个线头，少出点白花①，而且要你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任！”这时，工厂的工人弟兄姐妹也来信鼓励我，他们说：“拿出工人阶级的志气来！要象搞生产一样，掌握文化科学知识。要为工人阶级争光！”这些话，使我的心胸更加敞亮起来，我认识到：学习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委托。我感到：党和整个工人阶级都在支持我！于是，就怀着必胜的信念，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进了。

拿出工人阶级的志气来

    1957年春天，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工人是“笨蛋”，诬蔑我们只会使力气，不会用脑子。我非常气愤。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劳动人民最大的侮辱！世界上的一切，有哪件不是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一切科学文化，又哪些不是从劳动实践中总结和创造出来的？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剥夺了我们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只有党才领导我们在文化上翻了身。党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我们一定立大志下决心，不但要掌握一般文化科学知识，而且要攻下科学堡垒，攀登科学文化顶峰！培养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一定要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自己的阶级增添光彩！我不再怕学习上的困难了。越是不会的，我越要钻。一个字、一句话、一道习题，我都要彻底弄明白！为一个难题，有时要累得满头大汗，眼花脑胀，我仍然坚持想下去，毫不放松。同时，我也尽量改进学习方法，注意联系实际生活中的具体现象来帮助自己理解抽象的概念和原理。终于，扭转了学习上的被动局面，闯过了难关，成绩步步上升，学习兴趣也逐日高涨，心怀愉快，信心更强。

不断跃进攀上科学文化高峰

    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下，在全国一片继续大跃进声中，我想到：自己在学习上一定也要继续跃进，一定要又多又好地掌握科学知识。因此，上学期我和同学们一起提出把机械制图提前讲授。增加一门课，学习自然会紧张一些，可能假期就没有了。但是，我想起过去在工厂时，哪儿来的什么暑假和寒假？我们到学校里不是找轻松来的。要攻克科学堡垒，就应该紧张一点，艰苦一点。结果，加上的这门课，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提前十个星期学完了。大家学得都很好。这使我再一次体会到：只要思想上用总路线挂了帅，学习上完全可以学得更多、更好一些。
    目前，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正以无比的信心跨进伟大的六十年代，新的十年在我们面前展示了光辉灿烂的图景。党已向我们发出了实现工农业的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的伟大号召，我们青年同学一定要立大志、攀高峰。在纺织工业方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志气：使中国的纺织工业用最新的机器和技术装备起来，在不久的将来，把法钢联合机、超大牵伸细纱机等机械和静电纺纱、无纺织布等技术，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去，实现一次纺织工业上的新的技术革命！为了在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中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我决心更加刻苦地学习，向尖端科学和技术进攻，做工人阶级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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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白花——经过纺纱机还没有纺成线的絮绵。

——九年一贯制试用课本《语文》第十册第220页～第224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     

无度不丈夫

学、想、用、写

    从学习中，我初步体会到，要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得密切和有效，必须作到学、想、用、写四结合。
    “学”，这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首要问题。打仗要有武器，做工作要有本领，这就必须学习。俗话说：“玉不琢①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刀钝石上磨，人笨人前学”，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而且，我们还要不断地学习，因为不论阶级斗争也好，生产斗争也好，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而理论知识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人们只有不间断地学习，才能不断地提高和进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他自己的学习时说过：“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毛主席都说要不间断地学习，象我们这些人，不是更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吗？
一句话，一个人只有在不断地工作和学习中，才能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更多，才能更好地工作，更快地进步。
    “想”，这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入门，只有多想，才能领会文件的精神和实质，掌握文件中所表明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把书本上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毛主席曾一再教导我们说：“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又说：“多想出智慧”。打个比方说，学习如吃饭，“想”好比消化。吃饭时，必须细嚼慢咽，不然就会消化不良；学习时，必须反复深思，不然就会成为囫囵吞枣，而不知其味。
    想什么？想一想书本上说的道理；想一想书本上为什么这样讲而不那样讲，想一想自己的想法和干法与书本上的道理符合不符合，有哪些不对头的地方，想一想今后怎样想和怎样干才对头……。只有这样反复思考，才能真正达到联系实际、提高认识的目的。
    “用”，这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中心环节。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革命行动的指南，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好工作；如果学而不用，学习就没有意义了，也肯定不会学好。那末，怎样用呢？照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有的放矢”，——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矢”来射实际工作之“的”，就是把理论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作为行动的准则，作为认识和解决问题的钥匙，作为思想修养的镜子。只有这样，才能把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起来，达到学而能用，用之有效的目的。
    “写”，这是理论和实际的进一步结合。俗话说得好，“千看万看，不如经手一遍”，意思就是叫我们学了、想了、用了之后，必须再写一写。写笔记，写学习心得，写工作总结，写文章……等等。在写的过程中，经过一番思考整理工作，就可以更好地消化所学的理论，使原来零星星的、不系统的、片面的认识得到提高，并改进工作。比如，我们前些时学习了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有关文件后，结合检查工作，写出了《如何掌握对敌斗争规律》的经验总结，不但对指导今后的工作大有好处，而且对文件的了解，也深入了一步。由此证明，学习后，写工作总结，对工作对学习都有很大的好处。
    总的说来，学、想、用、写，四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学、想是接受理论的过程；用、写是消化和运用理论的过程。只要把这四步有机地联结起来，就能逐步作到理念和实际相结合，就能减少以至避免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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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琢——音“zhúo”，雕刻。

——九年一贯制试用课本《语文》第十册第226页～第228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   

无度不丈夫

做共产主义的好学生

《中国青年报》社论

    全国学生第十七届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胜利地闭幕了。这次大会明确了全国学生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大会号召全国学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做共产主义的好学生，攀登科学文化高峰，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和将来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奋斗。
    做共产主义的好学生，这是党对我国这一代学生的殷切期望。所谓好学生，每个时代都有它不同的标准。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标准，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好学生呢？这就是既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又红又专的学生。所谓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也就是要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我们不是要“红”么？这就是“红”的尺度和标准。所谓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也就是要去占领现代科学文化的一切阵地，并且攻下自己所学专业的尖端，登上科学文化的高峰。我们不是要“专”么？这就是“专”的尺度和标准。在我国这一代新型的学生身上，红和专，是完全统一的，并且以政治为统帅，以红带专，思想业务双双跃进。只有这样的学生，才是能够满足我国伟大建设事业需要的，并且能够充当建设骨干的新型知识分子。
    要作个共产主义好学生，关键的关键，在于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战无不胜的强大武器。而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不仅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且在很多重要方面，全面地深刻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对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因此，我们青年学生，无论是学哪门学科的，都应该毫无例外地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是中国青年思想建设的根本问题，这是培养整个一代人的根本问题。今天的学生是明天的建设者，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们能不能成为这样的接班人，也就在于我们能不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所以，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好学生，归根结底，也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好学生。
    要做个共产主义的好学生，必须提高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树立巩固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是一个人，一个阶级对世界，对一切事物的总的看法。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当前和今后政治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内容。我们要立志做共产主义的好学生，就必须从现在起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去从事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有了这种世界观，就可以使我们永远看到伟大革命目的，一往无前，不断革命。这就可以使我们永远记着：社会主义是个过渡性的经济形态，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去，而不是停留在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阶段，一方面伟大的共产主义因素开始萌芽，并且不断成长壮大，另方面还不得不暂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满腔热情地促进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逐步缩小和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准备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不断革命精神。只有用这种精神武装起来，我们才能把共产主义的旗帜一直撑到最后胜利。否则，就会使整个革命事业停滞下来。所以，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不断革命思想，是关系到我们能否继承老一代事业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要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还要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坚定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这一代学生是在我国过渡时期里成长的。在整个过渡时期充满着阶级斗争。我们国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坚定不移的步伐，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资产阶级总是要来抵抗的。现在，不但国内有阶级斗争，国际范围内还有更严重的阶级斗争。帝国主义只要存在一天，总是千方百计地从军事上威胁我们，从政治上破坏我们，从经济上封锁我们，从思想上瓦解我们。以铁托集团①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②也总是要散布他们的破坏性毒素。在这种形势面前，在党的教养下的我国青年，应当成为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以及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最坚强的英勇的阶级战士。在少数同学中那种认为“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已经‘红’得差不多了，今后主要是攀登科学文化高峰，致力于‘专’了”的思想，是缺乏阶级斗争准备，看不见思想改造的长期性的表现，是十分有害的。
    具有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共产主义好学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给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个恶习，就是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脱节，知识分子不从事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经过了两年来党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的贯彻执行，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这标志着我国学生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正向“知识分子劳动化”阔步迈进。近两年来，我国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劳动，理论与实践结合，形成了革命的新学风。经过劳动锻炼，我国学生不只初步扭转了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观点，而且还正在养成一种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广大学生参加劳动不计报酬，不讲条件，而且学习了工人阶级的那种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落后就帮的共产主义精神。他们说，“不为名不为利，一心只为劳动化”。这是极其可贵的品质。我们全国学生大大发扬这种为社会造福不计报酬，不讲条件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不错，按劳分配是我们国家在现阶段的一项重要政策。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可以丝毫降低政治挂帅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我们主张实行政治挂帅同物质鼓励相结合，并且以政治挂帅为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扬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无尽止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我国建设的速度；才能把广大人民的精神品质提高到共产主义者的觉悟水平上来。我们青年学生将来都要走出校门，参加建设的。我们应当从现在起，就培养劳动不计报酬不讲条件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劳动人民的互学互助的共产主义精神。现在用这种精神来对待学习、工作和社会生活，将来就能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发出更大大的光和热。
    共产主义好学生的另一个标志是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道德是有阶级性的，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无产阶级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的斗争利益中引伸出来的。我们的道德始终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资本主义社会把个人主义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为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剥削劳动人民、养肥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为了掩盖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他们总是搬出什么人道主义呀，人性论呀，人情味呀，来迷惑人们，把道德说成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些虚伪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和人情味，都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货色，是无产阶级根本反对的。我国青年学生应当成为具有共产主义的高尚的道德品质的新一代。我们的道德观是把占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无产阶级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凡是有利于劳动人民，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事情，我们就双手拥护，坚决去干；凡是有利于帝国主义，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事情，我们就坚决反对。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对己和，对敌恨，热爱集体，大公无私，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我们学习、做人都要以这为准绳，做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决裂，无限忠于无产阶级，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高尚的人。
    以上这些思想品质，是共产主义学生的灵魂，是青年学生“红”的方向。有了方向，还要有工具，有了“红”，还要有“专”。在“专”的方面，我们青年学生的任务是什么呢？这就是党所教导的：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一支强大的科学文化队伍不行。而我们青年学生，就将是组成这支队伍的骨干力量，任务十分重大。因此，我们要胸怀雄心壮志，夺取征服自然、征服宇宙的一切本领，把人类积累的一切有用知识继承下来。青年学生是攻尖端，攀高峰的一支生力军，我们一定要把当代一切尖端技术统统给攻下来，同时，还要创造新的科学技术文化的高峰。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任务。我国青年学生要立下这种无产阶级的大志，民族的大志和共产主义的大志。
    全国同学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做共产主义好学生，攀登科学文化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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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铁托集团——以南斯拉夫铁托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
    ②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这种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便于欺骗别人，口头上挂着马克思列宁的词句，但是实际上他们却极力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是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诡辩代替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在政治上是用反动的超阶级的国家论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论，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替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为垄断资本辩护，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们完全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九年一贯制试用课本《语文》第十册第229页～第235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20-10-14 00:06
故乡作者：鲁迅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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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不再重返的故土

作者  李阳

  1898年离家时的周树人内心自然满怀惆怅，“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而当二十八年后他以“鲁迅”之名闻名海宇，离乡远行对他来说，也早已是家常便饭，就在这一年的九月，他再次从客居十四年的北京启程，前往东南沿海的福建厦门。故乡渐行渐远，甚至他最后一次回乡，也是在七年之前，而那次回乡，则是为办理出售故乡祖宅的手续。从此，他再未踏足绍兴故土。

哀念：身在故乡为异客

    在鲁迅的文字中，绍兴成了“S城”，那里的乡人，在他的笔下也不惮嬉笑怒骂，仿佛他当年离乡时眷恋不舍的离愁别绪，只是一场少年的稚嫩的思乡病。待到成人，阅历既广，这种疾病便被治愈。思恋变成了怨怼，或洒上了辛辣的嘲讽，或拌进凄冷的酸醋。《孤独者》里人情凉薄的S城，《阿Q正传》里势利市侩的未庄，《明天》里闭塞怯弱的鲁镇，《药》里现场售卖革命者人血馒头的“古口亭口”——小说中以绍兴为原型的这些地点，全都是聚集了国民劣根性的乌合杂烩之地。早已被鲁迅看熟了脸，“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鲁迅从不吝惜扬起最辛辣的鞭子抽打在故乡令人可鄙可笑的痛点上。
  然而现实辛辣的鞭挞，在深沉朦胧的幻梦中，却成为与眼前“昏沉的夜”形成最强对比的“好的故事”。
  暗与光，辛辣与柔情，鞭挞与爱抚，鲁迅对故乡的情感如同一条灰色的斗鱼，在爱与恨之间迅捷地游动，偶尔，才会在途中驻足停留，感受其中难以言喻的复杂，而这种复杂思绪的产物，就是鲁迅的名篇《故乡》。这是鲁迅以自己1919年返乡搬家的经历而撰写的小说。这一次返乡也是鲁迅对绍兴故园最后的诀别：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尽管小说中这种复杂心绪，可以用“近乡情更怯”来完美地解释，但这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鲁迅内心对故乡更深的情感：“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近乡情更怯的缘故是自己从外貌到心绪都发生了变化，而故乡如斯，自己却成了贸然闯入的异乡客。而鲁迅却发现，发生巨变的不止有自己的外貌、年纪和心绪，还有故乡本身。他的悲凉里，更多的是一种旧日不再的失望：眼前这座萧索凋敝的乡村，分明与自己记忆中的故乡差别甚远，甚至连故乡熟悉的乡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幅在他脑海中“神异的图画”中的主角，“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的十一二岁勇猛少年闰土，如今也全然不见旧日容颜：
  “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作为离乡多年的游子，与故乡唯一的牵线就是记忆，而如今，无论是乡土还是乡人，都犹如一把锋利的剪刀，将这条牵线霎时剪断。活泼开朗的少年闰土成了唯唯诺诺的庄稼汉。被称为“豆腐西施”的杨二嫂成了一个爱贪小便宜的市侩大妈，还得了一个半是嘲讽、半是嫌恶的“圆规”诨号。每个人都不过是在“辛苦展转而生活”“辛苦麻木而生活”和“辛苦恣睢而生活”中三选一。流入不同生活轨道的人，彼此间也竖起了看不见的高墙，将人“隔成孤身”，使人“非常气闷”，也将记忆隔开，成为不但不可及，甚至眺望也变得模糊的悲哀存在。
  然而，鲁迅之所以在《故乡》中如此气闷悲哀，必定是故乡曾有过他所追怀，所眷恋，所不忍割舍的存在。以至于他在《好的故事》里还会将它编织成转瞬即逝的美好幻梦。不妨循迹回去看一看鲁迅童年时代的故家。那是东昌坊口“新台门”中的一座近两百年历史的古老大宅，六扇丝竹大门足以彰显周家不愧是绍兴的名门望族。鲁迅自己也承认，作为“周氏的长男”，因此“物以希为贵”，备受家人呵护。他的童年玩伴，不止有《故乡》中的闰土，还有一个绰号“和尚”的木匠，会亲手给这位讨人喜欢的周家大少爷制作木头的关公大刀，供他玩耍。
  他的家庭也给了他19世纪末传统大家族所能给予孩子的最大自由。举凡绣像小说、笔记稗史、神话传奇，乃至维新风潮下出版的西学书籍，只要他愿意，几乎都被允许自由涉猎。鲁迅的家庭教育，在他的晚年回忆《五猖会》中，透露出一个细节：当七岁的鲁迅兴致勃勃地准备去看庙会时，父亲突然出现，让气氛一时变得很谨肃，还强迫他读熟刚教会的二三十行《鉴略》，才能去庙会。鲁迅只得压抑性子强迫自己快快背熟，然后“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得到了父亲的点头首肯，他才被工人“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童年那场庙会的热闹，鲁迅已经“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以至于在37年后，他仍在“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尽管寻常看来，将玩心正大的孩子强摁桌前背书，多少有些忤逆天性，由此可以证明他的父亲是个严厉不通情理的旧派文人。但鲁迅的诧异，实际上他自己已经给出了答案——将玩耍作为努力后的奖励，是让他幼小的心灵能品尝到成功的乐趣。这种细致入微的教育方法，在将溺爱纵容为保护孩子天性的教育观念中，是很难理解的。由此，我们在将鲁迅散落在童年回忆中的点滴串联在一起：月光下刺猹的少年闰土，后院“百草园”里“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无限趣味的短短的泥墙根，小珊瑚珠一样又酸又甜的覆盆子，等等，便能轻而易举地发现，鲁迅对故乡的眷恋不仅有据可依，而且相当浓烈。
  真正让鲁迅对故乡难以释怀的，是这一切值得眷恋回味的美好，转瞬即逝。祖父因科场弊案入狱，鲁迅被送往外祖父家过着寄人篱下的乞食生活。他也描述了自己如何在高过身体一倍的当铺前“在侮辱里接了钱”，去给父亲请医生买药治病。然而，医治父亲的重病，绝非像去庙会前背熟二三十行书那么容易，竭尽全力也未必会得到成功的欢欣。父亲临终前，衍太太催促年幼的鲁迅竭尽所能呼唤父亲暂留阳世。但鲁迅大声的叫喊，仿佛只是给即将挣脱病魔平静下去的父亲，增添了紧张和痛苦：“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痛苦。”
  最终，鲁迅只是得到父亲较急的喘息和一句低低的回应：“什么呢？……不要嚷。……不……”
  父亲的死在鲁迅的记忆中留下了锥心刺骨的伤痕。而随着当家人的离世，家境的衰败也让鲁迅感受到了世态寒凉。在父亲临终榻前不断催促少年鲁迅呼唤父亲的衍太太，再次扮演了一个爱嚼舌根的帮倒忙角色。她似乎是出于好心劝告鲁迅典卖家当贴补家用，但最终却传出了周家长子盗窃家财的流言。按照鲁迅的说法，这一流言，加上乡人的凉薄和侧目，最终逼他离开了家乡。而随着鲁迅与家乡渐行渐远，离乡的年头越来越长，那些童年遥远的温馨美好往事，逐渐沉入了记忆深处，只留下“世态炎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四字格言。只不过，将这四个字沉重扛在肩头的鲁迅，有足够的才华和对时代敏锐的嗅觉，为其赋予更新的意义。

愚人：革命循环套中阿Q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上，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著名的小说集《呐喊》的序言中，鲁迅如此剖析道。仿佛少年时代遭受的苦痛，都成了洞破人性的资本，也因此成为鲁迅创作的灵感来源。他越是深入发掘困顿与炎凉背后的暗影，就越认为自己挖到了国民性最深的劣根，而这种劣根不止于故乡的亲友熟人，只要善加取材提炼，更可由小见大，放诸全国。他在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间发表在《晨报》副刊的《阿Q正传》的主角阿Q，可以说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这个人物形象如此深入人心，高一涵回忆当初小说发表时说：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
  尽管这个小人物，不过是以鲁迅的绍兴老家为背景的未庄中的一个无业游民，最终在辛亥革命后被当成替罪羊枪毙，但就像高一涵所说的那样，几乎人人都能从小说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这正是鲁迅期望达到的效果：“我的方法是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倒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阿Q不仅是鲁迅精心雕琢的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也蕴含着他所抱持的一种古怪的历史观：既然这个角色如此具有自我参照性，那么如果时代的主流是成千上万具备阿Q这样或那样特点的人物，那么中国便永远走不出历史的循环怪圈。发生再多场政治革命，死掉再多的民众，一切都不会发生改变。就像小说的第九章里，阿Q糊里糊涂被押上法场枪毙，在枪毙之前，坐在堂上的老头子“和气”地问他：
  “你还有什么话说么？”
  阿Q“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
  最后画押时，“便宜你，画一个圆圈”。作为阿Q最后的杰作，他“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这样一个突兀的结局，自然是个反讽，但反过头来去看那简短、糊涂却又对答如流的讯问，再看他笔下那个努力画却最终没有画圆的圆圈，那个向外耸出的尖，反而成了阿Q这个完美凝聚了万千国民劣根性象征的典型人物中，最具个性也最凸显个人意志的一点缺陷。圆圈上这个突兀的尖，本应有可能成为打破历史循环套的突破口，但它却是被无意画下的，并且画得圆不圆，除了阿Q本人之外，也无人在意。而阿Q本人的最终命运，也不会因为这个圈没画圆而有任何改变——他终究要被处决，只是从“好看”的砍头，变成了不那么好看的枪决。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Q画圈耸出的那个尖，也可以被视作辛亥革命的象征。这场革命，无论是在《阿Q正传》中，还是在现实的绍兴城里，都像是历史循环套中偶然耸出的一笔。小说中的革命，“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是象征性地把辫子藏了起来，以便“咸与维新”。现实中的革命，作为亲身参与者的鲁迅看来，更加令人气沮。据他的一位同乡回忆，鲁迅对革命的到来颇为积极，“一手拿了一卷传单，一手也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很有信心地说：‘遇到万一，这把钢刀准能砍几下的。’”
  但等到十月七日，绍兴光复，成立绍兴军政分府时，通告上的消息却显示，这个政府完全是由前清绍兴官员程赞清和章介眉拼凑起来的骗局，不过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内骨子是依旧的”。在鲁迅创办的《越铎日报》中，特意描述了这群披着新潮外套的丑角：
  “穿操衣带军帽下乡收租，别致。
  吃乌烟，床边挂指挥刀，别致。
  吾日见二个轿夫，于午前十一句钟抬一位科长大人进某署，于午后一句钟又抬出来。敢问某科长于吃饭坐轿外，所司何事？或语余曰：某科长原是小提使之至戚，坐轿吃饭亦所应该，不错不错。”
  讥讽与谩骂固然能发泄一时怒气，却对时局毫无裨益。历史并没有由于鲁迅在革命中的嬉笑怒骂而有所改易，仍然在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晃荡着在时代的舞台上表演滑稽戏。对鲁迅的故乡来说，唯一改变的，就只有外表的样貌，但也并非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更像是每一次变乱后的凋敝，以及纷纷出炉的投机人物，自以为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上下沉浮。
  《阿Q正传》刊行于世的1921年，距离辛亥革命又过去了十年。两年前的冬天返乡时，鲁迅见证了故乡在革命与变乱的双重震荡下萧索凋敝的惨淡景象，悲伤于自己不得不与熟悉的亲情隔膜，和儿时的美好记忆道别。然而很快，这一年掀起的五四运动的风暴，将会以雷霆之势吹遍整个国家。变革的种子已经种下，只是收获怎样的果实，对1921年撰写《阿Q正传》的鲁迅来说，尚是个未知数。
  结果，事实上也出乎他的意料。

复仇：鬼之为言归也

  怪客宴之敖在少年的头颅前，挥剑砍下了王的头颅，完成了复仇。图片出自鲁迅原著，昔酒编绘《铸剑》，一頁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在前几年，我读《阿Q正传》，便会联想到因此而出名的鲁迅先生。现在，听说偏有人恶言恶语的说《阿Q正传》是死去了，这真是岂有此理，简直是应以‘放狗屁’奉敬了。据我看来，《阿Q正传》岂只不死而已，而且，癞皮阿Q也从棺材里伸出手来返魂了。”
  1930年7月20日，一篇题为《阿Q后事如何》的杂文横空出世，作者锦轩硬将19年前就已被一颗子弹送进微尘中的阿Q鬼魂拉回阳世，重临人间。返魂的阿Q虽然仍保持了自己自命不凡的精神胜利法，但已经在新时代的潮流中脱胎换骨，“说话也漂亮了，似乎还能动动笔，吹牛的题材当然更多”，他的褡裢袋很沉重，里面不仅有中国洋钱，还装满了不少外国洋钱，以及“乡下人眼中从没见过的‘卢布’”。
  返魂复活的阿Q说起话来，也不像之前一样脏话连篇，而是侃侃而谈“前年创造社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
  锦轩将其称为“道地的精神胜利法，非阿Q而癞皮者决决乎说不出。”原先《阿Q正传》中和阿Q互揪辫子的王胡小D们，也五体投地地推崇他为自己的领袖。
  鲁迅在创造阿Q这个形象时，或许也从自己身上寻出传统的鬼魅作为材料，但决然不会想到，这个自己诞育的经典角色，有朝一日也会成为射向自己的一支讽刺的暗箭。这正是1930年代鲁迅的遭遇，他名满天下，也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成为追随者恭维敬仰的神坛和谩骂者明枪暗箭的箭垛：创造社与太阳社的围剿、御用文人的连番谩骂，乃至于以他为名义领袖的左翼作家联盟中“工头”一面向他拱手问好一面又狠狠抽来的鞭子。
  “敌人是不足惧的， 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 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鲁迅腹背受敌，却又孤军奋战。他尽管也有自己的支持者，但仍然时时感到孤立无援。直到此时，故乡又一次站在了他的身后。这一次，故乡不再是鲁迅撰写小说取材的资料库，也不再像《朝花夕拾》那样，是他安放内心眷恋的回忆之地，而是赋予他一种古老的精神力量：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 ”
  鲁迅的故乡，一直流传着众多诡奇的传说。其中就包括一位少年的复仇传奇。在这则出自魏晋小说《搜神记》的传说中，战国时代的铸剑大师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剑成，干将自知必死，因此藏起了雄剑，嘱咐妻子生下男孩，待其成人，便要为自己报仇。这个名叫眉间尺的少年，却因为遭到楚王通缉，报仇不成，在一位山客的劝说下，眉间尺主动砍下了自己的头颅，把剑和头一并交给山客。终于砍下了楚王的头颅，报仇成功。
  这则复仇故事，必然让鲁迅印象深刻，因此才会将其改编成小说《铸剑》。在小说中，鲁迅化身为那位神秘的山客“宴之敖”——这正是鲁迅曾使用过的多个笔名之一。他找到心心念念复仇的少年，拒绝了“义士”的称号，严冷地对他说：
  “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故乡的传说，让鲁迅化身为纯粹的复仇者，以笔为枪，挺身出战，也让他人生的最后岁月，成了一场狂放而恣肆的复仇大战：不仅仅为了那些恶意攻击他的人，也为了那些死难于血泊的无辜少年。从“三·一八惨案”到“四·一二清洗”，再到“左联五烈士”——他要借了他们年轻的头颅去引诱敌人，成为箭垛，乃至于自己死后，也要挥剑斩下仇敌的头颅，与之同归于尽。1936年9月5日，沉病中的鲁迅，直截了当直视自己步步逼近的死亡：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鲁迅病逝。

——《新京报》2021年9月25日刊载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20-10-14 00:06
故乡作者：鲁迅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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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北京的岁月

作者：陈彧之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在鲁迅并不算长的生命旅程中，北京是重要一站。他在北京度过了十四年，几易住址，他的文学生涯是从北京正式起步的。而在作家的身份之外，鲁迅也曾是一位公职人员、一位教师。

绍兴会馆：为了工作北上，一住就是七年多

  1912年5月6日，一个陌生的面孔出现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中。旧时北京城分为北城、南城，南城遍布各地会馆，为来京的同乡人提供一个暂时的住所。这张陌生的面孔就是周树人，这时鲁迅这个名字尚未问世。鲁迅在绍兴会馆一住就是七年多，住宿条件很成问题，他此次进京，是因为工作单位搬到了北京。
  正如历史书上所说的，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世凯篡夺，他坚持要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不去南京任职，南京临时政府在这年4月迁往北京。鲁迅作为教育部的一名公职人员，自然也要从南京迁往北京。鲁迅在教育部长期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业务。
  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在发展初期都曾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国家图书馆引以为傲的“四大专藏”是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鲁迅为后两者入藏国家图书馆出力不少，当然那时还没有国家图书馆的名号，而是称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的历史可追溯到1909年，鲁迅在负责京师图书馆时，要求凡经内务部立案的出版机构，都要将其出版物上交一份给京师图书馆收藏，这标志着京师图书馆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部分职能。国家级的图书馆，要有能与之匹配的文献收藏，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文献大国。1914年，原藏于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运到了北京，按理说它最好的归宿无疑是图书馆，但却被内务部截留，在鲁迅等人的努力下，它最终入藏京师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的前身之一是1913年10月开馆的京师通俗图书馆，这是鲁迅直接创办的一家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分工不同，京师图书馆重在图书收藏，《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这样的文献确实珍稀，但与百姓的距离还是很远，而通俗图书馆则贴近百姓的阅读兴趣，并且提供借阅服务。在鲁迅的策划下，通俗图书馆在1917年开到了中山公园内，一时借阅量大增。当时各省也都开设了通俗图书馆，它花费少，而借阅量大，鲁迅很重视通俗图书馆的工作，希望它能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使国民在阅读中涵养性情。
  鲁迅寓居绍兴会馆时，结识了《新青年》的同仁，他们向鲁迅约稿，鲁迅开始了其文学生涯。那时《新青年》正大力宣扬建设一种新文学，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竞相发表自己对于文学改良或革命的主张，但真正写出新文学史上第一篇杰作的是鲁迅。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第四篇文章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鲁迅这一笔名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这不仅是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以相当现代的写法，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可怕，它使《新青年》的读者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而鲁迅也一跃成为新青年的偶像。

八道湾11号：《阿Q正传》诞生于此

  在风起云涌的1919年，鲁迅回了一趟故乡绍兴，时间是在12月份。在小说《故乡》中，鲁迅说这次回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就是那位在月色下手持钢叉刺猹的闰土，附带的行程是赶在旧历年前，将已经卖掉的老宅交给新的主人。今天绍兴鲁迅故里景区中，沿着鲁迅中路从东往西走，会依次经过周家老台门、三味书屋、周家新台门，老台门是鲁迅祖上的宅子，新台门才是鲁迅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百草园就在这里。
  鲁迅这一别“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事的异地去”，实际上，这一别也永别了熟识的故乡。卖老宅得到了一笔钱，加上鲁迅和周作人的积蓄，还得向友人借款，方才使鲁迅买下了新街口八道湾11号的一套四合院，鲁迅由此结束了寓居在绍兴会馆的日子。这套四合院足够鲁迅三兄弟住在一起，但三兄弟共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并不长，周建人很快就去上海工作了。
  今天，这所鲁迅故居保留在北京三十五中内，笔者探访这里时，三十五中将故居整修一新，并安排了一些展览。根据回忆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它当初的布局：这座四合院有三进，中院正中有三间正房，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住在这，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西侧三间厢房是鲁迅的书房和卧室，后院则安排给了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一家，客房也安排在后院。
  鲁迅在八道湾11号写出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如上面提到的《故乡》，而整整一百年前，《阿Q正传》也在八道湾11号横空出世。1921年12月4日，鲁迅以巴人的笔名在刚刚创刊的《晨报副刊》上开始连载《阿Q正传》，有意思的是，它最初发表在一个叫“开心话”的专栏下，但《阿Q正传》中的有些段落纵然让人读来发笑，但笑中包含着浓浓的苦涩，实在无法让人感到开心，之后移到另一个专栏下连载。
  《阿Q正传》是鲁迅批判国民性最著名的一个文本，实际上正是国民精神的萎靡与麻木刺激鲁迅弃医从文，他以犀利的笔触，毫不留情地揭出国民精神上的弱点。阿Q的精神胜利法，尤其使许多读者如坐针毡，当时即有读者对号入座，急欲知道这位巴人到底是谁，因为文中的一些细节说的不就是自己的隐私吗。阿Q是鲁迅熔铸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共同点而塑造出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形象，每个人好像都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这是只有对人性洞察入微的作家才能达到的境界，而这样的作家屈指可数。
  文学评论家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有专门一节评论《阿Q正传》，这部著作是鲁迅生前唯一批阅过的批评鲁迅的著作，在鲁迅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李长之看到了鲁迅对于阿Q虽有“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批判，但批判中包含着关怀，他认为“阿Q反而是鲁迅最关切，最不放心，最为所焦灼，总之，是爱着的人物。别人给阿Q以奚落，别人给阿Q以荒凉，别人给阿Q以精神上的刺痛和创伤，可是鲁迅是抚爱着他的，虽然远远的”。
  不同读者对阿Q的解读不一样，不同时代对于阿Q的态度也不一样，一部阿Q接受史，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心灵波动。与此同时，阿Q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阿Q正传》是最早译介到国外的中国现代小说，它为中国新文学在世界争得了一席之地。

宫门口西三条21号：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一个住所

  鲁迅在八道湾11号住到了1923年夏天，由于与周作人的关系恶化，鲁迅决定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妻子搬走，周作人晚年仍然住在八道湾11号，直到其生命终止的1967年。
  鲁迅一家搬走后，暂居砖塔胡同61号（现为84号），这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条胡同，张恨水也曾住在这条胡同里。鲁迅在砖塔胡同住了九个月，塑造出祥林嫂这一经典角色的《祝福》就写于此时。较之八道湾11号的敞阔，砖塔胡同61号的条件就未免寒酸了。在此期间，鲁迅一直在找房子，终于在1923年10月看中了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的房屋，1924年5月鲁迅一家搬入。这所鲁迅故居就是今天北京鲁迅博物馆所在的地方。
  从1920年起，鲁迅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鲁迅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而且对古典小说有精深的研究，新潮社在1923年至1924年出版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本是其课程讲义，这部著作如“老吏断狱”一样，为古典小说的各家各派判定简明精审的断语。鲁迅担任小说史的教师，实在再合适不过。那么，课堂上的鲁迅是什么样的呢，他的授课风格是怎样的？
  小说家鲁彦曾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鲁迅“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着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助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憎恨，羞惭与愤怒……于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了一盏光耀的明灯，灯光下映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大家抬起头来，见到了鲁迅先生的苍白冷静的面孔上浮动着慈祥亲切的光辉，像是严冬的太阳。”
  对于青年朋友，鲁迅总是慈祥亲切的，为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尽力提供帮助，支持他们投入到革命运动中。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反对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对北洋政府下达撤除津沽防线等要求的最后通牒，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等人参与其中，而指挥这场集会的是李大钊。当示威队伍行至段祺瑞执政府前时，反动军阀竟向群众开枪，刘和珍惨死。
  鲁迅是当天下午在宫门口西三条的家中听到这噩耗的，当天他即写下一篇文章痛斥反动军阀何曾有一点天良。1926年4月1日，鲁迅在参加刘和珍的追悼会后一周，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他希望中国能多有一些“真的猛士”，“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鲁迅就3月18日的惨案写了多篇文章，这为他招惹了大麻烦，反动军阀盯上了他，出于安全考虑，鲁迅不得不离开家中躲避于他处。紧接而来的是奉系军阀进入北京，为避战火，鲁迅延长了在外避难的日子。
  当事态平息后，鲁迅已决定赴厦门大学任教。1926年8月26日，鲁迅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结束了在北京的生活。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20-11-17 20:21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作者：[清]蓸雪芹
    且说贾雨村授了应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却是两家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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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葫芦僧的新视角及对领悟《红楼梦》艺术思想的新意义

作者：石问之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文，曾长期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因此，对很多人来说，即便是没有通读过《红楼梦》，想必对该文也不会陌生。但对于谁才是其中的葫芦僧，却又根本性分歧，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葫芦僧是指贾雨村的门子，即曾经在葫芦庙出家的小沙弥。如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即持此种观点。（可参见《蔡义江新评红楼梦》一书）。此种看法是比较传统的，也是非常普遍被接受的。
  另一种观点是认为葫芦僧指贾雨村，而非其门子。持有此种观点的核心理由是：贾雨村才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的主角，门子只是配角。如果我们百度一下“葫芦僧”，就可以发现这种解释。这种观点的原创者是谁，本人尚不清楚。
  在这两种观点中，第二种观点更具有深刻性，其理由也说到要害上了，不足之处是论证尚不完整：贾雨村是故事主角固然没错，可是为什么就会被曹雪芹称呼为“葫芦僧”呢？
  本人曾经阅读过这样一种解释：因为贾雨村曾经寄住在葫芦庙中，所以就是葫芦僧。这种解释显然是非常勉强的，若如此，则《西厢记》里面的张生和崔莺莺等人岂不是变成普救僧和普救尼了？
  本文的基本看法是：
  前面两种看法都有合理性，但都不够全面。葫芦僧是个集合概念，既指门子，也指贾雨村，类似于第七十一回使用“嫌隙人”这一措辞给邢夫人、周瑞家的等几个嫌隙人集体作传；但门子这个葫芦僧只是作者使用的一个障眼法而已，葫芦僧的重点所指则是贾雨村；在第四回中，贾雨村之所以被称为葫芦僧，恰好是作者使用的伏笔手法，暗示贾雨村最终的归宿是出家为僧。
  在把贾雨村也理解成葫芦僧的视角下，我们再来品味《红楼梦》，会发现一个还不曾被充分认识到的叙事架构，进而对《红楼梦》艺术性和思想性的认识也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一、问题的提出：谁是“葫芦僧”
  门子是葫芦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认为葫芦僧仅仅指门子，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且明显的问题：第四回的回目“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与正文的内容严重不匹配。
  从回目看，很显然，“葫芦僧”必当是第四回的主角，是“葫芦案”的主导者。因此，如果认为葫芦僧仅仅指门子，则第四回就被定位为：门子是“葫芦案”的主导者，因此也是第四回的最主要人物，但问题是，无论是从《红楼梦》的体系来理解，还是单从第四回的文本来理解，都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来。
  从体系化角度分析来看，贾雨村在《红楼梦》中虽然是配角，但在前面四回中，却算是个主要的人物，作者在贾雨村身上寄托有多重寓意。通过这四回文字，简要而又完整地把贾雨村这样一个虽然是科举出身却在官场中逐步腐化堕落的人物形象刻画出来了，一个贾雨村相当于是一部《儒林外史》的缩写版。把贾雨村这个人物形象放在《红楼梦》的开篇部分，具有多重效果，比如其中一个效果就是使得贾宝玉厌恶科举具有了真实的基础。
  从第四回的文本角度看，如果我们具有基础的文学分析能力，就很容易看出“葫芦案”是在着重刻画贾雨村的人物形象。如果细度文本，会发现书中交待的很清楚了。
  一起看看原文：
  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果见冯家人口稀疏，不过赖此欲多得些烧埋之费；薛家仗势倚情，偏不相让，故致颠倒未决。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雨村断了此案，急忙作书两封，……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业，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他才罢。
  引文中的“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和“雨村断了此案”二句，正是点题之笔，讲得够清楚了吧，是贾雨村而不是门子在判案。
  从版本演化角度看，早在甲辰本上，可能抄写者已经对“谁是葫芦僧”这个问题产生了疑惑，其中甲辰本的两处文字的修改可能正好跟这个疑惑有关：
  第一处修改是对第四回回目的修改，将“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改成“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抛开思想性不说，单从艺术角度，原本文字中，“偏逢”与“乱判”对仗很工整，修改成“判断”后，不对仗了，艺术效果就打了折扣。
  如此明显的退步，我们都很容易看出来，可是甲辰本上为什么要如此改动呢？本人推测，或许源自“判断”与“乱判”词意的区别上，“判断”是个多义词，既可以指判决案子，也可以指对事物的分析判断。
  如果甲辰本的改写者认定门子是葫芦僧，那么门子“乱判”葫芦案是不通的，但“判断”却是可通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推断，这个推断是有一定依据的，这一点在下面第二处文字的修改中可以得到一定的支持。
  第二处修改是将前面引文中的“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改为“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作”。即将“所出”改成“所作”。
  从版本演变角度看，这句话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在甲戌本上为“所知”，在庚辰等版本上作“所出”，在甲辰本作“所为”。
  如果说甲戌本的“所知”与庚辰等本的“所出”的差别，尚有可能是抄写讹误的原因所致，那么甲辰本从“所出”到“所为”的修改，更像是有意将“葫芦案”的主要责任往门子身上推卸。
  这样推卸责任并非是有意为贾雨村开脱，而很可能是甲辰本的改动者误以为葫芦僧只能是门子，故而只有如此处理回目与正文方能匹配。
  甲辰本可能意识到了问题，但开错了药方。程高本的底本是与甲辰本同源的，因此，甲辰本上的这两处修改过的文字，程高本完全继承了。
  以前有研究者指责程高本对第四回回目的修改是有意淡化《红楼梦》的反封建性。这可能是个很大的误解，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甲辰本和程高本很多处文字的改动，都不像是基于淡化反封建的原因，而是源自于对文字措辞优与劣的不同理解。
  总之，“葫芦案”的主导者是贾雨村，协助者是门子，在这一点上，应该不难达成共识。因此，从回目与内容匹配性角度看，葫芦僧如果仅仅指门子，显然回目与正文是无法匹配的，因此，葫芦僧必须包括贾雨村。
  那么问题来了，贾雨村怎么会是葫芦僧呢？其实很好理解，这或许正是作者巧妙设置的一处伏笔，提前剧透了贾雨村的人生终极归宿。这也正是《红楼梦》最擅长的艺术手法。
  这种透过回目提前剧透的写法，在小说中也时有出现，如《红楼梦》第三回甲戌本的回目作“荣国府收养林黛玉”，其中“收养”便有剧透的意思；又如第三十一回的回目作“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明示此回对后文有伏笔作用；再如《儒林外史》第二回回目“王孝廉村学识同科”，同样有剧透的意思。
  二、贾雨村几种可能的人生结局
  由于原著后面几十回的丢失，因此，贾雨村的最终归宿我们是无法有确切的答案的，因此，贾雨村的人生归宿也成为一个开放式话题，除了本文推测的出家为僧外，还有多种可能，这里一并介绍，供读者自己判断。
  第一种可能，如1987版电视剧的处理方式，贾雨村最终是被革职发配了。
  这种处理也是有一定的推论基础的，即第一回中有一条脂批：针对“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这句，有脂批曰“贾赦、雨村一干人”。从对甄士隐所作的《好了歌解注》逐句逐句作批语的认真程度看，这个脂批当是脂砚斋所作。但对于这个脂批的理解，本文要作几点提醒：
  第一，也许脂砚斋知道贾雨村后来枷锁加身过，但这未必是说他的终极归宿。同样是这个地方，针对“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这句，脂砚斋也有一条批语曰“柳湘莲一干人”。柳湘莲有没有作个强梁，书中说的比较隐晦，第六十六回中隐隐约约有这么回事，但即便柳湘莲作过强梁，很明显这也不是他的最终归宿，他最终的归宿是出家了。
  第二，脂砚斋的批语无疑是对阅读《红楼梦》的一种重要参考，但不可尽信。我们看看脂砚斋在第二回中自己怎么说自己作批语的方式，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余阅此书，偶有所得即笔录之，非从首至尾阅过，复从首加批者，故偶有复处。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
  第三、脂砚斋不知道《红楼梦》的最后结局。本人作出这个结论是有依据的，在第十七回妙玉出场的时候，针对妙玉，庚辰本有一个很长的夹批（批语太长，此处省略，读者可自己查阅）来讲解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都分别是哪些人，里面充满着猜测，甚至明显讹误。
  因此畸笏叟针对脂砚斋这个批语署名进行了纠正：“前处副（原作“引”，邓遂夫先生认为当为“副”的讹误，从之）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
  从畸笏叟的批语可确切知道两点：第一，脂砚斋作批语有“漫拟”的情况，对甄士隐的《好了歌解注》所作的批语，不排除也是“漫拟”的；第二，脂砚斋没有看到过《红楼梦》的结尾。
  第二种可能，如续书部分的第120回，雨村犯案定罪后，遇到大赦，褫籍为民，并与甄士隐再次相遇，后独自隐居于急流津觉迷渡口的草庵中。始于葫芦庙，经历了种种背叛与投机，最终归于急流津觉迷渡。始于糊涂，归于觉迷。
  我个人觉得续书关于贾雨村的结局的处理，艺术性和思想性是相当了不起的，如此处理可能基本接近曹雪芹原本的思路了。
  此外，还有一部分人推测贾雨村可能在贾府衰落之际，继续选择背叛，将背叛进行到底，继续攀高枝。当然现实中，不排除这种可能。但《红楼梦》如此处理的话，格调就低了。《红楼梦》是关于色空的感悟，是对大无奈的感喟。讽人刺事，似非其笔墨之重点。
  三、贾雨村出家为僧对《红楼梦》艺术和思想的提升
  如果把“葫芦僧”理解成对贾雨村人生最终归宿的伏笔的话，则第四回回目与正文不匹配的问题即可以化解。当读者读到最后一回，发现原来贾雨村的最终归宿竟然是皈依佛门，与甄士隐成为新一代的“一僧一道”组合，再回头品味第一回、第二回、第四回，想必会有一种很惊艳的感受。
  先看第四回，这种伏笔的运用创造了一种悬疑的艺术效果，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此外，一个葫芦庙两个葫芦僧的二重奏剧情设计，无疑极大地丰富了《红楼梦》的内涵，住过葫芦庙，便是糊涂人：门子自作聪明，最终被贾雨村发配；贾雨村貌似更高明，最终也还是身败名裂，两手空空。
  《红楼梦》第一回正文从葫芦庙起笔，深意自在其中。人世间又何尝不是一个葫芦庙呢？我们都居住其间。
  再看第二回，第二回中，贾雨村曾信步闲游智通寺，智通寺的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引起了他的兴致，他进去却发现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既聋且昏，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便不耐烦走了。
  这一小情节在书中有何作用？当然可以作多种文学诠释，当我们不知道贾雨村的最终结局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地认为这可能只是暗示贾府未来的衰落，甚至暗示贾宝玉的归宿，从脂批看，脂砚斋大概也是如此解读的。
  但是当我们知道了贾雨村最终的结局也是出家为僧了，再来品味这段文字，这个意象就更加丰富了：它首先暗示的是贾雨村自己的未来。上天已经点了一下贾雨村，但此时的贾雨村正热衷于功名，利欲熏心，是无法被点醒的。这其实放在今天我们很多人身上，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最后再来看第一回，第一回中，甄士隐和贾雨村是两个带有寓意的人物，甄士隐在经历一系列不幸之后而出家，贾雨村却开启了人生的腾飞之路。但命运就是如此吊诡，看似殊途，终究同归。贾雨村完成了从葫芦庙到智通寺的跨越，与甄士隐组成新一代的“一僧一道”组合。
  这样的话，《红楼梦》中就有了老中青三对“一僧一道”组合：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甄士隐和贾雨村、贾宝玉和柳湘莲。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看似解脱者，曾是伤心人。
  悲剧三重奏，绵绵无绝期，人世若幻境，一咏三叹息！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20-10-14 00:06
故乡作者：鲁迅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 ...

    拓展阅读

我的故乡

作者：冰心

  我生于一九◯◯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我的祖父谢銮恩（子修）老先生，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是我们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父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原原本本地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漂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帐。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帐，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拼死拼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女子替父亲记帐、要帐。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呆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皮皮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来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皮皮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讲的就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皮皮由一百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钧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难过的滋味！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爱我，一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去看书，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非常的熟悉、亲切，因为自从我会写字起，我的父母亲就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纤（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进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的很长的对联，我只记得上联的末一句是“江左风流推谢傅”，这又是对晋朝谢太傅攀龙附凤之作，我就不屑于记它！但这些挂幅中的确有许多很好很值得记忆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东院厅堂的楹联，就是：

海阔天高气象

风光月霁襟怀

  又如西院客室楼上有祖父自己写的：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这两幅对联，对我的思想教育极深。祖父自己写的横幅，更是到处都有。我只记得有在道南祠种花诗中的两句：

花花相对叶相当

红紫青蓝白绿黄

  在西院紫滕书屋的过道里还有我的外叔祖父杨维宝（颂岩）老先生送给我祖父的一幅对联，是：

有子才如不羁马

知君身是后凋松

  那几个字写得既圆润又有力，我很喜欢这一幅对子，因为“不羁马”夸奖了他的侄婿、我的父亲，“后凋松”就称赞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从“不羁马”应当说到我的父亲谢葆璋（镜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我的两个伯父，都继承了我祖父的职业，做了教书匠。在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严复（又陵）老先生，回到福州来招海军学生，他看见了我的父亲，认为这个青年可以“投笔从戎”，就给我父亲出了一道诗题，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还有一道八股的破题。父亲都做出来了。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能够有一个孩子去当“兵”领饷，也还是一件好事。于是我的父亲就穿上一件用伯父们的两件长衫和半斤棉花缝成的棉袍，跟着严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去当了一名驾驶生。
  父亲大概没有在英国留过学，但是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他到过好几个国家，如英国、日本。我记得他曾气愤地对我们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战之役，父亲是军舰上的槍炮二副，参加了海战。这艘军舰后来在威海卫被击沉了。父亲泅到刘公岛，从那里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谈到那一段忧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亲杨福慈，十四岁时她的父母就相继去世，跟着她的叔父颂岩先生过活，十九岁嫁到了谢家。她的婚姻是在她九岁时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时说定的。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因为我父亲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我只记得父亲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三句。

×××××××，

此身何事学牵牛，

燕山闽海遥相隔，

会少离多不自由。

  甲午战争爆发后，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今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两个堂姐姐，日夜守在母亲身旁。家里有人还到庙里去替我母亲求签，签上的话是：

筵已散，堂中寂寞恐难堪，

若要重欢，除是一轮月上。

  母亲半信半疑地把签纸收了起来。过了些日子，果然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听到有人敲门，母亲急忙去开门时，月光下看见了辗转归来的父亲！母亲说：“那时你父亲的脸，才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从那时起，这一对年轻夫妻，在会少离多的六七年之后，才厮守了几个月。那时母亲和她的三个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轮流做饭，父亲便替母亲劈柴、生火、打水，做个下手。不久，海军名宿萨鼎铭（镇冰），就来了一封电报，把我父亲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多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班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女师的时候，还来了一位教体操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赞 侯），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对于故乡的回忆，只能写到这里，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十几年来，睡眠也少了，“晓枕心气清”，这些回忆总是使人欢喜而又惆怅地在我心头反覆涌现。这一幕一幕的图画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们没有看过或听过的，即使他们看过听过，他们也不会记得懂得的，更不用说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时想如果不把这些写记下来，将来这些图文就会和我的刻着印象的头脑一起消失。这是否可惜呢?但我同时又想，这些都是关于个人的东西，不留下或被忘却也许更好。这两种想法在我心里矛盾了许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国的伦敦，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之约，到她家喝茶。我们从伦敦的雾，中国和英国的小说、诗歌，一直谈到当时英国的英王退位和中国的西安事变。她忽然对我说：“你应该写一本自传。”我摇头笑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风习，而且关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她说：“我倒不是要你写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为线索，把当地的一些社会现象贯穿起来，即使是关于个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为后人参考的史料。”我当时没有说什么，谈锋又转到别处去了。
事情过去四十三年了，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她的话也有些道理。“思想再解放一点”，我就把这些在我脑子里反覆呈现的图画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写在纸上。
  记得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我写《往事》（之一）的时候，曾在上面写过这么几句话：
  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
  将这些往事
  移在白纸上罢——
  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这几句话，现在还是可以应用的。把这些图画和文字，移在白纸上之后，我心里的确轻松多了！

1979年2月11日

——选自1979年第4期、第5期（合刊）《福建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