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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三种人”① 作者:鲁迅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②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③,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④。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⑤,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豫感。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⑥;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⑦。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不过我以为这种豫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这确是一种苦境。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何况作品。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⑧。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⑨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⑩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现在”的。
总括起来说,苏汶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这是极不错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⑪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汶先生又说,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却又因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搁笔”了!
“怎么办呢”?
十月十日⑫ ༺༻༺༻༺༻༺༻༺༻༺༻༺༻༺༻༺༻༺༻༺༻༺༻༺༻༺༻༺༻༺༻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现代》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后由作者编入《南腔北调集》。
正当鲁迅同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斗争的时候,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竟于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二年初发表文章,打着批评“民族主义文学”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一九三二年七月,苏汶也跳出来,打着所谓“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的旗号,宣扬超阶级的、永久的文艺。尽管他们旗号不同,都密切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恶毒攻击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鲁迅这篇文章痛斥了苏汶所谓“第三种人”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也揭穿了胡秋原的反革命面目。苏汶和胡秋原后来都做了蒋匪帮的文化特务。
②这里所说的论客,指胡秋原和当时某些托洛茨基分子。胡秋原曾把自己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宣扬文艺自由论,说什么“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他还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在一起,诬蔑中国工农红军为“土匪”。
③这是苏汶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的话。该文反对左翼作家为工农创作连环画、唱本一类的普及作品,叫嚣:“恐怕每一个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人都要反对。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吗?确实,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的。这一点难道左翼理论家们会不知道?”
④这是苏汶自己捏造出来的话。他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说:“第三种人”“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导者们算出命来,派定他是哪一阶级的走狗”。
⑤这是苏汶对左翼作家的诬蔑。他在《“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把做不成“第三种人”而“搁笔”的责任推到左翼作家身上,胡说:“这搁笔不是什么‘江郎才尽’,而是不敢动笔。因为做了忠实的左翼作家之后,他便会觉得与其作而不左,倒不如左而不作。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
⑥苏汶曾经攻击左翼作家说:“容我说句笑话,连在中国这样野蛮的国家,左翼诸公都还可以拿他们的反资本主义的作品去从资本家手里换出几个稿费来呢。”
⑦“同路人”这一词,本是一九二一年前后苏联评论界用来称呼“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个资产阶级文学团体的作家的。意思是指那些在世界观上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可以跟着无产阶级革命走一段路的人。
⑧弗罗培尔(一八二一~一八八◯),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⑨密开朗该罗(一四七五~一五六四),现通译“米开朗基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画家。达文希(一四五二~一五一九),现通译“达·芬奇”,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美术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两人的绘画创作不少是以《旧约》、《新约》为题材的宗教宣传画。
⑩《旧约》,基督教《圣经》的前一部分,共三十九卷,并非同时所作,大体是公元前一千多年至公元元年前的文章选集。内容有犹太民族的历史、诗歌、法律、寓言等。
⑪这句话和下文的“怎么办呢?”均见苏汶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
⑫指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
——1972年3月版浙江省中学革命文艺(音乐部分)教师参考书第41页~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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