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课本插图6

无度不丈夫

短文

    从前有个人叫王戎，他小时候很聪明。有一天。王戎和小朋友们在大路边玩。大家发现有一棵李树，树上结满了李子。小朋友们都争先恐后上树去摘，只有王戎不为所动。
    有人问王戎：“你为什么不上树摘李子吃啊！”王戎说：“这棵李树长在人来人往的大路边，居然有这么多的果实，那它一定是苦的，否则过路的人早就吃光了。”
    小朋友们摘下李子一尝，果然是苦的。大家都很敬佩王戎有心计。

——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课本（试用本）《语文》第十册第155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2-20 11:42
景阳冈
　　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面，离县城还远。正是晌午时候，武松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 ...

   刘继卣经典作品《武松打虎》组画的前后图对比：https://yiyouliao.com/api-server ... 9F3AB668CB85472BC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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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安之后

作者：常明

  田连元的评书《水浒全传》把梁山从聚义到接受招安这个过程非常详细，包括林冲和高俅之间的冲突，燕青和李逵在东京汴梁城里教训高俅的属下李虞候的喽啰，并且用李虞候取代了和宋江喽啰产生冲突的那个厢军，冲突之中表现出来的梁山内部的矛盾和梁山接受招安之后所受到的种种限制，使小说变得更加的深刻。
  但这并不符合《水浒》作者的原意，按照作者的意思，林冲是可以接受招安的，设计这个军校的目的正是为了和林冲对比，这个人在原著中连姓名都没有——田连元给他设计名字叫齐林——但是他敢于在受到污蔑和不公正的待遇时反抗，比起林冲来更具有血性。
  也是梁山最后一次展现个人英雄主义，在此之后，梁山上的人彻底沦为消灭方腊的打手，《水浒传》的作者也开始刻画梁山群像，很少再单独刻画某一个人——即使刻画了李俊和燕青，也是刻画他们的消极避世，并不是描写他们的积极反抗。
  宋江在接受招安时说道：“愿进京者，可并偕行，不愿进京者，自驻花册记名，可下山自谋安生。”许多追随宋江多年的小喽啰都有请辞，但梁山上的头目却无一离开。
  李逵的不离开是注定的，因为他始终效忠宋江个人，宋江只有招安一路，他最终便也只能招安去。
  鲁智深和武松虽然反招安最坚决，但一方面他们承担不起梁山散伙的后果，他们曾是二龙山的领袖，一旦撤出就是集团撤出，梁山便有分裂的危险；另一方面也是二人无路可走，总不可能离开梁山之后再度占山为王，同时与梁山和朝廷公然对立，何况他们已经在三山聚义时错过了一次壮大自己的最佳机会。
  招安对于梁山上的人而言不都是坏事，梁山上靠的是个人武力而排名，但有些人武力虽然不高，但战斗力却并不低。例如吕方在征讨方腊时能够刺死厉天佑，并和石宝战斗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负，最后与白钦同归于尽，可见其功力不弱。解珍、解宝兄弟在征方腊的过程中杀掉陈观父子、张俭、张韬、崔彧，首先攻入润州城，截下富阳县的粮船，战绩也可圈可点。
  这些人受到石碣的影响排到了相对靠后的位置，宋江为了尊重石碣，做任务安排的时候也只能按照石碣的顺序。但从他的初心来讲，则是一直有所偏好的。
  梁山接受宋徽宗检阅的时候，解珍解宝是开道的人物。而他尤其看重穆弘，如果说李逵是宋江培养的心腹步兵，那么穆弘就是宋江培养的心腹骑兵，打祝家庄、反击呼延灼以及攻打曾头市的时候，穆弘都单独带一路骑兵，而在反击呼延灼的初期穆弘和穆春兄弟还协作带过步兵，可见穆弘是个可以全面作战的人物，可惜的是他提前病重，没有在征讨方腊的过程中体现出应有的战斗力。
  上述这些人平时在梁山泊是被压抑的，没有办法释放自我能量，所以这些人也注定不会反对招安，这样才能论功行赏。只是无奈朝廷最后仍然是按照宋江阵营中的正将和偏将——也就是天罡地煞的排位而行赏，这还是朝廷把宋江一干人当成匪寇的意思。
  招安以后，宋江等人先后征辽、征田虎、王庆及方腊。田虎、王庆的故事不必说，一定是后起的，其实征辽的故事原先也未必有，除了前文所表述的理由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道理是宋江一伙在征辽之后居然一点升迁也没有，完全不合道理。
  而《水浒传》在最后处理方腊问题处理得非常粗糙。我同意一种说法，因为征讨方腊以后，很快就是靖康之变，如果梁山这些人依然存在，宋朝的战斗力会增强，乃至有中兴之势，这就不好衍说——一方面，中国的话本艺术是从讲史发展过来的，所以中国的小说无论怎样创新都不可能架空历史或改变历史而存在。
  另一方面，当时说话极多，《水浒》的故事有时会和《说岳》等故事相联系，而若同一说话艺人讲解两个故事系统，必须保证这两个系统的关联性。所以只有把梁山写死、写失败，使其不违背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不过，这并非我们讨论的内容，而是说，即便确实有这样的限制，作者也完全可以把情节写精彩写，而这十回至少比起开篇的七十回来说，并不算精彩。
  在这十回里，梁山群雄开始批量死亡。一些批评家解释说，之前官军攻打梁山的时候，主要目的在于立功，所以他们抓到梁山群雄之后，肯定会先关押，而不急于要把他们消灭，但是方腊集团却是求生存，所以如果梁山群雄不投降，自然就会被杀掉。
  这种批评自然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两军作战即便你死我活，对待俘虏也不一定非劝降即屠杀。三国时关羽抓获于禁，于禁没有投降，但是关羽并没有把他杀掉，而是直接将他投入监狱里。
  只是《水浒》的作者并不愿意按照真正的战争模式去写方腊和宋江的冲突，尽管作者已经开始强调了兵书战阵，描写谍战和大规模的场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讲史色彩，但征方腊的部分仍然是按袍带文的方式去写的，没有完全脱去“斗将”的窠臼。
  只是跟之前的斗将相比，征方腊的部分很少描写将领之间的单挑，秦明打邓元觉时，花荣可以补上一箭，王寅对抗孙立、黄信四将时，林冲冲出来把他解决——这时重视的是团队作战而非个人对抗。
  同时作者有意识淡化方腊和宋江的冲突，所以对宋江和方腊双方的人物都做了脸谱化的处理。宋江一方完全是英雄，他们都是宁死不投降方腊的人物；而方腊一方则是罪恶滔天，作者几次说：“那时百姓都被方腊残害不过，怨气冲天”，“（段）恺等原是睦州良民，累被方腊残害，不得已投顺部下”，“老汉祖居是此间百姓，累被方腊残害，无处逃躲，幸得天兵到此，万民有福，再见太平”，“此间百姓，俱被方腊残害，无一个不怨恨他”，“将军来收此贼，与民除害”。
  到处都在讲方腊侵害地方，但是方腊具体的侵害方式却始终未曾交代。这个处理无非强行为梁山增加正义感，所以没有将方腊当成正面人物进行塑造。
  相形之下，田连元在整理《水浒全传》的时候，增加了江南—沈寿这一角色，才使方腊集团有了一些正面的形象和价值。
  这种基于正邪之争的处理，也是传统的评书方式。如果按照现代小说的方式当然可以处理得更为立体和细致，譬如将宋江和方腊写成两个英雄之间的内斗，写出方腊集团的人物从“好汉”到“王侯”的身份转变和心态转变，双方“好汉”们从平日任侠或享受的状态里走出并直面生死时的状态，以及可以对方腊集团失败的社会原因进行探讨——张顺、王定六等江浙一带的人，居然对方腊完全不了解，这更是现代小说设计里绝不会被允许的事。
  但以《水浒》作者的态度，一向不愿意写心理，更不会写社会，更倾向将英雄人物独立成篇——周侗和老种经略相公在“水浒”故事流传的过程中极为重要，但老种到了作者这里只剩下姓氏，而周侗则连名字也没有了，所以以现代视角要求《水浒》作者作更为详尽的处理应该是不现实的。
  不过，即便只是从叙事的角度而言，作者也不应该处理得这样粗糙。这十回的内容可以放开来写，写成七十回或一百回——如果按照小说的描写而言，这十回的内容写了前后三年的时间，而小说最初七十回的内容也不过三年有余。
  所以如果作者把十回同样调整为七十回，自然也可以大开大合，甚至比之前都精彩，但是作者明显不愿意去做这部分修饰，也不愿意进行更多维度展开——作者写梁山打童贯、高俅，用十回当然可以满足塑造的需要，因为那不过是单场战争，正如《三国志演义》写赤壁之战也只用了不到十回也很出彩。
  但是打方腊决然不同，除了是写一场惨烈的战争之外，更主要的是交代各主要人物的归宿，要想合理、合情，非须用大篇幅不断敷衍、铺张不可。可是在《水浒传》故事流传的过程中，读者不愿意接受梁山好汉的死，所以这个过程被评书艺人诠释地最少，作者没有可依据的底本，又不擅长写战争和袍带文章，所以很多时候的设计都是使梁山群雄“为了死而死”。
  《水浒》的作者是决心要写宋江等人的死的，不然以宋江的政治权谋，绝对不可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至少应该让梁山108人当中有5到6人以身体不适为名留在京师继续当差，一方面所以和在出征的梁山人员互通消息，为梁山在朝廷当中继续铺路，另一方面可以调动他们的政治关系和朝廷官员打成一片，为梁山的政治埋下根基。
  在征讨方腊过程中牺牲的梁山群雄，许多死于袍带形式的也就是前线斗将的，也有一些是死于亲自指挥前线战斗的，这可以说是死于战争的人。然而另一些人则正如李卓吾所说，“此内尽有不必死而死之人，如解珍、解宝等是也”。
  李卓吾说，解珍、解宝“原是自讨死，不足惜也”，这话是很对的。孟康、段景住等人的死还算是在前线指挥战斗，只不过是身先士卒而亡的，但是解珍、解宝完全没有去探乌龙岭的必要，可以交由普通士兵担当。固然士兵和统帅都不过是一条生命，但在战争环境下，统帅的决胜意义要远远高于士兵。
  解珍、解宝是把自己当成普通士兵使用，宋江居然也能够答应，他们当然是在自讨死路。这种粗糙的处理方式，使我们除了对解珍、解宝感到可惜之外，也对作者的才力感到可惜。
  此外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水浒》中鲁智深擒方腊时常被演义称武松单臂擒方腊。武松擒方腊的故事至少在民国时已经形成了，见于当时的戏剧和小说，假如以这个故事的源头来说，自然是更早的。
  加重武松和张顺在故事里的比重是典型的南派《水浒》故事的作风，可是作者在整理《水浒》时却以北方故事为主——其中多有山东的方言，至于写南方较北方更为细致，只不过是因为南派《水浒》比起北派故事更为详尽罢了——他以史进和鲁智深的故事开篇，也就以鲁智深的故事结束，《水浒》至此也便入了终场了。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29 11:04
寓言三则滥竽充数    战国时候，齐宣王喜欢听吹竽，又喜欢讲捧场，他手下吹竽的乐队就有三百人。他常常叫这 ...

     小学生课外阅读：

      连环画《韩非批儒故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https://yiyouliao.com/api-server ... _bottom_bar=comment
      （内含“守株待兔”、“和氏献璧”、“滥竽充数”、“郑人买履”、“扁鹊治病”、“自相矛盾”和“狗恶酒酸”7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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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郭先生何以能“充”？

作者：李刚

  “滥竽充数”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人们往往以南郭先生的劣绩来讽喻那些无真才实学，却混在行家队伍中欺世盗名的人。
  然而不通竽技的南郭先生何以能瞒天过海得以充数，还受到赏赐呢？实际上，这与齐宣王的爱听众人之乐，只注重场面的热闹、恢宏有极大的关系。“精明”的南郭先生正是利用了齐宣王的这一癖好，使三百人的吹竽队伍成了极好的“保护伞”，才竭尽装腔作势之能事，一度风头出尽。
  如果说齐宣王作为昏庸的封建君主而良莠不分，那么在当今改革开放的社会中，时有所见的“南郭先生”现象，则暴露了不少领导干部不能知人善任的弊病。君不见，报章上一度大红大紫的“改革闯将”、“优秀企业家”，短短时间或被立案调查，或银档人狱，人们在惊诧之余，不禁要问：“上级领导何在？怎能如此孰视无睹，任其胡作非为，还给予优荣厚誉？”殊不知，那些领导们早已为“南郭先生”“施放”的假象所迷惑，昏昏然不知所以。
  但南郭先生最终还是“走”了。齐湣王的好听独奏，使他失去了“保护伞”，自知无法再行骗计，只得逃之夭夭，以致落了个贻笑大方的下场。因之不禁想到，倘若各级领导都能实事求是地对所属部门的人员逐一认真进行政绩、能力考察，揭去某些腐败无能者的“障眼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些在其位不谋其政和在公位却谋私利者必将现出原形，而免蹈齐宣王用人不当之覆辙。
  其实，“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只不过骗了齐宣王罢了，尚谈不到什么危害，可今天社会上的“南郭先生”，贪污读职，假公济私，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却是灾难性的。而这一切责任“齐宣王”是难以推卸的。
  祖国的明天需要的是勤政的廉明者与忠厚的实干家，具有人事任免权的领导理应以“齐宣王”为鉴，肩负起为“四化”大业把好“人才关”的历史重任！

——《语文新圃》（月刊）2003年第4期第27页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5 00:31
半夜鸡叫
    晚上，给周扒皮做活的伙计们从地里回来，都累得晃晃荡荡的。有的唉声叹气地说：“困死我了！ ...

   小学生课外阅读
    连环画《我要读书》（连环画出版社出版）：https://m.uczzd.cn/webview/news? ... 14F3055878157A3D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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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鸡叫》的时间与阶级意识

作者：张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半夜鸡叫》的故事出自一本叫做《高玉宝》的自传体中篇小说。自1950年代起，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的推动，《高玉宝》的故事已经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要读书”、“半夜鸡叫”诸章节，已经成为革命文学的经典段落。
  小说写于1950年代初期，讲述了一个“财主与长工”对抗的故事。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从床上爬起来，钻到自己的鸡笼里模仿鸡叫，引发家里报晓公鸡的啼鸣，制造出天已不早的假象，以催促家里的长工起身下地干活。通过这种手段，地主对长工进行剥削。“财主与长工”是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原型，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于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中，其基本叙事模式实际上是关于“智慧”与“权力”之间的博弈。处于底层的劳工在与代表权势阶层的富人的对抗中，最终底层民众以其智慧赢得了胜利。故事往往充满了喜剧性，普通听众在笑声中获得了象征性胜利的快感。这也是民间故事的基本模式。
  《半夜鸡叫》首先区分了“黑夜的时间”与“白天的时间”，区分了休息和劳作的时间区段。黑夜的时间是休息的时间。这一古老的规则，支配了农耕社会的整个时间划分。对于农耕时代的乡村而言，黑夜的时间是消极性。黑夜的昏昧性和不可知性，是对人类清醒和正常生活秩序的侵蚀和威胁。而在《半夜鸡叫》故事中，黑夜所发生的却是一个带有“现代性”色彩的故事。故事的原型结构依然采用了古老的“财主与长工”的故事，但它却与劳动、阶级、剥削制度等现代政治学一系列概念有关，是现代政治神话体系中的一个超级寓言。
  对于周扒皮来说，学鸡叫的目的在于控制时间。而控制时间的装置却是驯化了的家禽——报晓的公鸡。这个并不准确的报时器，企图驯化和矫正自然时间，转而为现代剥削制度服务。以虚假的鸡鸣，伪造自然的时间，改变公鸡的生物钟。由地主本人亲自扮演标准计时器，并以模拟公鸡的鸣叫来引发真正的公鸡报时。要完成这一行为还需具备较高的口技才能，以逼真模仿鸡鸣。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要实现这一怪诞的剥削行为，剥削者本人（周扒皮）不但需要起得比被剥削者（长工们）还要早，而且还得起得比公鸡更早。以自然的方式违反自然规律，是长工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这一复杂而又麻烦的手段，却最终又是徒劳无益的。鉴于此举并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周扒皮的所作所为只能归结为本性上的“邪恶”，几乎恶作剧式的举动。但作者坚持认为这一行为能够带来财富的积累，并可能导致农村有产者的原始积累的完成。“这个学鸡叫，是他们老周家起家的法宝呀。”这一说法同时还表明，“剥削”是一种阶级本能。如果时间的标准点不在大自然及其相关的公鸡的生物钟，那么，它只能存在于周扒皮及其家族机体的生物钟。
  精确的时间意识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以精确的机械装置作为计时器，来驯化时间和控制时间，使之与大机器生产方式相一致，并能够计算物质生产劳动的精确数量和利润率。争夺时间的控制权。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掌握了时间也就掌握了资本和权力。在《高玉宝》的故事中，通过剩余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被描述为一个普遍性的关系。把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农事活动修改为大工业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工作，以符合“剩余价值”理论，并为证明剥削阶级的剥削本质。雇工们一度产生了杀死那只公鸡的想法，试图以此终止这一奇怪的时间标志，这相当于砸碎时钟来抵御权力对时间的控制。这一情节的历史原型来自大工业时代初期的“卢得分子”，他们以砸碎机器来反抗剥削。《半夜鸡叫》想要证明的是：地主不仅占有土地，而且还占有（至少是试图占有）时间的控制权，通过控制时间，进而实现对雇工的经济剥削。地主阶级在此表现出原始资本主义特征，他们通过对劳动时间的剥削而榨取剩余价值。革命文艺通过虚构的手段，将大工业时代的时间焦虑转嫁到农耕劳作当中来。
  但这与剩余劳动理论并不相吻合。农耕时代的劳作，增加劳动时间并不能带来剩余价值。以增加劳动时间来榨取剩余价值，这一经典的资本主义剥削模式，通常并不出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或者，它仅仅是农业生产中的剥削关系的特例。农作物生长有其自然规律，并不需要特别地增加劳动时间。如果不符合农作物生长周期的话，地头劳动时间的增加是徒劳无益的。况且，雇工还可以选择在地头继续睡觉来逃避劳动。事实上，《半夜鸡叫》故事中的长工们确实就是这样做的。如果地主要雇工付出更多的劳动，可以增加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挑水、砍柴之类。一般地主与雇工冲突主题的民间传说，在表现这一问题时，基本上都是选择增加工作内容、克扣工资或降低报酬实物的质量（如次等的、秕谷较多的或湿度较大的谷子）等做法。作者作为一位来自农村的雇工出身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小说这样写，惟一接近合理的动机，就是要使故事符合革命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来解释农业劳动和乡间时间关系，以推动中国传统乡村的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共政治革命，被赋予了鲜明的现代属性。周地主与雇工之间关于时间控制权的争夺，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理论中关于不同阶级之间权力争夺的一个想象性的投射。然而，故事中的一系列细节同时也在无意之中泄露了欠发达国家的控制技术上的原始落后的状态。周扒皮家的劳动情形与马克思笔下的大工业机械生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其所激发起来的并非现代时间意识，而是阶级意识，是对于阶级斗争学说的直接图解和强化。无产阶级革命在其现代性实践过程当中，有一种比农业地主更为强烈的时间紧迫感和控制欲。故事最终以暴力的方式结束，雇工以暴力手段惩罚了地主，实现了复仇。故事的内在诉求也不在于其真实性，而是一种关于剥削制度的象征性的表达。革命文艺的这种“代码化”的符号生产，乃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出来的阶级意识符号化文本。
以上所析，无关高玉宝和《半夜鸡叫》的历史存在价值，《高玉宝》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留下的烙印，如同卢新华的《伤痕》一样。对其文本背景的解读，可咀嚼之处甚多。

——《上海采风》（月刊）2011年第10期第88页～第89页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2-20 11:42
景阳冈
　　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面，离县城还远。正是晌午时候，武松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 ...

     小学生课外阅读
      连环画《水浒故事（下）·景阳冈打虎》（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https://m.uczzd.cn/webview/news? ... _bottom_bar=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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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带与短打

作者：常明

  自来说书，有世情、棍棒、神魔、讲史四部。棍棒一类又有袍带和短打的区别。
  所谓短打，类似于今天的武侠，写的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功夫，环境是江湖上的行侠仗义。
  所谓袍带就是写两军阵前，两员武将之间的捉对厮杀——今天很多批评家浪言《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会写战争”，把战争都写成阵前比武，那是他们不懂得平话艺术，错把袍带小说当成历史小说来批评。
  《水浒传》这部书从第一回到第四十六回一直是短打书，只有第二回里史进与陈达的交锋有些袍带的意思，但只是轻轻带过，很快写成了短打，第十三回杨志与索超之间的武斗则可以算作为数不多的特例。
  三打祝家庄是《水浒传》中进入袍带书的开始，但这里很有可能是水浒故事收场的地方。
  《大宋宣和遗事》和元杂剧中都说晁盖是死于祝家庄的，袁阔成的《水泊梁山》也是围绕三打祝家庄展开，最后也取晁盖命断祝家庄作为结局。何况《水浒传》结束祝家庄的故事恰好是五十整回，情节也很完整，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无论如何都像是横生出来的，情节十分突兀。
  所以我很怀疑《水浒》作者先前所据有一个水浒故事，并在这里结束，以下洋洋洒洒五十回的聚义、招安、征辽、征方腊都是他自己动手补编的本子。
  相形之下，在后五十回的文本中，第五十一至五十八回尚且保留了一些短打的底色，呼延灼的形象也远比后来的关胜、单廷珪、魏定国等人刻画更细、人物更丰满。五十九回是闹西岳华山，六十回前半芒砀山收樊瑞的短打也有些离线。
  其后以晁盖之死引出卢俊义、燕青上山，全是袍带情节，这个部分的故事就不甚美观。胡适评价说：“这一段硬把一个坐在家里享福的卢俊义拉上山去，已是很笨拙了……还有燕青在宋、元的水浒故事里本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施耐庵在前六十回竟把他忘了，故不能不勉强把他捉来送给卢俊义做一个家人”。不能不说是一种正见。
  关于卢俊义这八回半书中，有关短打的只有石秀劫法场的一回，浪里白条水上报冤的一回，但全然不能同前五十回相提并论。第七十二到七十五回时序不明，我怀疑是作者将元杂剧整理过来的缘故。再往下的二十五回，只有李俊太湖结义的半回以及燕青射雁那几百字有一点短打的意思，其余的部分便都是袍带了。
  在自五十九至一百回这四十二回的回目里，征辽一段尤其让人觉得寡淡。这八回书将辽国领袖称为“狼主”，实际上是过去平话称呼少数民族领袖的惯用语。《秦并六国平话》将匈奴单于称为“狼主”，《说岳》将金国的皇帝也称为“狼主”。
  《水浒》作者写宋朝官职很准确，写武将职务时，除了写出他们具体的职务，还要写其“官带”，将官、职、差遣分得很详细，接近宋代历史原貌。而这里直呼“狼主”，不按照历史的角色演绎，可见作者对这八回用力不深，只保留了平话的原貌。
  鲁迅和胡适都怀疑有一个古本实在招安故事之后直接接入征方腊的，我的意见与他们很类似，但多出的一条论据是田连元的评书文本中就直接在招安之后接入了征方腊的内容——评书艺人的文本都是有老先生的底本作为依据的，田连元的文本里既没有征辽也没有杨志和索超相斗的内容，所以这两处情节都有可能是后起的，然而只是“可能”而已，在没有真正的古本作为依托之前，一切“可能”都只是假说。
  实际上，以当时的时代论，征辽的题材之普遍不下于今日的抗日题材，英雄人物征辽成功与今日抗日剧中塑造英雄万能也有同工之妙。宋江的征辽可以与杨家将的征辽、薛仁贵征东、征西、五虎平南视为一脉的，所以只能有胜无败。但限于篇幅，这个部分又不能大为开展。
  所以宋江在阵前居然与兀颜延寿玩起了辨阵斗嘴的游戏来，尤其使人觉得可笑。单田芳先生在说这段书时便借鉴了上述杨家将、薛家将等对阵少数民族的演说技巧，将宋江征辽一事说得惟妙惟肖。
  整体说来，《水浒》作者善于整理短打而不擅长整理袍带，所以出彩的篇章都在短打的章节，至于袍带则寡然无味。
  但这绝不是袍带写不出好文章，《三国志演义》的袍带文就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如三英战吕布、太史慈酣战孙策、关羽降黄忠、马超斗许褚等。
  这些袍带文之所以成功，第一是将人作为人来写，写出人物的性格来。如马超的勇与吕布便完全不一样，吕布的勇多了一些狠，马超的勇多了一些任气和莽撞。
  这不但是在战场上刻画出来的，而且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写出来。作者写吕布之狠，写他杀丁原、董卓；写马超之任气，写他与韩遂的反目。战场上的性格只是生活里性格的印证。
  《水浒》作者写将领很少会刻画他们的日常，在篇目上的设计和排布远远不如《三国志演义》详细，唯一的例外是在写过杨志梁山与林冲比武、东京卖刀之后又写他与索超的争斗，这次争斗写的从容、好看，正是因为对杨志的日常性格写得极为详细的缘故。
  同样，祝家庄之所以成功就因为写了生活里的祝彪和栾廷玉的形象，曾头市之所以失败就是对曾家五虎的生活没有进行细节处理。
  第二，袍带文要想成功，必须要写出战争对于事件推动的关键性。
  《水浒》作者反复写梁山在官军收剿过程中的防御，其实是一种很笨的写法。《封神演义》中写张山、李锦伐西岐，也是同一路径。只是《水浒传》是为了凑齐一百单八将，而《封神演义》是为了凑齐三十六路大军而已。
  《三国志演义》用笔成功之处，是处处寻找关键。三英战吕布是十八路诸侯攻打董卓的关键，关羽战黄忠是刘备取三郡、稳定疆域的关键，即使写主动出击也是极写双方矛盾，例如关羽杀颜良，既是关羽离开曹操寻找刘备的关键，也是刘备备受袁绍怀疑、性命堪忧的关键。
  尽管《水浒》作者设计倒拔垂杨柳、景阳冈打虎之类的过场戏时很有心得，但却缺乏对于战争和政治的全面布局，写梁山主动出击只有打祝家庄、曾头市、东平府、东昌府等少数情节，而且前后不关联，只是为打而打，且事后毫无安置，也并不开疆拓土，这就缺乏宏观，自然战争的关键也就无从谈起。
  至于征辽、征方腊两部分，虽然都是大场面的战争，但作者只分别用了十几回就草草结束，且集中了几十人的出场。如果只重点写四五个人，例如辽国中只写耶律宗云四兄弟，方腊军中只写邓元觉、方天定、石宝等人，写他们分兵驻守在各个要塞，且能够把地图写清晰一些，那便没有理由不能成功。
  第三，袍带文的精彩在于纯粹的武功即能力的比拼，而不应该赋予太多的技术加成或神话夹持。
  《封神演义》里的袍带文无一让人记住，正是因为作者没有将神魔文和袍带文分置。《水浒传》中征辽里的识别阵法、征方腊时的庞万春的箭阵和郑彪的法术都属于此类。而作者写呼延灼的故事之所以给人感觉不紧凑正是因为他用了炮兵的凌振夹持而失去了袍带的主旨，所以说书和影视到这里都要进行一定改编才能使故事进行下去。
  我甚至在想，如果作者仿照三英战吕布写鲁智深、杨志、武松三英战呼延可能都要比原有的设计要好看得多，至于呼延灼的连环马，假如不是引出时迁盗甲这一脱离主线的短打情节，也就没有十分意义。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4 13:02
狼牙山五壮士
    一九四一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的狼牙山区大举进犯。当时，七连奉命在这 ...

     小学生课外阅读
      连环画《英雄谱·三过八路屋》（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https://m.uczzd.cn/webview/news? ... 022905308530355&zzd from=xiaomic-iflow&uc param str=dndsfrvesvntnwpfgibicpkt&ref=browser news&s=mb&cp=cn-uc-browser&docid=uc 2770600716988441839&itemtype=news category&cateCode=third&category=%E8%82%B2%E5%84%BF%2C%E6%96%87%E5%8C%96%2C%E5%A8%B1%E4%B9%90%2C%E5%8E%86%E5%8F%B2&traceId=52C4825F26D56152105F6A58013093D9& miui bottom bar=comment

      连环画《三村的战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https://m.uczzd.cn/webview/news? ... 740797709103128&zzd from=xiaomic-iflow&uc param str=dndsfrvesvntnwpfgibicpkt&ref=browser news&s=mb&cp=cn-uc-browser&docid=uc 8070740797709103128&itemtype=news category&cateCode=third&category=%E8%82%B2%E5%84%BF%2C%E6%96%87%E5%8C%96%2C%E5%A8%B1%E4%B9%90%2C%E5%8E%86%E5%8F%B2%2C%E5%AE%97%E6%95%99&traceId=42411C4BC8266FFA516CFD777AA6362C

      连环画《英雄谱·三进五窑村》（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https://m.uczzd.cn/webview/news? ... 152667249687753&zzd from=xiaomic-iflow&uc param str=dndsfrvesvntnwpfgibicpkt&ref=browser news&s=mb&cp=cn-uc-browser&docid=uc 15855152667249687753&itemtype=news category&cateCode=third&category=%E8%82%B2%E5%84%BF%2C%E6%96%87%E5%8C%96%2C%E5%A8%B1%E4%B9%90%2C%E5%8E%86%E5%8F%B2&traceId=4343961836C34E3E30ED9DF7094B3BA6& miui bottom bar=comment

      连环画《军旗飘飘·大战鸳鸯泺》（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https://m.uczzd.cn/webview/news? ... 450043484813791&zzd from=xiaomic-iflow&uc param str=dndsfrvesvntnwpfgibicpkt&ref=browser news&s=mb&cp=cn-uc-browser&docid=uc 6548450043484813791&itemtype=news category&cateCode=third&category=%E8%82%B2%E5%84%BF%2C%E6%96%87%E5%8C%96%2C%E5%A8%B1%E4%B9%90%2C%E5%8E%86%E5%8F%B2%2C%E6%B8%B8%E6%88%8F&traceId=EE77E2BFE8C6016EF41055710BAF8A02& miui bottom bar=comment



  上述链接已失效。为了不使大家失望，现上传一篇以革命、战争为背景（革命烈士陈谭秋事迹）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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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秋：坚持斗争  舍生取义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陈策楼村，有一座苍松翠柏掩映的院子，这里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的故居。
  陈潭秋生于1896年。1916年，陈潭秋进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学习，阅读进步刊物，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秋，陈潭秋与董必武等发起建立武汉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7月，陈潭秋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春天，陈潭秋来到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任教，在他的培养下，一批学子走上革命道路。这一时期，在陈潭秋等人领导下，武汉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风起云涌。
  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陈潭秋努力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坚持秘密斗争，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山东临时省委负责人、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以及党的五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
  1933年初，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工作。同年6月，任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在国民党军严密封锁和军事“围剿”的极其困难条件下，为保证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粮食供应，作出重要贡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潭秋留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一起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时年47岁。新中国成立后，陈潭秋的遗骨被安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南郊烈士陵园。
  时光荏苒，曾经的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如今已是武汉大学第一附属小学。每个月的第一周，学校都会组织党员教师给孩子们讲党史，陈潭秋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行。

——《人民日报》2021年5月8日报道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24 10:27
素不相识的大娘
    二十二年前，也就是战胜日本法西斯前两年那个春天，我曾经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
     ...

     小学生课外阅读
      连环画《英雄谱·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https://m.uczzd.cn/webview/news? ... 600716988441839&zzd from=xiaomic-iflow&uc param str=dndsfrvesvntnwpfgibicpkt&ref=browser news&s=mb&cp=cn-uc-browser&docid=uc 2770600716988441839&itemtype=news category&cateCode=third&category=%E8%82%B2%E5%84%BF%2C%E6%96%87%E5%8C%96%2C%E5%A8%B1%E4%B9%90%2C%E5%8E%86%E5%8F%B2%2C%E5%AE%97%E6%95%99%2C%E6%B8%B8%E6%88%8F&traceId=9343561A2AD8892DBB371C050DE3C579& miui bottom bar=comment



  上述链接已失效。为了不使大家失望，现上传一篇以革命、战争为背景（革命烈士翟晋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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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晋阶：舍家抗日的共产党员

  翟晋阶（1912～1942），河北省无极县人。1926年8月，考入正定师范，在校期间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宣传活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因领导学潮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经组织营救出狱后返乡，任中共无极县委书记，在藁城、深县、无极一带向穷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组织贫农抢收地主庄稼。为彻底执行革命路线，他带着穷人先割自家的庄稼，并把家中所存债券租约全部烧掉。1934年再次被捕。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被释放，重任中共无极县委书记。同年10月，任无极县抗日自卫队队长，后改编为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支队，任队长。他说服父亲献出家里的两支大枪，并用自家的钱买了一挺机关枪。为了发动群众，振作士气，他处决了60多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因为坚持革命，他的母亲、弟弟和女儿等数名亲人惨遭杀害。他强忍悲痛，1938年，率队攻入无极县城，逮捕并处死了伪县长刘大喜。1939年初，任冀中抗日人民自卫队第5团政委。1940年，任中共冀中八分区地委书记。1941年，任冀中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长。1942年初，调任山东省委统战部长时，在山东省乐陵县境内被日军包围，壮烈牺牲。

——“河北新闻”网2021年5月28日报道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11-29 11:02
齐天大圣
    孙悟空离开天宫，回到了花果山。御马监的官员立刻向玉皇大帝报告：“新任的‘弼马温’孙悟空 ...

     小学生课外阅读
      连环画《闹天宫》（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7月第2版）：https://renderh5ui.inveno.com/de ... 161F001D743A0BD648D



  上述链接已失效。为了不使大家失望，现上传一篇与神话小说《西游记》关联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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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气冲天的牛魔王家族

作者：苗怀明

  之所以称牛魔王家族，是因为《西游记》中不仅着力描写了牛魔王这一牛人形象，而且写到了老牛家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妻妾、儿子、弟弟等。虽然各自出场的时间不一样，被作者分成三个大的故事段落集中描写，但各个故事之间有着内在的呼应关系，如果没有火云洞的收降红孩儿，后面的落胎泉取水和火焰山借芭蕉扇将是另外一种场景。
  这种前后勾连照应的写法显然有利于结构的严整和周密。和全书其他降妖除怪的故事相比，涉及牛魔王家族的部分写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从作品的描写来看，牛魔王家族不在官方的神仙体制中，属于地方割据势力，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地方黑恶势力。一家人分散在多个地方盘踞，占山为王，身上带着浓重的匪气。在江湖上摸爬滚打，是要靠实力吃饭的。有了实力，就可以将其转化为财富。
  老牛家对此道是十分精通的，他们特别擅长吃独食，即霸占当地的公共资源，利用人们对公共资源的依赖大肆敛财，过着十分富足的生活。在西天路上的众妖魔中，老牛家算是比较富有的。
  就拿火焰山来说吧。本来这座山的形成已经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很多麻烦，用来灭火的芭蕉扇从道理上讲应该属于公有财物，大家免费使用才是，但牛魔王、铁扇公主却凭武力将其据有己有，变为私有财产，这是一种十分霸道的行为。当地居民为了种地，只能采取有偿的方式使用，生产成本大大增加，老牛家也因此财源滚滚。
  同样，落胎泉的泉水是应当属于女儿国全体国民的，但它也被牛魔王的弟弟把持着，当地居民要准备贵重的礼物才能弄到一点，这是不折不扣的强盗行为。
  就连没有公共资源可占的地方，老牛家的黑二代红孩儿也自有生财之道，那就是在基层神职干部——山神、土地身上打主意，对其进行无情盘剥。老牛家的上述行为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蛮横、霸道、贪婪。
  孙悟空和牛魔王本为结拜兄弟，在西天取经路上是不该发生冲突的。孙悟空出道之初，曾与牛魔王等众兄弟度过一段无拘无束、十分快乐的逍遥时光。尽管孙悟空大闹天宫时，这些兄弟全都没了踪迹，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但相互间的情谊还是有的，至少面子上过得去。
  按说孙悟空路过老牛家的地盘时，应该受到热情招待才是，即便没有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红旗招展这样的欢迎仪式，总得尽地主之谊，请哥几个吃顿饱饭吧。何以彼此反目成仇，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屡屡发生恶战？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最先挑起矛盾的是那位黑二代红孩儿。孙悟空与牛魔王结拜是他出生以前的事情，显然牛魔王没有给儿子讲过这件事。因此当孙悟空满心欢喜地攀亲叙旧时，这小子根本不买帐，怎么说都不相信。
  不过话再说回来，以这小子贪婪、狠毒的性格，即使他相信孙悟空和自己的父亲是结拜弟兄，也未必会放过唐僧一马。这场冲突是红孩儿挑起来的，他一心要吃唐僧肉，先是装神弄鬼去骗，后面直接玩狠的，改为明抢，孙悟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撕破脸皮，决一死战。
  如果孙悟空最早遇到的是牛魔王，情况也许会好些。牛魔王即使有非分之想，但碍于结拜兄弟的情面，也是不会再打唐僧主意的，再说以他的道行，也不需要再吃唐僧肉了。事实上，唐僧师徒走到火焰山的时候，他和铁扇公主也确实没有产生这个念头，倒是红孩儿捉到唐僧后想请他一起分享。
  冲突的结果有些出人意料，这位心狠手辣的黑二代后浪虽然把孙悟空拍在了沙滩上，却并没有被剿除，而是被观音看上，收为善财童子。西天取经路上，没有来头的土著妖怪通常是性命不保的，红孩儿作恶多端，即便被直接处死，都不算冤，最后还能有个被招安进入体制的结局，已经算是比较幸运了。
  不过老牛家的人可不这么想。虽然善财童子也是一个不错的差事，有编制，拿工资，通常不是985、211学校毕业的学生根本没有机会，但跟着人家打工，被呼来唤去的，毕竟不如自己占山为王来得自由、痛快。
  于是，他们认定是孙悟空害了自己家的孩子，要找机会报仇。至于红孩儿和孙悟空的冲突是因何引起的，孙悟空如何吃尽三昧真火的苦头，红孩儿进入体制后的生活如何，他们反倒闭口不谈。总之，火云洞一战，孙悟空算是和老牛家结上了冤仇。有了这一过节，落胎泉取水、火焰山借芭蕉扇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有了火云洞的激烈战斗在先，解阳山、火焰山的两场冲突也就无可避免。与西天取经路上常见的唐僧肉保卫战不同，这两场冲突实际上是掺合着私人恩怨的公共资源之争。
  从表面上看，这是孙悟空与老牛家的私人恩怨；往深了看，则是打破老牛家对地方公共资源的垄断之战。在这两场冲突中，孙悟空不经意间扮演了路见不平、杀富济贫的西部牛仔角色。
  老牛家霸占公共资源，不仅增加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负担，而且也影响到唐僧师徒的西天取经大业。唐僧、猪八戒吃了子母河的水，必须用落胎泉的泉水化解；孙悟空等人要过火焰山，必须使用芭蕉扇。
  有了这些前提，孙悟空与老牛家的冲突便无法避免。孙悟空为了取经大业，只能去和老牛家的人交涉。如果没有与红孩儿的冲突在前，问题也许要好解决一些。现在有了这层恩怨，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值得一提的是，两场冲突的结果并不一样：一个留下遗憾，一个则较为完满。
  解阳山的冲突只能说是小摩擦，说是热身也不为过，远不如火焰山的战斗那么紧张、激烈，因为双方的实力过于悬殊。孙悟空看在结义兄弟牛魔王的面子上，只是教训了如意真仙这个牛鼻子老道几下，并告诉他：“已后再有取水者，切不可勒掯他。”
  但这只是口头警告，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可以想见，孙悟空走后，这位如意真仙仍会继续把持落胎泉，勒索当地居民。
  相比之下，火焰山的问题解决得要彻底一些。孙悟空斩草除根，干脆熄灭了火焰山。火焰没有了，芭蕉扇也就失去了其神奇价值。
  对当地居民来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失去了发家致富的门道，老牛家也要下岗再就业，另寻生计了。有人说西天取经也是一次行侠仗义的历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有其道理。
  激烈的战斗结束后，孙悟空等人再次踏上新的西上旅程，但牛魔王家族的生活却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9-20 22:16
游击队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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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环画《英雄谱·奇袭十房院》（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https://m.uczzd.cn/webview/news? ... 081032941303799&zzd from=xiaomic-iflow&uc param str=dndsfrvesvntnwpfgibicpkt&ref=browser news&s=mb&cp=cn-uc-browser&docid=uc 16128081032941303799&itemtype=news category&cateCode=third&category=%E8%82%B2%E5%84%BF%2C%E6%96%87%E5%8C%96%2C%E5%A8%B1%E4%B9%90%2C%E5%8E%86%E5%8F%B2&traceId=8B71D05E3B7F721F6E019BB67C3D7BC2& miui bottom bar=comment༺༻༺༻༺༻༺༻༺༻༺༻༺༻༺༻༺༻༺༻༺༻༺༻༺༻༺༻༺༻༺༻
  上述链接失效了，为了不使大家失望，现发布一篇与革命、战争相关的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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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军号退敌兵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一把军号。它长33厘米、宽10厘米，金色号身上布满了绿色的铜锈。看似普通的军号，为何会被列为馆藏一级文物？因为它是决战时刻冲锋陷阵的精神指引，更是生死关头转危为安的制胜法宝。
  这把军号曾经的主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郑起。1951年1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釜谷里战斗中，郑起所在连队奉命夺取和守卫釜谷里南山阵地。战至3日下午，全连弹药耗尽，班以上干部全部牺牲，仅剩7人继续战斗。敌军再次发起进攻时，司号员郑起吹响了这把军号。听到气壮山河的号声，敌人惊慌失措，一时难辨虚实，以为志愿军要发起冲锋，纷纷掉头撤退。“一把军号退敌兵”，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传奇之一。
  号音激昂，承载着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标注着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李奇微曾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志愿军的军号：只要它一响起，共产党军队全部不要命地扑向联军，每当这时，联军总被打得如潮水般溃退。的确，当冲锋号声在战场上响起，志愿军官兵就会不怕一切牺牲、不顾一切困难，坚决完成战斗任务。视号令重于生命的志愿军，让敌人胆寒。谈起当年的事迹，郑起总会说：“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志愿军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震慑住了敌人。”
  号音悠长、穿越时空，伴随着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南昌起义的枪声、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六盘山中的“红旗漫卷西风”、占领南京的“百万雄师过大江”……红色足迹所到之处，皆有军号声声威震四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宁夏拍摄了一张名为《抗战之声》的经典照片。那个气宇轩昂、英姿勃发的“号手”，把红星照耀下奋发不屈的中国军人形象传递到了全世界。只要人在、号在，底气便在、阵地便在，斯诺由衷赞叹：“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
  战争时期，军号是沙场点兵的“武器”；和平年代，号声是令行禁止的纪律。在风雨如磐的革命道路上，人民军队听令而行，坚信“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上，三军将士闻令而动，把号令意识融入军魂、注入血脉。随着我军司号制度恢复和完善工作全面展开，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再次吹响军号，在历史荣光中激扬“向前!向前!向前!”的壮志豪情，赓续“永远跟党走”的红色传统。
  新长征路上，高昂的旋律回响在一个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革命军人的誓言分外响亮。英雄屹立喀喇昆仑，他们说“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逆行出征奔赴武汉，他们说“疫情面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抗洪抢险昼夜不息，他们说“别怕，有我在”；练兵备战枕戈待旦，他们说“时刻等待祖国召唤”……嘹亮军号奏响时代强音，雄姿英发的人民军队必将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摘自2021年5月31日一期《人民日报》第5版

无度不丈夫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7-9-20 22:37
二虎子
    天快亮的时候，冀中平原的一个村子被一百多个日本兵包围了。消息很快传到二虎子家里，二虎子的 ...

     小学生课外阅读
      连环画《英雄谱·旗开得胜》（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https://m.uczzd.cn/webview/news? ... 127985359370937&zzd from=xiaomic-iflow&uc param str=dndsfrvesvntnwpfgibicpkt&ref=browser news&s=mb&cp=cn-uc-browser&docid=uc 14280127985359370937&itemtype=news category&cateCode=third&category=%E8%82%B2%E5%84%BF%2C%E6%96%87%E5%8C%96%2C%E5%A8%B1%E4%B9%90%2C%E5%8E%86%E5%8F%B2%2C%E5%AF%97%E6%95%99&traceId=9382D718FE8BAD81F965A7E3795C9635& miui bottom bar=comment



  上述链接已失效。为了不使大家失望，现上传一篇以革命、战争为背景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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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疆唯一的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数十次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反动统治，特别是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龙州起义，在广西西部左江、右江和红水河流域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推动了广西革命斗争走向高潮，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人民英雄韦拔群

  邓小平说过：“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
  1894年2月，韦拔群出生于东兰县一个壮族家庭。1914年，他前往武汉、上海、广州等地游历。1916年，带领100余人远赴贵州，参加护国战争。1919年，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次年离开黔军投奔孙中山，参加“改造广西同志会”。1921年9月，回到东兰的韦拔群成立“改造东兰同志会”。此后，着手组建公民会和农民自卫军。他写道：“今日处恶境，但相信，雾散天会晴。想起好前景，浑身劲，吞菜也甜心。”
  1925年初，韦拔群参加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深入学习了马列主义和农民运动策略，回家乡后不久，他在东兰县武篆区北帝岩创办了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培育农运骨干的摇篮。他先后举办三届农讲所，为右江地区各县培养500余名骨干，这些“种子”回到一线后，迅速成为燎原之火。1930年秋，红7军主力远征后，韦拔群在右江地区坚持游击斗争。革命陷入低潮时，韦拔群先后把3个儿子取名为“韦革命”“韦坚持”“韦到底”，表示了坚定不移的革命决心。1932年10月，韦拔群遭叛徒杀害。国民党将他的头颅在东兰、百色、南宁、柳州、桂林等地示众，恐吓支持革命的群众。韦拔群一家24人，17人惨遭杀害。
  毛泽东曾多次深切谈起：“韦拔群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

百色龙州起义震南疆

  1929年7月，邓小平受命赴广西，对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等开展统战工作，并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8月底，他化装成商人从上海出发。9月初，在香港听取了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的汇报，随后取道越南抵达南宁。他化名邓斌，公开身份广西省政府秘书。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共产党员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组建教导总队。此后，100多名共产党员进入教导总队工作、学习，两个月发展了300多名共产党员。随后，为推动对广西警备大队的改造，李明瑞同意张云逸为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从教导总队调来100多名共产党员作连排干部，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9月27日，俞作柏、李明瑞通电反蒋，邓小平等借口没有训练好，将警备第4、5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俞作柏、李明瑞不战而败后，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即刻准备兵变，把我党掌握的三支部队拉出南宁，转移至左右江。当时，邓小平正确分析左右江地区有党组织和近十年农民运动基础，指出：这给红7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革命军队与左右江农军相结合，是后来起义胜利的关键。邓小平、张云逸率部队进入右江后，豪绅与反动的警备第3大队图谋不轨。第4大队第1营和农民自卫军围歼第3大队，俘敌千余人，缴枪700余支，为起义扫清了障碍。
  1929年11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广西前敌委员会成立，书记邓小平，统一领导左右江地区的斗争。月底，部队改造工作和建立苏区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广西前委决定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于百色举行起义，建立红7军，并将广西前委改为红7军前委。
  据李天佑回忆，起义前一天晚上，“大家兴奋地一夜没睡，静坐着等待那庄严时刻的到来。”据莫文骅回忆，12月初，参谋长安排他秘密到街上做一面绣着黄色镰刀、锤头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字样的红旗。12月11日早上，这面旗升了起来，红7军正式成立，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辖3个纵队。同时在平马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红军指战员领到了新的灰色军服，军帽上缀着醒目的红五星。12日，平马镇举行了上万人的庆祝大会，各族军民扬眉吐气，尽情欢庆胜利。群众唱道：“右江成立苏维埃，平马成了红海洋。十月里来桂花香，小平云逸上右江。”
  红7军在右江地区实行分兵游击，左江地区很快有15个县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1930年2月1日，根据邓小平传达中央关于龙州起义的指示和前委建立红8军的部署，广西警备第5大队宣布起义，成立红8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这天上午，龙州县城广场举行了万人大会，会后举行了群众游行。左江地区各县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力地策应了右江的革命斗争，并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邓小平与韦拔群等利用粤桂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在根据地进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军事和党政建设。以右江苏维埃政府通令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提出右江土地革命运动一套完整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原则，特别注意保护瑶族和高山汉族的利益，苏区各族劳苦民众扬眉吐气，革命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为表达对邓小平和红7军的敬意，各族群众唱道：“找龙脉葬祖坟，葬了百年还是穷。自从来了红七军，再不信鬼不信神。如今邓斌办共耕，他是穷人大金龙。”
  壮族人民传说“灯花开，贵人来”。当时流传的壮族山歌《昨夜灯开花》这样唱道：“昨夜灯开花，红军到我家，妈端墨米酒，爹敬古丁茶。”人民群众端上自酿的墨米酒、自制的苦丁茶欢迎红军，生动形象再现了壮族人民对红军的敬意和爱戴。

左右江根据地影响深远

  1930年3月，红8军大部到左江各县开展工作，余部遭桂系军阀重兵突袭后伤亡惨重，被迫撤出。军长俞作豫就义前写下“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豪迈诗句。红8军第1纵队历经半年时间，转战7000里，与红7军会师并编入红7军。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代表邓拔奇到右江，传达李立三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给红7军前委的信，要求红7军去攻打柳州、桂林等中心城市，配合全国武装总暴动。11月，红7军从河池县北上，历时9个多月，行程7000余里，战斗百余次，于1931年7月与中央红军会师，实现了与“朱毛红军”会合的愿望。从此，红7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转战南北。韦拔群奉命留下组建第21师，在东兰坚持斗争。桂系军阀先后3次对右江革命根据地疯狂“围剿”。韦拔群遭叛徒杀害后，右江革命根据地暂时丧失。
  革命根据地虽然丧失了，但它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苏维埃政权的种子播到了少数民族聚居的祖国南疆，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提供了新鲜经验。正如1930年3月2日中央给红7军前委的信中所指出的：“虽然出现在偏僻的广西……但他在全国政治上同样有极伟大的意义，他同样是发展游击战争摧毁统治阶级促进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在他的发展前途上有严重的作用与意义，他的发展很快可以影响到全国。”当时的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百色起义，认为是“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对于“扩大全国兵变”具有重要意义。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其革命风暴遍及20余县，形成了广西革命的高潮，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广西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震撼了“西南半壁的反动统治”，并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经验。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树起了反帝斗争的光辉旗帜。1930年2月1日，《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提出，“扩大反帝运动：用群众革命力量，驱除帝国主义出华；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资本企业；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2月12日，龙州《工农兵报》发表《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郑重提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等4项严正声明。2月19日，红8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县城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大会发出通电，反对帝国主义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还没收了洋人的不法财产和窝藏在领事馆、天主教堂内的地主豪绅财产，驱逐了一些破坏左江革命的法国领事、武官、传教士等出境。当时的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在题为《赤色的龙州》社论中指出，“在数天内的政权，他已经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实践。5万平方公里、150万人口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壮族占85%左右，汉族占10%，瑶族占4%，苗、仡佬、毛南、彝等族占1%左右。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的一块较大的根据地，也是中国西南边疆唯一的革命根据地，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经验，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邓小平曾经说：“25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7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他将党中央的指示和广西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借鉴井冈山经验，突破“城市中心论”框框，将革命的主要力量由南宁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左右江地区，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谱写了中国革命光辉的篇章。
  据不完全统计，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共产党员、近万名战士，不少人成长为开国将领，如大将张云逸，上将韦国清、李天佑，中将莫文骅、覃健、韦杰等，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各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是我们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摘自2021年6月16日一期《人民日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