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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6-29 17:34
二〇愚公移山①《列子》
太行、王屋二山②，方③七百里，高万仞④。本在冀州⑤之南，河阳⑥之北。 ...
课外阅读
连环画《两大心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3月第1版）：https://yiyouliao.com/api-server ... SC.html?ref=browser news&s=mb&cp=cn-netease-youliao-browser&docid=netease II003DRGNS6F9SC&itemtype=news category&cateCode=third&category=%E6%96%87%E5%8C%96&traceId=3C06DCBC15EACAD72B733DA69F8B4F64& miui bottom bar=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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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新解作者徐启斌
摘要本文严格依据古代寓言《愚公移山》原文，从分析太行、王屋二山不必移、不可移、不应移、不能移入手，阐发了愚会精神的二重性。
关键词愚公精神二重性
愚公移山，是我国古代一则略带神话色彩的寓言故事。既然是寓言故事，则愚公不必真有其人，愚公移山亦不必实有其事。同样，既然是寓言故事，则必定寄寓着作者想说的某种道理。有些寓言会用一、二句话把义理点明，有些寓言只叙述故事情节，却不点明想说的义理，而把义理留给读者去领会。“愚公移山”这则寓言就属于后者。对“愚公移山”所寓含的义理，《辞海》解释为“比喻做事有顽强的毅力，不怕困难”。这一解释与古今朝野各界对愚公精神的全盘肯定和高度赞扬是一致的，与寓言作者的本意亦似吻合。然而，笔者近日因一偶然机会，得以重读“愚公移山”原文，细加咀嚼玩味，发现愚公移山一举既有可爱可敬的“诚”的一面，也有可笑可叹的“愚”的一面。为准确概括和辩证看待愚公精神，特严格依据寓言原文，就愚公移山的不必要性、不可行性、无效果性及愚公精神的二重性作点探析，以就教于大家。
一愚公移山的故事，原文见《列子·汤问》篇。全文不长，特抄录于下：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勃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患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阳，无陇断焉。
愚公要把“方七百里，高万仞”的两座大山削平，搬到千里以外的“渤海之尾”去，乃是空前宏伟艰巨的工程。人们不能不思考这项工程是否必要？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在该工程的谋划阶段和实施过程中，先后有愚公之妻和河曲智叟提出了质疑。应当说，愚公之妻与河曲智叟的质疑都是求实的、明智的、善意的。平心而论，愚公移山之举的确很不明智，太行王屋二山其实不必移，不可移，不应移，亦不能移。
先说不必移。愚公移山有没有必要，回答是否定的。愚公移山的唯一目的，是“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即苦于大山的阻塞，进出的道路曲折而绕远，也就是想出入方便些。这个想法固然合情合理，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为解决“出入之迂”的困难，不一定非移山不可，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比如，可以沿山脚修筑一条又宽又平的大路，把愚公的家与豫南汉阳之地连接起来，不是照样可以解决“出人之迂”的问题吗？当然，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修筑这么一条大路也是极其艰难的，但比起移掉两座大山来还是要省力得多，便当得多，现实得多，经过努力是可能办到的。如果愚公以为这办法不好，而解决“出入之迁”对他来说又至关重要，那么，还可以考虑另一个办法，就是干脆搬家，把家从山北搬到山南来。这样，“出入之迂”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与移山筑路相比，搬家最省力、最便当，代价最小，见效最快。所以说，太行王屋二山其实不必移。
再说不可移。这是就愚公移山的可行性而言的。最先看出移山不可行的人是愚公之妻，其次是河曲智叟，这两人的头脑显然比愚公清醒，看问题更现实。为什么不可移，因为工程太艰巨，移山的条件完全不具备。第一，工具原始落后。愚公用来移山的劳动工具，无非是锄头备箕之类，移山的施工手段不外乎用锄头“叩石垦壤”，用备箕装土运土。靠这样原始工具和施工手段就想搬掉两座大山，无异于痴人说梦。第二，劳动力太少。由愚公苦心组织起来的这支移山大军才四个人，即原文所说“率子孙荷担者三夫”，三夫加总指挥愚公本人总共才四人，力量实在太单薄了。第三，路程太远。太行王屋二山到“渤海之尾”究竟相距多少里路，没有准确数据，但路程远是可以肯定的。原文说“寒暑易节，始一反焉”，即挑一担土到渤海之尾再返回原地，竟需一年的时间。按“荷担者三夫”推算，每年只运三担土出去。愚公的子孙即使连续干到二十世纪末，也不过从太行王屋二山挑走一万多担土。这一万多担土相对于“方七百里，高万仞”的两座大山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第四，组织者后继乏人。愚公为完成移山大业，把希望寄托在子子孙孙持续奋斗上。愚公是移山的唯一组织者，但“年且九十”，力“不能毁山之一毛”，在世时以其惊人的决心和个人威望，勉强组织了“荷担者三夫”投入移山工程。一旦愚公去世，失去了这位有威望的组织者，其子子孙孙是否会象他所期望的那样继续挖山不止，把这旷代持久的移山伟业进行到底呢？很难说。以上四端足以说明，太行王屋二山其实不可移也。
太行王屋二山不仅不必移，不可移，而且不应移。这两座山固然挡住了愚公一家的出路，给他一家对外交往带来许多不便，但这两座山毕竟潜藏着巨大的利益。比如，山腰上可能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供给愚公一家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柴薪之源；森林中可能生活着很多珍禽异兽，可使愚公一家尽享就近捕猎之野趣；山坡上可以放牧成群的牛羊，山脚下还可以开垦良田种植五谷……靠山吃山，因山致富，亦未可知。两座大山一旦移走，这种种好处不就白白丢弃了吗？此乃大山不应移之一也。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地盘那么大，周围总不会只住愚公一家吧？愚公要移山，别人是不是同意？这可不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好在“叩石垦壤”只有“三夫”，人少势孤，而且一年只运三担土出去，影响不大，因而没有惊动大山周围的许多人家。要不然，大山周围不同意移山的民众联合起来与愚公论理，这对愚公来说是大大的不利。因为愚公不同旁人商量就擅自移山，毕竟是理亏啊，此乃大山不应移之二也。愚公明知移山一举确乎艰难，靠自己残年余力是没指望了，便只好借用世代相继子子孙孙的人力。按愚公这一“子孙相继挖山不止”的计划，则愚公子孙世世代代都只能以“叩石垦壤”为终身职业了，其劳苦辛酸不言而喻，愚公不能赐福子孙倒也罢了，反而交给子孙一件没完没了的苦役，真是祸及子孙啊！愚公子孙中若有深明事理者一旦醒悟过来，认定这是一件极蠢的勾当，又会如何评论老祖宗呢？此乃大山不应移之三也。
至于说不能移，指愚公移山完全是一种无效的劳动。从原文的文字看，大山最后被两个大力神背走了，愚公移山似乎有了结果。但往深处一想，正是这个喜剧性的结尾昭示我们两座大山的搬走，靠食人间烟火的愚公及其子孙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神仙才能办到。再就移山的最终结果看，这两座山搬到哪里去了呢？“一厝朔东，一厝雍南”即搬到今山西省北部及陕西、甘肃一带去了。挡住愚公家门前出路的两座大山固然是搬走了，但这两座大山没有从神州大地上消失，而又出现在“朔东”和“雍南”一带，同样会挡住这一带居民的出路，阻塞这一带的文通。这两地的百姓中，会不会也有人象愚公一样“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进而产生“毕力平险”的念头呢？果真如此，岂不又要重演一幕愚公移山的旧剧吗？愚公移山的无效性，于此可见分明。
大山之不必移、不可移、不应移、不能移，已如上述。那么，又该如何看待愚公精神呢？
二愚公精神有着明显的二重性。
移山一举，表现了愚公毕力平险改变自然环境的美好愿望，老当益壮说干就干的英雄气概和知难而进持久奋斗的坚定决心。这些，都是愚公精神的“闪光点”，不仅不能否定，而且要发扬光大。
同时也必须看到，愚公这个形象，毕竟是以几千年前的中国农民为模特塑造出来的。古代农村狭溢封闭的生产方式和世代流传下来的伦理观念，不能不在愚公的头脑里打下深深的烙印。移山一举，也体现了愚公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简单片面的思想方法，执拗独断的家长作风以及小农单干的经营习惯。愚公精神的这方面内容，自然不应肯定。
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在世世代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中，我们的祖先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眷恋乡土热爱故乡的浓厚感情，再苦再累再穷也不愿离开故里，远涉他乡。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父母在，不远游”、“美游不如恶归”等古谚，就是这种观念的写照。安土重迁的观念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爱国主义感情，但在更多的情形下，只能起束缚人们思想、维护自然经济、阻碍人生进取的消极作用。九十高龄的愚公忽发奇想要移山，唯一动机是“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但却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把家搬出来，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一大悲哀。在愚公思想中，家是万万搬不得的，搬了家，就是背弃祖宗，大逆不道。
简单片面的思想方法。愚公看问题，有很多片面性，缺乏两点论，把复杂的工程看得太简单了。这是导致他作出错误决策的方法论根源。比如，他只看到“山北之塞，出入之迂”的一面，却忽视了太行王屋二山会给他家带来巨大利益的一面。他只看到“山不加增”、“子子孙孙无穷匮”这一有利条件，但对移山工程的极端艰巨性和施工困难的极端严重性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他只看到移山成功后可解“出入之迂”的美好前景，却没有想到他的子孙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远远超过了移山前“出入之迂”的那点不便。简单片面的思想方法必然导致头脑发热，决策失误，顾此失彼，破绽百出，后果当然是不妙的。
执拗独断的家长作风。太行王屋二山不可能是愚公一家的山，移山必定牵涉到大山周围成千上万户人家，因而移山就不只是愚公的家事，仅仅“聚室而谋”是不够的，须广泛征求众人意见才对。原文只字未提愚公同别人商量移山的事，可见愚公比较缺乏群众观点，民主观念淡薄。在“聚室而谋”的过程中，愚公的妻子提出了不同意见，说“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这两个问题提得好。但愚公没有把她的意见当回事，未作任何回答，从而错过了一次纠正错误决策的机会。更可悲的是，移山工程开始后，河曲智叟“笑而止之”，竟遭愚公反唇相讥（“汝心之固，固不可彻”），粗暴地拒绝了智叟的忠告。这表明愚公完全听不进不同意见。愚公执拗独断的家长作风，于此可见一斑。
小农单干的经营习惯。古代农业生产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使农民普遍养成了喜欢分散单干的经营习惯，做事不愿搞大联合。且看愚公移山，施工大军只有“子孙荷担者三夫”，人手如此之少，愚公并不着急，泰然处之，并坚信移山伟业一定可以成功。宁愿借用尚未出世的子孙人力，也不愿联合正活在世上的民众。愚公的小农单干意识，亦可谓根深蒂固矣。
三《愚公移山》毕竟是一篇很好的寓言故事，因为它塑造了一个真实可敬开拓进取的劳动者形象。他不服老，不畏难，不安于现状，不急功近利，毕力平险，矢志不移，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企图征服自然创造美好生活的善良愿望和坚定决心，代表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勇敢顽强的优秀品质。愚公移山的雄心壮志，对后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斗争永远是一种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艰苦革命斗争，曾被看成是另一种形式的“愚公移山”。本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一些战天斗地成绩辉煌的农业劳动模范，则被誉为当代的“活愚公”“新愚公”。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火热斗争中，我们仍然需要发扬愚公精神的积极方面，战天斗地，知难而上，艰苦奋斗，义无反顾。对于某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左顾右盼、急功近利的人来说，愚公挖山不止的形象无疑是极有力的鞭策。
愚公移山这个寓言故事也给后人留下很多值得记取的教训。这些教训主要是决策思路不科学，决策程序不民主。愚公移山的教训，对于后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斗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鉴戒。今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火热斗争中，必须记取愚公的教训，注意做一切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自觉遵循客观的自然规律，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求实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对于现实生活中那些遇事从主观愿望出发，好订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又不体察民情、不恤民力、不讲效益、盲目蛮干的人来说，愚公的失误，不啻是一帖镇静剂。
除愚公外，寓言中还出现了两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很有代表性。一位是愚公的妻子，她的献疑之辞切实而中肯，表现了古代劳动妇女的务实精神、卓越智慧和强烈的参与意识，十分可爱。另一位是河曲智叟。对这位民间知识分子，历代注释《列子》的学者都持贬斥之见，如杨伯峻先生在有关“愚公移山”的注文中就有“故北山之愚与嫠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叟智”之语（引自杨伯峻著《列子集释》101页，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10月第一版），历代读者以讹传讹，智叟的迂腐形象遂成定论。然细读原文，便不难看出这位河曲智叟其实是一位明达、善良且大度的人。他对愚公挖山“笑而止之”，说明态度温和，对愚公很尊重，丝毫没有因为愚公没同他商量移山的事而发怒，又很讲究方法。他劝告愚公讲的一席话“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只有中肯的劝说，没有半点指责，言辞中充溢着对愚公本人的爱护、同情和善意。听到愚公反唇相讥后，智叟没有跳起来同他争辩，而是“亡以应”，即知道愚公执迷不悟，再费唇舌也是对牛弹琴，便不再多说什么了。这足以说明智叟的劝谏是不存私心，不怀偏见，而且能见机而止，其明达之智、大度之风、善良之貌跃然纸上矣。这位智叟，正是一位深明事理又能谦恭让人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前人对他的贬斥和否定，显然是不公正的。
寓言所寓之理是寄寓在寓言文字中的，因而有相当的确定性客观性。然而，对寓言所寓之理的领会和阐发，则有可能偏离原文，带上人们的认识局限或某种主观偏见。以往人们对愚公移山其人其事多持全盘肯定之说，实有不妥。有鉴于此，笔者才本着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宗旨，对前人成说作点探析质疑。能否成立，敬祈各方有识之士赐教。
——选自（1994年4月出版）第14卷第2期《上饶师专学报》第38页～第42页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6-1 10:17
七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①
凯歌声中，我们来到了山西省吕梁山②区的交城、古交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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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主席给我们播种春天作者孙健忠（土家族）
阳春三月，南方已经是春回地暖的时节，然而，在土家人聚居的洛塔山界，却仍然雪积土冻，没有一点春天的气息！眼看着岩脚下的村村寨寨都在备耕，土家人谁还能够在火塘里坐得住呢？于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想出了个主意：到山下去育秧。
天还没有亮，人们就背了满篓金黄的谷种，下山到几十里远的城郊公社去，借几丘水田，播下从岩上背来的种子。等到秧苗长得有两拳来深了，又把它一束束拔起来，捆好再一篓篓背上洛塔山界。土家人把这称做“借春”。
“借春”的人们从山下回来了，山寨里一大帮老人和娃儿们，都从木楼里拥出来迎接。他们轻轻地、郑重地接背篓，嘴里说着吉庆的话，庄重而热情地迎接土家人的春天！然后，人们才用背回来的秧苗，染绿自己的山坡，染绿自己的梯田。
我在洛塔那阵，每年生产队都要去山下很远的地方“借春"。近几年来，洛塔在农业学大寨的征途上迈出了很大的步子，兴修了水利，新开了好几千亩水田。然而没有春天的洛塔，是不是还和往年一样，要到坡脚下去“借春”呢？这次，我回到洛塔去，一路上就尽在想着这件事情。
一到洛塔，新上任的公社党委书记邦言同志见到我，象猜到了我的心思一样，第一句话就是：“嗨，你晓得不晓得，我们洛塔再不去别处‘借春’了。”
听了这话，我欢喜得大叫起来：“是真的？洛塔有了自己的春天罗？”
邦吉怀着无限的深情，望着正墙上贴着的华主席像，笑咪咪地说：“搭帮恩人华主席，是他给我们播种了春天！”
一九七◯年，插秧的时候，华国锋同志来到洛塔山界，视察这里农业学大寨的情况。他听说这里每年都要下山“借春”，又费力，又费时间，亲眼见到社员们从山下把秧苗一篓篓背上来的情景，便亲切地教导洛塔公杜的干部和杜员们：你们要自己有秧，不要去外地育了。要自己培育良种，搞科学种田。听了华国锋同志的话，洛塔人的方向明了，信心有了，干劲足了。公社党委下了决心，一定要在洛塔坡上育出个春天来。
我说：“好啊！你快给我讲讲咱土家人是怎样遵照华主席的指示，在洛塔育出春天的故事吧！”
“嗨，他就是这故事里的一个主要角色哩！”旁边一个同志笑着捅了邦吉一下。
华国锋同志上洛塔视察那一年，邦吉是梭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有一天，他去坡坡上看秋，走到一丘弯弯的牛角田边，眼前突然一亮，呵哟！隔田坡丈多远的地方，有三蔸谷子，长得好壮好特别哟！邦吉跳进田里，从那三蔸谷子中，摘下了最长的三线，放在手板心数数，共有二百七十多粒，粒粒饱满，亮色。邦吉快活得手都颤动了。他望着这些圆鼓鼓的珍珠一样的谷粒，同它们说起话来了：“好哟！春日里我们敬爱的华国锋同志来到洛塔，亲切地教导我们，要自己培育良种，自己育秧。这些日子来，我们一直在盘算这件事哩。你这亮晶晶的谷子呵，正是我们需要的好种子呀！”
邦吉把这三线谷子带回家晒得焦干，小心地挂在火塘里的板壁上。第二年开春，他开始搞试验，头一回在洛塔山界上下秧子了。小小一块秧田，只播了二百七十多颗种子，可这却是洛塔第一丘真正的秧田啊！没想到，这一丘小小的秧田，却遭了一场劫难。一天夜里，狂暴的北风吹开了盖在上面的塑料薄膜，大雪埋住了秧苗。邦吉难受极了，扒开积雪一看，幸免于难的秧苗只剩下十几根了。多么可贵的秧苗啊，它战胜了暴风雪，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邦吉从这十几根秧苗上看见了成功的希望。他把这十几根秧苗拔起来，插在一只田角角，象看护自己的小女儿一样照看着，一颗心全都扑在那上面了。这一年，他从这十几根秧苗上收得了四五斤谷子。往后，它年年增长，由四五斤变成了几十斤，几百斤，到了一九七六年，它已经绿遍了洛塔坡的一层层梯田。从此，洛塔有了自己的良种，解决了自己育秧的问题。社员们给自己的良种取了个漂亮的名字：洛丰一号。为什么叫一号呢？因为往后还会有二号，三号……
吃过早饭，邦吉领我出门去欣赏洛塔山界上的春天。春天在哪里呢？山冲里的雪依然没有融化，脚下的土依然冻着，报春的雀儿依然没有……但是，就在这被寒风和冰雪禁锢了的山界上，确实使人看见了那奇妙的春天——洛塔山界上有了自己的秧田。
为了防冷冻，社员们把秧田选在背风向阳的山坡上，并且把水秧田改做成泥浆秧田。秧田里下足了粪肥，搞过了三犁三耙。黑油油、烂溶溶的泥巴，被做成块似的秧箱。我低头一看，秧箱上鼓起许多小泡泡，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好象不耐烦地催促：为什么还不播种？还嫌秧田不够标准吗？邦吉听了这声音，眉开眼笑地说：“性急不得呵！育秧比服侍月子里的娃儿还难，一点点手脚不到堂，就要烂场合呵！”
离开秧田，我们走进一座寨子，去看浸种催芽的情形。这是一间用石块砌成的很暖和的屋子。管催芽的是个包大头帕的中年汉子，精神饱满，眼球上却网了许多红丝。邦吉问他：“总有好几夜没瞌睡了吧？”中年汉子拿着一个温度表说：“还敢困哩！每夜都得试好几回。热了怕烧坏谷芽，要掺冷水；冷了，怕冻坏谷芽，要掺热水。”我揭开一张戽桶上的竹簟，伸手抓了两把谷种，放在手心里一看，只见每一颗金黄的谷粒都破了口，长出了白嫩嫩的毛茸茸的芽子。这是春天的嫩芽，这是活鲜鲜的生命。我问那位管催芽的社员：“可以播进秧田里去了吧？”他说：“可以了，天一放晴，就该播了。”
夜里，我参加了一个生产队揭批“四人帮”的会议后，回屋正准备睡觉，突然从不远处传来动人的歌声，女声唱了一阵，男声又接着唱一阵，歌声中还间杂了笑声和掌声。想必是有人在赛歌吧！我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他们的歌会。歌场在一块宽敞的晒谷坪上，中间烧了一堆篝火，东边坐着一排姑娘家，西边坐着一排后生。他们跳起来，大叫大嚷地硬要我唱一首歌。我哪里是唱歌的材料呢？我说：“我来当个裁判吧，看哪一边唱得好。”姑娘们得意地说：“可惜你来迟了一步，要不，就赶上见他们出丑了。”后生们不服气地说：“莫神气呵，是不是角色，还要等明天在秧田里看呵！”原来这是两支青年突击队，一个叫铁姑娘队，一个叫黄继光队。今夜，他们在歌场上赛歌；明天，他们就要在秧田里比赛了。我问：“你们的准备工作都搞好了？”一个系花围裙的姑娘说：“那不消讲，样样都不缺了。”我说：“你们要早点困觉，养足精神，明天才好大显身手。”姑娘们都嚷起来，孔雀闹林一样地说：“不哩，我们的精神足得很哩！我们要唱到天明，要唱到春天飞上洛塔坡哩！”她们一面往篝火上加柴，一面又尽情地唱起来。她们欢快地唱啊，唱啊，唱着春天的歌，唱着英明的领袖华主席对土家人的关怀。
——摘自1978年1月12日一期（第10779号）《人民日报》第四版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29 10:23
一七孔已己①作者：鲁迅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②，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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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悲哀的死亡——读《孔乙己》作者孙绍振
单篇阅读‚要进人分析的层次‚比较困难。因为矛盾不是现成的。
怎么办呢？
还原。
鲁迅在《孔乙己》中‚几乎涉及了孔乙己的一生。从他一直考不取最起码的秀才‚中老年潦倒落魄‚无以为生‚偷书‚被打致残‚直到最后消失、死亡。经历的时间‚起码有几十年‚但是‚全文只有三千字左右。这么短的篇幅写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可能讨好？
鲁迅虽然写到了这么多‚但大多是从别人的嘴巴里说出来的‚并没有直接、正面描写孔乙己。比如他的应考‚他的不中‚他的偷书‚甚至挨打致残都发生在幕后‚在小说中‚只是被出场人物间接提起。可以说‚那些决定他命运的事件‚使孔乙己成为孔乙己的那些情景‚鲁迅一件也没有写。
这些情节‚如果要让吴敬梓用《范进中举》的办法来处理‚肯定是要正面描写的‚而且还要加以渲染。不写这么重要的场面、情节‚说明鲁迅对这些不感兴趣‚或者‚鲁迅认为‚这些不是他要表现的重点。那么‚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写了些什么呢？
非常令人吃惊的是‚鲁迅只选取了三个场面，‚而孔乙己本人只有两次出场——在咸亨酒店的场面。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两个场面和孔乙己的命运关系并不大。第一个场面‚是他偷书了‚已经被打过了‚来买酒时‚被嘲笑了；第二个场面‚是他被打残了‚又来买酒‚又被嘲笑了。如果要揭示孔乙己潦倒的根源，‚批判科举制度，‚这两个场面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如果要表达对孔乙己的同情‚那完全可以正面写他遭毒打的场面‚像《范进中举》那样‚细致地描写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事件‚在场人物的反应等等‚但是‚鲁迅明显回避了这样的写法。
这是不是舍本逐末呢？关键不在于舍本逐末，‚而在于鲁迅衡量“本”和“末”的准则。
三个正面描写的场面‚主要写了些什么呢？写作的重点、焦点‚是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人的。最不可忽略的‚是鲁迅是用一个人的眼光去看孔乙己的。
这副眼光是属于一个特殊人物的‚一个小店员的。对于这个小店员‚鲁迅很舍得花笔墨‚，一开头就花了两个大段。这是因为‚鲁迅需要小店员的眼睛‚以不以为意的观感‚和孔乙己拉开情绪的距离。
小说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个小店员与孔乙己错位的观感。在他观感以内的‚就大加描述；在他观感以外的‚通通省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写的并不仅仅是孔乙己。其实‚这正是鲁迅的匠心‚也是创作的原则‚或者小说美学的原则：重要的不是人物遭遇‚而是‚这个人物‚在他人的、多元的眼光中的心理奇观。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就是因为他看到日俄战争时期‚中国人为俄国人当间谍‚被执行枪决之前示众‚而中国同胞却麻木地当看客。在鲁迅看来‚为他国做间谍送死固然是悲剧‚但是‚对同胞之悲剧漠然地观看‚更是悲剧。
咸亨酒店中的各色人物‚对于孔乙己的命运‚对于他的遭遇‚当然是麻木的‚但是‚作为一个小店员‚他的漠然‚又有其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无聊”、“单调”‚所看的都是“凶面孔”、“教人活泼不得”。但是‚在这样沉闷的氛围中‚“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这里的笑声‚不是一般的描述‚而是整篇小说情绪的逻辑起点和整篇小说结构的支点。
第一个场面‚突出了孔乙己“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提示遭受过殴打。
按理说‚这个人非常不幸‚没有起码的出息‚无以为生‚是一个失败的读书人‚又近乎小偷。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不成功的、时常被抓住的小偷‚显然‚命运是很悲惨的‚心情应该是很痛苦的。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却给小店带来欢乐。不但这个小店员‚而且“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甚至“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鲁迅立意的焦点‚显然就在这种笑上。
开头写小店员的无聊‚就是为了反衬孔乙己带来的笑声。
因偷书而挨打‚有什么好笑的呢？在这种笑里‚鲁迅挖出了什么深刻的东西呢？
首先是这个已经沦为小偷的、无用的人‚从道德理性看‚“好喝懒做”。偷窃‚是恶的‚但是‚情感价值上‚恰恰又是带来了欢乐的。
这种欢乐‚是有一点喜剧性的。
一方面是那些喝酒的‚嘲笑他又偷了书‚又挨打了‚而且有人指出‚是亲眼看见‚“吊着打”的。这是确凿的事实‚而孔乙己否认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但是‚否认的理由却又十分薄弱‚甚至是不成理由的：“窃书不能算偷”。显而易见‚这不过是把偷窃的概念从白话变成了文言‚并没有改变偷窃的实质。
这就显得荒谬可笑了。这种可笑‚构成了小说的幽默基调。
其次‚在这种荒谬可笑中‚还隐含着更深的意味‚孔乙己虽然潦倒、沦落到如此地步‚却还在维护着他的一点自尊。文言文的用语‚“污人清白”、“君子固穷”‚为一般酒客所不懂‚成为读书人最后的“面子”的盾牌。但是‚不管什么样的话语‚总不能改变亲眼目睹的事实。因而‚这最后的对自尊的维护‚显然是无效的‚甚至是理屈词穷的表现‚只能“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在这种笑声里‚并没有太明显的恶意‚其中还有也明知其理屈‚而予以原谅的意味。
这表明‚这种嘲弄是温和的。
但是‚无效的抵抗‚是对外部世界来说的‚对孔乙己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口头上不承认自己是小偷‚在他自己内心‚也并没有小偷的感觉。号称冷峻的鲁迅‚没有让他在大庭广众面前承认自己是小偷‚没有让他的自尊心公开地彻底瓦解‚彻底地不要脸面。相反‚鲁迅特别写到孔乙己在酒店里的“品行”比别人好‚从不拖欠酒钱。他还主动教导小店员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对围过来要吃他的茵香豆的孩子‚软弱地说着“多乎哉？不多也”。联系到小说开头‚写他穿着长衫‚却不是坐着喝‚而是站着慢慢地喝。这都在提示‚在他自己的感觉中，‚他还是残留着一点“读书人”的身份和自尊的。
鲁迅对孔乙己‚并没有厌恶的成分‚只是调侃而已‚在调侃中有同情。可以说‚小说是幽默的‚并不是讽刺的‚并没有揭露孔乙己的恶劣品质的意思‚明明是屡屡提及‚但在具体行文中‚却满是为之辩护的成分。字里行间‚似乎留下了矛盾：
孔乙己……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
在鲁迅的话语中‚孔乙己的偷窃被分为两种‚一种是‚抄书时把人家的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偷了‚美其名日：“一齐失踪”。另一种是‚“偶然做些偷窃的事”‚“偷窃”‚显然有别于书籍纸张笔墨的“一齐失踪”。偷窃的对象‚那应该是书籍笔墨以外的‚可能是更加值钱的东西。对这种愈加值钱的东西‚鲁迅的行文是“偷窃”‚而对书籍笔墨纸张‚鲁迅的具体行文就含蓄得多了：叫做“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果把这也算在偷窃之中‚则不应该叫做“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何况后来在人们的议论中—“他总仍旧是偷”‚可见‚在鲁迅心目中‚孔乙己偷书‚是不包括在“偶然”“偷窃”之中的。这不正是孔乙己窃书不算偷的逻辑的翻版吗？正是在这样的话语中‚鲁迅流露出了对孔乙己的宽容、温情和回护。
在鲁迅看来‚孔乙己不过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制度是可恶的‚但人‚却是值得同情的。孔乙己第一次出场时‚读者感觉不到严酷的讽刺的因素‚其间的笑‚带着温情的调侃。
接下去‚在第二个场面中‚孔乙己并没有出场。一般情况下‚场面的连贯性‚由情节的因果性、并行性相联系‚但在这里‚并没有因果和并行关系‚其间有一句过渡的话语：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孔乙己出场‚人们是快活的‚不出场‚人们也是快活的。对于这句话‚叶圣陶在不止一篇文章中表示赞赏。在我看来‚这正是小说构思的意脉所在‚整个小说‚都是以孔乙己所引起的笑为脉络的。这个构思是很深沉的。一个苦命的人物‚在公众场合出现却能带来欢乐。但是‚没有他‚人们也一样快活。这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呢？小说写下去‚在酒店里‚人们发现‚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
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拒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拒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这里‚有个小小的疑问。前面的叙述是‚孔乙己使人快活‚没有他‚别人也快活。可是这里从字面上看‚好像并没有任何文字直接写到人们的快活。但是‚从对话的语调中‚仍然可以看出那个提供消息者的心态。说他被打折了腿‚归结为‘他自己发昏”‚“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这和孔乙己在场时的那种欢乐、调侃‚在情绪上是大有不同的。对于丁举人打折了孔乙己的腿这样野蛮的人身伤害‚说话者没有半点保留‚相反还给人一种津津乐道的感觉。也许这就是鲁迅所提示的快活。特别是‚说到孔乙己可能是死了的时候‚说话的和听话的‚都没有震惊。“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对于一个给酒店带来欢笑的人的厄运‚人们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这里‚就充分显示出鲁迅写对话的笔力了。
当然‚这里有一点似乎是不能回避的‚就是鲁迅明明说‚孔乙己不在场人们也是快活的‚而在上述文字中‚却没有快活的字眼。鲁迅为什么没有直接写喝酒的那个人快活地说着这样的事情呢？这可能与鲁迅追求白描式的对话有关。鲁迅在《二心集·看书琐记》中说：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很可能‚鲁迅在这里‚就是有意不去直接点明说话者那种津津乐道的神态和兴高采烈的情绪‚而把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快活”啊。一个人死了‚居然没有人感到悲哀‚反而将其“快活”地作为谈资。
表面的热闹和潜在的悲凉‚不着一字‚从容不迫‚含蓄隽永‚显示了鲁迅笔墨的最高火候。如果在这里‚粗心的读者感觉还不够明显的话‚到了下面‚孔乙己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出场‚就不能不有所震动了。这时的孔乙己被打折了腿‚已经不能走路。鲁迅以小店员的视角‚导引着读者逐步发现孔乙己的狼狈和悲惨。先是看到他盘着两腿‚下面垫着一个蒲包‚后是发现他是用手撑着地面“走”的。躯体残损到这种程度‚在这么与平常不同的情况下‚掌柜的“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
一个人被打得不能走路‚只能用手走路了‚本是很悲惨的事‚人们本该有惊讶‚有同情‚至少是礼貌性的沉默‚可是‚掌柜的不但当面揭短‚而且还“笑着”。这就是说‚这位掌柜的‚并没有感到自己的话是多么残酷‚有着多么严酷的伤害性‚相反‚倒是感觉到并无恶意‚很亲切地开玩笑似的。
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拒‚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拒都笑了。
鲁迅在这里揭示的是‚所有的人‚似乎都没有敌意‚都没有恶意‚甚至在说话中‚还多多少少包含着某种玩笑的友好的性质。但是‚这对孔乙己却是一种严重的伤害。因为‚从一开始‚他讳言偷‚就是为了维护最后的自尊‚哪怕是无效的抵抗‚也是要否认“偷”的定性的。这是他最后的精神的底线。但是‚众人‚无恶意的人们‚却偏偏反复打击他最后残余的自尊。这是很恶毒的‚但又是没有明确的主观恶意的‚鲁迅所揭示的就是这种含着笑意的恶毒。关键在于‚这种貌似友好的笑中‚包含着冷酷‚对人的精神的麻木不仁‚对人的同情心的阙如。
孔乙己已经被逼到找不到文言词语来维护自己自尊的程度‚连“跌断”这样的掩饰之语‚都没有信心说下去了‚可是酒店里的人‚却都“笑了”。这种“笑”的内涵太丰富了。一方面当然有不予追究的意味‚另一方面‚又有心照不宣地识破孔乙己的理屈词穷‚获得心灵满足的意思。这一切明明是鲁迅式的深邃的洞察‚但是‚文字上‚鲁迅却没有任何形容和渲染‚只是很平淡地叙述‚“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连一点描写都没有‚更不要说是抒情了。但是‚唯其平静‚平常‚平淡‚才显出诸如此类的残酷人情‚司空见惯‚没有感觉‚没有痛苦‚而鲁迅的笔墨‚就是要揭示这种世态的可怕。
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孔乙己如此痛苦‚，如此狼狈地用手撑着地面离去‚酒店里的众人‚居然一个个都沉浸在自己的欢乐的“说笑声”中。世态炎凉竟至于此‚这是何等的意味深长。更加精致的还在后面‚孔乙己在酒店粉板上留下了欠十九个铜钱的记录‚年关没有再来‚第二年端午‚也没有来。人们记得的只是“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过了中秋‚又到年关‚仍然没有再来。小说的最后一句是：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个人死了‚留在人们心里的‚就只是十九个钱的欠账‚这笔账‚是写在粉板上的‚是一抹就消失的。一个人的生命‚在众人心目中‚竟然是这样的无所谓。他在世的时候‚人们拿他作为笑料‚他去世了‚人们居然一点感觉也没有。既没有同情‚也没有悲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世态啊。这里不但有鲁迅对人生的严峻讽喻‚而且有鲁迅在艺术上的创造性的探索。对这篇小说在艺术上这样的追求‚鲁迅特别有心得‚他的学生孙伏园‚在《关于鲁迅先生》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按：指《呐喊》)中‚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译了外国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①。
这样的回答‚可能有点出乎意料‚在我们印象中‚在《呐喊》中‚被鲁迅喜欢的作品至少不应该是《孔乙己》‚而应该是《阿Q正传》、《狂人日记》、《药》等名篇。但是‚在鲁迅自己看来‚这些名篇‚恰恰是他不太满意的。傅斯年以孟真的笔名写的《一段疯话》中对鲁迅的《狂人日记》大加称赞。但是‚鲁迅却在和他的通信中表示：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②。
从两篇小说的对比中‚可以感到鲁迅对艺术的执著和严谨。
鲁迅擅长写人物的死亡‚可以说‚每一个都不重复。我们记得阿Q的死亡‚是悲剧性的冤假错案‚但却以喜剧的方法处理。而祥林嫂死亡‚同样是悲剧性的‚鲁迅却创造了悲剧的抒情的氛围。在《孤独者》中‚魏连受的死亡‚则又是另一样‚那是含着冷笑的死：冷笑着这世界‚也冷笑着自己‚是反抗势利‚胜利的死‚但是‚又以人格上同流合污为代价‚是失败的死。故氛围沉重而严峻‚主人公的哭‚是挣扎着像受伤的狼的长号‚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而《铸剑》中‚英雄的慷慨赴义‚偏偏和暴君合葬‚变得荒诞。唯独孔乙己的死‚既不是悲剧的‚也不是喜剧的。在表现方法上‚也只有平淡的叙述。
鲁迅善于在人物死亡之后‚大笔浓墨表现周围人物的心理反应‚多方面加以渲染。阿Q的死亡‚鲁迅正面只写了“如微尘一般的迸散了”‚似乎偷工减料。但接着而来的是‚心理多方面的效果：举人老爷没有追到赃‚赵府损失了辫子和赏钱‚故皆号陶。更特别的是舆论‚第一‚未庄‚阿Q坏,被枪毙就是证据。第二‚城里‚枪毙不如杀头好看‚又没有唱一句好戏。城里乡下‚人们的反应妙就妙在同样极端荒谬‚反差又如此之大。而祥林嫂的死亡‚反应也是多元错位的‚鲁四老爷‚说她死在旧历年关‚不是时候‚可见是个谬种。茶房认为‚“还不是穷死的”‚没有任何异常的感觉‚没有任何情绪上的反应。而整个鲁镇的人们‚一个个都忙着祝福，虔诚地祈求来年的幸福。只有一个外来的“我”感到不可推卸的、沉重的内疚。以人物心理反应创造多元心理反应‚可以说是鲁迅的惯用手法‚然而‚在《孔乙己》中鲁迅却显示了另外一种手法‚那就是没有悲哀的悲剧。没有明显的讽刺‚也没有调侃性的幽默。既没有《祝福》中的抒情‚也没有《阿Q正传》和《药》中的反讽‚更没有《孤独者》死亡后那种对各方面虚假反应的洞察‚在《孔乙己》里‚有的只是‚三言两语‚精简到无以复加的叙述。这种叙述的境界就是鲁迅所说的“不慌不忙”‚也就是不像《狂人日记》那样“逼促”。“讽刺”而“不很显露”‚这就是鲁迅追求的“大家的作风”。反过来说‚如果不这样写‚而把主观思想过分直接地暴露出来‚那就是“逼促”‚“讽刺”而“很显露”‚在鲁迅看来‚就不是“大家的作风”。拿这个标准去衡量《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可能就都不够理想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在艺术上对自己是如何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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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孙伏园《关于鲁迅先生》，《晨报·副刊》，1924年1月12日。
②《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新潮》，第一卷第四期（1919年4月）。
——《语文学习》月刊2007年第11期第53页～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