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 后 一 课------作者 都德

无用书生

   那天早晨上学,我去得很晚,心里很怕韩麦尔先生骂我,况且他说说过要问我们分词,可是我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我想就别上学了，到野外去玩玩吧。
    天气那么暖和，那么晴朗！
    画眉在树林边宛转地唱歌；锯木厂后边草地上，普鲁士兵正在操练。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学校跑去。
    我走过镇公所的时候，看见许多人站在布告牌前边。最近两年来，我们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败仗啦，征发啦，司令部的各种命令啦。——我也不停步，只在心里思量:“又出了什么事啦？”
    铁匠华希特带着他的徒弟也挤在那里看布告，他看见我在广场上跑过，就向我喊：“用不着那么快呀，孩子，你反正是来得及起到学校的！”
    我想他在拿我开玩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韩麦尔先生的小院子里。
    平常日子，学校开始上课的时候，总有一阵喧闹，就是在街上也能听到。开课桌啦，关课桌啦，大家怕吵捂着耳朵大声背书啦……还有老师拿着大铁戒尺在桌子上紧敲着，“静一点，静一点……”
    我本来打算趁那一阵喧闹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可是那一天，一切偏安安静静的，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样。我从开着的窗子望进去，看见同学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了；韩麦尔先生呢，踱来踱去，胳膊底下挟着那怕人的戒尺。我只好推开门，当着大家的面走过静悄悄的教室、你们可以想象，我那时脸多么红，心多么慌！
    可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韩麦尔先生见了我，很温和地说：“快坐好，小弗郎士，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了。”
    我一纵身跨过板凳就坐下。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我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打着绉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这套衣帽，他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而且整个教室有一种不平常的严肃的气氛。最使我吃惊的，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肃静。其中有郝叟老头儿，戴着他那顶三角帽，有从前的镇长，从前的邮递员，还有些旁的人。个个看来都很忧愁。郝叟还带着一本书边破了的初级读本，他把书翻开，摊在膝头上，书上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
    我看见这些情形，正在诧异，韩麦尔先生已经坐上椅子，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万分难过。啊，那些坏家伙，他们贴在镇公所布告牌上的，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
    我几乎还不会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难道这样就算了吗？我从前没好好学习，旷了课去找鸟窝，到萨尔河上去溜冰…想起这些，我多么懊悔！我这些课本，语法啦，历史啦，刚才我还觉得那么讨厌，带着又那么重，现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舍不得跟它们分手了。还有韩麦尔先生也一样。他就要离开了，我再也不能看见他了！想起这些，我忘了他给我的惩罚，忘了我挨的戒尺。
    可怜的人！
    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礼服，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现在我明白了，镇上那些老年人为什么来坐在教室里。这好像告诉我，他们也懊悔当初没常到学校里来。他们像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我们老师四十年来忠诚的服务，来表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
    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忽然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轮到我背书了。天啊，如果我能把那条出名难学的分词用法从头到尾说出来，声音响亮，口齿清楚，又没有一点儿错误，那么任何代价我都愿意拿出来的。可是开头几个字我就弄糊涂了，我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心里挺难受多头也不敢抬起来。我听见韩麦尔先生对我说：
    “我也不责备你，小弗郎士，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这就是了。大家天天都这么想：‘算了吧，时间有的是，明天再学也不迟。，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唉，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这正是阿尔萨斯人最大的不幸。现在那些家伙就有理由对我们说了：‘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法国人呢，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不过，可怜的小弗郎士，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责备自己呢。”

   “你们的爹妈对你们的学习不够关心。他们为了多赚一点钱，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到地里，到纱厂里去干活儿。我呢，我难道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功课替我浇花吗？我去钓鱼的时候，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
    接着，韩麦尔先生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谈到法国语言上来了。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说到这里，他就翻开书讲语法。真奇怪，今天听讲，我全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教给我们，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
    语法课完了，我们又上习字课。那一天，韩麦尔先生发给我们新的字帖，帖上都是美丽的圆体字：“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这些字帖挂在我们课桌的铁杆上，就好像许多面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个个人那么专心，教室里那么安静！只听见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有时候一些金甲虫飞进来，但是谁都不注意，连最小的孩子也不分心，他们正在专心画“杠子”，好像那也算是法国字。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
    我每次抬起头来，总看见韩麦尔先生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动，瞪着眼看周围的东西，好像要把这小教室里的东西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似的。只要想想：四十年来，他一直在这里，窗外是他的小院子，面前是他的学生；用了多年的课桌和椅子，擦光了，磨损了；院子里的胡桃树长高了；他亲手栽的紫藤，如今也绕着窗口一直爬到屋顶了。
    可怜的人啊，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叫他怎么不伤心呢？何况又所见他的妹妹在楼上走来走去收拾行李！——他们明天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
    可是他有足够的勇气把今天的功课坚持到底。习字课完了，他又教了一堂历史。接着又教初级班拼他们的ba，be， bi， bo， bu。在教室后排座位上，郝臾老头儿已经戴上眼镜，两手捧着他那本初级读本，跟他们一起拼这些字母。他感情激动，连声音都发抖了。听到他古怪的声音，我们又想笑，又难过。啊！这最后一课，我真永远忘不了！
    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

jeweljj

很怀念当年上学的时光啊

想起当年学这篇课文时的情形......

无度不丈夫

      课外阅读
      连环画《最后一课》（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https://yiyouliao.com/api-server ... =%E6%97%85%E8%A1%8C



    很遗憾，上述链接失效了。为了不使大家失望，现上传一篇与阿方索·都德著《最后一课》有关联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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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课》被质疑

编辑：夏莹

  编者按：由于长期的历史文化影响，阿尔萨斯-洛林人从血统、语言和文化上都跟德国人接近。然而，阿尔萨斯-洛林人更认同自己是法国人而非德国人。对此，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讲师王凯歌近日接受中国新闻社“东西问”专访时解释了为何阿尔萨斯-洛林人建立了如此强烈的法国认同，并指出法国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经验与启示。

  法国作家都德在《最后一课》中，真实刻画了阿尔萨斯人对法语和法兰西祖国深挚的爱。但近年来，一些质疑之声认为，阿尔萨斯-洛林人从血统、语言和文化上都跟德国人接近，普法战争时该地区已广泛使用德语，德当局并无推行取消法语教学的必要，都德的文学创作并不符合史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讲师王凯歌近日接受中国新闻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历史上阿尔萨斯-洛林人的民族归属问题，反映出法德两种不同民族观念与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的冲突。法国强调在现存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全体国民基于政治共识的同一认同，其民族国家构建过程具启示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国新闻社记者问：有学者指出，阿尔萨斯与洛林地区真实的语言情况与都德《最后一课》文中所描述的情况存在反差。阿尔萨斯-洛林人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
  王凯歌答：真实的语言情况与都德文中所描述的情况有些反差。由于长期的历史文化影响，阿尔萨斯-洛林人从血统、语言和文化上都跟德国人接近。他们说德语，信奉新教路德宗而非法国人的主流信仰天主教，用德语出版，与德意志地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大革命前，这两个地区经常受到德国封建领主的干涉。然而，阿尔萨斯-洛林人更认同自己是法国人而非德国人。甚至在德国占领当天，就有3000多名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年轻人潜逃至法国。
  从历史来看，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可谓法德之间的千年问题。从9世纪中期开始，该地区就成为法德两国（德国与法国的前身——东法兰克与西法兰克王国）争夺的对象。围绕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归属问题，法德两国结下世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及之后的帝国政府，以及在德国占领期间，法德都在该地区推行法国化与德国化的政策。二战之后，法德和解，共同发起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问：既然血缘、语言与文化上都更像德国人，为何阿尔萨斯-洛林人建立了如此强烈的法国认同？
  答：这里引申出一个理论问题，民族认同或身份认同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缘、族裔、语言与文化等生物指标的天然纽带之上，还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信念、政治实践与政治记忆等现代国家的建制经验之上。
  这反映出近代两种不同的民族观念，两种不同的民族国家建构的模式。前者形成与成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的法国，大体上把“民族”（nation）理解为一国的全体国民，相当于“国族”的概念。不管血统、族裔、语言、文化传统上的差别，整体国民构成一个整体民族，可以称之为“国家民族主义”（statenationalism），强调在现存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全体国民基于政治共识的同一认同。后者形成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把“民族”视为在语言、文化、血统等生物指标上具有一致性的群体，相当于“种族”的概念，可以称之为“种族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ethnicnationalism）。
  政治认同与共同的政治记忆超越了种族血统观念，塑造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法国大革命之前，王朝国家统治下的法国人并没有同一的法兰西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法国大革命的锻造与淬炼下，法国人形成了“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我们的祖国是法兰西”的民族国家认同，国家与民族成为一体，法兰西民族最终取代法国国王成为认同的对象。
  为了解决法国封建贵族与第三等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为了整合所谓法兰克人后裔（封建贵族）与高卢罗马人后裔（第三等级）之间的族群差别，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了以“公意”（generalwill）构建社会公约的国家建构模式，同时也是法兰西国族建构的方式。法国国境范围内的所有人民通过社会公约锻造了一个作为大我的法兰西民族，从此，个体公民的小我就融入这个集体大我之中。这实际上将“人民”等同于“民族”，这样就将主权从原来的国王手中交到人民手中（人民主权）。经过教士西耶斯的系统论述，“民族”（nation）又具有了“联合的意愿”和“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自由人整体”的含义。可见，大革命时期，法兰西民族是一种“政治民族”的构造，表达了“政治联合体的意识”。
  在这样一种国家建构之中，民族建构不是基于相同的族裔、血统、语言与历史文化传统，而采用“族国同构”的“国家民族主义”模式。这实际上是现代国家的公民认同取代基于血统的、族群的、地方的身份认同。正如1789年国民公会的一次辩论中，一位革命者谈及犹太人地位时所说：“对作为个人的犹太人，我们给予（国民应有的）一切。对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我们什么也不给。”这就可以理解为何生物学意义上更接近德国人的阿尔萨斯-洛林人更认同自己是法国人。
  法国大革命时，被马赛人传唱至全法国的《马赛曲》正是阿尔萨斯人鲁热·德·利尔为抵抗入侵的普奥干涉军而作的《莱茵军团战歌》。在战胜普奥联军的决定性战役瓦尔密大捷中，功不可没的法军指挥官凯勒曼也是阿尔萨斯人。阿尔萨斯-洛林与法国其他地区一起接受了大革命的洗礼，一起参与了反抗外来侵略的共同斗争，在革命和第一帝国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上升空间与政治权利。
  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阿尔萨斯居民的法兰西情结说明决定民族忠诚的最核心要素是共同的政治记忆。这种（法兰西）共同体的情感来自共同的政治经验，以及间接的社会经验，人民大众在心中高度评价那些被看作摧毁封建制度的象征性事件，有关这些事件的故事取代了原始英雄传说的地位。
  问：英国政治学家塞缪尔·芬纳在《统治史》中指出，“在从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伟大政治试验中，法国人发明了民族主义这种现代意识形态。”在这场“试验”中，法国采取了哪些现代国家构建措施？
  答：首先，确立法语作为法兰西民族语言的地位，使各族群获得同一的身份认同。在法国革命前，根本不存在法兰西民族，只有效忠法兰西国王的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诺曼底人、阿基坦人、洛林人、阿尔萨斯人、勃艮第人等。当时的法兰西王国也没有统一的语言，各地说自己的方言。甚至到1863年，根据法国的官方调查，还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国民是不说法语的。为此，法国革命政府及此后的帝国政府都毫不妥协地强推“法语化”政策。
  其次，在学校各个年级教授标准的历史教材，以法兰西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与爱国美德教育学生，培育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最后一课》就是这种观念背景的产物，是通过文学和历史教育塑造国民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最成功的典范。正如美国学者尤金·韦伯的《从农民到法国人》中指出的，到19世纪下半叶，通过普及义务教育与普遍义务兵役，法国才成功地将西部、东部和中南部地区的农民改造成为法国人，这首先归功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
  再次，塑造民族认同的符号、象征与仪式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强化民族记忆。大革命后，法国政府建立先贤祠，将伏尔泰、卢梭等启蒙先贤安葬于其中，树立圣女贞德作为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图腾，把拿破仑树立为民族英雄，作为共和革命精神的象征，以“法兰西的名义”将其骨灰迎入荣军院等。此外，一系列与法兰西民族主义精神相关的节日如最高主宰节、自然节、人类节与法国人民节被确立下来。这些政策增强了法兰西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这充分表明，政治民族（或国族）是需要中央集权式的国家强力自上而下地构造的。将领土范围内的全体人民锻造整合成一个政治民族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题中之义。沿袭自旧制度的法国中央集权制传统更是便利了现代法兰西民族的构造，而这种国族的构建是基于法兰西共和革命的一系列价值认同之上。
  问：法国民族观念与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在今日有何体现？对中西文明互鉴有何启示？
  答：今日，面对移民化与宗教极端主义、多元主义潮流的冲击，法国依然沿袭“国家锻造民族”的传统精神，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移民社会多样化宗教与族群的挑战。今年初，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CFCM）宣布，各组成团体已经同意总统马克龙此前要求其制定“共和国价值宪章”的最后通牒。该宪章致力于根除极端主义。CFCM主席穆罕默德·穆萨维表示，“该宪章重申了穆斯林的信仰与共和国原则的兼容性，这些原则包括世俗主义，以及法国穆斯林对其公民身份的承诺。”
  从法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尤其是从阿尔萨斯-洛林人的法国认同来看，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是一个致力于建国的“政治民族”（族国同构），这需要强力的纠合。为建立现代国家而构造的民族是政治民族，即“国族”（statenation）。在民族国家建构的整合之下，自然个体演变成民族成员，全体人民等同于国族。而在这个国族之下，不应再有政治民族的分野。小我融入大我之中，个体只能在整体中获得其价值与意义。可以说，法国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经验与启示。

——《欧洲日报》百度账号2021年6月5日报道

无度不丈夫

The Last Lesson

by Alphonse Daudet(France)

I was very late that morning on my way to school and was afraid of being scolded. The master had told us he would question us on verbs, and I did not know a thing about them, for I had not studied my lesson.
For a moment I thought of playing truant. The air was so warm and bright, and I could hear birds whistl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ods, and the Prussians drilling in the meadow behind the sawmill.
I liked this much better than learning the rules for verbs, but I did not dare to stop, so I ran quickly towards school.
Passing the mayor's office, I saw people standing before the little bulletin board, For two years it was there that we had received all the news of battles, of victories and defeats.
"What is it now?" I thought, without stopping.
Then, as I ran along, the blacksmith, who was there reading the notice, cried out to me, "Not so fast, little one, you will reach your school soon enough."
I thought he was making fun of me and ran faster than ever, reaching the schoolyard quite out of breath.
Usu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school, the noise of desks being opened and closed, and lessons repeated at the top of the children's voices could be heard out in the street. Occasionally the master beat the table with his heavy ruler as he cried, "Silence, please, silence!"
I had hoped to be able to take my seat in all this noise without being seen; but that morning the room was quiet and orderly.
Through the open window I saw my schoolmates already in their places. The master was walking up and down the room with the iron ruler under his arm and a book in his hand.
As I entered he looked at me kindly, and said, without scolding, "Go quickly to your place, little Franz; we were going to begin without you. You should have been here five minutes ago."
I climbed over my bench and sat down at once at my desk. Just then I notic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our master wore his fine green coat and his black silk embroidered cap.
But what surprised me most was to see some of the village people seated on the benches at the end of the room. One of them was holding an old spelling book on his knee; and they all looked sadly at the master.
While I was wondering at this, our schoolmaster took his place, "Children," he said,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at I shall give you a lesson. An order has come from Berlin that no language but German may be taught in the schools of Alsace and Lorraine. A new master will come tomorrow who will teach you German. Today is your last lesson in French. I beg you to pay attention."
These words frightened me. This was what they had posted on the bulletin board then! This was what the blacksmith was reading!
My last lesson in French! I hardly knew how to write, and I never should learn now. How I regretted the hours wasted in the woods and fields, the days when I had played and should have studied!
My books that a short time ago had seemed so tiresome, so heavy to carry, now seemed to me like old friends.
I was thinking of this when I heard my name called. It was my turn to recite. What would I not have given to be able to say the rules without a mistake! But I could not say a word, and stood at my bench without daring to lift my head. Then I heard the master speaking to me.
"I shall not scold you, little Franz. You are punished enough now. Every day you have said to yourself: 'I have plenty of time. I will learn my lesson tomorrow.' Now you see what has happened."
Then he began to talk to us about the French language, saying that it was the most beautiful tongue in the world, and that we must keep it among us and never forget it.
Finally he took the grammar and read us the lesson, I was surprised to see how well I understood. Everything seemed easy. I believed, too, that I had never listened so attentively; and it almost seemed as if the good man were trying to teach us all he knew at this last lesson.
When the lesson in grammar was over, we began our writing. For that day the master had prepared some cards on which were written, "Alsace, France; Alsace, France."
They seemed like so many little flags dotted about the schoolroom. How we worked! Nothing was heard but the voice of the master and the scratching of pens on paper. There was no time for play now. On the roof of the schoolhouse some pigeons were softly cooing, and I said to myself, "Will they, too, be obliged to sing in German?"
From time to time, when I looked up from my page, I saw the master looking about him as if he wished to impress upon his mind everything in the room.
After writing, we had a history lesson. Next, the little ones recited in concert: their "Ba, be, bi, bo, bu".
Oh, I shall always remember that last lesson!
Suddenly the church clock struck twelve. The master rose from his chair. "My friends," said he, "my friend, …I …I …"
But something choked him; he could not finish the sentence. He returned to the blackboard, took a piece of chalk, and wrote in large letters, "VIVE LA FRANCE".
Then he stood leaning against the wall, unable to speak. He signed to us with his hand: "The lesson is over. You are dismissed."

At page 106, 107, 108, 109, 120, 121, 122, 123, Book 2               

The English Textbooks Series for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The 1st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People's Educations Press, October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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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dition（汉译本）

最后一课

作者：[法]阿方斯·都德

    那天早晨上学，我去得很晚，心里害怕挨骂。老师曾说他将提问有关动词的一些问题。我因逃课而对这些知识一无所知。
    我想逃学再玩一会儿。今天风和日丽，我可以听到小鸟在树林边婉转地歌唱和锯木厂后边草地上普鲁士士兵操练的声音。
    我喜欢这一切胜过学习动词用法规则，但我没有停下，迅速奔向学校。
    路过市长办公室，我看到布告牌前站立着许多人。两年来，我们从这块布告牌获悉有关战争胜负的一切消息。
    “怎么啦？”我有些纳闷，但仍没有停下脚步。
    我正紧走慢赶，一位正在读通告的铁匠朝我大喊：“别急，小家伙，你总是准时到校。”
    我知道他在取笑我，于是跑得更快了，终于气喘吁吁地闯进校园。
    平常，在开始上课时，在街上就可以听得见掀开和关上书桌的声音和孩子们高声温习功课的声音。老师偶尔会用他那厚重的戒尺敲打着桌子，并高喊：“请安静！安静！”
    我希望能够在一片嘈杂声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入座；但那天早晨教室里安静有序。
    透过打开的窗户，我看到同学们已经就座，老师手持一本书、腋下夹着一支铁戒尺在教室里来回踱步。
    当我走进教室时，他和善地望着我，并没有斥责，“快回到座位上去，小弗朗士，我们要上课了，不等你了。你应该早5分钟来才是。”
    我搬了一条长凳在课桌前就座。这时我发现老师首次穿着一件时髦的绿色外套，戴着一顶镶有黑丝刺绣的帽子。
    然而，最使我吃惊的是看到村子里的一些人坐在教室尽头的长凳上。其中一人膝盖上放着一本旧识字课本；他们都望着老师，目光中充满了哀伤。
    正当我满腹狐疑，老师走上讲台，“孩子们”，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法语课。柏林来了一道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能教德语。教你们德语的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全神贯注。”
    这些话令我惴惴不安。这不正是那块布告牌发布、铁匠读到的消息！
    最后一堂法语课！我还不知道怎么写字呢！而我再也不能学了！我多么懊悔我在树林间和田野里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我多么懊悔我本该专心学习而却虚度光阴。
    不久前还显得令人生厌、累赘的课本，此时如同故友。
    我心里正滴咕着，听到老师点我的名，要我讲述课文。我多么想能够分毫不差地说出那些规则。然而我沉默不语，怯生生地站立着。然后听到老师的话响在耳边。
    “我不责怪你，小弗朗士。现在你已经受到足够惩罚。每天你会告诉自己：我时间充裕，明天再上课。’此时你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他讲解法国的语言，告诉我们说，法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必须时刻传承，永不忘记。
    最后他讲授了语法，读了一篇课文，奇怪的是我悟透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一切都显得简单明了。我深信我从没有如此专心过；老师似乎要在这最后一堂课上向我们教授他所掌握的一切知识。
    语法课结束后，我们开始写作。老师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字样。
    这些字样如同校舍上方密布的小旗帜。我们在做什么！除了老师讲课声和笔在纸上沙沙的书写声什么也听不到。此刻没有喘息时间。校舍屋脊传来了鸽子轻柔的咕咕叫声，我扪心自问：“它们也被迫用德语歌唱吗？”
    我的目光偶尔从书本上移开，看到老师在环顾四周，仿佛要牢牢记住教室里的一切。
    书写完毕，我们上了一堂历史课。紧接着随老师富有节奏地朗诵“Ba, be, bi, bo, bu”。啊，我永世难忘这最后一堂课。
    突然教堂的钟声响了12下。老师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的朋友们，”他说：“我的朋友们，……我……我。”
    但似乎有一股令人窒息的力量使他的话嘎然而止。他手持粉笔在黑板写了几个大字：“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依着墙壁站着，说不出话来。他朝我们挥了挥手说：“放学了，你们回去吧。”

——全日制十年制学校高中课本（试用本）《英语》第二册第106页～第132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              

无度不丈夫

    拓展阅读

90年前的“最后一课”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于力、张博群、郭翔

    “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1873年，法国作家都德出版了著名小说《最后一课》，讲述的是普法战争后，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被迫割让给普鲁士，两地的学校被禁止讲授法语。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上，原本不爱学习的小弗郎士第一次感受到母语之美以及痛失学习母语权利之恨。
    多年后，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东北，“最后一课”的场景真实地再现，主人公是13岁的杨增志。“九一八事变后，学校的赵老师满怀悲愤地给我们讲授了这部小说，用这部小说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他在黑板上写下了‘我是中国人’5个大字。”
《最后一课》没有续篇，小弗郎士的后续故事无从知晓，但杨增志以及成千上万名中国东北同胞的事迹值得铭记。面对日伪当局的精神摧残和思想奴役，他们不甘心当亡国奴，用各种形式开展爱国斗争，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今天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课”

    赵老师失声痛哭，用颤抖的手在黑板上写下“我是中国人”5个大字
  76岁的齐红深是辽宁省教育厅的一名退休干部，从1984年开始，他带领研究团队遍访3000多位日本侵华战争亲历者，抢救性记录口述历史1000多万字，搜集1000多本日本侵华时期的教科书、作业本、毕业证书等实物资料，整理了近万幅老照片，出版研究成果33部，用证人、证言、证物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真相。
  杨增志的“最后一课”，就是这部千万字口述历史中，一个让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画面。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沈阳柳条湖，刺耳的爆炸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揭幕，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路轨，嫁祸于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大举侵占中国东北。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距离沈阳105公里的海城腾鳌堡，在一间小学课堂里，杨增志上了一堂令他永世难忘的“最后一课”。
  那天，杨增志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教室里却没有了往日的热闹，出奇地安静，还没到上课时间，讲授国文课的赵老师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
  那堂课，赵老师没有按照原计划讲授课本上的内容，而是满怀悲愤地讲起了法国小说《最后一课》，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声音已经哽咽。“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当讲到这里时，赵老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用颤抖的手在黑板上写下“我是中国人”5个大字，告诉同学们：“今天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课’，从现在起，我们也是亡国奴了。”
  上完这堂课，杨增志所在的学校就停课了，直到第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才复学上课，但同学们却再也没看到赵老师的身影，普遍的说法是赵老师参加抗日队伍去了。在日伪当局的统治下，学校开始了奴化教育。据杨增志的口述记载：“一开始，老师叫学生拿来墨水，涂去课文中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内容。后来，旧课本一律被焚毁，学校印发了新课本。”
  “日本老师在台上大讲‘日满一德一心’，可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却是太原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我们作为中国学生，能无动于衷吗？”杨增志的儿子杨学谦从小就经常听父亲讲这段历史，他告诉记者，父亲不甘心当亡国奴，想像赵老师那样走上抗日前线，奈何多次寻找机会不成。1938年考入伪满建国大学后，他在大学校园里坚持抗战。
  “‘最后一课’给父亲内心打下深深的烙印，父亲始终没有忘记赵老师的教诲。”杨学谦说，父亲的思想和血脉里始终流淌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在伪满建国大学读书时，杨增志和同学一起秘密组建了反满抗日的“建大干事会”，印发传单、举办演讲，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1941年，杨增志被日伪当局逮捕入狱，受尽酷刑，但他始终没有屈服，194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获释。

“在那个年代经过那种方式学会日语，使我时常有一种羞愧感”

  齐红深说，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侵占、控制中国东北的目的，精心组织、严密实施奴化教育，歪曲历史，推行文化殖民主义，意图从根本上切断中国人民的文化血脉，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顺从和效忠于日本侵略者的“新国民”。相较于军事侵略，日本对中国的精神侵略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据齐红深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介绍，1932年伪满洲国刚宣告成立，便接二连三地下达训令，查禁中国原有教科书，要求各地学校“废止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强调“一切课程不得含排外材料”。据日伪当局的不完全统计，仅1932年3月至7月，就焚烧中国原有教科书650余万册。实际上，日伪当局废止的不仅仅是教科书，只要稍微具有一点民族意识或爱国思想的书籍，甚至只要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发行的中国书籍，均被打入废止之列而遭到查禁、焚烧。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迫不及待地成立教科书编审部，编审委员会由日本人担任主任，编审人员也多是日本人，并且有日本宪兵队在场监视。教科书的编纂原则以“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忠于“皇帝陛下”、信奉“天照大神”和“建国精神”为思想基础，充满了崇拜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化色彩。
  齐红深说，这些教科书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理由“正当化”，把日本关东军有计划、有预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说成是中国军队挑起的突发事件，假惺惺地把日本侵略我东北领土说成是“不幸的大冲突”，把东北人民陷入日寇铁蹄蹂躏说成是“从虐政中自然被救得庆重生”。把日本侵略者操纵成立伪满洲国，写成东北各地方自发“尊重民意”“物归原主”，建立“努力治安，使三千万民众享受最大幸福的新国家”。
  日伪当局把日语列为“国语”之一，强制学生学习日语。据齐红深主编的《日本对华教育侵略》记载，伪满时期就读于吉林第二国民高等学校的徐德源说：“从我上小学三年级起，学校就开设了日语课，每天放学前老师在黑板上写一段日语，要求我们必须抄录下来背诵，背不下来的就罚站。从小学到中学一共十年时间，长期由日本老师教我们学日语，当时的就业和升学考试都考日语，学生不愿意学也得学。”
  日伪当局把汉语改称“满语”，在“满语”教科书中大量使用日语片假名，制造“协和语”，妄图逐步用日文取代中国语言文字。据齐红深主编的《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记载，“满语”教科书首先由日本人编审官冈村房义写成日文稿，再由中国人编审官金云宪译成中文，并由日本人太田洋爱画出插图。这样的教科书不仅在内容上充斥着“日满一德一心”的毒素，连语言都已经不是纯粹的中文，彰显了日本侵略者推行语言殖民主义的险恶用心。
  “至今我还能阅读日文书刊，勉强用日语会话。在那个年代经过那种方式学会日语，使我时常有一种羞愧感，这是日伪当局奴化教育在我身上打下的难以磨灭的烙印。”徐德源回忆道。
  记者从一些史料中了解到，日伪当局教科书编审官张耀先回忆，日伪当局教科书编审部负责人加藤对他说：“将来‘满洲人’必须渐渐地用日语代替‘满语’，只有使用同一的文字，才能真正达到‘日满一德一心’。我最大的任务，就是怎样能够尽快地通过教科书使青年一代都会日语，喜欢日语，放弃对‘满语’的学习兴趣。”
  日伪当局的魔爪无孔不入，潜移默化地向学生宣扬日本军国主义和伪满“建国精神”。据《日本对华教育侵略》记载，曾在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就读的冯志良说，学校每次集会都让学生面向东方，向日本皇宫遥拜，并高呼“天皇、皇后、皇太后陛下万岁万万岁”，然后转向伪皇宫遥拜，高呼“皇帝陛下万岁”。每天早自习必须背诵“建国宣言”“即位诏书”和“回銮训民诏书”等伪满文书。
  伪满时期的教师和学生都是日伪当局推行奴化教育的见证人，曾在吉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李树清说：“当时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影响，我的头脑中都是‘天照大神’‘乃木大将’‘东乡元帅’‘丰臣秀吉’‘广濑中佐’等‘日本英雄’。”
  日本学者矶田一雄在《皇国的姿态——从教科书看殖民地教育奴化史》一书中指出：“日本侵略者以皇国史观（天皇中心史观）把隶属于日本的必然性深深地印在被侵略民族孩子们的心里，这就是侵犯民族主体性的殖民地教育的本质与象征。”

“日寇用武力侵占了我们的土地，但始终没能征服我们的民心”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的爱国师生不甘心当亡国奴，反抗日伪奴化教育的壮举一刻都没有停止。齐红深说，虽然日伪当局极尽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摧残和思想奴役，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屹立不倒，始终捍卫着中华文化的血脉。
  在辽宁省庄河市高级中学，一尊手持长卷、相貌威严、目光慈爱的塑像立于校园中央。庄河高中校长梁传祥向记者介绍了这所百年名校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
  1932年，日伪当局印发了一套实施奴化教育的新教材，要求所有学校务必使用。
  “宁死也不用日伪教科书。”时任庄河县教育局局长兼庄河中学校长的宋良忱信念十分坚定。在他的抵制和反对下，庄河中学更换教材之事一拖再拖，直到1936年春天，历史、地理、英语、国文教材仍沿用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翻印的旧本，按原课程进行教学。
  宋良忱的拖延抵抗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被调离学校后，他仍坚持抗日，无所畏惧，1937年3月13日在沈阳浑河岸边遭日寇残忍杀害。
  在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承德路3号，有座三层红砖小楼，是张学良亲手创办的同泽女子中学。20世纪30年代，著名音乐家阎述诗于该校任教期间创作了大量爱国歌曲，他把这些歌曲教给学生，用音乐培育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生不要忘记死难同胞，激发学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
  1935年，举世闻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已流亡到北京的阎述诗看到一名学生带来的、光未然创作的《五月的鲜花》歌词时，心中充满悲壮，遂激情谱写了著名的抗日歌曲《五月的鲜花》。
  在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师生以各种形式开展爱国斗争，反抗奴化教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据齐红深主编的《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记载，曾在安东东边商科中学任教的夏德远说：“日寇用武力侵占了我们的土地，但始终没能征服我们的民心。”他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证明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信念始终屹立不倒。
  在校方组织升伪满“国旗”、唱伪满“国歌”的时候，有的学生做鬼脸，出怪声。大家还把伪满“国歌”中的“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改唱为“笼屉内，有了大馒头”；把“新满洲，便是新天地”改唱成“吃馒头，别去吃笼屉”。在喊口号的时候，要么光张嘴不出声，要么把“大日本帝国万岁！”改呼为“大日本帝国完事儿！”；把“大满洲帝国万岁！”改呼为“大满洲帝国完事儿！”；把“友邦”“无敌”，改呼为“有帮儿”“无底儿”；把“昭和”念成“招祸”，把“日满”说成“日子满了”或“满不在乎”。
  除了战斗在抗日一线的师生外，一些民众也在想方设法保护中华文化的血脉。伪满建国大学学生颜廷超潜心研究颜子思想和颜氏文化，编修黑龙江宁安《颜氏族谱》，用实际行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据山东曲阜颜子研究会介绍，1941年，颜廷超目睹在日寇统治下朝鲜族被迫改成复姓将被日本同化的事实，深感民族与家族危机。他历时一年重修颜氏族谱，将宁安颜氏支系由曲阜徙居黑龙江宁安落户的300年历史谱系列表。
  齐红深说，回望90年前的“最后一课”，历史虽已远去，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却从未远去。伟大抗战精神，锻造、光耀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021年9月17日一期《新华每日电讯》第13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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