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4 10:25
当代大恶霸，今日白骨精
我们贫下中农每次看到电影里出现的“黄世仁”、“南霸天”和“白骨精”的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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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线”、“黑网”及其他作者刘金
一九六六年，江青和林彪相勾结，伙同张春桥等人，炮制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后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变本加厉，胡说什么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并把这个反革命的“四彻论”扩大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他一会儿狂叫：“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黑线专政！”一会儿又嚷嚷：“出版界怎么不是黑线专政？！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黑线专政嘛！”他们的势头，大有炸平文教各界，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其反革命的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试想，如果文教各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真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黑线专政”，哪里还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哪里还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哪里还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我们的一切成就，岂不都一概不存在了吗？
“黑线专政”论为“四人帮”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提供了理论根据，铸就了一柄朝革命人民“排头砍去”的板斧，已经够厉害了。但是他们还不满足。“黑线专政”论出笼两年之后，江青一伙又用他们一手炮制的所谓“黑线”罗织了一张“黑网”，企图把革命文艺工作者来个“一网打尽”。
那是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和姚文元伙同他们在天津的一个死党，大放厥词，含血喷人，污蔑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是一本“宣扬叛徒哲学的坏书”，诬陷小说的作者雪克（即孙振）同志“是一个叛徒”。江青还胡说什么：“天津的坏书拿到上海去出，上海的坏书拿到天津去出，文艺黑线是有一个网的。在这个黑网上面，有蜘蛛啊，小爬虫啊，在那里爬来爬去。”文痞姚文元也插嘴说：“天津孙振的那本《战斗的青春》，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刘金拿去出版的。他自己也写了很多，后来被走资派包庇了。”
真是满口胡言！文化大革命以前，上海和天津的文艺出版社，是可以向全国组稿的。两地之间，互有书稿往来，完全是正常的、正当的，什么“黑线”“黑网”，扯得上吗？至于姚文元所以要点我的名，其中也大有文章。原来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出版社工作中，对姚文元的棍子顶过几下子。特别是在《战斗的青春》的评论上，给他“常胜”的打棍史留下了一点失败的纪录。因此他怀恨在心，借此机会，想置我于死地。江青、姚文元的屁话一出，天津、上海先后掀起了阵阵“斩黑线、砸黑网”的黑浪。上海是两报一台（广播电台）一齐出动，又是“社论”，又是“来信”，又是报道，又是文章，还有所谓“编者按”，一连串的“斩黑线、砸黑网”，把文艺界搞得天昏地暗。那阵子，所谓“斩黑线，砸黑网战斗队”到处冲冲杀杀。“斩黑线， 砸黑网”的小报、传单和标语，在津沪两地满街乱飞，散布“帮”瘟疫的毒菌。
他们究竟要斩什么，要砸什么，要横扫什么呢？
在天津，他们把一大批在毛主席文艺思想哺育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加上“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线人物”、“小爬虫……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一网打尽”。在上海，他们动用全部舆论工具，对包括象我这样的普通一兵在内的大批文艺工作者，实行反革命“围剿”，制造白色恐怖。他们拉起一条“黑线”，张开一个“黑网”，凡是不肯屈服于他们淫威之下的文艺工作者，一经他们罗织，不是“黑线人物”，就是“黑网”上的“小爬虫”，不是“叛徒”“特务”，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横直都在必须横扫之列。那结果，就象张春桥洋洋得意地说过的：“一个也逃不脱！”
这个“黑网”，是那条“黑线”的继续和发展，目的是为了在文艺界来一个“改朝换代”。所以他们一方面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一方面又是拉“炮队”，又是办帮刊，又是搞“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式的“学习班”，加紧培植阴谋文艺的骨干队伍。大家该还记得，就在一九六六年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江青一伙，就曾反复强调，要“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文艺骨干：要“培养自己的”文艺队伍。为什么翻过来是“自己培养的”，复过去是“培养自己的”，却绝口不提“党培养的”或“培养党的”文艺队伍呢？这难道是一时的言语疏忽吗？不，这恰恰是他们处心积虑的一个阴谋。他们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张起铺天盖地的“文艺黑网”，为的什么？不就为了“自己的”这三个字吗？他们就是要把广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能压服的压服，压不服的就赶走，换上他们自己培养的无耻文人，把党的文艺阵地，篡改为他们自己的反党炮台，由此出发，造成舆论，阴谋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另立他们自己的封资修大杂烩的“新天朝”。
英明领袖华主席说得好：“与人民为敌的，必定被人民打倒。”“四人帮”拉起“黑线”，张开“黑网”，阴谋把革命人民一巴掌打下十八层地狱去，却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只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摘自1978年1月5日一期（第10772号）《人民日报》第三版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3 12:16
“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
近两年，我们大寨贫下中农的心里憋了满肚子气，总觉得有些人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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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支农不要坑农
“要支农，不要坑农！”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的职工，说出了亿万农民的心里话，表达了工人阶级巩固工农联盟、全心全意支援农业大上快上的决心。
是支农还是坑农？反映了两条不同的路线。“四人帮” 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农业机械化事业，千方百计地“坑农”，其罪恶目的，是要制造工农矛盾，破坏工农联盟，以便乱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近几年来，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有些农机产品的质量下降，消耗上升，成本增加.有些出厂产品到了用户手里，用不多久就坏了，影响了农业生产，引起农民的不满。农机生产和服务部门，一定要紧密联系本单位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农业机械化方面的表现，批判他们“ 坑农”，破坏工农联盟的罪行。
要教育干部和工人在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认真想一想：全心全意为农业机械化服务的思想是否树立了？毛主席提出的在一九八◯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任务，在本单位是怎样落实的？为什么产品质量不好，问题在那里？对用户的维修配件供应和服务工作做得怎样？要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对这些问题作出认真的回答，并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提高质量，增加产量，充分生产、供应零件配件，降低成本，为农业机械化作出新贡献。
——摘自1978年1月6日一期（第10773号）《人民日报》第三版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8 10:40
五纵情欢呼啊，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①——记首都百万群众庆祝大会
红旗似海，锣鼓震天，歌声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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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阴春光作者：康濯
湘江北去，在流入洞庭湖之前的三十里处，从容地绕过湘阴县城西。河面上波欢水跳。河边高高的堤岸上，青砖新房、红砖楼房和冲天的烟囱沿湘江列成纵队，由南向北直到远方。这就是我一九三八年离开的家乡吗？过去水浑浪浊的情景已一去不返，河边低矮的城墙、茅屋和越积越厚的垃圾更是毫无踪迹，只有西门外码头上那一溜阶石，怕还有几级是旧的吧！
下石级上船过河，船当然也不再是木划子。几里宽的水面，汽轮瞬息即过。年已半百的农场丰书记赤着脚，迎到船边来引我们走跳板，上堤岸。刘正春老模范，是解放初期湘阴第一任县委书记华国锋同志领导办起的湖南全省第一个互助组的组长，也在扣着上衣扣子走下堤岸。这农场原是过去和丰乡、和丰垸的一部分，一九三八年我去延安之前，曾在党的领导下，在这里搞过几个月抗日宣传工作，同当时这里的地头蛇伪乡长打过交道。我在上堤岸时问起那个伪乡长，老丰告诉我，那家伙早死了。这时，刘正春回过头来仔细看了我一阵，原来这位六十三岁的老组长竟是当年和我有过多次接触的，他甚至还记得我发过的一种宣传品的题目。意外的相遇，使我们都十分高兴。
“我们这里的地下党组织，是解放前几年建立的。”刘正春说：当然，真正闹翻身解放，建设社会主义，那还是华主席一九四九年到湘阴以后，领导我们坚决照毛主席的话办，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才一步一步取得了胜利。
刘正春个子不高，却精干结实，脸上红扑扑的，衬映得腮边银灰的胡子茬儿透明透亮，显出声气十分健旺。他和丰书记领我们登堤岸，进场部，上了二楼。从楼上环顾农场，处处是新颜新貌。堤岸内不远处的鹤龙湖一万来亩水面，过去能透过乱树丛和茅屋顶看到点影子，今天却由于田、林、水、路的规划和综合治理，几乎能一眼望穿那浩渺银波。这时，刘正春和老丰他俩手指鹤龙湖，深情地向我介绍华国锋同志一到湘阴就领导贫雇农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斗争情景。
华主席在湘阴领导了支前、清匪、减租、反霸、救灾，特别是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发展生产：抓了修堤、 治水和消灭血吸虫。他曾多次深入鹤龙湖。当时刚解放不久，地下党和农会、自卫队公开活动后，决定要赶在秋季放鱼之前从地主手里夺下鹤龙湖和湖内水产，华书记热情支持。恶霸地主那时还有枪有势，农会同志进城找到华书记说：“我们要管湖，就是权力现在还没得地主大。”华书记说：“权力？夺回来嘛！”随即派去了干部，发给他们六条枪，领导他们成立了三十多人的全县第一个民兵排，缴了地主的枪，批斗了恶霸，把湖夺回到农会手里。
我们在农场的田边水边谈着走着，刘正春又讲起一九五◯年春天，上级给这里派来个土改试点工作队，这个工作队是按照刘少奇的旨意搞和平土改。他们关门划成分，然后给划为地主的送白纸条子，给划为富农的送黄纸条子，“请”人家来工作队谈判分田。华书记来看了，不同意，经上级批准，亲自另搞了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土改试点以后，这一带很快就按照华书记试点的办法，掀起了土改高潮。
“贫雇农分了田，高兴得上了天！可又叫种子、牛、犁硬是没一样齐全给难住了。”刘正春同志接着讲起了华书记领导他们办互助组的过程。他说：“当时我们几户最穷的缺东少西，逼得没办法，来他个几户打伙。团拢到一起育秧、插禾，帮帮凑凑解决了困难。一九五一年三月，华书记召开了全县劳模会，这也是全省召开的第一个劳模会。我在会上把我们没有土改想土改，土改以后还有困难，全靠你帮我凑才解决困难的事讲了讲。哪曾想华书记一听就高兴哪！华书记对我讲：老刘！你这是办的互助组！是社会主义萌芽！是土改以后农民的方向！又给我讲了毛主席的教导和老解放区一个老劳模的事迹，教育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共产党的话，把互助组办好。回来我们就搞了个八户互助组。华书记又派了两个干部帮助我们，互助组就正式办起来了。
“华主席一直很关心我们这个互助组。工作调动了，走以前还赶来看望我们。一来，就跟乡亲们一边车水，一边鼓励大家要好好干。华书记讲，过去你们讨饭当长工，今后要时时想过去，干现在，看将来，永远紧跟毛主席。社会主义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路还远，斗争还多。今后你们更要紧密团结，警惕敌人破坏，把生产搞好。”
从此，刘正春没有一刻忘记华书记的教导。当年他们被评为全县特等模范互助组，冬天参加了县、专区、省三级劳模会。在专区开会时，华国锋同志又找刘正春谈话，要他决不可骄傲，一心奔社会主义。刘正春从省里回来后，就同附近另一个互助组合并，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社，一九五四年又转为高级社。一九五八年人民公杜化以后，一九五九年就转成现在的农场了。真是每走一步，都有华书记引路啊。
“华书记还教育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培育社员、干部和青年。”刘正春边说边指了指离鹤龙湖不远的名叫知青扎根楼的房子：“小曹是农场不脱产的党委副书记，县委候补委员，目前正在一个农业大队蹲点。她十六岁从县城来农场，今年二十一岁，一个人喂猪喂到过一百四十多头。去年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个妹子不错，不忘本，对毛主席有感情，对华主席有感情。”
是啊，湘阴人民谁又不是对毛主席、对华主席有着特殊深厚感情的啊！农场丰书记也深有同感。他指着鹤龙湖周围一望无边、正在收割的稻田说，今年从他们农场直到全县和全省大部分范围，一半以上的水田都第一年普遍推广种植了杂交晚稻，亩产至少是五、六百斤；杂交晚稻从试验到推广，也是由于近几年里，华国锋同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的成果！
天近黄昏，农场的同志送我们过河回县。走上河这边的堤岸，湘阴县城更显开阔，一览无遗。我忽然记起小时候曾爬上对岸的城墙，惊骇地看着和丰垸在洪水袭击下，堤岸忽然溃决，堤内一栋栋茅屋和男女老少、耕牛在一片呼喊救命声中，随洪水直冲往洞庭湖方向的悲惨情景。至于垸里的地主、富农，当然早已人、畜、财产一船船转移了。旧中国的黑暗统治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呵！
一九二一年夏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来到湘阴进行过社会调查。大革命时期，湘阴的农民运动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展得如火如荼。在今天竖立着华国锋同志题词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的那个文庙中，一九二七年曾召开过群众大会，公审和枪决了两个大恶霸地主。湘阴的革命斗争一直向前发展。从鹤龙湖农场大堤远望对岸湘阴城西北，一座古老的宝塔依然矗立，那里名叫乌龙咀，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清晨，华国锋同志带领南下干部一百◯六人从岳阳乘船溯江登岸的地方。当天，华书记就在那个所谓文庙的大成殿里同地下党会师，做了重要讲话，从此领导湘阴人民高高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与天斗，与阶级敌人斗，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再远望湘阴城东南，另一座古塔同样矗立，那里名叫八甲，塔下面广阔的烂泥滩，今天也已变成全国水产战线学大寨的先进红旗东湖渔场，那个渔场也是在华主席先后四次指示、鼓励下建立起来的。我又想起昨天县委书记对我讲起，今年九月华主席对湖南省委去京汇报的同志做指示时，又问起湘阴的工作。啊！英明领袖华主席，我的家乡湘阴，处处都充满您洒下的阳光雨露……
（写于一九七七年）
——摘自1978年1月1日一期（第10768号）《人民日报》第四版
本帖最后由 无度不丈夫 于 2021-12-29 16:28 编辑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4 10:25
当代大恶霸，今日白骨精
我们贫下中农每次看到电影里出现的“黄世仁”、“南霸天”和“白骨精”的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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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折中主义，还是反辩证法作者：北京师范学院理论组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 开动宣传机器，打着批折中主义的幌子，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一场反革命“围剿”。他们把辩证法说成折中主义，又把片面性、绝对化说成辩证法，在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澄清这种混乱是非常必要的。
“四人帮”的御用“理论家”们从列宁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中摘引了一句话，在这句话后面，他们接着说：“‘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他们（指所谓的折中主义者）的口头禅”。并且由此“发明”了一个公式：“‘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折中主义”。据说运用这个公式就可以鉴别折中主义。这纯粹是谬论。
辩证法要求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这不是既要讲问题的“一方面”，又要讲问题的“另一方面”吗？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我们可以随手找到许多“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之类的句式。难道可以把这种句式当作折中主义的标志吗？
读一读列宁的原文，就知道，原来是“四人帮”的“理论家”们玩弄断章取义的恶劣手法，完全歪曲了列宁的意思。
列宁的整段话是这样的：
布哈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页）
列宁在这段话里很明确地指出了布哈林的错误的理论实质：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是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四人帮”的引文掐头去尾，单取中间，似乎布哈林的折中主义的错误实质就在于讲了“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了。
如果联系列宁的整节文章来看，“四人帮”的歪曲就更加清楚了。列宁在《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学校”和“机关”》这一节中，对布哈林的错误观点——工会“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作了详细的分析批判，并且深刻地阐明了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根本区别。列宁指出：辩证法认为，真理总是具体的，必须对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而布哈林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纯粹搬弄一些抽象的概念。辩证法要求从事物发展中来观察事物：而布哈林丝毫也不打算去分析工会问题的争论的全部历史。辩证法要求“全面性”，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而布哈林只是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完全偶然地拼凑在一起，来冒充全面性。布哈林所说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和辩证法所要求的“全面性”毫无共同之处。
可见，列宁根本没有把“一方面，另一方面”看作折中主义的专用语，更没有把它当作折中主义的本质特征。正因为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区别不是一个简单的讲不讲“一方面，另一方面”的问题，所以列宁才用那么多篇幅来说明二者的原则界限。
但是，列宁关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区别的重要论述，“四人帮”是从不引用的。因为他们从来就是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从事物的发展中观察事物的。他们的卑劣用心在于混淆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界限，为反对唯物辩证法大开方便之门。他们见到谁全面地阐述了矛盾的各方面的辩证关系，就把谁打成折中主义者。如果原话中没有“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字样，也可以“动手术”，改写成这种句式，而后下结论曰：“这就是折中主义。”“‘一方面，另一方面’=折中主义”这个公式的妙用就在这里。
“四人帮”不但硬给“一方面，另一方面”和折中主义划等号，而且进一步把“一方面，另一方面”一概说成均衡论，在均衡论和重点论的界限上制造混乱。
辩证法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矛盾着的两方面，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而折中主义则把矛盾的两方面并列起来，平均看待。所以，辩证法是重点论，折中主义是均衡论。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列宁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是辩证法的重点论；布哈林认为，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这就是折中主义的均衡论。
辩证法的重点论和折中主义的均衡论之间的区别本来是清楚的，但“四人帮”的“批判”却把人们的思想搞糊涂了。
“四人帮”的“理论家”们把《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关于政治和业务等关系的论述归纳为四条“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不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学文化、不钻研科学技术‘也是不对的’。在教育、科技工作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脱离实际的倾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忽视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是不对的’。在科技人员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不同工农群众结合‘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发挥专家的作用‘也是不对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认为哲学对自然科学没有指导意义‘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以为可以简单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去解决具体科学问题‘也是不对的’，等等。”然后批驳说：“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因而是折中主义的均衡论。
于是“四人帮”的“理论家”们又在“‘一方面’另一方面’=折中主义”这个公式的基础上造出了另一个公式：“‘一方面，……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也是不对的’＝均衡论”。
我们不禁要问：《汇报提纲》提出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为什么就是均衡论呢？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也就是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辩证法要求“全面性”只看到矛盾的这一方面，或只看到矛盾的那一方面，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是一点论，就是片面性，因此都应该反对。为什么两点论反倒成了均衡论呢？
“四人帮”举出的唯一理由是没有区分主次。当然，在一定时期内，两种错误倾向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但因为这里是说明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的问题，不是回答哪一种是主要错误倾向的问题，所以并不需要指出主次。毛主席说过：“戒‘左' 戒右……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2页）这里没有指出主次，只讲“这个不好”，“这个也不好”，就是因为说明的是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而不是回答哪一种是主要的错误倾向。
我们在重点反对某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必须认识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的必要性，这样才能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才能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弄清楚两种错误倾向都要反对的道理是十分重要的，决不能把这种观点说成是均衡论。
要区分主次，抓住主要的错误倾向，必须按照辩证法的要求，对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从事物的具体发展中观察事物，这里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抽象公式。例如，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上，在一种情况下，不问政治可以成为主要的错误倾向；在另一种情况下，不学文化、不钻研科学技术也可以成为主要的错误倾向。“四人帮”认为，既然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中，政治是统帅，那就只有不问政治的倾向才是主要的错误倾向。这种看法就是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而纯粹搬弄一些抽象的概念，是僵死而空洞的形而上学。
“四人帮”把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说成均衡论，实际上是只准反对一种错误倾向，不准反对另一种错误倾向。打的是用重点论反对均衡论的幌子，干的却是用一点论反对两点论的勾当。他们反对所谓均衡论的把戏就是如此。
“四人帮”攻击唯物辩证法，是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他们把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革命和生产的统一、斗争和团结的统一污蔑为折中主义，是为了搞垮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瓦解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以便于乱中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但结果和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反折中主义的锣鼓还未收场，导演者已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这出丑剧作为一页可耻的失败纪录载入了“四人帮”的罪恶史。
——摘自1978年1月2日一期（第10769号）《人民日报》第三版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3 12:16
“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
近两年，我们大寨贫下中农的心里憋了满肚子气，总觉得有些人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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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影坛百花放——简介新年上演的几部复映片作者：小彬
新年影坛，除了新摄制的故事片《熊迹》和《青春》外，还陆续上映一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拍摄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题材广泛，风格、样式多样，为广大观众所喜爱。《杨门女将》、《十五贯》、《春满人间》、《六号门》、《刘三姐》等影片的复映，生动地体现了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彩色京剧舞台艺术片《杨门女将》，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于一九六◯年根据同名舞台剧改编摄制的。敬爱的周总理曾看过舞台剧的演出，并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四人帮”出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强行安上了一系列罪名，叛徒江青胡说，这个戏男人都死光了，只剩下几个寡妇，并斥责创作人员是“战争贩子”，不许报刊宣传这部电影。
彩色昆剧舞台艺术片《十五贯》，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于一九五六年根据浙江昆剧《十五贯》整理小组整理本改编摄制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两次看了该剧的演出，并指示：这个戏全国都要看，特别是公安部门要看。敬爱的周总理看了这个戏的演出，高兴地说，昆剧是我们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而《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影片讲的是，苏州知府况钟监斩时发现无锡知县错断人命案，他冒险与都堂据理力争，暂延斩期。经他深入现场调查研究，案情大白，抓到真正凶手归案，谴责了主观片面、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对于毛主席、周总理肯定、推荐的这出戏，江青却大唱反调，借口《十五贯》是什么“清官戏”，而加以否定，她的罪恶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周总理的。
毛主席早为我们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恢复上映《杨门女将》、《十五贯》，是对“四人帮”践踏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有力批判，也是贯彻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方针的生动体现。
彩色故事影片《春满人间》，是由原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于一九五九年摄制完成的。影片的主要内容是：一位钢铁工人因公烫伤后立即被送到医院。热心于科学事业的院党委书记鼓励医务人员克服畏难情绪，大力抢救。几度化险为夷后，病人右腿严重感染。党委书记又支持以培养噬菌体消灭杆菌为核心的新治疗法，使病人免于截肢，得以重返生产岗位。这部影片的主要演员是白杨同志，她饰演的党委书记比较成功。“四人帮”打击这部优秀影片，追害白杨同志，充分暴露了他们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实质。
故事片《六号门》，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于一九五二年，根据同名话剧改编摄制的。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观看过话剧的演出。影片写的是解放前夕，华北某大城市的国民党和车站脚行把头相勾结，企图把大量的人民财产、物资外运。六号门的搬运工人丁占元、胡二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胜利迎接了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影片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搬运工人的英雄形象，揭露和控诉了封建把头马金龙父子的滔天罪行，展现出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的无穷力量。这部影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部好教材。
彩色歌剧影片《刘三姐》，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于一九六◯年摄制的。影片根据广西壮族民间传说改编。写的是壮族姑娘刘三姐勤劳、勇敢、朴实，她以对歌的形式对地主莫怀仁进行斗争。这部影片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通过对刘三姐反抗精神的剖析，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愚蠢。“四人帮”给这部影片安了一大串罪名，什么宣传了“议会道路”，有“人情味”，等等，连片中健康的爱情描写也一概否定。
——摘自1978年1月2日一期（第10796号）《人民日报》第四版
本帖最后由 无度不丈夫 于 2022-1-5 13:33 编辑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3 12:16
“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
近两年，我们大寨贫下中农的心里憋了满肚子气，总觉得有些人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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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灾区”得解放一步跨一重天——温州地区农村见闻
温州，这个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重灾区”，一年来变化真大。“四人帮”造成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一扫而光，到处是丰收的喜悦，到处是学大寨，大干快上的动人景象。
过去，“四人帮”插手温州地区，大搞篡党夺权活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刮起了一股分田、分山、分船单干的妖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被瓦解，农业生产倒退到一九七◯年以前的水平。“鱼米之乡”的温州竟变成了缺粮区。
今天，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五百四十万温州人民，深入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政治斗争。被“四人帮”帮派体系篡夺了的领导权，重新回到无产阶级手里，“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称王称霸的局面彻底根除了。那些倚仗“四人帮”为非作歹，鱼肉人民的“东霸天”“地头蛇”，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应有惩罚；那些在“四人帮”纵容下，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敲诈勒索、大发横财的“大老虎”、“吸血鬼”、“暴发户”一个一个被揪了出来。
要把“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争取农业生产一年初见成效，摆在温州地区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认真学大寨，解决单干问题，端正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永嘉县就是一例。由于“四人帮”及其爪牙把分田单干作为搞垮县委的策略，全县百分之八十的生产队分田单干。永嘉县委副书记王以丰同志说：永嘉抓纲治县，就是从揭批“四人帮”，解决方向路线问题入手。全县上下，大学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一系列论述，干部群众联系农村经济遭到破坏的严重后果，联系两极分化的惨痛现实，对“四人帮”煽动搞资本主义的罪行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信心，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尽管“四人帮”弄得这里种子缺乏，肥料不足，农具短少，但是，干部和社员用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困难，粮食亩产上《纲要》，总产超过历史水平，夺得了大丰收。
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步步深入，促进了各级党委的思想革命化。平阳、永嘉、乐清、洞头、文成等县学习昔阳的经验，机关“搬家”，干部大下。去年十一月中旬，地委机关也从温州市搬到了平阳县鳌江区。他们下去后，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揭批“四人帮”，推动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群众反映说：“真象当年的土改工作队”。英明领袖华主席到密云水库参加劳动的消息传到温州后，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表示，以华主席为光辉榜样，向昔阳县干部学习，劳动做到“一、二、三”。温州地区的干部，有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好传统。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主席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中，就表彰了这个地区的平阳县城西公杜和瑞安县隆山公杜。多年来，这两个公杜的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受到群众好评。
一九七七年，温州地区实现了季季丰收，样样作物增产。粮食总产比前年增加一成以上，油菜籽产量增长四成；生猪年底存栏数从去年四月的五十八万头猛增到七十六万五千多头；万亩连片林业基地大量涌现，仅太顺一县，去年就建成了五个万亩林业基地。但是，这里的干部和群众并不满足。他们说：“速度慢，水平低，不平衡，不全面，仍然是我们的明显弱点。”在雁鳓山麓，在仙霞岭上，在瓯江两岸，在东海之滨，我们看到了温州地区人民迈出的更加雄健的步伐，一场更大规模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战斗打响了。在乐清县方江屿围垦工程的工地上，人们用十天时间完成了几年没能完成的大坝合龙工程。他们现在完成的土石方工程量，相当于前四年总数的两倍。工地负责人说：这一工程全部完工后，将可增加耕地面积一万多亩，灌溉受益面积两万多亩。在太顺县水电局的办公室里，水电局的同志兴奋地说：“ 现在群众兴办的工程多了，规模大了，不少是社办或县社联办的，尽管我们将人员分到了全县划分的六大战区，尽管每个技术人员培养了几个农民技术员，还是忙得不亦乐乎。”
——摘自1978年1月1日一期（第10768号）《人民日报》第二版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3 12:16
“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
近两年，我们大寨贫下中农的心里憋了满肚子气，总觉得有些人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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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的春天三门峡是人们熟悉的名字。
人们所以熟悉它，主要的不是因为这里有传说中大禹凭借鬼斧神工劈开的三门（人门、鬼门、神门），而是由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锁住蛟龙，建设了黄河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但是，在“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日子里，三门峡上空却笼罩一片乌云。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这里山川一新，巍巍大坝拦起万顷平湖，碧波荡漾，坝后三门峡发电厂里，水轮飞转，强大的电流通过新架的高耸入云的铁塔银线，输送到中原大地。三门峡水利枢纽傲然屹立峡谷，发挥着防洪、防凌、灌溉、发电等综合效益。新兴工业城市三门峡市，龙腾虎跃，欣欣向荣。
一九七六年，穷凶极恶的“四人帮”，煞费苦心地选中了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工程作为背景，炮制了反党影片《反击》，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指向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势力有了《反击》这一影片作为精神支柱，倾巢出动，在三门峡市大打出手，从市委一直揪到基层，弄得各级领导上不成班，办不成公，许多工厂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牛鬼蛇神横行，资本主义泛滥。
乌云遮不住太阳。压在三门峡人民心头的怒火越烧越旺。人们想：为什么他们别有用心地要篡改历史，竟把历时九年，凝聚着周总理心血的三门峡改建工程，变成江涛一伙“开门办学”的“功勋”？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多么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呵！周总理三次亲临三门峡指挥根治黄河工程的光辉业绩，激励着人们坚持战斗。
在工程建设初期，周总理带着毛主席关于治理黄河的指示和设想，亲自来到三门峡工地视察。在三门峡市，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现场会议。经过四天的学习、讨论，周总理集中大家的意见，科学地分析水库的发展前景，具体规定了工程设计的一些重大原则。三门峡建设者们在流量超过设计标准一倍的情况下，实现了截流，创造了世界截流史上的最高纪录。一九六◯年，工程提前一年具备了拦洪条件。在这关键时刻，苏修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设备供应，妄图以此压垮我们。周总理面对苏修的威胁，迎着风浪，力挽狂澜，按照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果断地作出了我们自己干的决定，勇敢地回击了苏修挑战，大长了中国人民志气。
三门峡水库建成不久，出现了严重的泥沙淤积。在这严重时刻，周总理又亲自主持召开治黄会议。周总理从上下游全局出发，运用毛泽东思想，精辟地分析了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使同志们认识到同为害几千年的这样一条多泥沙大河作斗争，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要在实践中认识黄河，改造黄河。周总理勉励大家说：“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周总理嘱咐组织会议的领导干部，把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哲学著作，每人送一本，当晚就送到床头。周总理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使红太阳的光辉一直照耀着大坝工程改建的胜利征程。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到一九七二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进行了两次改建，基本上解决了泥沙淤积问题；又改建了发电厂房，使三门峡水利枢纽发挥了防洪、防凌、灌溉、发电等综合效益。
在普天同庆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大喜日子里，第三台机组正式发电了。接着又快马加鞭，在去年十一月份完成第四台机组的安装，使发电量在初见成效的一年里猛增一倍。最近，他们在华主席关于一定要充分利用水力发电，把电搞上去的指示鼓舞下，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了第五台机组安装战役。
——摘自1978年1月1日一期（第10768号）《人民日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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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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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要大上，必须深入揭批“四人帮”——宣城县城乡开展“三大讲”活动作者：张万舒（新华社记者）
编者按：宣城县委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搞清“四人帮”流毒和影响在农村的主要表现，发动群众，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批判，分清是非。并且做到边破边立，肃清一个方面的流毒和影响，就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树起来，落实好，讲求实效。现在全县城乡热气腾腾，人们高兴地说：“深揭狠批‘四人帮’，农业就一定能大上！”
安徽省宣城县学习大庆经验，充分运用“三大讲”等形式，大打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代理人的人民战争。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农业要大上，必须深揭狠批“四人帮”。
切不可低估“四人帮”在农村的流毒宣城县地处长江以南，是个有名的鱼米之乡。前几年“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县委作过一些斗争和抵制，也受到了干扰和影响。“四人帮”被粉碎后，广大干部、群众扬眉吐气，长期被压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于是，县委就认为，粉碎了“四人帮”，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今后的任务就是带领群众迈开大步走，甩开膀子干了。对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需要用较长的时间和很大力气，认识不足。对在农村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掉以轻心，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加之受到“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捂盖子的影响，运动越搞越冷清。结果，由于“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路线是非不明，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许多干部总是前怕狼后怕虎，遇到问题不敢大胆抓，步子迈不开；广大杜员群众对许多事情不满意，特别是对农村经济政策不落实有意见，膀子甩得也没有劲。县委有些计划和部署得不到落实，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没有打胜仗，致使去年夏季作物和早稻都减了产。
县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作过多次分析研究，认为问题的根子是抓纲不力。首先是县委对“四人帮”在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方面的干扰和破坏估计不足，盲目乐观，因而在作风上漂浮，没有认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搞清“四人帮”在农村的流毒和影响到底有多大，因而也就没有下决心广泛、深入地发动干部、群众，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党的十一大召开前夕，在安徽省委召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省委号召县以下普遍开展“三大讲”，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宣城县委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们认真学习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对照检查了工作，决定在宜城县城乡展开“三大讲”，打响了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除恶务尽，肃毒务清去年八月，县委书记朱景本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联系本县实际，揭批了“四人帮”及其在安徽代理人的流毒和影响的种种表现。同时讲了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接着，各公社都召开有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三干会”，由公杜书记带头联系实际进行“三大讲”，县直机关和各单位也同样进行。就这样，通过层层领导带头，一直扩大到群众之中。与此同时，县、社两级党委抓了六十六个不同类型的点，从点上取得经验来推动面上的运动。
“三大讲”的经验一传到群众之中，就发挥了强大的战斗作用。在县委抓的周王公社井边大队这个点上，广大社员群众在干部的带动下，象控诉地主一样迅速掀起了人人讲，个个摆，查危害，批谬论，肃流毒的热潮。他们讲得具体生动，一针见血。大家你摆一例，我揭一条，全大队揭摆出“四人帮”流毒的一百四十多例，接着梳辫子，列专题，逐题逐条地批判，分清是非，肃清流毒。
根据这些点上的经验和揭摆出来的种种表现，县委把“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归纳为六个方面：
一、“四人帮”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反对大批资本主义，散布“矛头向下就是整群众”等谬论，造成搞资本主义“合理”，削弱集体经济。
二、“四人帮”反对大干社会主义，鼓吹“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等谬论，加上“唯生产力论”的大棍子，弄得许多干部不敢抓生产，群众不愿搞生产，“大干不如小干， 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乱”。形成“干社会主义的不香，先进、模范不敢当”。弄得香臭不分，黑白颠倒学大寨运动。
三、“四人帮”搞乱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和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管卡压”“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大帽子满天飞。把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当成修正主义来批判，使社员多劳不能多得，严重挫伤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四、“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鼓吹“阶级关系新变化”等谬论。把老干部都说成是走资派，搞乱阶级阵线。阶级敌人神气，贫下中农受气。
五、“四人帮”破坏党的领导，煽动无政府主义，散布“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正确”、“反领导就是反潮流”等谬论。致使一些干部不敢领导，放弃领导；一些“闹而优则仕”的人称王称霸， 欺压群众。
六、“四人帮” 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弄得有些地方党内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些人说假话，搞浮夸，弄虚作假，“吹而优则仕” 、“骗而优则仕”，请客送礼，吃喝成风。严重地腐蚀了党的肌体，破坏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宣城县委抓住“四人帮”流毒和影响在农村的这些主要表现，发动群众再联系本单位的实际，在“三大讲”中进行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肃清流毒，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边破边立，大干快上宣城县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带领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代理人的过程中，要做到边破边立，肃清一个方面的流毒和影响，就要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及时地立起来，落实好，讲求实效。广大干部、群众说，深揭狠批了“四人帮”，思想才得到真正的大解放，再也不会左顾右盼，“怕”字当头，怕“回潮”、怕“复旧”、怕否定“新生事物”、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也不敢动，那也不敢碰了。
路线是非一分清，腰杆也就挺得硬。例如许多社、队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分配政策原来被破坏了，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都纷纷成立了清帐目、清物资、清工分的小组，在认真清的基础上，重新制订了劳动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和农业学大寨的规划。为了搞好去年的年终分配，做到政策兑现，县、社两级党委都由负责同志亲自抓点作调查研究，县委还特地举办了三期学习班，对全县四百三十多名大队会计和社办企业会计进行了政策教育。是不是落实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是揭批“四人帮”，分清农村路线是非的一个重要方面。政策落实了，社员积极性便起来了。里桥公杜金山大队光明二队这么办了，社员出勤率和劳动工效显著提高。由于加强田间管理，双季晚稻获得大丰收，去年全年粮食总产量比前年增产三成多，不仅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集体、社员收入，都有大幅度增长。社员们高兴地说：“抓纲治队，真是一治就见成效”。
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代理人的斗争越深入，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就越是深入人心。一些基层干部说：“现在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工作顺当了。”群众说：“现在有话能够讲，有劲使得上，好人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有人抓，赏罚分明，这样干下去，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早日建成大寨县，大有希望！”全县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双季晚稻刚栽完，广大干部和社员就见缝插针，打一场林业大会战，挖山整地九万多亩。去年九月中旬，全县遭到一场强台风和暴风雨的袭击，十万多亩晚稻严重受灾，县、社、队主要负责同志都顶在抗灾第一线，保证了双季晚稻在重灾之下夺得了丰收。刚走下三秋战场，县委又率领两万九千多人，开上全县最大的工程华阳河工地，主攻增修配套工程，二十天的任务，半个月就告捷。目前，县委常委中有三分之二的同志，奔赴到农田基本建设第一线，指挥十多万大军在一百多项县、社骨干工程上全面动了工，同时也把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代理人的战场搬上了工地。全县城乡一片热气腾腾，人们高兴地说：“深揭狠批‘四人帮’，农业就一定能大上！”
——摘自1978年1月3日一期（第10770号）《人民日报》第二版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3 12:16
“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
近两年，我们大寨贫下中农的心里憋了满肚子气，总觉得有些人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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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揭批“四人帮”，誓把坑农变支农作者：郑维祥（洛阳拖拉机厂党委书记）
要支农，不要坑农，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特别象我们这样一个直接为农业机械化服务的企业必须做到的起码要求。能不能真正做到支农而不坑农，这是检验企业党委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厂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过尖锐的斗争。
我们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一九五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为我们制定了建厂方针：各种拖拉机样式和性能一定要适应我国的气候和地形；并且一定要综合利用；其成本一定要尽可能降低。在毛主席光辉指示的指引下，我们厂建成以后，克服重重困难，为贫下中农生产出了我国第一批东方红牌拖拉机，受到了热烈欢迎。后来，由于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散布“中国地少人多，不需要拖拉机”的谬论，并窜到我们厂干扰破坏，造成拖拉机生产将近十年达不到设计水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九七◯年产量突破了设计水平。不久，林彪伙同“四人帮”，大搞修正主义，大搞阴谋诡计，大搞分裂主义，对我厂进行疯狂破坏。特别是近几年来，“四人帮”及其在我厂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为坏人翻案，大搞“双突”，把一些坏人拉入党内，塞进各级领导班子，篡夺了我厂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他们居心险恶地要把洛阳拖拉机厂搞成“生产管理越乱越好，拖拉机装车越少越好，故障拖拉机越多越好”的典型。他们的捣乱破坏，使我厂生产数量下降，质量粗劣，成本提高，消耗上升。一九七六年，就少生产拖拉机一万六千台。有些出厂产品，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粉碎“四人帮”，我们厂得解放。去年以来，我们遵照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放手发动群众，联系我厂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整顿和加强了领导班子。全厂生产蒸蒸日上，月月完成生产任务，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废品率大幅度下降。广大职工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对已出厂的产品，我们认真执行包修、包换、包退的“三包”政策，坚持多生产配件，改进服务态度。为适应发展农业生产的新形势，全厂已经作出规划，决心依靠自己力量，大搞革新挖潜和技术改造，争取到一九八◯年使拖拉机的产量增加一倍，在农业机械化的进军中贡献力量。
——1978年1月6日一期（第10773号）《人民日报》第三版
无度不丈夫 发表于 2018-5-13 12:07
六昔日并肩抗妖雾，今日同讨“四人帮”①——大庆代表和大寨贫下中农虎头山麓②亲切会见
十一月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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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四人帮”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作者：廖承志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发动和领导了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一年多来，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的目标已经胜利实现，祖国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各条战线的事业蓬勃发展，广大群众、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各方面人士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提高。国民经济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科学技术正向现代化进军，文化教育出现一派新景象。一个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伟大祖国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正为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和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英勇奋斗。
为了适应祖国新的发展时期、新的形势，侨务工作必须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历来重视侨务工作，亲自主持制定、批准了侨务工作的方针和一系列政策。敬爱的周总理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侨务工作作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各级党委、广大侨务干部积极努力，为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广大华侨心向祖国，热爱祖国，对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广大侨眷、归侨的社会主义觉悟日益提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十八年来，尽管刘少奇、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对毛主席亲自制定、批准的侨务工作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各种干扰、破坏，但是在侨务工作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
“四人帮”反党集团全面攻击侨务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全盘否定侨务工作的成绩，恶毒篡改、歪曲毛泽东思想，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在他们破坏侨务工作的累累罪行中，为害最大、流毒最深、影响最广的就是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华侨、侨眷和归侨严重歧视，甚至进行诬陷、迫害；还涉及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甚至还涉及中国血统外籍人及其在我国的亲属。“四人帮”用心之险恶，手段之卑鄙，超过了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我们必须把所谓“海外关系”的反动谬论批深批透，把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彻底纠正过来。
一、批驳“海外关系”是“反动的政治关系”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从来都把华侨列在我们的统一战线之内。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海外关系”说成是“反动的政治关系”，这是故意混淆敌我关系，把华侨当作敌人。
他们诬蔑“海外关系”是“反动的政治关系”，其根据主要是华侨居住在国外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说法是形而上学的。毛主席说：“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周总理说：华侨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华侨远离祖国，备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华侨有支持、参加我国革命的光荣传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就是对林彪、“四人帮”反动谬论的有力驳斥。
解放前，旧中国的反动政府腐败无能，国家地位很低，华侨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受尽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被称为“海外孤儿”。解放后，祖国日益强大，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华侨的地位也随之得到改善，他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
广大华侨具有爱国传统和革命传统。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大量华侨参加祖国革命；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更有大量华侨积极支援革命，回国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华侨在困难复杂的情况下，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部队筹款捐助医药和医疗用品等，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许多华侨青年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华侨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同情、支持和参加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有许多归国青年积极要求参军，保卫祖国；有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华侨爱国是主流。但不是所有的华侨都能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祖国。有的人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有少数人受了蒋帮反动宣传的欺骗和蒙蔽，对社会主义祖国还不了解。周总理早就说过：新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一天天增加，说华侨不愿意拥护社会主义祖国而去跟蒋介石走，我看这会是极少极少，因为有一个真理是肯定的，蒋介石是没有前途的！应该明确，就是这一部分华侨也是我们团结争取的对象。在毛主席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一思想指导下，二十八年来，侨务工作做出不少成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华侨拥护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在华侨当中，当然会有少数人被蒋帮、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利用来反对社会主义祖国，也有个别特务混在华侨中潜伏到国内来从事破坏活动。但是，由于“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影响，华侨中的特务和反动分子也在不断分化。真正为虎作伥，甘心与祖国人民为敌的只是极少数。
我们看问题必须看本质和主流。华侨当中多数是爱国的、进步的，这是问题的本质和主流；华侨当中有极少数反动分子和特务，这是中华民族的败类，是不足挂齿的。林彪、“四人帮”因为华侨中有极少数反动分子和特务，就把华侨看成都是坏人，这是以偏概全，以个别代替整体的典型的形而上学。他们的罪恶目的，是妄图把广大爱国华侨推到敌人那边去，破坏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破坏毛主席的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
毛主席根据华侨的特点以及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制定了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鼓励华侨在自愿的原则下加入所在国国籍。华侨入籍后就是所在国的公民，也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我们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又不得强迫华侨选择国籍。华侨选择了所在国的国籍，虽然不再是中国公民，但仍然是我们的亲戚。华侨愿意保留中国国籍，我们应表示欢迎。祖国有责任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毛主席制定的解决华侨国籍问题的政策，有利于促进我国同华侨众多的国家的友好关系，同时符合华侨的长远的、切身的利益，也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华侨爱国传统丝亳也不矛盾。
毛主席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光辉理论，说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第二世界是反霸斗争中可以联合的力量。全世界人民，包括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那么有什么理由要把海外的广大华侨和中国血统的外籍朋友排除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外呢？
林彪、“四人帮”从他们的反动立场出发，把华侨当作敌人，还蓄意挑拨我国同某些华侨所在国的关系，使华侨陷于困难的境地。铁的事实证明，他们是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帮凶，也是华侨的死敌。
二、批驳有“海外关系”的人是“反动的社会基础”华主席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七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一提‘海外关系’就认为值得怀疑，这是缺乏阶级分析，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唯心主义。”
林彪、“四人帮” 一伙却胡说有“海外关系”的人是“反动的社会基础”，就是把这些人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是有意搞乱阶级阵线，颠倒敌我关系，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他们给有所谓“海外关系”的人横加罪名：把同海外亲友的书信来往说成是“里通外国”；把海外赡家汇款诬为“特务经费”；把有“海外关系”的人同地、富、反、坏、右、特并列在一起，称为“黑七类”。叛徒陈伯达公开叫嚷说，有的地区“归侨多”，是“特务联合国”。他们胡说什么“有海外关系的无好人，信任他们无根据，接触他们无好处”。流毒所至，使某些地区、某些单位有所谓“海外关系”的人都被列入“另册”，入团、入党、参军、上学、就业、结婚都遭到歧视和排斥。
更有甚者，林彪安插在某地的一个亲信，一九七◯年炮制了一个《处理海外关系干部六条的规定》，提出“凡是有港澳、海外关系的干部不管亲属从事什么职业，如果经过教育仍然保持政治经济上的联系，要从严处理”。妄图把大量所谓有“海外关系”的人清除出干部队伍，进行迫害。
毛主席指出：“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周总理在一九七三年指出：要正确对待归侨和侨眷的“海外关系”问题。对于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归侨、侨眷，我们应当欢迎他们，信任他们。
我们要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华侨和有“海外关系”的人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旧中国，贫苦农民无以为生，一部分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国外去出卖劳动力。有的被贩卖到美国西部和东南亚各地去当苦工。正象被贩卖的黑人被殖民主义者称为“黑奴”一样，这些华工被称作“猪仔”。他们当中不少人死于残酷的劳动重压之下，一部分活下来的则世代相传，在世界各地形成了早期华侨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反动统治者的政治迫害，一部分人被迫流亡海外。最显著的是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它的支持者不愿在清朝统治者的屠刀下生活，大量流亡到东南亚各地。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又有一批人被迫流亡出国。到了现在，华侨大部分还是劳动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商小贩，等等。其中的小商小贩本人及其家属很多也参加劳动。华侨中的劳动人民是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群众，是我们的依靠力量。
华侨中也有小部分由劳动人民逐渐上升、演变为资产阶级，他们是华侨中的很少数，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资本家。他们有从事剥削的一面，同时也有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垄断资本压迫和排挤的一面。他们当中大多数是爱国的，殷切希望祖国强大，国际地位提高。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们对所在国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是所在国的反帝反霸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经济独立的动力之一。因此，我们对华侨资产阶级采取团结的政策，即使是那些一时对祖国尚有疑虑甚至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仍然要积极做工作，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争取最广泛地结成华侨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我们对华侨必须作这样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路线。林彪、四人帮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经常散布华侨都是资产阶级的谰言，其险恶用心是挑拨我国国内人民同华侨的关系，挑拨华侨同他们所在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破坏华侨的团结。
华侨在国内的眷属，大部分也是劳动人民。据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调查，当时广东侨眷属于地主的只占侨眷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五，在福建则只占百分之二。对这些侨户地主，我们根据他们的表现，已经按照政策改变了其中绝大部分人的成份，摘掉了地主帽子。
归国华侨绝大部分也是劳动人民。其中有的是在国外经过长期劳动，回来养老，同亲人团聚的。更多的人是回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华侨学生回国，大部分努力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热心为祖国服务。他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锻炼，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
不少归侨科学家、技术人员、医生、教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宁愿放弃国外比较高的待遇，也要回来为祖国服务，其中有不少人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归国华侨中的资本家数目不多，他们多数也能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愿意改造思想，有的还回来兴办公益事业。这些事实说明：侨眷、归侨绝大部分同全国劳动人民一样，是革命的动力。
在一些侨眷、归侨接受国外亲人的赡家汇款的问题上，要看到，这些侨汇大部分是他们在国外的亲人们的劳动收入，正如国内的农村居民有的有亲属在城市工作，因而经常得到亲人汇款来帮助家庭费用一样。由于侨眷、归侨有侨汇收入，而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甚至把他们当作“反动的社会基础”，这同“四人帮”把级别较高、工资收入较多当作划“走资派”的标准，把分配上的差别同阶级剥削混为一谈，同样是荒谬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的。
国内人民同他们在国外亲友有联系究竟好不好呢？我们认为：他们彼此之间通信，来往探亲等等，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很好的。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加强同国外华侨的联系，使广大华侨更加了解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使蒋帮更加孤立。这是有利于解放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的斗争的。我们还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发展我国人民同华侨所在国人民的友谊，加强我国同华侨所在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中外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句话，显示出毛主席的伟大气魄和胸怀。我们鼓励国内人民同华侨、国际朋友加强友好联系，这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应该说这种关系是越多越好。
三、批判“四人帮”否认侨务工作特点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我们要正确认识华侨问题，就要充分认识国外华侨和国内侨眷、归侨的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在华侨居住在国外资本主义社会，而他们的眷属和归侨则是居住在社会主义祖国，他们之间有经济、通讯、来往探亲的密切联系。因此侨务工作就有内有外，内中有外，外中有内，既有它的共同点，又有它的差别性。这就是侨务工作同其它工作明显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随着我国外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这种内外联系还将日益增多和密切起来。这充分说明了侨务工作的长期性和重要性。
华侨、侨眷、归侨有没有特点？侨务工作有没有特点？承认不承认它的有内有外，内外有别？承认不承认它有共同点，又有差别性？也就是承认不承认矛盾的特殊性，政策上应不应该体现这些特点和差别？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同林彪、“四人帮” 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斗争。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林彪、“四人帮”从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反动观点出发，既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又不承认矛盾的特殊性，即不承认华侨、侨眷的特点，反对针对特点进行工作。谁要是提出要注意侨务工作的特点，他们就给谁加上保持“海外关系”是“里通外国”，接受赡家汇款是搞资产阶级生活，适当照顾是“搞特殊化”等罪名。他们甚至采取种种高压手段，强迫侨眷、归侨割断海外亲属的联系，妄图破坏侨务工作。
侨务工作的特点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黑手抹煞不了的。侨务工作和党的各项工作一样，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的侨务政策不仅要服从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还必须服从国际阶级斗争的需要。在同样一个问题上，由于国内外情况不同，我们又必须适当掌握党的侨务政策的灵活性。
毛主席在一九五四年对我国第一部宪法作解释时，对那种反对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形式上很革命”的人，作了极为尖锐的批评。毛主席指出： “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是对“四人帮”唯心论、形而上学反动观点的最有力批判。
四人帮”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一窍不通。他们把事物客观存在的特殊性同搞特殊化混同起来；把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照顾特点的灵活性措施，一概斥之为“搞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搞物质刺激”，“搞特殊化”。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资产阶级”这个问题上有意制造混乱，对现行政策乱批乱改，把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是非界限都搞乱了。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君子”，实际上他们却是一伙巧取豪夺，侵吞国库资财，吮吸劳动人民血汗的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人物。
四、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坚决贯彻和落实党的侨务工作方针政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新的高潮，全国形势大好。侨务工作形势也不例外。华主席指示：“如何贯彻侨务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侨务工作，搞乱了路线，搞乱了思想，搞乱了理论，搞乱了政策。因此，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必须分清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政策是非，全面地、正确地贯彻和落实党的侨务政策。
华主席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指出：“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我们遵照这个方针，一定要进一步扩大华侨的爱国团结面。
我们要动员广大侨眷、归侨和有外籍亲属的我国公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各条战线上同广大人民一道为贯彻执行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八项战斗任务而奋斗。
我们要对侨眷、归侨一视同仁，不能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认真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几年来因“海外关系”问题而受审查、迫害的人，都应该尽快按照党的政策作出正确的结论，所有诬蔑不实之词，均应推倒。
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解决双重国籍的政策。我们鼓励华侨根据自愿原则，选择所在国的国籍，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同当地人民一道为所在国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文化繁荣作出贡献。他们虽然不再是中国公民，但仍然是我们的亲戚，彼此同样可以亲密往来。他们在我国的亲属仍然是我国公民的一部分，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和其他待遇同侨眷一样，有关国内侨务政策的精神，对他们完全适用。
我们要求华侨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尊重所在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学习所在国的语言，并且为发展所在国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为促进所在国人民同我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两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起积极的作用。我们要求华侨警惕大国沙文主义思想，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和努力实行毛主席的教导：“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们也希望华侨所在国尊重华侨的正当权益以及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
对于华侨、侨眷、归侨出入国探亲，对于中国血统的外籍人到我国探亲、旅游以及有外籍亲属的中国公民出国同亲人团聚，我们要给予方便，简化出入境审批手续，并且对入境的人热情接待，提高服务质量。对华侨愿回来为祖国建设事业服务的，要求回来定居、投靠亲属的，应予欢迎并给予妥善安排。对华侨学生要求回国升学的，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设立华侨学生补习学校，高等学校也要酌情招收华侨学生。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扩大华侨的爱国团结，为加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巩固祖国无产阶级专政，为建设一个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
——摘自1978年1月4日一期（第10771号）《人民日报》第三版