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社1960年版小学《语文》第十册

无度不丈夫

天安门赞歌

    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很短的时间。
    一年，那就更短了。
    这十年，天安门广场的发展、提高，就质量，就速度说，超过以往的五百三十年。
    天安门始建于公元1421年，原名承天门，1651年改名天安门。从1421年到1911年这四百九十年中，天安门只是封建帝王皇宫的大门，它面对着大明门（清改大清门，后改中华门），中间是御道，两旁是千步廊。大明门外是棋盘街，是商民云集的所在。大明门除特别重大的典礼以外，常年不开。这个门把天安门广场堵住，起了完全隔离人民的作用，封建帝王是害怕人民的。天安门两旁是左、右长安门，有几百个武装的禁军①守卫着，只许官员进出，人民是不能出入的。
    天安门寂寞地度过了将近五百年的漫长岁月。
    从1911年到1949年，这三十八年，天安门前的大道成为北京东西城交通要道。统治剥削人民几千年的皇帝虽然被推翻了，改头换面的皇帝，北洋军阀、国民党又接着统治、剥削人民，对外屈辱卖国，对内镇压屠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依然重重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天安门在这三十八年中，成为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法西斯统治示威抗议的讲坛，著名的五四运动，五卅反帝示威，一二九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运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通过这个庄严的讲坛，向全国人民发出伟大的号召，发出雄壮的吼声。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第一页。
    全国人民在愤怒，天安门在愤怒！
    这期间，天安门不再寂寞了。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这儿集会，旗帜飘扬，标语满目，人们伸着拳头，喊着口号，革命的流汗从这里澎湃到全国各地，天安门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但是，在那个年代，天安门被人民所尊重，却不被统治者所爱惜，黄瓦上长满了青草，红墙的颜色褪落了，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无人修缮，天安门衰老了，憔悴了。门前广场，摆着各式各样卖破烂的摊子，垃圾成堆，苍蝇成群。这些情况也正象征着旧中国的临近死亡。
    从1949年起，这十年，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的十年，整个国家起了本质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天安门也站立起来了！
    1949年10月1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这前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广场中心，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
    天安门以自己对革命的功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组成部分。而伟大的庄严的美丽的国徽又高高挂在天安门的屋檐正中，面对着全国人民。
    天安门经过彻底的修缮，披着新装，金碧辉煌，红旗招展，面对着整齐清洁的广场，格外显得庄严美丽。
    十年来，经过逐年的营建，马路展宽了，妨碍交通的三座门和牌坊拆除了。广场中心宏伟肃穆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了，上面有毛主席题的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还有八幅纪念近百年来革命斗争史迹的浮雕，广场成为国内外到首都来的人们所必须瞻仰的圣地，在清晨或黄昏，经常可以看到戴着红领巾的儿童们，在静心地听着教师的讲解。
    这十年，天安门广场的发展、提高，超过了以往的五百三十年。
    十年超过五百三十年，这是史无前例的跃进！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今年，天安门的发展、提高，又超过了过去的九年！
    广场的规模由原来的十一公顷扩大到现在的四十公顷。都铺上方砖，面积为十万平方米。天安门前马路改装为石板，面积达三万六千平方米。
    过去起隔绝人民作用的大明门拆除了，纪念碑南部的苍松绿草，丰富了广场的色采。
    广场两旁建成了两座比天安门还高的大建筑，西面的是人民大会堂，东面的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大会堂建筑面积十七万平方米，两个博物馆是六万五千平方米。
    大会堂的建筑面积比故宫的全部有效建筑面积还大。应该指出，据史书记载，明成祖营建这个宫城，从永乐4年起，一直到永乐19年（公元1406～1421）才基本建成，一共用了十六年时间。以后历朝添建，到正统6年（公元1441年）才全部完成。从这年起，北京不再叫“行在③”了，正式称为京师。如以全部完成时间计算，前后一共历时三十六年。而我们的大会堂呢，从去年十一月动工，今年九月建成，总共不到一年！
    一年等于旧王朝的三十六年！
    还应指出，这只是人民大会堂和故宫的对比，不包括两个博物馆，也不包括其他同时落成的宏伟建筑。
    也必须指出，我们的建筑，无论在工程结构、在科学设备、在使用安排、在艺术造就等各个方面，都要比封建皇朝的建筑高多少倍。
    当然，这只是相对的比较。事实上，旧时代建筑的服务目的，和建筑效率，和我们的今天，性质根本不同，是无法比，也不能比的。
    这一年，又超过了过去的九年，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令人欢欣鼓舞，令人感动，令人讴歌颂赞的大跃进。
    这是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威力的具体表现。
    天安门广场逐年在发展，在提高，天安门更加雄伟，更加壮丽了。
    在这时，每年的国际劳动节，国庆节，几十万欢欣喜笑的人群，通过天安门前，接受党和政府领袖的检阅。
    北京市的人民，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在节日前，焦急地等待，渴望着在这欢乐的日子，看到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他们在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总想多逗留一会，多看毛主席两眼。
    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在得到参加检阅的光荣任务以后，便加紧操练，以整齐的步伐和行列，通过天安门前，向我们的领袖致敬。
    工人、农民、学生、市民高举着各种生产指标，新产品模型，颂赞人民公社的标语，通过天安门前。
    运动员们，艺术家们，组成各种队形，在天安门前表演体育、文艺节目，向党和毛主席汇报他们的成绩。
    少先队员们高举鲜花，组成美丽的图案，鲜艳的气球上升到天空，象征和平的鸽子满天飞翔，是花的海洋，是歌声的浪潮，是欢乐的洪流。
    人们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响彻云霄。
    到节日的夜晚，全市人民卷入狂欢的海洋。
    天安门和四周建筑物上组成联珠般的明亮灯光，柔和曼丽的音乐，绚烂夺目的烟火，五彩飘扬的旗帜，和跳舞歌唱的人群，组成欢乐的海，喜悦的洋。
    天安门年年经过两次节日前的粉刷、装束，永远年轻，永远欢乐，永远和人民、和人民领袖在一起，共度欢乐的喜悦的节日。
    天安门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它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它和广大人民同喜悦，共欢乐。它屹立在北京中心，度过孤寂愤怒的五百三十年，它很古老。它在这巨大变化的十年中，变得更加宏伟，壮丽，庄严了，它又很年轻。
    天安门将永远保持青春的光辉，迈步前进！
    天安门万岁！
༺༻༺༻༺༻༺༻༺༻༺༻༺༻༺༻༺༻༺༻༺༻༺༻༺༻༺༻༺༻༺༻
    ①禁军——护卫封建王朝京城的军队。
    ②肃穆——肃静，庄严。
    ③行在——封建皇帝出游的住所。

——九年一贯制试用课本《语文》第十册第1页～第7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20-10-14 12:40
我在美国
    我的故乡在美国新泽西州①离大城市纽约不远的地方。我出生在贫苦的黑人家庭里，住在“黑水坑 ...

    拓展阅读

遭受垄断资本残酷剥削

美国广大童工处境悲惨

  据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讯 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贫苦劳动人民家庭的儿童，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劳动力，遭受垄断资本的残酷剥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儿童的悲惨遭遇。
  雇佣童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形式。美国统治集团为了掩人耳目，曾在四十年代初期通过一些童工法，对雇佣童工规定了某些限制，但这些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在这些法案通过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垄断资本家不但继续雇佣童工，而且违法雇佣童工的情况日益严重。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的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仅一九七◯年一年，违法雇佣童工的事件就有一万三千多起，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雇佣童工现象最严重的行业之一是农业。据报道，到目前为止，受农业资本家雇佣的童工近八十万，约占全国农业劳动大军的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少数民族墨西哥族的儿童，而且有将近一半是农业季节工人的子女。农业童工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在一九六六年前，美国法律没有规定雇佣儿童当农业工人的年龄限制。一九六六年后，虽然规定了在学校上课期间雇佣农业童工的最起码年龄为十六岁，但农业资本家为了以最小的成本来牟取最大的利润，往往在佣年龄更小的童工，有许多甚至是年仅七、八岁的幼童。这种情况严重地摧残了儿童的身心健康。
  农业童工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十分恶劣。他们同成年工人一样干活，得到的报酬却要低得多，有“饥饿工资”之称，在华盛顿州的一个县，每到暑假期间，就有四千五百多名儿童被迫替资本家做工，他们冒着三十七度以上的酷暑，每天从早晨七时工作到下午四时，却连足够的水都喝不到，资本家只想多赚钱，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许多童工在地里喷酒衣药时，由于缺乏起码的防护设备，往往因而中毒，甚至死亡。农业童工的居住条件也差得惊人，他们经常住的是衣场主用来关牛和养鸡的小屋子，里面又湿又暗，四周臭气冲天，再加上肮脏的饮水，腐臭的食物，使许多儿童得了病，有的儿童甚至因到排泄污水的阴沟里去洗澡而被淹死。美国一个群众团体的调查报告说，童工的这种悲惨遭遇，使人不禁回想起三十年代的“血汗工厂”。
  美国童工的大量增加，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加紧向劳动人民进攻的一个表现。美国童工的遭遇，只不过是美国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家庭的儿童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在日益高涨的美国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浪潮中，美国儿童的斗争也在发展，今年三月，数万名美国儿童和他们的家长一起在华盛顿举行了“孩子们为生存而进军”的示威游行。随着美国国内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美国儿童反对垄断资本残酷剥削的斗争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斗争一样，也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1972年6月1日一期（第8728号）《人民日报》第5版刊载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20-10-14 00:06
故乡作者：鲁迅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 ...

    拓展阅读

寻访鲁迅在北京的遗迹

作者：冯雷（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110年前的1912年，鲁迅来到北京，直到1926年离开，鲁迅前后在北京生活了14年，除故乡绍兴之外，北京是他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在北京，周树人“进阶”为鲁迅，成为永远言说不尽的文化偶像。仅凭“培育”了鲁迅这一点而言，北京就无比重要。而鲁迅对于北京也格外钟情。1934年12月18日，在致杨霁云的信中，鲁迅写道：“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1936年，在去世之前的几个月，鲁迅扶笔致信颜黎民，信中自陈“很喜欢北平。现在走开了十年，也想去看看”。

“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1912年5月5日，31岁的周树人踏进了“四九城”。

  鲁迅恐怕是带着许多失意进入北京的，此前他在杭州、绍兴的生活并不顺心，和夫人朱安之间的障壁已是人人知晓的，他甚至托朋友帮他找工作，并表示“虽远无害”。然而31岁的年纪即便在现在也不算很年轻，京津路上，“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揽”，12字足以道出心中的疲惫与惆怅。进京后的第二天，鲁迅搬进绍兴会馆，然后到教育部去上班。5月10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鲁迅的心情似乎并没有因为进入一个新环境而有些许的兴奋。绍兴会馆和教育部，一个是栖身的寓所，另一个是供职的衙门，这两处恐怕最了解彼时的鲁迅。
  鲁迅任职的教育部就在人来人往的西单十字路口西南角的教育街上。大院本是清初的敬谨亲王府，1905年废除科举后，王府改为清学部，辛亥革命之后延作教育部。大院主体现在分作教育街1号和3号，1号是一座精致的宅门，为一座学校占去；3号则是武警招待所，宅门是一座不多见的两层小楼，高大而宽敞，门口外八字的影壁墙更是平添了许多恢宏，依稀可见旧日王府的气派。从1912年到1925年，鲁迅在教育部工作了13年，先是被任命为佥事，后又兼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职责范围涉及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以及文艺、音乐、戏剧的调查等。
  至少从其日记来看，周佥事对于工作还是分外勤勉的。比如说为了保护历史博物馆送到德国去的展品，他曾“宿于部中”“不眠至晓”；在“儿童艺术展览会”的筹备期间，他曾认认真真去检查场地条件；京师图书馆要另觅新址，他便四处去寻找合适的房子；到西安讲学时，他应当地“易俗社”的邀请去看演出，离镐之际，他有感于易俗社“难能可贵”，又是题词制匾又是倾囊相赠；包括“以旧文为音符”的“汉语注音符号”得以通过，这也同他在教育部“读音统一会”中的支持不无关系。除了在教育部的工作外，鲁迅还经常到琉璃厂、青云阁、万牲园、什刹海、东安市场等处闲逛；此外，他在广和居、便宜坊、同和居等处的饭局也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单凭这些，也许会让人觉得鲁迅性格开朗、活跃，是一位时新人物。然而，绍兴会馆内的鲁迅似乎却陷入浓浓的郁结之中。
  绍兴会馆位于菜市口的西南角，距离教育部步行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出宣武门一直往南便是，周围有法源寺、湖南会馆和谭嗣同故居所在的浏阳会馆。周作人曾描述过这一带的街巷，然而，周遭环境早已大变。绍兴会馆靠近南半截胡同北口，坐西朝东。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先是住在会馆北部的藤花馆，半年后搬入“院中南向小舍”，又过了三年半鲁迅搬到了会馆南端的“补树书屋”。但给人的印象是这几处条件都很一般，住进藤花馆的当晚，三四十只臭虫就给了鲁迅一个下马威，鲁迅只好在桌子上对付了一宿。补树书屋的采光估计不太好，房间朝东，“极北一间被下房挡住了阳光，所以关闭不用”；院子里还有一棵大槐树，尤其一想到多年前的女吊，更觉偏僻冷静。
  2012年我曾专门去找绍兴会馆，发现宅门已经朽烂，里面变成了大杂院，藤花馆、补树书屋都难于辨认了。去年再去看时，会馆已经腾退一空，门口还围起了彩钢板，无法入内。
  回到会馆，如果饭后无客，鲁迅便开始回房工作。从日后的“成果”来看，最值得重视的大概是小说研究与抄录古碑，不过在当时鲁迅不但没有什么计划，相反不过是“麻醉自己灵魂”的“种种方法”而已。1917年1月22日乃是丙辰龙年除夕，鲁迅却照例“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在日本时鲁迅便开始思考国民性问题，然而国民性问题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意识、品质问题，国民性的塑造同时代、社会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鲁迅所关心的，莫不如说是个人与时代、社会的关系问题。回国之后，鲁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无论对于社会前途还是个人命运均同样感到深刻的悲观，对于起居环境和日常生活，他自然就更不在意了。《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短小瘦削，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小脸的一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周作人说鲁迅的作品中没有哪一篇比这一篇更加接近生活实际。他的常用笔名“唐俟”其实是从他自号“俟堂”颠倒而来，他还刻了一枚方章，印文曰“竢堂”，意思很直白，就是“待死之堂”。钱玄同邀请鲁迅出山时，鲁迅打了个比方，认为不应当叫醒铁屋子中熟睡的人们而使其感到就死的悲哀。在鲁迅的心中，他早已把自己归在那等死的一群。

苦寻“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到补树书屋做客，他同鲁迅两个人从下午一直聊到夜半，谈话的结果是鲁迅答应为《新青年》写写文章。先是《狂人日记》，紧接着是《孔乙己》《药》和《明天》，“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钱玄同的造访对于鲁迅来说并不稀奇，在此之前和之后，钱玄同都曾到会馆来，两人在日本时都曾拜在章太炎的门下，关系甚笃，鲁迅曾戏称他叫“爬来爬去”。是钱玄同把鲁迅介绍给了《新青年》同人，但鲁迅的改弦更张显然不只是因为好朋友的一番规劝这么简单。
  鲁迅曾谈到《呐喊》的来由。比如在《呐喊·自序》里，鲁迅从年轻时做过的梦讲起，回顾了自己从绍兴到日本再到北京的绍兴会馆的经历，指认自己是“苦于不能全忘却”那些“已逝的寂寞的时光”而开始写小说。十余年后旧事重提，鲁迅又“补叙”道：“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细细品味前后两番表述不难发现前者更加主观、更具个人抒情性，似乎鲁迅心中那些“寂寞的时光”“无端的悲哀”正急迫地待编织成“精神的丝缕”，我猜想鲁迅在落笔的时候可能颇有些动情；而后者则显得要平静得多，语气更像是某种公开的回顾与介绍，仿佛是经历了许多变故之后，鲁迅更加看重“启蒙”的意义。无论从哪种说法来看，钱玄同的到访都只是一个契机。
  为了避免袁党的猜忌以及迫害，鲁迅在绍兴会馆里借读佛经、抄古碑、整理古籍来消磨时光。也就是说，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鲁迅似乎也要一并“回到古代去”，他麻醉自己的方式不由得让人想到他笔下魏连殳的悲剧，“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该如何理解鲁迅的这种“反常”呢？在鲁迅偏爱的古代作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屈原和嵇康。屈原身上最突出的大概就是他的悲剧色彩和抗争姿态，这两点在不同阶段似乎总是感染着鲁迅。在鲁迅19岁时作的旧体诗《莲蓬人》里，“芰裳荇带处仙香”中的“芰裳”显然是向《离骚》中的“制芰荷以为衣兮”借典，以香草来象征高洁品质的写作方式很明显也受到了屈原的影响；初到日本，鲁迅购买的日文书籍中除了“摩罗诗人”的作品之外还包括一本“日本印行的《离骚》”；弃医从文之后筹办刊物，最初拟用的刊名《赫戏》和《上征》都出自《离骚》，“觉得不容易使人懂，才决定用《新生》”。这些都说明鲁迅很早便非常熟悉并且非常欣赏屈原；《彷徨》印行时，鲁迅从《离骚》中摘了两句诗印在扉页上。此外，在《自题小像》《〈自选集〉自序》《悼丁君》等产生广泛影响的诗文中，鲁迅都曾多次征引《离骚》。基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立场，鲁迅早期力倡“摩罗诗人”“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但民初的社会现实不仅让鲁迅大失所望，而且还陷入彷徨与麻木之中。大概正是因为尽管时代不同，但相似的个人与时代之间那种紧张的对峙感和激烈碰撞之后的溃败感，使得鲁迅把屈原引为同道吧。
  关于嵇康，从其日记中可知，鲁迅从1913年起就开始阅读、校勘《嵇康集》。但从鲁迅关于《嵇康集》的序、跋、考当中却看不出为什么他对嵇康情有独钟。和揣度鲁迅对屈原的偏爱一样，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出发或许也可以理解鲁迅对嵇康的兴趣。鲁迅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是从时代风气来讨论生活方式和写作活动的。鲁迅认为，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但曹丕和曹植之间的文学歧见却暴露出魏晋文人无法超越时代政治的束缚；孔融、何晏以及竹林七贤等饮酒、服散、反抗旧礼教，看似乖张高傲，但其实不过是为了反抗政治威权、掩饰彷徨内心的障眼法而已。这和袁世凯复辟期间鲁迅的自我麻醉是不是很相似呢？当个人与时代产生冲突的时候，嵇康不像屈原那样与之激烈碰撞，可嵇康对自己的方式也是不满意的，而且最后的结局仍然是悲剧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消极的，两种方案都失败了。这可能正是让身处相似困局的鲁迅深感触动之处吧。虽然最终的结局令人沮丧，但相较于孔孟，鲁迅仍然更加激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斗志。何以鲁迅会采信“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何以鲁迅会推崇“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精神能量的获取和厚植也许正是得益于他对石碑、古籍的一次次打量？

“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

  1919年岁末，鲁迅返回绍兴将祖宅卖掉，并将家属接到北京，此行的许多风景都虚虚实实地安排进《故乡》里。鲁迅早年一直想要逃离故乡，他曾托朋友找工作，说：“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而当真正决定要连根拔起的时候，他的心中似乎又显得烟雨朦胧，一面莫名地感到“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一面又觉得“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从1919年2月份开始，鲁迅就四处看房，报子街、铁匠胡同、广宁伯街、鲍家街、辟才胡同、蒋街口、护国寺，基本在西城，最后相中了八道湾胡同罗姓人家的11号院。接下来开始报告、验契、下定、凑钱、领凭单、装修、过户、购置家具，前前后后折腾了将近一年，花费4300元左右。
  八道湾胡同原位于新街口附近，11号院坐北朝南，许多资料都曾描述过院子的规制。院子非常宽敞，宽敞到“简直可以开运动会”，前后有三进，西北角上还有个小跨院。鲁迅的用意在于“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可以说，他完全是为了侄子们、为了大家庭着想的。一起生活在这个大宅子里的除了周家的12口人之外，还有用人、厨师、车夫等，总计在20人上下。院子里的热闹可想而知，这是先前阴暗的绍兴会馆所没有的。1922年，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一度曾在鲁迅家中暂住，他是诗人，还懂音乐，同孩子们一起弹唱、玩耍，其乐融融。为了缓解寂寞，爱罗先珂还在池塘里养蝌蚪，并托鲁迅买了小鸭子，11号院更添了许多生趣。短篇小说《鸭的喜剧》便是鲁迅日后根据这段经历完成的。
  余生也晚，直到2011年我才专门去八道湾寻访著名的11号院，只是当时已经是一片残垣断壁。2015年再去看时，不但院子没有了，整条胡同都不见踪影，全都被圈进了北京市三十五中。直到2016年7月，赶上三十五中搞校园开放日，我才得以进到校园里，看到在11号院的原址上盖了一座崭新的“周氏兄弟旧居”。
  搬进八道湾前后，鲁迅声名鹊起。从1920年8月起，他先后被北大、北京高师、女师大、世界语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等聘为讲师，他的短篇小说先后发表在《新青年》、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的《小说月报》等，鲁迅成为名重一时的作家。但他参与社会革命的热情恐怕并不像后来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高涨，比如他的《狂人日记》被许多人看作是痛批“礼教吃人”的杰作，《药》里的“人血馒头”则是麻木、愚昧的象征，但是联想到之前鲁迅对屈原、嵇康的兴趣，鲁迅想要表达的也可能是那些超前于时代的“独异个人”们，他们的结局注定是要失败的，就像屈原和嵇康一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遵奉着陈独秀的将令，“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他甚至并不讳言《呐喊》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的“遵命文学”。
  而仿佛真被鲁迅言中了，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等形形色色的文化保守势力常常伺机反扑新文化运动，更不用提像《端午节》里的“索薪”这样的事情了，鲁迅早就意识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云集响应的英雄”。而更沉重的打击则是“兄弟失和”。1923年7月14日鲁迅“改在自室吃饭”，19日收到周作人送来“绝交信”，26日前往砖塔胡同看房，8月2日便携朱安匆匆搬到了砖塔胡同61号院暂住。
  砖塔胡同位于西四，得名于胡同东口的万松老人塔，61号院则距离胡同西口更近些。从资料可知，当初鲁迅住的是院内北房三间，“总面积不过二十多平方米。房间很小，白菜、劈柴都堆在书架边、床底下”，鲁迅的房间“拥挤不堪”，“是卧室、会客室兼吃饭的地方”。鲁迅的母亲也想搬出八道湾和他同住，房子就更显局促、狭小了，而且院子里“整天吵吵嚷嚷”“整个院子乱哄哄的”，一天夜里鲁迅还被“两佣妪大声口角惊起失眠”，甚感疲惫。总之，条件并不好。
  前些年不断传出这里要拆迁的消息。我曾专程去看过，院子现为84号，看起来十分矮小，已经不复当年的规制。宅门紧闭，从外面看起来房屋似乎已经都废弃了，朝西的外墙上写了一个硕大的“拆”字。

“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鲁迅显然明白砖塔胡同不是久留之地，迁居砖塔胡同半个月之后，鲁迅就又开始四处看房。菠萝仓、砖塔胡同四近、贵人关、西单南一带、宣武门附近、城隍庙街、西北城、石老娘胡同、南草厂、半壁街、德胜门内、针尖胡同、阜成门内、达子庙，两个月的时间里，鲁迅把这些地方转了个遍。劳累、心绪不佳、陪母亲看病、彻夜饮酒，9月下旬鲁迅肺病复发，迁延39天，一直折腾到次年3月。1923年也是鲁迅创作生涯中少有的歉收之年，除了一些翻译、校订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作品。
  10月30日，在朋友的陪同下，鲁迅终于选定了阜成门内三条胡同21号院。接下来又是烦琐的报告、签约、验契、取通知书、领凭单、交税、装修，各种费用加起来大约总计花了3450多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济压力较大所以更加在意，鲁迅关于这次买房、装修的日记较之买八道湾时要详细得多。一直到1924年5月25日，鲁迅终于带着母亲和朱安搬到了新房子里。现如今这里已经辟为北京鲁迅博物馆，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鲁迅故居。鲁迅把正房东屋用作母亲的卧室，西屋安排做朱安的卧室，中间接出去一间作为自己的工作室兼卧室，鲁迅戏称其为“老虎尾巴”。“老虎尾巴”的北窗镶着大玻璃，视线很好。《秋夜》中“两株枣树”便是鲁迅从这扇窗子里望去所见的。而关于凭窗的风景和感受，许广平曾写道：“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坠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
  生活安定下来，鲁迅逐渐恢复了创作的活力、耐心和兴趣，然而从他后来为自己的作品集所取的“彷徨”“华盖”这两个名字来看，此时鲁迅的心情绝非轻松、愉悦的。住进西三条后不久，鲁迅在给一位北大学生的信中写道：“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但矛盾的是，来客若以鲁迅为是，鲁迅便觉得悲哀；如果相反，鲁迅反倒为来客更有希望而安心。他接着写道：“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换作更为诗化的语言便是：“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如果说《呐喊》是为众人“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那么这一时期的《彷徨》《野草》则似乎更多地带有分析自己、探究自己、为自己寻找精神出路的色彩。因此尽管《彷徨》《野草》两部作品集体裁不同、风格不同、方法不同，但是它们却共同保留了鲁迅祛除灵魂中的毒气与鬼气、探求思想出路的鲜明印迹，不妨视作是一对异卵的双胞胎。
  从1925年9月起，鲁迅同时在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和中国大学兼课，其中尤以在中国大学任教时间最长，一直到次年5月底；以到位于东城的大中公学的路途最远。不过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鲁迅曾揣着讲义出入于丰盛胡同、福禄巷和大木仓胡同。1925年，当从苏联归来的李大钊在北京积极组织群众运动时，视其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的鲁迅则介入了女师大风潮。在这期间，鲁迅同许广平的来往日益密切，西三条胡同的寓所见证了两人之间情感的微妙变化。因为坚定地支持女学生、抨击“三一八”惨案，鲁迅的人身安全一度受到威胁，不得不离开西三条胡同，1926年3月到5月间先后到锦什坊街、旧刑部街和东交民巷避难。值得一提的是，那篇脍炙人口的《记念刘和珍君》就是在旧刑部街的山本医院里完成的。20世纪50年代，刑部大街随着西单路口的扩宽改造而成为历史记忆。
  残酷的斗争、青年的鲜血显然警醒了鲁迅。一年前，鲁迅常常为“黑暗”与“虚无”所困而做着“绝望的抗战”，一年之后鲁迅则果决地写道：“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并且反复念叨着“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鲁迅将这篇文章命名为《一觉》，并且作为最末一篇编入阴郁的《野草》。鲁迅会不会感喟自己如同睡了“一觉”，“忽而惊觉”呢，他的脑海中是不是渐渐浮现出一条冲出虚妄的生路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926年8月，小说集《彷徨》出版，鲁迅特意将屈原的几句诗印在扉页上，这恐怕也是彼时他内心最深切的感受吧。
  8月26日下午，鲁迅与许广平同车离京，结束了定居北京的时光。

——2022年12月30日一期（第26631期）《光明日报》第13版刊载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20-11-16 15:47
智取生辰纲①作者：施耐庵
    却说北京大名府②梁中书，收买了十万贯庆贺生辰礼物完备，选日差人起程。当 ...

    拓展阅读

《水浒传》作者之谜

  一部《水浒传》，让水浒故事家喻户晓。但《水浒传》的小说原著及其作者之谜，引发人们的关注。

何以成谜

  《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中最早的白话小说，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殿堂，其影响都是非常之大。封建朝廷屡次将其列为禁书，普通百姓却一直争相传诵，知识分子更是评价甚高，明末清初的金圣叹把《水浒传》与《离骚》《史记》等并列，谓之“六才子书”！但流传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的作品，其作者是谁，却一直没弄清楚！今天出版的各种版本《水浒传》上，有的题为施耐庵著；有的题为施耐庵著，罗贯中编次；有的题为施耐庵、罗贯中合著，各不相同。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水浒传》成为流传最广的版本，其明确题为施耐庵著，这也成为今天最通行的看法，但这也并非《水浒传》作者的盖棺定论。关于《水浒传》的作者从明代至今，有三种主流观点：其一认为该书为施耐庵一人独立完成；第二种是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写的，和施耐庵无关；第三种就认为是二人合作完成。
  不过要想确定一部作品的作者就要先大致确定其创作年代。《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明代有人认为《水浒传》是宋代的作品，因为写的是宋代宣和遗事。今人基本不这么看，大致认为《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作者可能是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的某个读书人。

施耐庵说

  《水浒传》为施耐庵所著，一是见于明人笔记中，胡应麟《少室山房笔记》、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等书皆有记载。二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的题号，尤其是贯华堂本，该版本是金圣叹腰斩百回本，只保留前七十一回，认为前七十一回是施耐庵所著，后为罗贯中所续，并自己伪造了序言。此版本一出，传播十分广泛，施耐庵写《水浒传》就成为很多人的看法。
  然施耐庵究竟何许人也？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淮安。元至顺二年（1331）进士，曾在钱塘做过小官，后萌生退意，退出官场，终生未再仕，潜心著书立说，卒年约在明洪武三年左右（1370）。民间曾传言其参加过张士诚的反元起义，或被朱元璋征召，但皆不能证实。有关施耐庵的材料非常之少，明代的笔记中甚至未言其名，只提曰施某，所以一些人都把施耐庵当作是写《拜月亭》的元代戏曲家施惠。
  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施耐庵传》等，但这些材料矛盾之处颇多，且为《水浒传》流行数百年之后才出现，所以很有可能是名人效应的回荡，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水浒传》为施耐庵所著的说法最早的两种版本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比别的早期版本都晚，距《水浒传》的创作已过去三百年。所以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施耐庵其实并不存在，只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罢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

罗贯中说

  此说见于明代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水浒传》的明代刻本题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有人就认为施耐庵不过是“是乃俺”的谐音罢了。真实作者只有一人，即为罗贯中。
  罗贯中，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卒年月约为1330-1400，终年七十一岁。罗贯中比施耐庵小三十五岁，除了《三国演义》之外，尚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龙虎风云会》等著述几十种。但这些作品文字水平都很粗劣，故事也都平常，不像是出于《三国演义》的作者之手，也许是年少之作，也许是后人伪托。
  罗贯中写《水浒传》的说法也不见于任何一种早期刻本的题签，只是在明人笔记中有所记载。
  其可信度自然也要打些折扣。倘若《水浒传》真为罗贯中所著，那就意味着四大名著中的两部皆出于一人之手。但《三国》《水浒》一为浅近文言，一为白话，风格大相径庭，说是出于同一人之手，实难完全取信于人。更多人认同的是二人合著说。

合著说

  二人合著说不但见于明代笔记的记载，而且在许多明代的刊本皆是如此题写，似乎最为可信。
  嘉靖间出版郭勋家刻的《忠义水浒传》二十卷一百回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刊《忠义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署的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之相近的还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署名是“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明人高儒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
  合著说又有四种不同观点，即施作罗续、施作罗编、施作罗改、罗作施改。最常见的是施作罗编，明清两代笔记所记，大多数或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或为“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这里已经非常清晰，著者施耐庵、编者罗贯中，“的本”意即“真本”，即它确实为施耐庵所写，罗贯中只是加以整理编订。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学生对老师的著者加以整理编辑，这是容易理解的。但至于其中二人成就各占多少也是个无法弄清的问题。在今人的看法中自然是原作者更重要，但以当时小说形成和流传的情况，编次者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历经许多作者才臻于完善

  《水浒传》作为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作品，弄清楚其作者是谁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从其传播状况来看，其产生和丰富并不是一时一地一人一力所致。《水浒传》所写宋江等一百零八人在梁山聚义的故事本有所源。
  从水浒的故事产生到《水浒传》的出现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历史。《水浒传》的作者把流传于民间参差不齐、水平各异的各种传说和作品进行整理加工、编撰创作，终使其成为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我们今天在认真弄清楚《水浒传》的作者是谁的同时，自然不应该忘记那许多无名的英雄。

——2022年11月29日一期（第24158号）《海南日报》登载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20-10-14 00:06
故乡作者：鲁迅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 ...

    拓展阅读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暗藏长治故事

作者：郭安廷

  鲁迅的文章大家从中学课本里读到的不少。还记得那篇著名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吗？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大叫起来：——
  “人都哪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回去；一同回去，是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对鲁迅先生的这篇课文记忆犹新。想不到的是当初上学那个时候，在老师的领读下一遍遍大声朗读此文时，丝毫不知道文中“先生将头仰起摇着念”的那篇古文所描述的故事就发生在潞州（今长治市），那篇文章的标题是《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
  三垂冈，又称三垂山，位于潞州通往晋阳的大道旁，是三座小山的统称，这三座小山分别称之为大冈山、二冈山和三冈山。就是在这个地方，唐朝末年，发生了著名的梁晋争霸的关键性战役——三垂冈之战。
  众所周知，长治作为太行山南端的一块台地，俯瞰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唐朝时，昭义军总部就设在潞州，下辖潞、泽（今山西晋城市）、邢（今河北邢台市）、洺（今河北永年）、磁（今河北磁县）等五州。唐朝末年，驻潞州的昭义军节度使是孟方立。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潞州的南边是梁王朱温（后来成为后梁开国皇帝）的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北部是晋王李克用的晋阳，而这两人都是割据一方的军阀，并且是死对头。从感情上来讲，孟方立依附于朱温，抗拒李克用。由于孟方立是河北邢州人，不喜欢驻守在潞州，因此他就决定把昭义军节度府迁到了邢州。孟方立去了邢州后，潞州军民请求安排宦官、监军吴全勖担任潞州知留后，但孟方立却以宦官不能担任地方官为名向都统王铎写信表示不同意。吴全勖争不过孟方立，就暗中用蜡丸密信向李克用求援，希望通过他把昭义军府仍设于潞。得到消息的李克用，命大将贺公胜、李筠、安金俊等率兵攻击潞州，但被孟方立打败了。唐中和四年（公元884年），李克用又命其弟李克修率兵攻占潞州，这一次李克修成功地杀死了潞州刺史李殷锐，占据了昭义军西半部地区的潞州和泽州，算是小有胜利。在李克用的极力要求下，朝廷任命李克修为潞、泽两州节度使，而孟方立占据的昭义军东半部地区的邢、洺、磁三州，仍自为一体，“昭义有两节，自此始”。
  邢、洺地处河北南部，西连河东泽、潞，地理位置重要，是河东和汴州必争之地。李克用既得泽、潞，必然要攻取邢、洺。因此，李克用每年都要从晋阳出兵与孟方立争夺东昭义军的邢、洺、磁三州。孟方立去世后，其部下推举其弟、时任洺州刺史的孟迁担任邢、洺、磁三州留后。李克用的大军一连围了邢州十多天，孟迁没办法，只好打开城门投降了。李克用占领了邢州。至此，邢州（今河北邢台）、洺州（今河北永年）、磁州（今河北磁县）纳入李克用控制之内，东西昭义军重新合二为一。这年，李克用34岁。
  晋军大胜，班师回到潞州。李克用没有进城，而是将兵营扎在潞州城北不远的三垂冈上。为什么打了胜仗的李克用不进潞州城，而将军队扎在城外的三垂冈上呢？将士们不明白，其实这与大冈山上的玄宗庙有关。唐玄宗李隆基曾担任潞州别驾，后来登基成为皇帝。唐玄宗视潞州为龙兴之地，三次回到潞州，并免除潞州民众三年租税。唐玄宗如此厚爱潞州百姓，潞州官民自然对这位皇帝也感恩戴德，就在潞州的城乡修建了多处玄宗庙以示感谢和敬仰，大冈山的玄宗庙就是其中之一。而从李克用的父亲开始，家族被唐朝皇帝赐为皇室李姓，那就是说他们一家就是皇亲国戚。现在胜利了，他自然要在军士面前显示自己的身份，到玄宗的庙里烧香叩头，告慰先皇之灵。
  李克用在大冈山的玄宗庙前摆酒设宴，款待众将士。艺人唱起哀伤的《百年歌》，这首《百年歌》是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机（261～303，字士衡）的组诗，全诗共十段，以人生每十年为一段，讲述百年人生。歌声柔媚凄婉，如泣如诉，充满了无限的哀愁和思念。尤其是当唱到人生衰老之际的无奈与悲伤时，艺人哽咽，举座凄怆。李克用禁不住热泪纵横，命人取来纸笔，龙飞凤舞写下一首七律诗：“三垂冈上感泪多，暮年犹难补山河。壮士威风今是在，欲比当年老廉颇。有心豪杰协劲旅，不觉光阴总蹉跎。他日功业随诸子，今夜只饮百年歌。”
  《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一文描述的就是李克用在邢州（今河北邢台）打败孟立方，收兵回到潞州，在三垂冈置酒犒赏三军的情形。此赋原载于清江阴南箐书院刊行的《清嘉集初编》卷五中，由刘翰所作。刘翰是清末武进士，生卒年未详。曾讲学于南箐书院。该赋是王先谦任教书院时对学员的一次“古学”科目考试。题目一样，要求以李存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此先王置酒处也”为韵，刘翰因此而写就《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赋中提到的“漳水”就是“漳河”；潞城，今为长治市潞城区，古称“潞子国”；陵阜、丘陵，指三垂冈。全赋节选如下：
  漳水风寒，潞城云紫；浩气横飞，雄师直指。
  与诸君痛饮，血战余生；命乐部长歌，心惊不已。
  洒神京之清泪，藩镇无君；席部落之余威，沙陀有子。
  俯视六州三部，须眉更属何人；悬知万岁千秋，魂魄尤应恋此。
  方李克用之克邢州也，大敌既破，我军言旋；霓旌渐远，露布纷传。
  虽贼满中原，饮至之仪已废；而师归故里，凯歌之乐方宣。
  更无围驿连车，醉教水沃；除是临江横槊，著我鞭先。
  有三垂冈者，一城孤倚，四战无常；远连夹寨，近接渠乡。
  于是敞琼席，启瑶觞。
  举烽命釂，振衣远望。
  快马健儿，是何意态！平沙落日，无限悲凉。
  听百年之歌曲，玩五岁之雏郎。
  空怜报国无期，慕麒麟於汉代；未免誉儿有癖，傲豚犬於梁王。
  座上酒龙，膝前人骥；磊块勘浇，箕裘可寄。
  目空十国群雄，心念廿年后事。
  玉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金叵罗倾倒淋漓，千杯未醉。
  无端长啸，刘元海同此丰神；未敢明言，周文王位已先置。
  胜地长留，厥言非偶。
  问后日之墨，果当年之黄口。
  壮猷乍展，誓扫欃枪；陈迹重寻，依然陵阜。
  怅麻衣之如雪，木主来无；皎玉树以临风，山灵识否？
  峰峦无恙，还当陟彼高冈；杯棬空存，岂忍宜言饮酒。
  雏凤音清，鼎龙髯去。
  先君之愿克偿，佳儿之功益著。
  临风惆怅，何处魂招；大雾弥漫，定知神助。
  生子当如是，孙仲谋尚有降书；杀人莫敢前，朱全忠闻而失箸。
  三百年残山剩水，留作少年角逐之场；五千人卷甲偃旗，重经老子婆娑之处。
  ……
  不知是鲁迅先生搞错了，还是他的先生搞错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所引此赋的两句：铁如意应为“玉如意”。全句“玉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金叵罗倾倒淋漓，千杯未醉。”意思是说，李克用一手执玉如意，一手端金制大酒杯，在酒桌上豪爽无拘，语惊四座，就如同其潇洒指挥战斗一样。

——2022年11月14日一期《上党晚报》报道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20-10-14 00:06
故乡作者：鲁迅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 ...

    拓展阅读

少年闰土：鲁迅用一个悲伤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生哲理

前言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少年闰土》，或许是我们最先接触的一篇鲁迅的文章。一向喜欢化笔为刃的鲁迅，在回忆他与闰土的童年之时，是极尽温柔与美好的。虽幼时只见过一面，但他们两人却将对方记在心里几十年。

幼时的迅哥儿与闰土

  第一次与闰土见面的时候，鲁迅家还是相对阔绰的时期。那会儿，闰土的父亲是他们家的一个忙月，即逢年过节才来做工的短工。当时由于忙不过来，祭器无人看管，于是他便让自己的儿子闰土来到鲁迅家中看管祭器。
  等到年末，终于盼来了闰土。那个戴着小毡帽，套着银项圈的闰土，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大户人家”，面对大人们都显得十分害羞，唯独与同龄的鲁迅有说不完的话。
  鲁迅想让闰土给他捕鸟，闰土便会跟他讲冬天下雪时捕鸟的快乐；讲到冬天的趣事，闰土就又会谈到夏天的沙滩与贝壳，沙地里的西瓜以及月下刺猹的趣事……
  每每讲到这些，闰土都会带着邀请的口吻让鲁迅跟他一起去。孩童时的他们，虽然有贫富差距，但精神世界都是一样的，同样追求着快乐与幸福。
  可惜相处的时间总是短暂，正月过后，闰土回到了自己家中，而鲁迅与他，在互相送过几次东西之后断了联系。

成年后的鲁迅与闰土

  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鲁迅回老家收拾最后的东西，然后将母亲以及侄子接到北京去住。当回到老家的时候，母亲便向鲁迅提及，闰土长问起鲁迅，想要再见他一面。
  那时的他们，已然有三十多年未见，而鲁迅回忆中的闰土，正如文章开头所写，是那个月下刺猹的少年。
  时光带走的是两个人的岁月，抹不掉的，是脑海中的记忆。然而，当鲁迅凭着曾经的记忆再见到的闰土的时候，却又怔住了。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如今的闰土，已然与记忆中的闰土成了两样。曾经带着银项圈的少年，即使是夜里守瓜也是快乐的，如今满脸沧桑，疲态尽显。
  与记忆中的面目大改相一致的，是一颗少年纯粹热烈的心被摧残殆尽。
  在鲁迅的心中，他与闰土应当仍然如同少年时一般亲密无间，因而当他见到这个面目大改的闰土之时，仍然一句“闰土哥”脱口而出，然而闰土开头喊他的却是一声“老爷”，这不禁让他打了一个寒噤。
  横亘在二人之间的，除了未曾联系的岁月之外，还有二人精神上的差距。幼年闰土将鲁迅视作自己的玩伴，成年闰土却将其视为与自己有着阶级差距的“老爷”，即使鲁迅的母亲表示可以直接将鲁迅称为“迅哥儿”，得到的回复也是“这成何体统”。
  体统是什么？是当时束缚着每一个贫苦阶层内心的一道枷锁，它让人们在痛苦的挣扎之中认清现实，接受命运，并且承认自己低人一等的身份。
  这对于当时受过新式教育主张破除一切旧的礼教的“我”而言，是何等讽刺的景象。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封建思想仍存于每个人的心中。这种无力与挫折，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透露在《故乡》的字里行间。
  然而，这段悲伤的故事，放在当下，放在如今的时代，仍然蕴含着人生哲理。

除却思想，哲理仍存

  或许我们最为感触的是贫苦的生活以及礼教的枷锁将鲁迅折磨成“我”无法接受颇为心痛的形象，但实际上，我们能从这篇文章中看出的远不止如此。
  成年闰土，是鲁迅从母亲的口中听到的：“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除了鲁迅想着记忆中的闰土之外，闰土也从来没有忘记过曾经为时一月的玩伴。即使如今他已经被困苦的生活折磨得不成人样，为了家中六个孩子，早已心力交瘁。但每次到了他们家的时候，闰土仍会次次提起鲁迅，并且想要见面。
  当再次见到鲁迅的时候，除了鲁迅激动地喊着“闰土哥”之外，闰土的内心也并不平静：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
  欢喜，是因为终于见着了阔别多年的玩伴，凄凉是因为他亲眼见证了两者之间的差距。所以，即使他的嘴唇蠕动，仍然克制住了自己的神情，在“我”面前恭恭敬敬起来。
  人总是会在苦难的生活之下被迫低头，将自己深埋进尘埃里。这是鲁迅与闰土再见之时，我们所见识到的第一个哲理。
  而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闰土带着第五个儿子水生来到“我”家的时候，“我”与闰土已经因为阅历、见识等因素，不得认清现实承认双方之间已经生分。但水生与“我”的侄儿宏儿，却又如同当初的迅哥儿与闰土一般。
  当成年闰土恭恭敬敬地与“我”聊天的时候，水生却清清爽爽地同宏儿一路出去了，就像曾经的闰土怕所有人却唯独不怕“我”一般。
  当“我”收拾好家中的一切，带着宏儿和母亲一块乘船离开的时候，宏儿却问：“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
  曾几何时，也有人约鲁迅到自己家中去玩，也有一个少年畅想着在月下的瓜地里刺猹。水生讲给宏儿的故事里，大抵也是雪地里捕鸟、沙滩上捡贝壳，晚上一起守瓜的趣事吧……
  成年人的眼中，哪有什么色彩斑斓的世界。

尾声

  上个世纪，鲁迅笔中的成年闰土，是受社会摧残，麻木而冷漠的穷苦之人；如今的社会之中，又为何仍不缺闰土的存在呢？

——“汗青史籍”公众号2022年6月28日登载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20-10-14 00:06
故乡作者：鲁迅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 ...

    拓展阅读

我的故乡

作者：冰心

  我生于一九◯◯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我的祖父谢銮恩（子修）老先生，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是我们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父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原原本本地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漂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帐。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帐，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拼死拼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女子替父亲记帐、要帐。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呆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皮皮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来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皮皮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讲的就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皮皮由一百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钧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难过的滋味！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爱我，一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去看书，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非常的熟悉、亲切，因为自从我会写字起，我的父母亲就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纤（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进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的很长的对联，我只记得上联的末一句是“江左风流推谢傅”，这又是对晋朝谢太傅攀龙附凤之作，我就不屑于记它！但这些挂幅中的确有许多很好很值得记忆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东院厅堂的楹联，就是：

海阔天高气象

风光月霁襟怀

  又如西院客室楼上有祖父自己写的：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这两幅对联，对我的思想教育极深。祖父自己写的横幅，更是到处都有。我只记得有在道南祠种花诗中的两句：

花花相对叶相当

红紫青蓝白绿黄

  在西院紫滕书屋的过道里还有我的外叔祖父杨维宝（颂岩）老先生送给我祖父的一幅对联，是：

有子才如不羁马

知君身是后凋松

  那几个字写得既圆润又有力，我很喜欢这一幅对子，因为“不羁马”夸奖了他的侄婿、我的父亲，“后凋松”就称赞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从“不羁马”应当说到我的父亲谢葆璋（镜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我的两个伯父，都继承了我祖父的职业，做了教书匠。在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严复（又陵）老先生，回到福州来招海军学生，他看见了我的父亲，认为这个青年可以“投笔从戎”，就给我父亲出了一道诗题，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还有一道八股的破题。父亲都做出来了。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能够有一个孩子去当“兵”领饷，也还是一件好事。于是我的父亲就穿上一件用伯父们的两件长衫和半斤棉花缝成的棉袍，跟着严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去当了一名驾驶生。
  父亲大概没有在英国留过学，但是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他到过好几个国家，如英国、日本。我记得他曾气愤地对我们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战之役，父亲是军舰上的槍炮二副，参加了海战。这艘军舰后来在威海卫被击沉了。父亲泅到刘公岛，从那里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谈到那一段忧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亲杨福慈，十四岁时她的父母就相继去世，跟着她的叔父颂岩先生过活，十九岁嫁到了谢家。她的婚姻是在她九岁时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时说定的。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因为我父亲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我只记得父亲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三句。

×××××××，

此身何事学牵牛，

燕山闽海遥相隔，

会少离多不自由。

  甲午战争爆发后，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今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两个堂姐姐，日夜守在母亲身旁。家里有人还到庙里去替我母亲求签，签上的话是：

筵已散，堂中寂寞恐难堪，

若要重欢，除是一轮月上。

  母亲半信半疑地把签纸收了起来。过了些日子，果然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听到有人敲门，母亲急忙去开门时，月光下看见了辗转归来的父亲！母亲说：“那时你父亲的脸，才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从那时起，这一对年轻夫妻，在会少离多的六七年之后，才厮守了几个月。那时母亲和她的三个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轮流做饭，父亲便替母亲劈柴、生火、打水，做个下手。不久，海军名宿萨鼎铭（镇冰），就来了一封电报，把我父亲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多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班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女师的时候，还来了一位教体操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赞 侯），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对于故乡的回忆，只能写到这里，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十几年来，睡眠也少了，“晓枕心气清”，这些回忆总是使人欢喜而又惆怅地在我心头反覆涌现。这一幕一幕的图画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们没有看过或听过的，即使他们看过听过，他们也不会记得懂得的，更不用说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时想如果不把这些写记下来，将来这些图文就会和我的刻着印象的头脑一起消失。这是否可惜呢?但我同时又想，这些都是关于个人的东西，不留下或被忘却也许更好。这两种想法在我心里矛盾了许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国的伦敦，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之约，到她家喝茶。我们从伦敦的雾，中国和英国的小说、诗歌，一直谈到当时英国的英王退位和中国的西安事变。她忽然对我说：“你应该写一本自传。”我摇头笑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风习，而且关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她说：“我倒不是要你写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为线索，把当地的一些社会现象贯穿起来，即使是关于个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为后人参考的史料。”我当时没有说什么，谈锋又转到别处去了。
事情过去四十三年了，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她的话也有些道理。“思想再解放一点”，我就把这些在我脑子里反覆呈现的图画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写在纸上。
  记得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我写《往事》（之一）的时候，曾在上面写过这么几句话：
  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
  将这些往事
  移在白纸上罢——
  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这几句话，现在还是可以应用的。把这些图画和文字，移在白纸上之后，我心里的确轻松多了！

1979年2月11日

——选自1979年第4期、第5期（合刊）《福建文艺》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20-11-17 20:21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作者：[清]蓸雪芹
    且说贾雨村授了应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却是两家争 ...

    拓展阅读

解读葫芦僧的新视角及对领悟《红楼梦》艺术思想的新意义

作者：石问之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文，曾长期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因此，对很多人来说，即便是没有通读过《红楼梦》，想必对该文也不会陌生。但对于谁才是其中的葫芦僧，却又根本性分歧，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葫芦僧是指贾雨村的门子，即曾经在葫芦庙出家的小沙弥。如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即持此种观点。（可参见《蔡义江新评红楼梦》一书）。此种看法是比较传统的，也是非常普遍被接受的。
  另一种观点是认为葫芦僧指贾雨村，而非其门子。持有此种观点的核心理由是：贾雨村才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的主角，门子只是配角。如果我们百度一下“葫芦僧”，就可以发现这种解释。这种观点的原创者是谁，本人尚不清楚。
  在这两种观点中，第二种观点更具有深刻性，其理由也说到要害上了，不足之处是论证尚不完整：贾雨村是故事主角固然没错，可是为什么就会被曹雪芹称呼为“葫芦僧”呢？
  本人曾经阅读过这样一种解释：因为贾雨村曾经寄住在葫芦庙中，所以就是葫芦僧。这种解释显然是非常勉强的，若如此，则《西厢记》里面的张生和崔莺莺等人岂不是变成普救僧和普救尼了？
  本文的基本看法是：
  前面两种看法都有合理性，但都不够全面。葫芦僧是个集合概念，既指门子，也指贾雨村，类似于第七十一回使用“嫌隙人”这一措辞给邢夫人、周瑞家的等几个嫌隙人集体作传；但门子这个葫芦僧只是作者使用的一个障眼法而已，葫芦僧的重点所指则是贾雨村；在第四回中，贾雨村之所以被称为葫芦僧，恰好是作者使用的伏笔手法，暗示贾雨村最终的归宿是出家为僧。
  在把贾雨村也理解成葫芦僧的视角下，我们再来品味《红楼梦》，会发现一个还不曾被充分认识到的叙事架构，进而对《红楼梦》艺术性和思想性的认识也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一、问题的提出：谁是“葫芦僧”
  门子是葫芦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认为葫芦僧仅仅指门子，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且明显的问题：第四回的回目“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与正文的内容严重不匹配。
  从回目看，很显然，“葫芦僧”必当是第四回的主角，是“葫芦案”的主导者。因此，如果认为葫芦僧仅仅指门子，则第四回就被定位为：门子是“葫芦案”的主导者，因此也是第四回的最主要人物，但问题是，无论是从《红楼梦》的体系来理解，还是单从第四回的文本来理解，都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来。
  从体系化角度分析来看，贾雨村在《红楼梦》中虽然是配角，但在前面四回中，却算是个主要的人物，作者在贾雨村身上寄托有多重寓意。通过这四回文字，简要而又完整地把贾雨村这样一个虽然是科举出身却在官场中逐步腐化堕落的人物形象刻画出来了，一个贾雨村相当于是一部《儒林外史》的缩写版。把贾雨村这个人物形象放在《红楼梦》的开篇部分，具有多重效果，比如其中一个效果就是使得贾宝玉厌恶科举具有了真实的基础。
  从第四回的文本角度看，如果我们具有基础的文学分析能力，就很容易看出“葫芦案”是在着重刻画贾雨村的人物形象。如果细度文本，会发现书中交待的很清楚了。
  一起看看原文：
  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果见冯家人口稀疏，不过赖此欲多得些烧埋之费；薛家仗势倚情，偏不相让，故致颠倒未决。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雨村断了此案，急忙作书两封，……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业，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他才罢。
  引文中的“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和“雨村断了此案”二句，正是点题之笔，讲得够清楚了吧，是贾雨村而不是门子在判案。
  从版本演化角度看，早在甲辰本上，可能抄写者已经对“谁是葫芦僧”这个问题产生了疑惑，其中甲辰本的两处文字的修改可能正好跟这个疑惑有关：
  第一处修改是对第四回回目的修改，将“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改成“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抛开思想性不说，单从艺术角度，原本文字中，“偏逢”与“乱判”对仗很工整，修改成“判断”后，不对仗了，艺术效果就打了折扣。
  如此明显的退步，我们都很容易看出来，可是甲辰本上为什么要如此改动呢？本人推测，或许源自“判断”与“乱判”词意的区别上，“判断”是个多义词，既可以指判决案子，也可以指对事物的分析判断。
  如果甲辰本的改写者认定门子是葫芦僧，那么门子“乱判”葫芦案是不通的，但“判断”却是可通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推断，这个推断是有一定依据的，这一点在下面第二处文字的修改中可以得到一定的支持。
  第二处修改是将前面引文中的“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改为“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作”。即将“所出”改成“所作”。
  从版本演变角度看，这句话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在甲戌本上为“所知”，在庚辰等版本上作“所出”，在甲辰本作“所为”。
  如果说甲戌本的“所知”与庚辰等本的“所出”的差别，尚有可能是抄写讹误的原因所致，那么甲辰本从“所出”到“所为”的修改，更像是有意将“葫芦案”的主要责任往门子身上推卸。
  这样推卸责任并非是有意为贾雨村开脱，而很可能是甲辰本的改动者误以为葫芦僧只能是门子，故而只有如此处理回目与正文方能匹配。
  甲辰本可能意识到了问题，但开错了药方。程高本的底本是与甲辰本同源的，因此，甲辰本上的这两处修改过的文字，程高本完全继承了。
  以前有研究者指责程高本对第四回回目的修改是有意淡化《红楼梦》的反封建性。这可能是个很大的误解，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甲辰本和程高本很多处文字的改动，都不像是基于淡化反封建的原因，而是源自于对文字措辞优与劣的不同理解。
  总之，“葫芦案”的主导者是贾雨村，协助者是门子，在这一点上，应该不难达成共识。因此，从回目与内容匹配性角度看，葫芦僧如果仅仅指门子，显然回目与正文是无法匹配的，因此，葫芦僧必须包括贾雨村。
  那么问题来了，贾雨村怎么会是葫芦僧呢？其实很好理解，这或许正是作者巧妙设置的一处伏笔，提前剧透了贾雨村的人生终极归宿。这也正是《红楼梦》最擅长的艺术手法。
  这种透过回目提前剧透的写法，在小说中也时有出现，如《红楼梦》第三回甲戌本的回目作“荣国府收养林黛玉”，其中“收养”便有剧透的意思；又如第三十一回的回目作“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明示此回对后文有伏笔作用；再如《儒林外史》第二回回目“王孝廉村学识同科”，同样有剧透的意思。
  二、贾雨村几种可能的人生结局
  由于原著后面几十回的丢失，因此，贾雨村的最终归宿我们是无法有确切的答案的，因此，贾雨村的人生归宿也成为一个开放式话题，除了本文推测的出家为僧外，还有多种可能，这里一并介绍，供读者自己判断。
  第一种可能，如1987版电视剧的处理方式，贾雨村最终是被革职发配了。
  这种处理也是有一定的推论基础的，即第一回中有一条脂批：针对“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这句，有脂批曰“贾赦、雨村一干人”。从对甄士隐所作的《好了歌解注》逐句逐句作批语的认真程度看，这个脂批当是脂砚斋所作。但对于这个脂批的理解，本文要作几点提醒：
  第一，也许脂砚斋知道贾雨村后来枷锁加身过，但这未必是说他的终极归宿。同样是这个地方，针对“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这句，脂砚斋也有一条批语曰“柳湘莲一干人”。柳湘莲有没有作个强梁，书中说的比较隐晦，第六十六回中隐隐约约有这么回事，但即便柳湘莲作过强梁，很明显这也不是他的最终归宿，他最终的归宿是出家了。
  第二，脂砚斋的批语无疑是对阅读《红楼梦》的一种重要参考，但不可尽信。我们看看脂砚斋在第二回中自己怎么说自己作批语的方式，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余阅此书，偶有所得即笔录之，非从首至尾阅过，复从首加批者，故偶有复处。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
  第三、脂砚斋不知道《红楼梦》的最后结局。本人作出这个结论是有依据的，在第十七回妙玉出场的时候，针对妙玉，庚辰本有一个很长的夹批（批语太长，此处省略，读者可自己查阅）来讲解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都分别是哪些人，里面充满着猜测，甚至明显讹误。
  因此畸笏叟针对脂砚斋这个批语署名进行了纠正：“前处副（原作“引”，邓遂夫先生认为当为“副”的讹误，从之）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
  从畸笏叟的批语可确切知道两点：第一，脂砚斋作批语有“漫拟”的情况，对甄士隐的《好了歌解注》所作的批语，不排除也是“漫拟”的；第二，脂砚斋没有看到过《红楼梦》的结尾。
  第二种可能，如续书部分的第120回，雨村犯案定罪后，遇到大赦，褫籍为民，并与甄士隐再次相遇，后独自隐居于急流津觉迷渡口的草庵中。始于葫芦庙，经历了种种背叛与投机，最终归于急流津觉迷渡。始于糊涂，归于觉迷。
  我个人觉得续书关于贾雨村的结局的处理，艺术性和思想性是相当了不起的，如此处理可能基本接近曹雪芹原本的思路了。
  此外，还有一部分人推测贾雨村可能在贾府衰落之际，继续选择背叛，将背叛进行到底，继续攀高枝。当然现实中，不排除这种可能。但《红楼梦》如此处理的话，格调就低了。《红楼梦》是关于色空的感悟，是对大无奈的感喟。讽人刺事，似非其笔墨之重点。
  三、贾雨村出家为僧对《红楼梦》艺术和思想的提升
  如果把“葫芦僧”理解成对贾雨村人生最终归宿的伏笔的话，则第四回回目与正文不匹配的问题即可以化解。当读者读到最后一回，发现原来贾雨村的最终归宿竟然是皈依佛门，与甄士隐成为新一代的“一僧一道”组合，再回头品味第一回、第二回、第四回，想必会有一种很惊艳的感受。
  先看第四回，这种伏笔的运用创造了一种悬疑的艺术效果，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此外，一个葫芦庙两个葫芦僧的二重奏剧情设计，无疑极大地丰富了《红楼梦》的内涵，住过葫芦庙，便是糊涂人：门子自作聪明，最终被贾雨村发配；贾雨村貌似更高明，最终也还是身败名裂，两手空空。
  《红楼梦》第一回正文从葫芦庙起笔，深意自在其中。人世间又何尝不是一个葫芦庙呢？我们都居住其间。
  再看第二回，第二回中，贾雨村曾信步闲游智通寺，智通寺的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引起了他的兴致，他进去却发现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既聋且昏，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便不耐烦走了。
  这一小情节在书中有何作用？当然可以作多种文学诠释，当我们不知道贾雨村的最终结局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地认为这可能只是暗示贾府未来的衰落，甚至暗示贾宝玉的归宿，从脂批看，脂砚斋大概也是如此解读的。
  但是当我们知道了贾雨村最终的结局也是出家为僧了，再来品味这段文字，这个意象就更加丰富了：它首先暗示的是贾雨村自己的未来。上天已经点了一下贾雨村，但此时的贾雨村正热衷于功名，利欲熏心，是无法被点醒的。这其实放在今天我们很多人身上，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最后再来看第一回，第一回中，甄士隐和贾雨村是两个带有寓意的人物，甄士隐在经历一系列不幸之后而出家，贾雨村却开启了人生的腾飞之路。但命运就是如此吊诡，看似殊途，终究同归。贾雨村完成了从葫芦庙到智通寺的跨越，与甄士隐组成新一代的“一僧一道”组合。
  这样的话，《红楼梦》中就有了老中青三对“一僧一道”组合：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甄士隐和贾雨村、贾宝玉和柳湘莲。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看似解脱者，曾是伤心人。
  悲剧三重奏，绵绵无绝期，人世若幻境，一咏三叹息！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20-10-14 00:06
故乡作者：鲁迅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 ...

    拓展阅读

鲁迅在北京的岁月

作者：陈彧之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在鲁迅并不算长的生命旅程中，北京是重要一站。他在北京度过了十四年，几易住址，他的文学生涯是从北京正式起步的。而在作家的身份之外，鲁迅也曾是一位公职人员、一位教师。

绍兴会馆：为了工作北上，一住就是七年多

  1912年5月6日，一个陌生的面孔出现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中。旧时北京城分为北城、南城，南城遍布各地会馆，为来京的同乡人提供一个暂时的住所。这张陌生的面孔就是周树人，这时鲁迅这个名字尚未问世。鲁迅在绍兴会馆一住就是七年多，住宿条件很成问题，他此次进京，是因为工作单位搬到了北京。
  正如历史书上所说的，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世凯篡夺，他坚持要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不去南京任职，南京临时政府在这年4月迁往北京。鲁迅作为教育部的一名公职人员，自然也要从南京迁往北京。鲁迅在教育部长期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业务。
  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在发展初期都曾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国家图书馆引以为傲的“四大专藏”是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鲁迅为后两者入藏国家图书馆出力不少，当然那时还没有国家图书馆的名号，而是称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的历史可追溯到1909年，鲁迅在负责京师图书馆时，要求凡经内务部立案的出版机构，都要将其出版物上交一份给京师图书馆收藏，这标志着京师图书馆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部分职能。国家级的图书馆，要有能与之匹配的文献收藏，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文献大国。1914年，原藏于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运到了北京，按理说它最好的归宿无疑是图书馆，但却被内务部截留，在鲁迅等人的努力下，它最终入藏京师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的前身之一是1913年10月开馆的京师通俗图书馆，这是鲁迅直接创办的一家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分工不同，京师图书馆重在图书收藏，《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这样的文献确实珍稀，但与百姓的距离还是很远，而通俗图书馆则贴近百姓的阅读兴趣，并且提供借阅服务。在鲁迅的策划下，通俗图书馆在1917年开到了中山公园内，一时借阅量大增。当时各省也都开设了通俗图书馆，它花费少，而借阅量大，鲁迅很重视通俗图书馆的工作，希望它能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使国民在阅读中涵养性情。
  鲁迅寓居绍兴会馆时，结识了《新青年》的同仁，他们向鲁迅约稿，鲁迅开始了其文学生涯。那时《新青年》正大力宣扬建设一种新文学，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竞相发表自己对于文学改良或革命的主张，但真正写出新文学史上第一篇杰作的是鲁迅。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第四篇文章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鲁迅这一笔名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这不仅是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以相当现代的写法，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可怕，它使《新青年》的读者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而鲁迅也一跃成为新青年的偶像。

八道湾11号：《阿Q正传》诞生于此

  在风起云涌的1919年，鲁迅回了一趟故乡绍兴，时间是在12月份。在小说《故乡》中，鲁迅说这次回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就是那位在月色下手持钢叉刺猹的闰土，附带的行程是赶在旧历年前，将已经卖掉的老宅交给新的主人。今天绍兴鲁迅故里景区中，沿着鲁迅中路从东往西走，会依次经过周家老台门、三味书屋、周家新台门，老台门是鲁迅祖上的宅子，新台门才是鲁迅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百草园就在这里。
  鲁迅这一别“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事的异地去”，实际上，这一别也永别了熟识的故乡。卖老宅得到了一笔钱，加上鲁迅和周作人的积蓄，还得向友人借款，方才使鲁迅买下了新街口八道湾11号的一套四合院，鲁迅由此结束了寓居在绍兴会馆的日子。这套四合院足够鲁迅三兄弟住在一起，但三兄弟共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并不长，周建人很快就去上海工作了。
  今天，这所鲁迅故居保留在北京三十五中内，笔者探访这里时，三十五中将故居整修一新，并安排了一些展览。根据回忆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它当初的布局：这座四合院有三进，中院正中有三间正房，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住在这，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西侧三间厢房是鲁迅的书房和卧室，后院则安排给了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一家，客房也安排在后院。
  鲁迅在八道湾11号写出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如上面提到的《故乡》，而整整一百年前，《阿Q正传》也在八道湾11号横空出世。1921年12月4日，鲁迅以巴人的笔名在刚刚创刊的《晨报副刊》上开始连载《阿Q正传》，有意思的是，它最初发表在一个叫“开心话”的专栏下，但《阿Q正传》中的有些段落纵然让人读来发笑，但笑中包含着浓浓的苦涩，实在无法让人感到开心，之后移到另一个专栏下连载。
  《阿Q正传》是鲁迅批判国民性最著名的一个文本，实际上正是国民精神的萎靡与麻木刺激鲁迅弃医从文，他以犀利的笔触，毫不留情地揭出国民精神上的弱点。阿Q的精神胜利法，尤其使许多读者如坐针毡，当时即有读者对号入座，急欲知道这位巴人到底是谁，因为文中的一些细节说的不就是自己的隐私吗。阿Q是鲁迅熔铸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共同点而塑造出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形象，每个人好像都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这是只有对人性洞察入微的作家才能达到的境界，而这样的作家屈指可数。
  文学评论家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有专门一节评论《阿Q正传》，这部著作是鲁迅生前唯一批阅过的批评鲁迅的著作，在鲁迅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李长之看到了鲁迅对于阿Q虽有“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批判，但批判中包含着关怀，他认为“阿Q反而是鲁迅最关切，最不放心，最为所焦灼，总之，是爱着的人物。别人给阿Q以奚落，别人给阿Q以荒凉，别人给阿Q以精神上的刺痛和创伤，可是鲁迅是抚爱着他的，虽然远远的”。
  不同读者对阿Q的解读不一样，不同时代对于阿Q的态度也不一样，一部阿Q接受史，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心灵波动。与此同时，阿Q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阿Q正传》是最早译介到国外的中国现代小说，它为中国新文学在世界争得了一席之地。

宫门口西三条21号：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一个住所

  鲁迅在八道湾11号住到了1923年夏天，由于与周作人的关系恶化，鲁迅决定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妻子搬走，周作人晚年仍然住在八道湾11号，直到其生命终止的1967年。
  鲁迅一家搬走后，暂居砖塔胡同61号（现为84号），这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条胡同，张恨水也曾住在这条胡同里。鲁迅在砖塔胡同住了九个月，塑造出祥林嫂这一经典角色的《祝福》就写于此时。较之八道湾11号的敞阔，砖塔胡同61号的条件就未免寒酸了。在此期间，鲁迅一直在找房子，终于在1923年10月看中了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的房屋，1924年5月鲁迅一家搬入。这所鲁迅故居就是今天北京鲁迅博物馆所在的地方。
  从1920年起，鲁迅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鲁迅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而且对古典小说有精深的研究，新潮社在1923年至1924年出版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本是其课程讲义，这部著作如“老吏断狱”一样，为古典小说的各家各派判定简明精审的断语。鲁迅担任小说史的教师，实在再合适不过。那么，课堂上的鲁迅是什么样的呢，他的授课风格是怎样的？
  小说家鲁彦曾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鲁迅“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着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助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憎恨，羞惭与愤怒……于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了一盏光耀的明灯，灯光下映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大家抬起头来，见到了鲁迅先生的苍白冷静的面孔上浮动着慈祥亲切的光辉，像是严冬的太阳。”
  对于青年朋友，鲁迅总是慈祥亲切的，为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尽力提供帮助，支持他们投入到革命运动中。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反对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对北洋政府下达撤除津沽防线等要求的最后通牒，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等人参与其中，而指挥这场集会的是李大钊。当示威队伍行至段祺瑞执政府前时，反动军阀竟向群众开枪，刘和珍惨死。
  鲁迅是当天下午在宫门口西三条的家中听到这噩耗的，当天他即写下一篇文章痛斥反动军阀何曾有一点天良。1926年4月1日，鲁迅在参加刘和珍的追悼会后一周，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他希望中国能多有一些“真的猛士”，“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鲁迅就3月18日的惨案写了多篇文章，这为他招惹了大麻烦，反动军阀盯上了他，出于安全考虑，鲁迅不得不离开家中躲避于他处。紧接而来的是奉系军阀进入北京，为避战火，鲁迅延长了在外避难的日子。
  当事态平息后，鲁迅已决定赴厦门大学任教。1926年8月26日，鲁迅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结束了在北京的生活。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20-10-14 00:06
故乡作者：鲁迅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 ...

    拓展阅读

绍兴：不再重返的故土

作者  李阳

  1898年离家时的周树人内心自然满怀惆怅，“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而当二十八年后他以“鲁迅”之名闻名海宇，离乡远行对他来说，也早已是家常便饭，就在这一年的九月，他再次从客居十四年的北京启程，前往东南沿海的福建厦门。故乡渐行渐远，甚至他最后一次回乡，也是在七年之前，而那次回乡，则是为办理出售故乡祖宅的手续。从此，他再未踏足绍兴故土。

哀念：身在故乡为异客

    在鲁迅的文字中，绍兴成了“S城”，那里的乡人，在他的笔下也不惮嬉笑怒骂，仿佛他当年离乡时眷恋不舍的离愁别绪，只是一场少年的稚嫩的思乡病。待到成人，阅历既广，这种疾病便被治愈。思恋变成了怨怼，或洒上了辛辣的嘲讽，或拌进凄冷的酸醋。《孤独者》里人情凉薄的S城，《阿Q正传》里势利市侩的未庄，《明天》里闭塞怯弱的鲁镇，《药》里现场售卖革命者人血馒头的“古口亭口”——小说中以绍兴为原型的这些地点，全都是聚集了国民劣根性的乌合杂烩之地。早已被鲁迅看熟了脸，“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鲁迅从不吝惜扬起最辛辣的鞭子抽打在故乡令人可鄙可笑的痛点上。
  然而现实辛辣的鞭挞，在深沉朦胧的幻梦中，却成为与眼前“昏沉的夜”形成最强对比的“好的故事”。
  暗与光，辛辣与柔情，鞭挞与爱抚，鲁迅对故乡的情感如同一条灰色的斗鱼，在爱与恨之间迅捷地游动，偶尔，才会在途中驻足停留，感受其中难以言喻的复杂，而这种复杂思绪的产物，就是鲁迅的名篇《故乡》。这是鲁迅以自己1919年返乡搬家的经历而撰写的小说。这一次返乡也是鲁迅对绍兴故园最后的诀别：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尽管小说中这种复杂心绪，可以用“近乡情更怯”来完美地解释，但这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鲁迅内心对故乡更深的情感：“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近乡情更怯的缘故是自己从外貌到心绪都发生了变化，而故乡如斯，自己却成了贸然闯入的异乡客。而鲁迅却发现，发生巨变的不止有自己的外貌、年纪和心绪，还有故乡本身。他的悲凉里，更多的是一种旧日不再的失望：眼前这座萧索凋敝的乡村，分明与自己记忆中的故乡差别甚远，甚至连故乡熟悉的乡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幅在他脑海中“神异的图画”中的主角，“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的十一二岁勇猛少年闰土，如今也全然不见旧日容颜：
  “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作为离乡多年的游子，与故乡唯一的牵线就是记忆，而如今，无论是乡土还是乡人，都犹如一把锋利的剪刀，将这条牵线霎时剪断。活泼开朗的少年闰土成了唯唯诺诺的庄稼汉。被称为“豆腐西施”的杨二嫂成了一个爱贪小便宜的市侩大妈，还得了一个半是嘲讽、半是嫌恶的“圆规”诨号。每个人都不过是在“辛苦展转而生活”“辛苦麻木而生活”和“辛苦恣睢而生活”中三选一。流入不同生活轨道的人，彼此间也竖起了看不见的高墙，将人“隔成孤身”，使人“非常气闷”，也将记忆隔开，成为不但不可及，甚至眺望也变得模糊的悲哀存在。
  然而，鲁迅之所以在《故乡》中如此气闷悲哀，必定是故乡曾有过他所追怀，所眷恋，所不忍割舍的存在。以至于他在《好的故事》里还会将它编织成转瞬即逝的美好幻梦。不妨循迹回去看一看鲁迅童年时代的故家。那是东昌坊口“新台门”中的一座近两百年历史的古老大宅，六扇丝竹大门足以彰显周家不愧是绍兴的名门望族。鲁迅自己也承认，作为“周氏的长男”，因此“物以希为贵”，备受家人呵护。他的童年玩伴，不止有《故乡》中的闰土，还有一个绰号“和尚”的木匠，会亲手给这位讨人喜欢的周家大少爷制作木头的关公大刀，供他玩耍。
  他的家庭也给了他19世纪末传统大家族所能给予孩子的最大自由。举凡绣像小说、笔记稗史、神话传奇，乃至维新风潮下出版的西学书籍，只要他愿意，几乎都被允许自由涉猎。鲁迅的家庭教育，在他的晚年回忆《五猖会》中，透露出一个细节：当七岁的鲁迅兴致勃勃地准备去看庙会时，父亲突然出现，让气氛一时变得很谨肃，还强迫他读熟刚教会的二三十行《鉴略》，才能去庙会。鲁迅只得压抑性子强迫自己快快背熟，然后“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得到了父亲的点头首肯，他才被工人“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童年那场庙会的热闹，鲁迅已经“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以至于在37年后，他仍在“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尽管寻常看来，将玩心正大的孩子强摁桌前背书，多少有些忤逆天性，由此可以证明他的父亲是个严厉不通情理的旧派文人。但鲁迅的诧异，实际上他自己已经给出了答案——将玩耍作为努力后的奖励，是让他幼小的心灵能品尝到成功的乐趣。这种细致入微的教育方法，在将溺爱纵容为保护孩子天性的教育观念中，是很难理解的。由此，我们在将鲁迅散落在童年回忆中的点滴串联在一起：月光下刺猹的少年闰土，后院“百草园”里“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无限趣味的短短的泥墙根，小珊瑚珠一样又酸又甜的覆盆子，等等，便能轻而易举地发现，鲁迅对故乡的眷恋不仅有据可依，而且相当浓烈。
  真正让鲁迅对故乡难以释怀的，是这一切值得眷恋回味的美好，转瞬即逝。祖父因科场弊案入狱，鲁迅被送往外祖父家过着寄人篱下的乞食生活。他也描述了自己如何在高过身体一倍的当铺前“在侮辱里接了钱”，去给父亲请医生买药治病。然而，医治父亲的重病，绝非像去庙会前背熟二三十行书那么容易，竭尽全力也未必会得到成功的欢欣。父亲临终前，衍太太催促年幼的鲁迅竭尽所能呼唤父亲暂留阳世。但鲁迅大声的叫喊，仿佛只是给即将挣脱病魔平静下去的父亲，增添了紧张和痛苦：“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痛苦。”
  最终，鲁迅只是得到父亲较急的喘息和一句低低的回应：“什么呢？……不要嚷。……不……”
  父亲的死在鲁迅的记忆中留下了锥心刺骨的伤痕。而随着当家人的离世，家境的衰败也让鲁迅感受到了世态寒凉。在父亲临终榻前不断催促少年鲁迅呼唤父亲的衍太太，再次扮演了一个爱嚼舌根的帮倒忙角色。她似乎是出于好心劝告鲁迅典卖家当贴补家用，但最终却传出了周家长子盗窃家财的流言。按照鲁迅的说法，这一流言，加上乡人的凉薄和侧目，最终逼他离开了家乡。而随着鲁迅与家乡渐行渐远，离乡的年头越来越长，那些童年遥远的温馨美好往事，逐渐沉入了记忆深处，只留下“世态炎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四字格言。只不过，将这四个字沉重扛在肩头的鲁迅，有足够的才华和对时代敏锐的嗅觉，为其赋予更新的意义。

愚人：革命循环套中阿Q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上，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著名的小说集《呐喊》的序言中，鲁迅如此剖析道。仿佛少年时代遭受的苦痛，都成了洞破人性的资本，也因此成为鲁迅创作的灵感来源。他越是深入发掘困顿与炎凉背后的暗影，就越认为自己挖到了国民性最深的劣根，而这种劣根不止于故乡的亲友熟人，只要善加取材提炼，更可由小见大，放诸全国。他在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间发表在《晨报》副刊的《阿Q正传》的主角阿Q，可以说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这个人物形象如此深入人心，高一涵回忆当初小说发表时说：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
  尽管这个小人物，不过是以鲁迅的绍兴老家为背景的未庄中的一个无业游民，最终在辛亥革命后被当成替罪羊枪毙，但就像高一涵所说的那样，几乎人人都能从小说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这正是鲁迅期望达到的效果：“我的方法是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倒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阿Q不仅是鲁迅精心雕琢的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也蕴含着他所抱持的一种古怪的历史观：既然这个角色如此具有自我参照性，那么如果时代的主流是成千上万具备阿Q这样或那样特点的人物，那么中国便永远走不出历史的循环怪圈。发生再多场政治革命，死掉再多的民众，一切都不会发生改变。就像小说的第九章里，阿Q糊里糊涂被押上法场枪毙，在枪毙之前，坐在堂上的老头子“和气”地问他：
  “你还有什么话说么？”
  阿Q“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
  最后画押时，“便宜你，画一个圆圈”。作为阿Q最后的杰作，他“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这样一个突兀的结局，自然是个反讽，但反过头来去看那简短、糊涂却又对答如流的讯问，再看他笔下那个努力画却最终没有画圆的圆圈，那个向外耸出的尖，反而成了阿Q这个完美凝聚了万千国民劣根性象征的典型人物中，最具个性也最凸显个人意志的一点缺陷。圆圈上这个突兀的尖，本应有可能成为打破历史循环套的突破口，但它却是被无意画下的，并且画得圆不圆，除了阿Q本人之外，也无人在意。而阿Q本人的最终命运，也不会因为这个圈没画圆而有任何改变——他终究要被处决，只是从“好看”的砍头，变成了不那么好看的枪决。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Q画圈耸出的那个尖，也可以被视作辛亥革命的象征。这场革命，无论是在《阿Q正传》中，还是在现实的绍兴城里，都像是历史循环套中偶然耸出的一笔。小说中的革命，“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是象征性地把辫子藏了起来，以便“咸与维新”。现实中的革命，作为亲身参与者的鲁迅看来，更加令人气沮。据他的一位同乡回忆，鲁迅对革命的到来颇为积极，“一手拿了一卷传单，一手也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很有信心地说：‘遇到万一，这把钢刀准能砍几下的。’”
  但等到十月七日，绍兴光复，成立绍兴军政分府时，通告上的消息却显示，这个政府完全是由前清绍兴官员程赞清和章介眉拼凑起来的骗局，不过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内骨子是依旧的”。在鲁迅创办的《越铎日报》中，特意描述了这群披着新潮外套的丑角：
  “穿操衣带军帽下乡收租，别致。
  吃乌烟，床边挂指挥刀，别致。
  吾日见二个轿夫，于午前十一句钟抬一位科长大人进某署，于午后一句钟又抬出来。敢问某科长于吃饭坐轿外，所司何事？或语余曰：某科长原是小提使之至戚，坐轿吃饭亦所应该，不错不错。”
  讥讽与谩骂固然能发泄一时怒气，却对时局毫无裨益。历史并没有由于鲁迅在革命中的嬉笑怒骂而有所改易，仍然在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晃荡着在时代的舞台上表演滑稽戏。对鲁迅的故乡来说，唯一改变的，就只有外表的样貌，但也并非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更像是每一次变乱后的凋敝，以及纷纷出炉的投机人物，自以为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上下沉浮。
  《阿Q正传》刊行于世的1921年，距离辛亥革命又过去了十年。两年前的冬天返乡时，鲁迅见证了故乡在革命与变乱的双重震荡下萧索凋敝的惨淡景象，悲伤于自己不得不与熟悉的亲情隔膜，和儿时的美好记忆道别。然而很快，这一年掀起的五四运动的风暴，将会以雷霆之势吹遍整个国家。变革的种子已经种下，只是收获怎样的果实，对1921年撰写《阿Q正传》的鲁迅来说，尚是个未知数。
  结果，事实上也出乎他的意料。

复仇：鬼之为言归也

  怪客宴之敖在少年的头颅前，挥剑砍下了王的头颅，完成了复仇。图片出自鲁迅原著，昔酒编绘《铸剑》，一頁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在前几年，我读《阿Q正传》，便会联想到因此而出名的鲁迅先生。现在，听说偏有人恶言恶语的说《阿Q正传》是死去了，这真是岂有此理，简直是应以‘放狗屁’奉敬了。据我看来，《阿Q正传》岂只不死而已，而且，癞皮阿Q也从棺材里伸出手来返魂了。”
  1930年7月20日，一篇题为《阿Q后事如何》的杂文横空出世，作者锦轩硬将19年前就已被一颗子弹送进微尘中的阿Q鬼魂拉回阳世，重临人间。返魂的阿Q虽然仍保持了自己自命不凡的精神胜利法，但已经在新时代的潮流中脱胎换骨，“说话也漂亮了，似乎还能动动笔，吹牛的题材当然更多”，他的褡裢袋很沉重，里面不仅有中国洋钱，还装满了不少外国洋钱，以及“乡下人眼中从没见过的‘卢布’”。
  返魂复活的阿Q说起话来，也不像之前一样脏话连篇，而是侃侃而谈“前年创造社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
  锦轩将其称为“道地的精神胜利法，非阿Q而癞皮者决决乎说不出。”原先《阿Q正传》中和阿Q互揪辫子的王胡小D们，也五体投地地推崇他为自己的领袖。
  鲁迅在创造阿Q这个形象时，或许也从自己身上寻出传统的鬼魅作为材料，但决然不会想到，这个自己诞育的经典角色，有朝一日也会成为射向自己的一支讽刺的暗箭。这正是1930年代鲁迅的遭遇，他名满天下，也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成为追随者恭维敬仰的神坛和谩骂者明枪暗箭的箭垛：创造社与太阳社的围剿、御用文人的连番谩骂，乃至于以他为名义领袖的左翼作家联盟中“工头”一面向他拱手问好一面又狠狠抽来的鞭子。
  “敌人是不足惧的， 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 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鲁迅腹背受敌，却又孤军奋战。他尽管也有自己的支持者，但仍然时时感到孤立无援。直到此时，故乡又一次站在了他的身后。这一次，故乡不再是鲁迅撰写小说取材的资料库，也不再像《朝花夕拾》那样，是他安放内心眷恋的回忆之地，而是赋予他一种古老的精神力量：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 ”
  鲁迅的故乡，一直流传着众多诡奇的传说。其中就包括一位少年的复仇传奇。在这则出自魏晋小说《搜神记》的传说中，战国时代的铸剑大师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剑成，干将自知必死，因此藏起了雄剑，嘱咐妻子生下男孩，待其成人，便要为自己报仇。这个名叫眉间尺的少年，却因为遭到楚王通缉，报仇不成，在一位山客的劝说下，眉间尺主动砍下了自己的头颅，把剑和头一并交给山客。终于砍下了楚王的头颅，报仇成功。
  这则复仇故事，必然让鲁迅印象深刻，因此才会将其改编成小说《铸剑》。在小说中，鲁迅化身为那位神秘的山客“宴之敖”——这正是鲁迅曾使用过的多个笔名之一。他找到心心念念复仇的少年，拒绝了“义士”的称号，严冷地对他说：
  “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故乡的传说，让鲁迅化身为纯粹的复仇者，以笔为枪，挺身出战，也让他人生的最后岁月，成了一场狂放而恣肆的复仇大战：不仅仅为了那些恶意攻击他的人，也为了那些死难于血泊的无辜少年。从“三·一八惨案”到“四·一二清洗”，再到“左联五烈士”——他要借了他们年轻的头颅去引诱敌人，成为箭垛，乃至于自己死后，也要挥剑斩下仇敌的头颅，与之同归于尽。1936年9月5日，沉病中的鲁迅，直截了当直视自己步步逼近的死亡：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鲁迅病逝。

——《新京报》2021年9月25日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